曹永洁
（潍坊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封建的社会、政治秩序被打破，传统的思想、道德伦理也因西方近代思想的冲击而趋于瓦解，随着近代启蒙思想家对西方思想的介绍和移植，素来具有多维价值观的日本民族，迅速引进了西方的文化、风物、制度以及思想，使整个日本社会掀起了极度欧化的风潮。明治新政府的“文明开化”口号为西方文明的植入提供了政策上的有力支持，公布于1868年3月的《五条誓文》声称日本要“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为新政府的文化政策定下了开明、进步的基调，并以此展开对旧的意识形态——佛、神、儒的批判，诸如“废佛毁释”运动，推行新学制，关闭实行儒学教育的私塾、“寺子屋”、“藩校”等举措，都是一拥而入西方思想剧烈冲击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产物。而这种短时间内东西文化的交错，不同观念、规范的碰撞，使国民道德陷于混乱，带来不少社会弊端，出现“道德颓废”“世风日下”的倾向。这种道德失序现象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忧虑，对往日安定有序社会的怀念使他们做出了呼唤儒家道德回归的努力，
自1868年的《五条誓文》规定了“开国进取”这一明治国家的基本精神以来，日本便开启了倾国学习西方的模式，启蒙思想家们也致力于介绍和移植外来思想，大力批判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之支柱的儒家思想。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期间，曾被江户幕府视为“官学”的儒学也并没有土崩瓦解，不但在民间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也未能摆脱儒学根深蒂固的影响。
以启蒙思想家西周为例。毋庸置疑，在他的思想中贯穿着强烈否定封建制度和旧的意识形态、强调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构建近代社会的理念。但西周作为一名自幼接受严格正统的儒学训练的学者，他的知识脉络中也渗透着儒学的精华。他幼时便读《孝经》《四书》，十二岁进入藩学“养老馆”修习儒家经典，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养老馆之学出于山崎闇斋，因此，西周在接触徂徕学之前一直是一个正统的朱子学者。儒家伦理对他的影响是难以抹去的。他在《论幸福在性灵与形骸上之结合》中指出即使得到了健康、知识、财富之三宝，“但缺少心安，终日为龌龊所驱使”，亦无法得到幸福，只有“从心底不愧于天、不愧于地、不愧屋漏，心中丝毫无愧”，才能算得幸福。可见，在他的这种功利主义思想的深处依然是“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的儒家伦理在起作用。
“明治初年，通常人人皆有汉学素养。”[1]，汉学仍然是民间教育的主要学问内容。在1872年政府颁布取法西洋的近代学制以前，幕末成名的著名儒者纷纷开设私塾教授儒学。《斯文六十年史》中记载：“明治三年大学废，四年藩学废，故世之欲修汉学者，除入私塾以外别无他途。于是儒者之开私塾者颇多，呈一时之盛。”[2]如东京的安井塾、盐谷塾、林塾、河田塾、重野塾、二松塾等等，在当时的文明开化政策下，虽然不及政府大力扶植的庆应义塾、同人社、共立学社等洋学塾兴盛，但也塾生众多，成为与官办学校并立的民间教育机构。汉学私塾所教授的内容一般多为讲授“四书五经”，并指导吟诗、作文、习字等。塾生多为旧藩士的子弟，多存儒家的经世之志，欲报国家，他们中先入汉学，后入洋学者也大有人在，因此汉学塾所学便成为一种文化修养或者洋学的知识储备，这是日本“文明开化”景象后的另外一面，为日后儒学的回归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另外，即使是在新学制下的洋学学校，儒学依然没有销声匿迹。学制颁布后，文部省根据其教育理念，编纂、翻译了一批新式教科书，但也并未剥夺编辑、出版民间教科书的资格，学校对教科书的选择也相当自由，《孝经》《论语》《孟子》《小学》等仍被作为初级阶段教育的教材。1873年，为了解决教科书不足的问题，文部省下令编纂了《和语阴骘录》、《劝孝迩言》和《修身谈》三本修身著作，内容都是选取中国儒家古典中具有训诫意义的语句，如《劝孝迩言》选自室鸠巢所作日译本的《六谕衍义大意》中的“孝道”部分，加以浅显易懂的阐释，作为幼童的启蒙与训导。由此看来，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教育也是以传统的人伦精神为基础的。
儒学在引进洋学中所起到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为西方概念的理解和普及提供语言的载体，在为西方文化的一些名词寻找、创制合适的对应译词时，也依然离不开中国儒家典籍。例如把“E th i c s”一词译为“伦理学”，即是借鉴《礼·乐记》中的“通于伦理”，以及《近思录》中的“正伦理”。再如把“M e t a p h y si c s”译为“形而上学”，乃是语出《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应该说儒学之于“文明开化”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一种承载新概念的语言外壳，更是提供了思想载体和消化方式，这对于位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来说，也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随着“文明开化”向西方文化、制度以及思想精神方面的推进，东西文化的冲突也表现在更深层次上，尤其是在敏感的伦理道德领域，表现最为突出。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功利主义、快乐说等西方伦理学说的传入，颠覆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对国民精神的预设，使人陷入无所适从的迷茫，随之而来的社会无序以及“道德沦丧”现象使一部分儒学素养较深的知识分子和官僚发出了向传统道德回归的呼声。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天皇亲信、保守派官僚元田永孚和“明六社”成员西村茂树。
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以要求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中心的自由民权思想在先进的士族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国民中有了极大发展，对学生和青年人的影响也极大，明治政府不得不正视过度西化带给天皇制度的威胁和冲击。在这种情势下，元田永孚于1879年以天皇名义发表了《教学大旨》：“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究智识才艺，以尽人道。此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上下一般之教也。然晚近专尚智识才艺，驰于文明开化之末。破品行、伤风俗者不在少数。”[3]指出世人只重视智识才艺，热衷于“文明开化”，虽暂时的吸收了西洋文化的优点，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却把“忠孝仁义”这等大事次又次之，导致品德恶化，风俗紊乱，长此以往将使人忘却“君臣父子的大义”。在他看来，对忠孝仁义思想的轻视是道德败坏的根源，因此滋生自由民权的思想。为了淳化风俗，他提议复兴儒教作为国教，以“忠孝仁义”之道作为精神基础，把洋学的吸收仅限定在“才艺之学”的范围，如此作为伤风败俗之产物的自由民权运动也便可以矫正过来。最后，他提出：“仁义忠孝之心人皆有之。然若不从其幼小始，培养其脑髓、感觉，使其他事物先入为主，其后便无可奈何。”[3]因此他要求小学以后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照片，使国民自幼耳濡目染这些有德者的事迹，从内心体会感觉忠孝之大义，以便“后来养成忠孝之性”。[3]
对于元田永孚的提案，以内务卿大臣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开明派官僚，提出反提案，这就是由井上毅起草的《教育议》。文中对元田永孚对文明开化政策的批判进行了反驳，认为所谓风俗紊乱是明治维新变革的副产品，由多种因素促成，不能全部归于文教政策的失败。相反，文教政策只是作为纠正风俗的重要手段，而非引起紊乱的原因，它不能迅速奏效，是因为学制制定以来时日尚浅，不能因此而目光短浅地放弃“文明开化”的基本国策，退回“旧时之陋习”。至于制定“国教”，在伊藤看来也不是政府可以随便管制的事。对此，元田永孚随后写就《教育议附议》进行反驳。他说，虽然伊藤举出了风俗紊乱的诸多原因，但“忽视仁义忠孝”才是根本原因，因此“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才是矫正风俗的根本。而阐明“忠孝仁义”的教材，无外乎四书五经，此外再加上国书中关于伦理的部分，以及选择洋书中一些品行性理较为妥当的部分也就足够了。他认为正是因为现行的文教政策收效不快，所以考虑到教育效果的重要性，才有必要改订教育方针。另外，他还用“天皇主义”来反驳“国教不能由政府统制”的观点，天皇具有“为君为师的天职”，况且国教并不是重新建立，而是“敬承祖训，而阐明之”罢了。敬承天祖的诚心，加上儒教就是国教的实际内容，所以国教不过是复古而已，国民是否信奉这种国教，要看天皇和阁臣是否对它深信不疑。他这样搬出了天皇主义，伊藤也只好保持了沉默。“作为复古主义而重新出现的天皇主义，对于维护明治维新所企图的绝对主义政权来说，正是一个恰好的思想体系。”[4]元田利用这个机会修改了以前的教育法，复活了儒教主义，使儒家道德再次走向正统化。
1885年，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开明派再次掌握文教政策的主导权，森有礼作为文部大臣，继续推行欧化主义政策，主张“在现代提倡孔孟之教是迂腐的”[4]，但是他不再以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为理由来批判儒教主义，批判点只是放在质疑儒教对于加强天皇制的效果上。在这一时期，与森有礼同为“明六社”成员的西村茂树成为宣扬儒教主义的代表人物。
西村茂树的思想跟同期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即早期宣传西方近代思想，后期宣扬儒教。他早期的思想虽然不及福泽、西周等人个性鲜明，但也基本是宣传文明开化，主张自由平等，肯定自由民权运动的。但比起“殖产兴业”的大计来，他一直以来更关心和重视道德的建设。据他的《往事录》记载，1872年的《学制》颁布之初，他身为布衣，就已经忧虑现行文教政策不重视修身道德的弊端，后来入职文部，面对一边倒的开化风潮，常以“维持国民之道德”为己任，与回国的森有礼一起以“一谋学问之高进，一立道德之模范”[5]为初衷，联络各位同人，创立了“明六社”。但明六社成员多以宣传洋学为主，而西村则更倾心“孔孟之道”。他在《明六杂志》发表的《修身治国非二途论》中说：“大学之书，说修身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顺序；
孟子亦言天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其他以修身为治国之本者不胜枚举。我邦之人，尊崇孔孟之道时，亦能恪守此言，以为欲治国者，必当修其身。……维新以来，学问之风一变，孔孟之道既衰，西国理学未入，其状宛若日已没而月未升时。由是世之趋于功利之徒，以孔孟之道为迂阔，不务修身诚意之学，更有其身虽在众人之上而其品行却在众人之下者，岂不令人慨叹之至哉？”[6]
1880年，西村茂树编写了《小学修身训》和《小学修身书》，旨在从小培养起国民尊崇天皇的意识和感情。政府于同年颁布《改正教育令》，把修身课作为学校教授科目的重点，旨在加强“忠君爱国”的国民道德教育，使儒家伦理进入近代学校教育的领域。1881年，政府颁布《小学校教则纲领》和《小学教员心得》，规定学校课程以加强学生的忠孝爱国之心为首要，教员要负责向学生灌输忠孝大义和尊皇思想。政府紧接着以天皇敕谕的形式，颁布了元田永孚等编写的《幼学纲要》，举出了“忠孝仁义”等二十多条儒家伦理道德，强调“忠孝为人伦大义之首”，在童蒙时期就应及时灌输五伦之教，形成忠君爱国的思想。1887年西村茂树出版了著名的《日本道德论》，其要点是：为了“保持本国之独立，发扬国威于外国”，以及加强对内的统一，即加强天皇制绝对主义，“除了发扬智仁勇，即道德之外别无他法”。[6]他认为西方哲学乃以功利为主之学，可谓利己主义之学，且无视君主、父母，不能满足日本人的伦理道德需求。而“儒教与之不同，三百年来塑造了日本上流社会之品行，以五伦为主眼，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就现世之事而言，可谓网罗天下之教法。”况且儒教乃是“忠孝之教”，对于“护万世一系之天位，正君臣之分，淳化国民之风，非其他诸教所能及。因此等道理，今日以儒道为本邦道德之基础，远胜以西方哲学为之。”[7]但西村同时也认为，仅仅以儒道作为日本新道德的基础尚显不足，又因西方哲学“研究精密，学理微妙”，因此他在《日本道德论》中调入了功利主义等诸多近代西方思想的内容，体现出一定的合理性、近代性和进步性，但这些都是为“忠孝之教”的儒教主义这一核心服务的，只不过为儒教主义披上了近代化的外衣。1890年，政府以天皇敕谕的形式公布《教育敕语》：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已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冀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也。”[3]
很明显，这是用儒教主义话语确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明治政府籍此“将臣民对藩主的‘忠’置换为对于天皇的‘忠’，且一并配给了所谓的‘四民平等’，完成这个转换的正是《教育救语》。”[8]至此，“灭私奉公”“忠君爱国”的近代国民道德初步建立起来。
作为后发国家的近代日本，为了摆脱西方的入侵，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发展，在初期不得不放弃攘夷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喊出“文明开化”的口号，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模仿西方近代化的道路，在亚洲率先形成了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但是，“对后进国家而言，民族主义是推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力量，反过来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又会催生新的民族主义。”[9]在西方文明一拥而入，欧化主义大行其道的明治10年代末期，以谋求不平等条约的修改为契机，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蔓延起来，对民族的、本土文化的强调成为抵制极端欧化主义的理论依据。在思想方面，为数百年幕藩封建意识形态提供保障的儒家伦理思想，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思想传统，这一时期作为重建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而重新回归到正统思想的地位。日本一向把儒家视为宗教，称之为“儒教”，经过日本本土化的“灭私奉公”“忠君爱国”的儒教伦理的回归，可视为日本民族主义重新高涨的标志。它一方面抑制了极端欧化主义在日本的泛滥，另一方面也催生出了国粹主义思潮，为日本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最终形成准备了必需的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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