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作者朱熹趣闻：辛弃疾和朱熹
辛弃疾和朱熹两人虽有很大差别，却是一对意气相投的好朋友。
他们之间友谊的基础首先是具有反对乞和、恢复失地的共识。辛弃疾的事迹和诗词人们比较熟悉，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表明了他的政治远见，精辟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要求把握历史时机，激励士气，积极备战，以恢复失地，统一中国。朱熹早年也持反和主战观点，反对苟且偷安。他十九岁中进士后，继续好学不倦，深究儒经、佛典、道书，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春，朱熹到建安拜谒李侗，八月，向宋孝宗上《封事》，《封事》中融合了其师李侗的反和议主张，其中一条是「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朱熹到临安，与主和派宰辅钱端礼发生冲突，驳斥钱宣扬的「议和」、「独断」、「国是」三说，并在《戊午谠议序》中借抨击「绍兴和议」来谴责「隆兴和议」，借骂秦桧来痛斥秦桧的馀党。这些文字都锐气扑人。辛弃疾任江西安抚使时已和朱熹相识，对朱熹相当尊重。淳熙九年（1182年）秋，朱熹离任路过上饶，专门拜访当时已退居此地的辛弃疾等友人，同游南岩，畅谈甚欢。
朱熹和辛弃疾的思想、政治观念毕竟不完全相同，两人的个性、趣味与学问所长更不一样。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陈亮萌发一个想法，计划仿效当年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到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著名的鹅湖之会那样，由他出面写信邀请朱熹和辛弃疾一起到紫溪参加又一个「鹅湖之会」，以分析时局，共商恢复大计。陈亮先来到上饶，辛弃疾不顾身体正患著病，冒著漫天风雪和陈亮同游鹅湖，议论时局，谋划恢复大业。他们按时赶到紫溪，等候朱熹到来。然而朱熹却没有来与会。
朱熹为什麼不愿赴会呢？说到底，二人的精神原色有所不同。陈亮谈及朱、辛二人时曾不无惋惜地说过「又觉（二人）戛戛然若不相入」，正是由於他们二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观念有所分歧，朱熹才不愿意去参加这次政治色彩颇为强烈的会面。朱熹虽反对议和，主张恢复失地，但他的基本思路是图恢复必须以穷理尽性为首务。他认为国家的根本在於宋孝宗之心，而宋孝宗即位二十多年已暮气重重，所以国家的急务是「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恢复大事则只有缓议了。朱熹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暮气日重的宋孝宗治理下的朝政现状，证明了朱熹的判断。这次「鹅湖之会」，终因朱熹的缺席而流产，颇有点遗憾。
但他们两人的友谊依然完好。绍熙三年（1192年）辛弃疾退居十载后重新出仕，在赴闽途中到崇安拜访了退居武夷精舍的朱熹，朱熹热情接待他，陪他同游武夷风光。先前朱熹在武夷山曾作《九曲棹歌》十首，辛弃疾此次游武夷也诗兴大发，作《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诗中将朱熹比作擎天柱和姜子牙，盼望朱熹早日重新出仕，受到朝廷重用，足见辛弃疾对朱熹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同游武夷山期间，辛弃疾还就政治、学术问题向朱熹虚心请教，对朱熹的治学和关於重视心性修养的学说有所了解，而朱熹此时也渐渐认同辛弃疾的一些主张。自这次会面后，两人的书信往来增多，互相理解也加深了。
有宋一代，政治斗争常和学术之争纠缠在一起，总是将学术之争纳入政治纷争的漩涡之中。著名史学家钱穆认为，朱熹乃孔子以下第一人，没有人能取得像他那样巨大的学术成就。但朱熹在世时，他的学说并不为皇帝所看重，一再受到朝中大臣攻击。韩侂胄把持朝政时期，更是称道学为「伪学」，朱熹为「伪学之魁」，下令禁止宣传道学，「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在韩侂胄直接支持下，新贵沈继祖和监察御史胡紘相勾结，上奏章弹劾朱熹，指控朱熹有六大罪名、十项表现。庆元三年（1198年），朝廷又立「伪学逆党籍」，史称「庆元党禁」，各级官员和士子为此遭受迫害者达五十九人之多。以致朱熹的一些门人故交经过其家门「凛不敢入」，学界中人亦一时皆不敢以儒生自命。朱熹面对这一切坦然处之，依然「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有人劝他遣散学生，他不予理睬。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朱熹病情加重，还坚持与诸生讲《太极图》、《西铭》，三月八日他在给其女婿的信中犹说：「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三月九日朱熹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计其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为官时间实不足十年，其馀四十多年都致力於讲学或著述。
朱熹去世的消息传来，辛弃疾十分悲痛，作《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一词悼念：「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
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词末蕴含杜甫诗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来赞扬朱熹必将名垂千古。朱熹的弟子们原准备在当年十一月对其师会葬，以表哀悼之情，但正值朝廷严禁宣传道学，官方下令不许朱熹的弟子为其送葬。《宋史．辛弃疾传》记载，在政治高压下，朱熹的门生故旧都不敢前来送葬，而心境悲凉的辛弃疾不顾这些，虽不是道学中人，却坚持亲自前往吊唁，并撰写祭文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朱熹名誉的恢复和扶摇直上，是其死后的事了。直到嘉定二年（1209年），朝廷才下诏赐谥曰「文」，这便是世称「朱文公」之来由；嘉定五年（1212年），朝廷批准以朱熹所注《论语》、《孟子集注》立学，恢复了道学名誉；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明确地意识到朱熹的《四书》注解「有补於治道」，即有利於巩固皇权的统治，开始把朱熹的学说列为官方哲学，后来又给予朱熹从祀孔庙的礼遇，一步步将其抬到了叫人顶礼膜拜的圣人高度。不过这些变迁都和辛弃疾风马牛不相及了，辛弃疾去世於开禧三年九月十日（西历1207年10月3日），享年六十八岁，他空怀报国志向走完其一生悲壮行旅时，业已去世数年的朱熹尚未恢复名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