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森 丁 伊
近代以来，在东亚历史进程中，日本扮演了复杂而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发动侵略的军国主义行径，还是战败后改头换面的“贸易立国”路线，其经济、安全、外交政策对于地区发展和稳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对外安全合作政策一直局限在美日同盟之中，但近年来，日本的安保战略出现了引人关注的大胆转型，①王森、丁伊：《日本推动与菲律宾安全合作的动力（2011-2021）》，《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1期，第50页。开始积极推动与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不断深化安全关系。
菲律宾位于亚洲南缘海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处于西太平洋的连锁战略岛屿的要冲，是通往南洋群岛及印度洋的要道。②陈鸿瑜：《菲律宾政治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49页。麦克阿瑟就曾说过：“菲律宾是全世界最好的群岛。它的战略性位置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不能与之相比的。”③转引自朱新山：《菲律宾海洋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菲律宾既是美国的盟友，又是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当事国，长期以来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形势的变化，使得日本作为重要安全合作伙伴的地位不断浮现出来，特别是日菲之间海上安全关系的发展态势，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领域。
日菲关系渊源颇深，1853年和1854年日本与美国的海上接触与失败，使日本人认识到是海军而不是陆军关系到日本的未来命运。此后，日本的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④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日本不断向南洋地区拓展的地缘战略视野与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最终在1942年至1945年间用武力方式占领了菲律宾。战后初期，日菲两国一度断绝关系，但随着冷战的开启和两极格局的形成，两国在美国的影响下逐渐恢复关系。相当长时间内，日本视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为其经济外交的重要舞台，意图将其在侵略时代所推行的地缘征服转换成“雁阵模式”的经济领导。⑤王森、丁伊：《日本推动与菲律宾安全合作的动力（2011-2021）》，《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1期，第51页。
冷战结束后，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经济关系转变为经济中心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阶段”，⑥阳阳、李宏伟：《冷战后日菲关系的演变：从经济伙伴到“准同盟”》，《南海学刊》，2018年第1期，第48页。这一时期，两国在扩大和加深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密切国家关系。2006年两国决定建立“近邻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两国确定“培育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与东南亚的合作虽然起步较早，但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内，还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安全方面虽有涉及，但局限在民事合作上，⑦杨光海：《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新动向及新特点》，《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5期，第104页。且仅限于打击海盗、航运交通、救灾、维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⑧Rizal Sukma and Yoshihide Soeya,eds.,Beyond 2015: ASEAN-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Democracy,Peace and Prosperity in Southeast Asia,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13,http://www.jcie.org/japan/j/pdf/pub/ publst/1451/ful1% 20report.pdf.pp.222-223.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日菲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以海洋领域为切入点，日本开始在军事安全领域跃跃欲试，积极推动日菲安全合作深化发展。
目前，国内有关日菲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日菲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①朱海燕：《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4-136页。日本对菲经济外交的演进、路径及效果，②白如纯：《安倍政府对菲律宾援助外交：方针、路径及评估》，《现代日本经济》，2019年第5期，第25-33页。围绕南海争端及相关海洋权益争夺中的双边互动与协调，③张晓华：《从近年来日菲关系的发展看日本南海政策调整》，《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年第4期，第8-66页。从软实力角度考察日本对菲外交政策④曹云华主编：《远亲与近邻——中美日印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0-157页。等。其中有些内容也会涉及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也有学者围绕日菲安全合作的动力因素进行了探讨。不过，总体来看，有关日菲海上安全合作的国内研究并不多见，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美菲关系的显著重要性一定程度遮蔽了日本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跟长期以来日本在东南亚的外交活动多以经济为主要内容有关。⑤王森、丁伊：《日本推动与菲律宾安全合作的动力（2011-2021）》，《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1期，第50-63页。
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战略伙伴关系是如何对日本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发挥引领作用的，主要维度有哪些？双方合作的效应如何？未来的限度在哪里？本文尝试将主要研究时段放在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的十年间，对于深化日菲关系的有关研究，跟进日本与菲律宾的外交及安全战略，及时做好政策应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安全合作具有明显的军事和技术特性，在这一领域，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优势显著，也在实际上扮演着主动推动的角色，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日本，当然也会平衡考察菲律宾的情况。
2011年日本与菲律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特别是安全合作逐渐加速。日本作为主导双方安全合作的国家，其外交和安保战略的转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13年12月，重新掌权不到一年的安倍晋三，主导日本发布了二战后第一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取代《国家防卫计划大纲》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最高文件，这是日本战后外交和安保政策转型的重要标志。⑥吕耀东：《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阈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第21页。《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为了克服国家安全挑战，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日本需要扩大和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⑦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Japan,“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ov.18,2013,https://japan.kan-tei.go.jp/96_abe/documents/2013/icsFiles/afieldfile/2013/12/18/NSS.pdf,p.14.长期以来，日本的安全合作主要集中于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对美外交和安保政策，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出台，体现了日本外交政策在保持日美同盟为主轴的基础上，谋求安全关系多元化发展的意图。日本主要是从以下六个维度推动与菲律宾的全方位海上安全合作：
（一）推动伙伴关系升级,加强高层战略引领
日菲安全合作也得益于双方伙伴关系的升级，其深化始自野田佳彦政府时期，安倍政府时期则以更为激进的力度予以推进。
2011年9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举行会谈，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关系已经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这次双边关系的升级，也使得日本一度成为除美国以外，菲律宾仅有的另一个战略伙伴。这份文件揭示了两国正寻求通过政治和军事互动以及在海事领域的合作来加强双边安全关系。①Wallace,C.J,“Japan’s strategic pivot south: Diversifying the dual hedg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3,No.3,2013,pp.488-490.野田佳彦表示，“日本与菲律宾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希望双方能在区域合作的框架内密切合作”，阿基诺则强调，“希望双方在海上安全保障和防卫方面全面加强合作”。②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Philippines Joint Statement on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Connected by Special Bonds of Friendship”,Sep 27,2011,https://www.mofa.go.jp/announce/pm/noda/joint_statement110927.html.
过去10年来，以“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为顶层推动，日菲关系不断升温，日菲两国领导人间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安倍晋三在2012年上任的头两年里，7次与阿基诺会面。阿基诺执政期间，6次出访日本。③Bjørn Elias Mikalsen Grønning,“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The Pacific Review, Vol.31,No.4,2018,pp.533-552.2013年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菲，安全合作是他与菲律宾总统及外长会谈的重要内容，日菲安全合作由此开启了跳跃式发展进程。同年7月，二次组阁的安倍晋三访问菲律宾，此访是日本首相时隔近7年来首次访菲，④2006年12月，也是安倍晋三在首次担任首相期间对菲律宾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双方重点推进日菲防卫合作，确定未来发展的基调和方向。
2015年菲律宾国防部长、总统相继访日，特别是在2015年6月，日菲首脑会谈达成并签署了《关于为促进地区及其超越和平、安全及发展的共同理念和目标而强化战略伙伴关系的日本—菲律宾共同宣言》和《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宣称日菲关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日益重要，两国会谈不仅涉及了南海问题、朝鲜问题等热点议题，还宣布为达成双边武器贸易协议开启谈判。⑤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Philippines Joint Declaration:A Sstrengthened Strategic Ppartnership for Advancing the Shared Principles and Goals of Peace,Security,and Growth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June 4,2015,https://www.mofa.go.jp/s_sa/sea2/ph/page4e_000280.html.日本天皇于 2016年访问菲律宾。同年10月，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访日，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强化战略伙伴关系，安倍表示会支持菲律宾海军建设。2017年1月安倍回访菲律宾，从2017年到2019年杜特尔特3次赴日访问。2020年至今，如果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两国首脑互访还将继续增加。安倍执政时期将当前日菲战略伙伴关系定义为“黄金时代”①《日菲外长在马尼拉举行会谈》，日本共同网，2022年6月29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06/e644855f28ab.html?phrase=%E6%97%A5%20%E8%8F%B2&words=%E6%97%A5,%E8%8F%B2。（这一评价也被岸田文雄内阁继承）；
杜特尔特也对安倍的对菲政策报以积极回应，称“日本是比兄弟还要密切的朋友”。②フィリピン訪問』、首相官邸，2017年1月12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actions/2017/01/12philippines.html。除了双边互访之外，两国领导人还借助东亚峰会、“东盟+3”、“东盟+1”等多边机制举行双边会谈，展示相互间的信任与良好互动关系。
通过积极互访与会晤，两国领导人成功构筑了个人及工作关系，频繁的会晤既是日菲关系稳定发展的象征，也为安全合作稳步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③朱海燕：《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5-126页。杜特尔特继任总统后，基本沿着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被推向高峰的日菲防卫安保合作基调继续发展，未出现重大波折。
（二）不断完善各层次安全合作机制
在首脑外交的引领下，日菲官方各级别的往来也日益活络，多层次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2011年9月，日菲两国举行了有关亚洲海洋安全问题的首次副司局级磋商，成为双方安全合作机制升级的先声。同年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宣布自2012年开始，日菲两国将把副部长级双边政策磋商升级为战略对话。④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Philippines Joint Statement on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Connected by Special Bonds of Friendship”,Sep 27,2011,https://www.mofa.go.jp/announce/pm/noda/joint_statement110927.html.与此同时，日本和菲律宾还建立了定期国防部长和副部长政策对话，以及海事安全和海洋事务工作级别对话，将海上安全和海军合作列入议程。⑤Bjørn Elias Mikalsen Grønning,“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The Pacific Review,Vol.31,No.4,2018,p.536.在日菲关系中，以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部长级交流也配合首脑会晤的节奏，出现了较高的频率。在安倍晋三2012年重新上任的头两年里，日本外相、防卫大臣和菲律宾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会见了7次。此外，日菲还利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京防务会议及安倍倡议成立的“日本—东盟防长圆桌会议”等多边机制进行双边交流。
2022年4月9日，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防务大臣岸信夫，与菲律宾外长洛欣、防长洛伦扎纳，在东京启动了两国首次外交安全“2+2”会谈。双方强调，创设“2+2”会谈是为两国未来十年开展合作奠定基础的合适举措，是在长期性挑战和新挑战并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推进双边安全和防务合作的“关键工具”，两国将致力于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强化战略伙伴关系。①孟晓旭：《日菲首次2+2会谈的目标与推手》，《世界知识》，2022年第10期，第24-25页。这使得菲律宾成为第九个与日本设置部长级“2+2”的国家，也是继印度尼西亚之后的第二个东南亚国家。日本成为继美国后，菲律宾的第二个“2+2”会谈国。近年来，日菲在安全保障和海上领域的合作机制不断深化，制度性框架日益完善，为推动日菲战略政策的落实起到了重要的渠道作用。
（三）协调在南海政策上的外交与军事行动
在2011年“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日菲就表达了对南海的共同关注，声称“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在航行自由、和平解决纷争等方面遵守国际准则将对整个地区有所裨益”。在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打着所谓“尊重国际法”“反对海上胁迫”的旗号，在国际场合给予菲律宾外交声援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军事支持。
经历了2012年中菲“黄岩岛”事件，南海局势迅速复杂化。特别是从2013年1月菲律宾就中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交强制仲裁，到2016年7月仲裁庭宣布裁决结果，这期间作为南海域外国家，日本对仲裁的关注堪称“爆发性”。②谢茜、张军平：《日菲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与中国的应对》，《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3期，第96页。安倍晋三2014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了所谓的“海上法治三原则”③第一，各国应根据国际法提出和澄清其主张；
第二，各国在试图推动其主张时不得使用武力或胁迫；
第三，各国应寻求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The 13th IISS Asian Security Summit-The Shangri-La Dialogue-Keynote Address by Shinzo ABE”,Prime Minister,Japan,May 30,201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https://www.mofa.go.jp/fp/nsp/page4e_000086.html.。在2016年7月举行的亚欧会议、东盟外长会议上，日菲领导人就“南海仲裁案”协调政策立场、对华施压，并就日方增加对菲援助以尽快提升菲律宾海上执法能力达成共识。
尽管自杜特尔特上台以来，菲律宾有意调整对华政策，降低南海争端的烈度。但是日菲两国依然保持了对南海政策的沟通和协调。2021年5月，短暂执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提出所谓“反对中国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说法，④王森、丁伊：《日本推动与菲律宾安全合作的动力（2011-2021）》，《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1期，第62页。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等近来中方动向传递“严重关切”。⑤刘程辉：《日菲领导人通话，菅义伟又“关切”起中国海洋活动》，观察者网，2021年5月20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5_20_591435.shtml。11月，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杜特尔特通话重申了日本对菲律宾立场的支持。2022年4月首次日菲“2+2”会谈上，双方在印太安全和海洋秩序上达成了如下共识：不允许在印太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接受任何通过武力单方面对国际承认的边界作出的改变；
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形势，强烈反对加剧局势紧张的行为，强调东海、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承诺；
在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基于规则”解决冲突；
强调维护和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的重要性。①孟晓旭：《日菲首次2+2会谈的目标与推手》，《世界知识》，2022年第10期，第24-25页。
对菲律宾的支持只是日本在南海地区更大的战略野心的一部分。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期，为了增加其外交的实质性影响，日本就考虑通过派遣海上自卫队船只前往南海，参与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②Bjørn Elias Mikalsen Grønning,“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The Pacific Review,Vol.31,No.4,2018,p.537.近年来，在安倍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活动愈加活跃，从2015年开始，继日本潜艇访问菲律宾苏比克基地之后，“伊势”号、“出云”号等日本军舰也多次进入南海，到访菲律宾等国基地，进行所谓巡航活动。2017年5月，日本部署“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在南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航访问，这是二战以来日本在该地区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是日本自卫队史乃至防卫政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③吴怀中：《当代日本安全政策：激进修正还是渐进转变》，《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第51、54-55页。
自2020年以来，日本继续在南海地区增加其军事存在。比如，2020年10月，作为日本海上自卫队“2020年印太部署”计划的一部分，日本出动了“出云”级直升机航母、“苍龙”级潜艇等舰艇，在南海开展反潜作战演练。④王森、丁伊：《日本推动与菲律宾安全合作的动力（2011-2021）》，《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1期，第62-63页。据日本《读卖新闻》2022年初报道，从2021年3月开始，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已经多次在南海航行。尽管日媒声称，这些航行均未进入中国领海，但此举的目的明显在于牵制中国，这一系列动作可称为日本版“航行自由行动”。⑤《日报披露：日本在南海搞“航行自由行动”》，参考消息网，2022年1月12日，http://m.cankaoxiaoxi.com/china/20220112/2465768.shtml。近年来日本的动作已经赤裸裸地表明，日本海上力量在南海的存在已经呈现“常态化”。
（四）通过“战略性使用ODA”支持菲律宾加强海上力量建设
日本针对东盟国家发展水平较低、海上执法及军事力量较弱的现实，把“支持海上安全能力建设”作为“一项关键性的政策重点”。⑥杨光海：《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新动向及新特点》，《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5期，第104页。为支持菲律宾等国的海上安全力量建设，“战略性使用ODA（政府开放援助）”成为重要手段。
二战后，日本以1954年加入“科伦坡计划”作为其ODA事业的起点，通过积极的经济合作、开发援助，重返国际社会，实现了战后复兴。在崛起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与援助大国后，日本以ODA为重要外交手段，拓展国际空间，增加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①金莹：《日本ODA战略外宣策略分析》，《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6期，第60-65页。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安倍政府二次执政以来，日本不断推进ODA改革,突破了其原有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属性，②陈小鼎、王翠梅：《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当代亚太》，2021年第1期，第79-82页。增强了ODA服务国家安保战略和外交战略的功能。
日本在本世纪初启动了一项ODA项目，以增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能力。③JICA,“the Japan coast guard and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 holds seminar and joint exercise on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2006,https://www.jica.go.jp/philippine/english/office/topics/news/whats27.html.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前，这些努力只包括非常有限的警卫队培训、提供小型巡逻艇，以及为加强警卫队通信提供6.09亿日元的援助赠款等。2013年10月，安倍提出日本要推进“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同年1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指导理念，并据此提出，日本今后将“积极、灵活、战略性使用”ODA，以此为契机，日本开始大幅增加对菲律宾的海上能力建设的支持。2013年12月，日本和菲律宾签署了一项190亿日元的软贷款协议。2014年3月，日本承诺向菲律宾提供11.52亿日元，以提高菲海岸警卫队通信能力。④Embassy of Japan in the Philippines,“Japan commits PHP3.041 billion for three grant aid projects”,2014,http://www.ph.emb-japan.go.jp/;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Signing of Japanese ODA loan agreement with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Contributing to maritime safety capability improvement of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 (PCG)”,2013,http://www.jica.go.jp/.2014年4月，安倍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废弃了原有的（1967年）全面禁止武器出口的“三原则”，有条件地允许日本对外出口武器、国防装备和军事技术。这一调整使日菲两国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充实军事技术合作的行为合法化。⑤王森、刘美武：《日本和越南安全关系的变化》，《战略决策研究》，2020年第1期，第96页。2015年2月，日本发布修订后的《开发合作大纲》，解除了对向外国军队提供援助的禁令。⑥Cabinet of Japan,“Cabinet decision on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February 10,2015,https://www.mofa.go.jp/files/000067701.pdf.其中写明，如果具有军事性质的援助被对象国用于“旨在改善民众生活和非军事行动的开发合作”，日本将考虑并实施援助。⑦卢昊：《突破ODA禁区，日本将向菲提供自卫队装备》，《世界知识》，2019年第21期，第28-29页。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与修改后的《开发合作大纲》共同构成了日本新的武器出口体制，日本可以将其基于ODA的能力建设努力扩展到军事领域。换句话说，这在法律上允许日本通过援助加强菲律宾的军事能力。
2016年双方签署《日菲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的协定》，日本向菲律宾无偿提供TC90教练机、小型快艇以及10艘巡逻船和2艘大型巡逻船等安保装备，帮助菲律宾训练飞行员。2016年8月，日本首次向菲律宾交付承诺援助的巡逻船。2017年3月，日本将两架TC-90教练机交付菲律宾。2017年5月，日本出台《自卫队法》修订案，允许自卫队将旧装备低价乃至无偿转让给其他国家，进一步降低了自卫队装备转移的“法制门槛”。2017 年8月，日菲签署协议，日本无偿向菲律宾提供UH-1H 型号的直升机零部件，2019年3月该协议付诸实施。2021年5月，日本共同社披露，日本已经开始向菲律宾军方提供日本自卫队采用的救生设备，这也是日本政府通过ODA计划首次向外国军队提供日本自卫队使用的装备，堪称突破禁区。据日本防卫省称，最新的交易涉及总计1.2亿日元（合110万美元），用于交付包括手提钻、声纳和发动机切割机等救援工具。经过了多年发展与积累，目前菲律宾是日本主要的ODA对象，日本则是菲律宾最大的ODA提供国。①白如纯：《安倍政府对菲律宾援助外交：方针、路径及评估》，《现代日本经济》，2019年第5期，第25-33页。
（五）推动军舰“战略性停靠”和联合军事演习
军舰访问也是日菲双边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和军事合作不断深化的信号作用。2011年的日菲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出了一项协议，旨在“促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包括高级海军军官互访和访问海军港口。②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Philippines Joint Statement on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Connected by Special Bonds of Friendship”,Sep 27,2011,https://www.mofa.go.jp/announce/pm/noda/joint_statement110927.html.自此以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菲律宾海军开始重视军事互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2016年，日本海自的两艘驱逐舰和一艘潜艇停靠了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③Johnson,J.,“Japanese submarine,destroyers arrive in Philippines for port call near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waters”,Japan Times,April 3,2016,http://www.japantimes.co.jp/.这一特定的港口停靠被解读为对菲律宾与中国的领土对峙的军事外交支持。海上自卫队的官员解释说，这次访问是为了“应对附近海域最近的事态发展”。④Sasaki,M.,“Maritime SDF destroyers visit port in Vietnam for 1st time”,Asahi.April 12,2016,http://www.asahi.com/.2017年6月，日本直升机航母“出云”号“战略性停靠”苏比克港，杜特尔特成为第一位登上该舰的外国政府首脑，并称“日本是一直帮助菲律宾的值得信赖的朋友，今后愿意继续深化与日本的安全关系”；
⑤Ministry of Defence of Japan,“The Visit of H.E.His Excellency Mr.Rodrigo R.Duterte,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to the JMSDF Escort Ship ‘IZUMO’ ”,June 4,2017,http://www.mod.go.jp/e/press/release/2017/06/04b.pdf#search=%27President+Duterte+boarded+%E2%80%9CIzumo%E2%80%9D%27.之后日本“加贺号”2018年9月“战略性停靠”苏比克港时，杜特尔特再次登临。通过海上自卫队舰船在海外停靠目的地以推进防卫交流的所谓“战略性停靠”，已经成为日本政府推动对外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渠道之一。
除了军舰“战略性停靠”以外，开展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更大，在双边安全合作发展中更具实质性作用。2012年，日本防卫省和菲律宾国防部发表了《关于防务合作与交流的意向书》，2015年升级为《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双边军事合作议程中增加了联合军事演习的内容。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两国立即进行了具有突破性的两次联合演习。2015年5月6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马尼拉湾举行主题为“反海盗”的海岸警卫队联合演习，这是日菲两国自2011年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以来举行的首次联合演习。同月12日，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在南海争议海域附近举行两国首次联合海军演习。菲律宾派出一艘巡逻舰，日本派出驱逐舰“春雨”号和“天雾”号以及反潜侦察机P-3C参加演习。
2015年至今，日菲已举行近10次联合军事演习，10余次亲善训练。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5月，来自美印日菲四国的6艘军舰在南海海域编队航行，期间还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测试、人员换乘等科目的联合演习。这标志着日菲双边安全合作逐渐向多边化发展。
（六）扩展和充实安全合作的内涵
经过了10年的发展，日菲安全合作的内容与形式越来越全面、丰富，实质性内容也逐渐增多。近年来，日本和东盟国家正在酝酿建立共享网络攻击情报的联络机制。①《日本东盟将共享网络战情报：东盟一旦遭黑客攻击 日本马上知晓》，参考消息网，2018年11月12日，http://m.ckxx.net/junshi/p/131310.html。日菲海警也在探索合作模式，主要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巡逻机帮助菲律宾训练海岸警备队，提高作业能力，菲律宾则同意向日本海上保安厅开放港湾基地，供其进行海域适应性训练。2014年，阿基诺透露，他与安倍讨论通过《驻军地位协议》（SOFA）授予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的基地特权，指出“（菲律宾）将启动所有的外交需求形成来访部队协议”。②Tokyo,“Manila eye ‘visiting forces’pact to rein in China”,Japan Times,June,2016,http://www.japantimes.co.jp/.此外，据报道，日本正准备与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沿海国家签署一项军事情报共享协议，使防务装备和外国军事行动的机密信息交换成为可能。③“Japan eager for security agreements with Philippines,Vietnam”,Nikkei Asian Review,January 15,2016,http://asia.nikkei.com/.考虑到2016年两国已达成的日本向菲律宾转让军事装备的协议，如果实施一项SOFA和一项情报共享协议将明确地把日菲关系提升为一种具有实质性和重大意义的军事关系。④Bjørn Elias Mikalsen Grønning,“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The Pacific Review, Vol.31,No.4,018,pp.540-545.
另外，在日本一直积极推动的对外军售中，菲律宾也成为了重要突破口。2020年8月28日，就在安倍晋三因“身体原因”辞职的当天，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与日方签署合同，采购日本三菱公司的四部预警雷达，以升级菲律宾空域控制系统，合同总价值1.035亿美元。①《日本获菲律宾雷达订单，首次实现防务装备出口》，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2020年9月1日，https://www.sohu.com/a/415933129_313834。这是日本多年积极向东南亚推销军火的最大收获，也是日本自2014年解除对外军售禁令后，首次出口整套防务装备。在2022年4月首次“2+2”会谈上，两国在充实安全合作内容上有了进一步的动作。双方承诺加强经济安全和网络安全合作，共同关切滥用数字和信息技术等关键和新兴技术，主张应根据共同价值观推广新兴技术，加强网络安全和弹性供应链合作，促进安全、开放和透明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两国还同意促进缔结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军事演习的《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在后勤领域相互支援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②孟晓旭：《日菲首次2+2会谈的目标与推手》，《世界知识》，2022年第10期，第24-25页。
自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日菲关系的发展特别是防务安全合作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某种“准同盟”关系。日本推动与菲律宾海上安全合作的动因至少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日本发展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的防务关系，构建涵盖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安全框架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体现了日本对东南亚战略价值的重视。第二，日本的外交与安保多元化战略，是考虑中国崛起和东亚权力转移的结果。2013年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自21世纪初以来，国际社会的权力平衡已经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改变。这一改变突出体现在当前的东亚正在经历的深刻的权力转移过程，而其大背景正是中美实力结构的质变。③余珍艳：《权力转移理论与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9页。日本推动与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海上安全关系的深化，从根本上讲是由东亚权力平衡的变化决定的。④Bjørn Elias Mikalsen Grønning,“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The Pacific Review,Vol.31,No.4,2018,p.540.第三，日本推动对菲律宾等国的安全合作也是出于对美日同盟稳定性和平衡性的考虑。第四，作为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的国家生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具备海洋属性和对海洋的战略依赖，所以日本深藏着追求海洋大国的战略冲动。⑤有关日菲安全合作的详细动力分析可以参见王森、丁伊：《日本推动与菲律宾安全合作的动力（2011-2021）》，《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1期，第50-63页。
总体来看，日菲安全关系在近十年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日本的大力推动得到了菲律宾方面的积极呼应和配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均在海上安全合作中获益，这表现在：
第一，日菲海上安全合作成功助力日本打开对外军事贸易局面。通过主动加强对菲防务安全合作，日本找到了开拓对外军事贸易的新契机。⑥王森、丁伊：《日本推动与菲律宾安全合作的动力（2011-2021）》，《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1期，第62页。2020年日本与菲律宾达成的预警雷达军售订单意义重大。2014年4月，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之前的武器出口禁令。尽管如此，围绕着武器输出等问题，日本国内对立很尖锐，以在野党和市民团体为核心的反对势力仍很强大。①于海龙：《安倍政府对东南亚外交的层次性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2期，第52页。自2014年起，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陆续竞标了一些项目，但大多无果而终。菲律宾预警雷达大单的达成标志着日本在出口整套防务装备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时至今日，除了菲律宾以外，日本的军售还没有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取得明显成效，这反而凸显了菲律宾的重要性，在今年“2+2”会谈上，日菲同意签署防空雷达出口协议及从日本采购大型巡逻船，这对于希望开拓对外军贸市场的日本来说无疑极其珍贵。
第二，日菲海上安全合作帮助日本建立对东盟国家外交的示范效应。通过加强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日本努力包装出一个可靠的安全伙伴的形象，与多年来持续推动的经济外交相辅相成，降低了东盟国家和人民对日本因历史罪行产生的厌恶和疑虑，提升了对日好感，对日本国家形象的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②王森、丁伊：《日本推动与菲律宾安全合作的动力（2011-2021）》，《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1期，第62-63页。据一项调查统计研究显示，菲律宾人最接受日本为亚洲的领导者，对美国和中国的接受程度差别不大。③曹云华：《远亲与近邻——中美日印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由此可见，凭借日菲双边合作，日本成功扩大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增强了自己作为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的话语权和存在感。加上南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东盟关系的困境，共同构成了日本借机拓展自身在南海周边政治和外交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契机。④冯悦、曹云华：《地区秩序演变中的中国—东盟关系——评“中国分裂东盟”论》，《南亚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1-16页。这对于日本追求“正常国家”和地区主导权的野心起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助力作用。
第三，日菲海上安全合作有利于菲律宾借助日本先进的技术及装备推动本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多年来，菲律宾军队特别是海空力量现代化建设进展缓慢，其关键问题在于资金短缺。⑤朱新山：《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菲律宾海权战略的困境及中国之应对》，《学术界》，2013年第7期，第36-44页。由于菲律宾国民经济总盘子较小，且面临着提高社会福利与改善基础设施的巨大压力，阿基诺三世执政时一直试图将军费开支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2%，这一目标始终很难实现。⑥朱新山：《菲律宾海洋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杜特尔特执政以来，虽然军费数据总体增加，但资金缺口问题仍然严峻，菲律宾2020年军费为37.33亿美元，占GDP开支降至1.01%。⑦数据综合自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1949-2020,April 27,2021,https://cn.knoema.com/SIPRI2020/sipri-military-expenditure-database-1949-2020。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军费开支几起几落，绝对数字震荡式地缓慢上升，面对当前世界军事装备采购价格的高企，仍显捉襟见肘。多年来，通过接受援助和购买，菲律宾陆续从日本获得了一定的装备和技术，人员也获得了培训教育，因此，日本的军事援助和技术支持对菲方来说颇为重要。
第四，日菲海上安全合作有利于菲律宾维护与拓展海洋权益。菲律宾作为一个典型的群岛国家，海洋权益对其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目前，菲律宾实力尚弱，追求海洋权力还谈不上，但仍然希望根据自身实力状况及借助多边机制，对最具战略意义的南海的海权格局积极施加影响。①关于中国、菲律宾两国的南海主张及争端的背景，可参见吴士存：《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156页；
Rodolfo C Severino,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Philippines?Debating Its National Territory,ISEAS,2010,pp.66-99。而在菲律宾战略精英眼中，日本对于其追求海洋战略目标可以发挥很大作用。菲律宾希望通过与日本建立高级别外交安全对话机制，获得更多安全支持资源，提升应对中国的海洋安全能力。有学者指出，“在菲美安全关系处于低谷之际，杜特尔特试图拉近与中国的关系，这造成了一种流行的误解，即菲律宾即将开始重新转向中国。然而，在杜特尔特寻求与北京建立新关系的同时，他也在与中国在东亚的头号对手日本建立安全伙伴关系。杜特尔特一直对菲美同盟非常不满，但他从未批评过菲日安全伙伴关系。日本是唯一一个与菲律宾保持健康和友好关系的西方国家，在杜特尔特努力与中国建立新的经济伙伴关系之际，日本将成为一股重要的制衡力量，以应对中国影响力的预期上升。”②Renato Cruz De Castro,“The Philippine perspective on the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Japan”,in Wihelm Vosse and Paul Midford,ed.,Japan’s New Security Partnership,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8,p.145.
通过研究发现，以海上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日菲安全关系在不断深化，但是其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限制因素：
第一，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推动日菲安全关系的升级面临内外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长期以来，日本发展对外安全合作关系面临着国内政治和官僚程序的限制，特别是“现行宪法仍将是约束日本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结成亲密军事攻守同盟关系的红线”。③朱海燕：《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5-136页。近年来为了使国家早日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大国，日本战略决策集团（特别是安倍执政以来）付出了大量努力，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展。有学者认为，“这些绝不是微不足道的进展，日本作为亚洲乃至其他地区政治和安全参与者的形象，无疑是在安倍的领导下得到提升的”。④Michito Tsuruoka,“Japan First Versus Global Japan”,The National Interest,January 14,2018,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apan-first-versus-global-japan-24063?page=0%2C1.但从现实来看，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安保体制仍然没能够实现根本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其政策施展仍然“束手束脚”。日本公众仍然对作为外交政策工具使用的军事力量持怀疑态度。公众对新安保法案的意见意味着，政府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治成本，超出了公众认为保卫日本及其公民的必要范围。2015年在有关新安保法案的问题上，在议会批准的最后一分钟加入了一项对行使集体自卫权决定的程序上的限制条款，这就阻止了一位激进的首相在没有广泛政治支持的情况下命令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①王森、刘美武：《日本和越南安全关系的变化》，《战略决策研究》，2020年第1期，第82-100页。另一方面，从国际格局和亚太权力格局来看，日本需要保持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实施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国的战略调整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这一关系模式既对日本积极发展对外安全关系形成了推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过度追求安全伙伴多元化的冲动。
2012年以来，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亚太安全格局很快形成“美日对华”的失衡态势。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亚太格局出现了“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交织叠加，相互作用。美国单边主义“非常规外交政策”让日本感到同盟的可靠性“空前地不确定”，美国不仅频频颁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在美日贸易不平衡、日企对美投资等问题上屡次对日施压。美国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②杨震、王森：《论美国“印太战略”面临的障碍与困境》，《国际观察》，2019年第3期，第52页。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改善，本质上是基于双方“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互利互惠为核心的双向多元合作需求”的内在驱动，但美国因素的持续发酵，无疑对中日相互走近产生了进一步的助力作用。③杨伯江，《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第3、8-16页。2018年安倍晋三访问中国，他明确提出要把日中关系由竞争转向协作，扩大在第三方合作的空间。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日本针对新一届民主党执政战略的调整，迅速做出反应，外交安保取向出现逆转，向美方快速靠拢。特别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遇刺，使得日本失去了一个有战略抱负的领导者，在一段时间内日本可能会迷失方向，日本政治是否会急速右转，以至于更加依赖美国，进而给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值得高度重视。④黄靖：《安倍之后，日本会更依赖美国?》，环球网，2022年7月20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8tTGIQA8fm。
第二，从菲律宾的角度来看，日菲安全关系的发展也受制于内外环境的约束。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印太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影响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两个主要因素。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态势正在深刻影响着该地区的安全秩序。所有东盟国家都明白，如想保持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并迫使中美为获得东盟支持展开争夺。⑤阎学通、张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菲律宾作为东盟成员国，地处世界政治的“边缘地带”，“大国平衡外交”仍是其重要的战略传统，即便是作为美国盟友，菲律宾在实施外交战略时也会在相当程度上遵循这一战略思想，利用各大国在区域的利益需要、矛盾冲突和权力追求，与各大国发展全方位外交。①王森、杨光海：《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第35-36页。2022年6月30日菲律宾新一届总统小马科斯宣誓就任。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加速演变的当前，小马科斯如何在中国、美国和东盟的大三角关系中准确把握自身的地位，正确领导菲律宾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仍有待观察，但是其基本的外交战略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震荡和摇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外交”并不是与各大国的等距离外交，而是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大国进行有侧重的合作，最终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综合安全。
一方面，作为美国的两个传统盟友，在今年“2+2”会谈上，日菲展现出了主动协调、积极深化美国“印太战略”的迹象，双方《联合声明》明言：“要加强彼此的安全能力”，“基于美国的强大存在对地区稳定的贡献，与美国加强条约联盟及与地区伙伴加强合作具有重要性”。②孟晓旭：《日菲首次2+2会谈的目标与推手》，《世界知识》，2022年第10期，第24-25页。但是，另一方面，发展中菲关系以获取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刚需仍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菲律宾外交与安全战略取向。中国周边外交以“亲诚惠容”理念为指导，有效纾解了周边紧张心态。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给相关国家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力证明“强起来”的中国将继续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外交方针政策，这将使周边国家逐渐弱化乃至消除与他国联手制华的冲动。③朱海燕：《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5-136页。
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内社会治安状况、政治运作方式也会对以利润为追求的日本企业大幅扩大在菲律宾的投资形成一定阻碍。而且菲律宾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存在根本的战略分歧，也使得两国的南海政策各有不同，④详细分析可参见李文：《日菲在南海问题上的根本战略分歧》，《人文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期，第14-20页。无法达成安全领域的事实上的同盟水平。
当今世界尽管出现短期内逆全球化的趋势，但是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现实仍然非常明显，各种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伙伴关系”成为许多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式。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⑤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8页。日菲海上安全合作一方面得益于伙伴关系的升级和推动，另一方面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意义伙伴关系的特殊内涵，其主要特点在于对中国在东亚世纪性崛起的关注和焦虑。
中国与日本存在东海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存在南海争端，这两组海洋争端一定程度上为日菲关系的走近提供了重要契机。从长远来讲，中国为太平洋、印度洋的“两洋国家”，而南海是沟通两洋的咽喉要道，菲律宾是中国在南海的“瓶颈”，日本深谙此道。①王森、刘美武：《越日“伙伴关系”发展评析：内容、动因与特征》，《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1页。日菲海上安全合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南海地区局势的稳定，对于中国的海权利益也会造成损害。但是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日菲伙伴关系和安全合作是不对等的。日本由于近代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历史，其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后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在推进与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安全合作进程时，可能会更加激进高调，但从长期来看，很难实现安全关系领域的重大突破，达到“盟友化”的可能性相对有限。
尽管如此，仍需高度警惕日本外交和安保战略发展的态势。2022年7月22日，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散播所谓“中国威胁论”，声称“中国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安全担忧”②赵觉珵、王琪、岳林炜：《中方提出严正交涉，韩方拒绝无理主张，中韩批驳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环球网，2022年7月23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8vxx2pEOC0。。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驳斥：“此次日方公开在白皮书写入将于年底前修订防卫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发展所谓‘反击能力’，令人担心日方正在背离和平主义和专守防卫的路上越走越远。”③《2022年7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年7月2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202207/t20220722_10726447.shtml。日本究竟能不能做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仍有待审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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