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兰馨
即使全球性别差距趋于改善，日本消除性别差距的进程仍然缓慢。2021 年12 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性别差距指数报告中，日本的排名跌到了第120位。女性参政人数极少是导致其排名下降的主要因素。不仅在政治领域，在其他领域中女性地位仍然较低。例如经济领域中女性管理层人数比例较低。就日本而言，性别差距没有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长期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思想与制度。因此，日本的男女性别分工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女性发展的影响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社会性别分工是当代日本社会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广泛的社会性别规范[1]，日本的现代家庭就是以社会性别分工为基础建立的。
战前的日本实行家父长制，而家父长制有着浓厚的男尊女卑色彩，体现在《明治民法》中规定夫妇同姓，以及亲子关系中，父亲是主要的亲权人，母亲只有在父亲失踪死亡离家等不能行使亲权的情况下才能行使亲权。女性地位极低，在家庭中没有实权。直至战后，日本政府仍然试图利用包含男尊女卑思想的家制度来统治国民。战后初期，日本经济低迷，失业人数增多，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醇风美俗”的家族观来治理国家。政府也提出了“男科学，女家务”的口号，号召女性回归家庭，来缓解战后初期严峻的就业形势。
但是，日本的社会性别分工绝不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诞生的，形成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社会规范[2]。20 世纪50 年代初，日本还保持着职住一体的家庭生活。自1955 年开始，随着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来到城市。大量人口的迁入推动了“团地”的建设。在一个个独立出来的住宅当中，由作为公司职员的丈夫和专业主妇的妻子组成的职工家庭的家庭形式逐渐成形了。在家庭方面，雇佣劳动导致了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的分离。随着雇佣家庭数量的迅速增加，人们普遍认识到家庭是一个私人的生活领域，并且家务劳动是完全私人并且无偿的这一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这一观念也导致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不能得到酬劳，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被大众所认可。从当时的劳动力市场来看，企业以学历和体力作为用人根据，女性劳动力被视为辅助的、短期的、低薪酬的劳动力。带有性别歧视的性别分工体系之所以能够轻易被大众接受，原因在于相比起战前由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全权管理家产等家族事务，新的夫妻双方共同合作经营家庭的家庭模式反而体现了民主和平等的思想。
20 世纪60 年代，日本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以能力主义为指导，以工作能力为指标用人。因为女性的生育原因，很难保持连续性工作，所以大量集中在较低级别的岗位，向上晋升十分困难。除此之外，企业为了正当化女性得到较低薪酬这一现象，实行结婚退职制度，即女性一旦结婚，就可以办理退休。这样女性就被理所应当地划分到只能短期工作的劳动力，企业不花精力培养或者给予较低的薪酬也有了依据。在职场的性别歧视以及男女分工的僵化思想下，大量女性不得不选择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在经济高速发展下，伴随着技术革新，需要大量劳动力，女性回归职场也是必然。即便大量已婚女性重返职场，因为长时间脱离社会，工作技能或者认知明显落后，只能从事于待遇低的兼职工作或者进行非正式就业。
其次，社会性别分工思想的确定和固化与教育息息相关。从江户时代开始普及教育到现在，女孩的上学机会相对于男孩总是受限的。战后，原则上只允许男性进入的大学开始向女孩开放。这保证了女性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但是，在设立短期大学之后，很多女性选择了进入短期大学而不是普通大学，“男生上大学，女生上短大”的教育差距就形成了。20 世纪90 年代，虽然女性就读普通大学的升学率快速上升，在1995 年超过了短期大学升学率，但男女之间的大学升学率仍有10%左右的差距。2012 年的《学校基本调查》显示女性占短期大学就读人数的88%。除此之外，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也进行了学科的性别分化，为性别分工进行了预演。学科被划分成了“男性学科”与“女性学科”。“男性学科”指社会普遍认为适合男性和男性相对大量集中的领域，例如机械、电器等理工类学科。而“女性学科”则集中于教育、护理等文科专业。例如女大学生主要集中在家政和教育专业。反映到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学科在劳动力市场上相较于男性学科处于弱势，获得的薪酬较低。
传统的性别分工意识导致日本男性极少参与到家务活动当中，在家庭生活中，日本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是极少的。全球范围内，丈夫的平均工作时间为6.3小时，而日本为7.7 小时，可以说日本的丈夫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最长。在日本，2016 年有学龄前孩子的家庭的丈夫每天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为74 分钟，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
因为家务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女性很难既顾及家务又顾及工作，导致女性陷入难以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的两难困境。日本女性的就业模式呈M 型，呈现出两次高峰，一次低谷的情况。第一次高峰出现在女性毕业时即第一次就业，低谷为女性结婚生子的年龄段，第二次高峰为女性产后再就业。但因为女性育儿期间与社会暂时脱节，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也变得落后，女性重返职场后也很难回到之前的岗位，大部分产后回归职场的女性都是属于兼职的非正式员工，就业前景和工资待遇都属于底层。而从企业出发，因为很多女性都会在婚后离开公司，企业不愿意花费精力去培养女性员工，而女性又同时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和职场晋升的天花板，导致其对工作的热情下降，形成了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性别分工制度与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互相支持，成为了“过劳死”这一社会现象的温床。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形成了专职家庭主妇的阶层。“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制度让男性在公司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以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物质生活提升带来的满足感冲淡了“过劳”的苦痛，并将其赋予了一种“崇高”的意味[3]。由此可见，性别分工制度也间接导致了“过劳死”现象。
为了改善女性就业环境，鼓励女性就业，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1985年颁布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反对职场对女性的歧视，禁止企业因为女性结婚生育等原因解雇女性员工，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权益。1991年颁布的《育儿休业法》规定男女劳动者在孩子一岁之前可以取得休业资格，公司不能以此为由解雇劳动者，且返回岗位后可计入工龄。1999 年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提出了兼顾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理念。2008 年《援助女性再就业计划》为女性再就业提供帮助，鼓励女性回归职场。
同时，安倍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女性相关的经济政策，也就是日本女性经济学。该系列政策试图挖掘女性经济潜力，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首先是政府出资新建大量儿童托管机构，减轻女性育儿压力。其次是完善育儿休假制度，延长产假，提高生育津贴。第三，日本政府要求在政府招聘中任用更多女性，2014 年将公务员招聘中女性的比例提高到30%。2015 年颁布了《女性活跃促进法》，赋予女性就业法律保障。该系列政策实施后，女性雇佣者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收入的差异逐渐缩小，企业管理层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也呈逐步上升趋势。
虽然政府实施了系列政策，但仍然难以在短期内挣脱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面临着重重困境。女性非正式就业的人数庞大，根据2020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女性就业统计，女性非正式雇佣的数量达到了54.4%,而男性仅为22.1%。女性总是在职能岗等非核心岗位上就职。女性在年功序列制度下处于劣势，得不到企业的培养与重视。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产生，给女性的就业和社会角色的确立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式的家庭角色的期待限制了女性发展的可能性。女性在家庭生活上，需要操持家务，抚养小孩，家务劳动时间过长，但家务劳动的价值并不被认可。同时女性在职场中也面临着就业歧视以及同工不同酬等困境。除此之外，在高等教育专业方面的性别隔离也阻碍了日本女性进入一线岗位或者核心部门。政府颁布的一系列促进女性就业，提倡男女平等的法案虽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权利，促进了女性就业，但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男女性别分工观念依然没有被根除，女性仍然面临着非正式就业等难题。性别分工对日本女性的影响之深远，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提高女性的地位这一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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