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涛 张广洲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说：“中国城镇化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之一”。城镇化促使中国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尤其是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居住证暂行条例》，为人口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成为人口空间动态演进过程的突出特征（王淑娟等，2015［1］），根据国家卫计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2019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分为：2.53亿人、2.47亿人、2.45亿人、2.44亿人、2.41亿人、2.36亿人，虽然2015年以来流动人口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变为缓慢下降，但流动人口规模依然较大。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陆铭等，2012［2］；
王佳和徐玮，2020［3］），人口经济活动日益向大城市集中（王佳和徐玮，2020［3］；
踪家峰和周亮，2015［4］），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集聚的倾向尤为明显，形成“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态势（王桂新等，2012［5］），在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的作用下，城市规模与人均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城市人均工资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张少华和张天华，2018［6］），这一结论被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城市规模越大工资溢价越高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自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其中2008年最高（0.491）、2015年最低（0.462），虽然居民收入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但大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中小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可同日而语，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工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我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的事实并没有改观，中小城市劳动力收入的增幅难以同大城市劳动力取得的收入相比较，且随着流动人口追求与户籍人口的均福利及最低工资标准的需求日渐强烈，大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会进一步提升（蔡昉，2010［7］；
李郇，2012［8］），上述现象似乎与众多国内外学者证实的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实现收入差距收敛相悖，不禁让人发出疑问何以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使其趋势扩大？同时，大城市高房价、产业转移等促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进程放缓，是否会对工资溢价产生影响？鉴于此，有必要厘清如下问题：①现阶段中国“工资溢价”的程度如何？②劳动力流动到底对大城市工资溢价产生了何种影响？③劳动力流动对大城市工资溢价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如何？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以劳动力流动为切入点，系统的研究劳动力流动与大城市工资溢价之间的关系，为解释劳动力流动如何影响城市工资溢价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基于30个省会城市10年间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劳动力流动和工资溢价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更加清晰的掌握劳动力流动与大城市工资溢价之间的作用机制。文章接下来的部分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第三部分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实证结果分析；
第五部分结论和讨论。
2.1 文献回顾
2.1.1 大城市工资溢价的解释机制。归纳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溢价的影响发现，生活成本假说、生活质量假说、集聚经济假说、劳动力个体技能变现假说4个理论假说涵盖了学者们关于大城市存在工资溢价的合理解释。
（1）“生活成本假说”，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在住房支出、交通、消费等一系列生活成本方面的支出相对高昂（Albouy，2012［9］），居民维持效用所需的工资相对较高，生活成本差异成为大城市工资溢价的重要原因（彭树宏，2016［10］），工资溢价主要来源于大城市更高的物价（李红阳和绍敏，2017［11］），若以生活成本为参照对名义工资进行调整后，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反而会呈现工资劣势（吴波等，2017［12］），因此，大城市工资溢价不过是一种货币补偿和名义现象（Beaudr y 等，2014［13］）。
（2）“生活质量假说”，即使大城市生活所需成本相对较高，为何劳动力还愿意向大城市流入呢？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城市偏向政策驱动下，大城市优先发展，无论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还是医疗和教育，这些资源都向大城市集中且显著优于中小城市，人们通常会倾向于选择符合其公共产品偏好的地区居住（Tiebout，1956），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已经成为劳动力选择流入地的参考依据（呼倩和黄桂田，2019［14］）。同时大城市还可以满足居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Glaeser等，2001［15］）并提供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呼倩和黄桂田，2019［14］）。
（3）“集聚经济假说”，众多学者研究证实大城市集聚经济的存在，如黄枫、吴纯杰确定了省会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黄枫和吴纯杰，2010［16］），孟美侠等（2019）［17］发现人口超过300万的大城市存在集聚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是大城市工资溢价的主要原因（彭树宏，2016［10］），通过“增长效应”实现溢价（蔡昉，2006［18］）。在大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驱动下，提高劳动力工作经验回报率、流动投资及教育再投资（李红阳和绍敏，2017［11］），形成了大城市工资溢价的作用机制（陈瑛，2018），且城市规模越大集聚效应越强工资溢价也更为显著（孟美侠等，2019［17］）。
（4）“劳动力个体技能变现假说”，技能进步为工资溢价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异质性劳动力从城市中获得的工资溢价差异较大（王佳和徐玮，2020［19］），工资溢价更多表现为向高技能偏向，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回报更高（黄枫和吴纯杰，2010［16］），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低技能劳动者也会从中获益（彭树宏，2016［10］）。
上述四个假说从不同角度对大城市工资溢价进行解释，给出了工资溢价产生的应然机理，但是缺少大城市工资溢价与劳动力流动二者关系的阐释，尤其是劳动力流动如何作用于不同规模城市的工资溢价方面未能给出明确的分析。
2.1.2 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溢价的作用机理。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争论主要集中在：缩小论、拉大论和折中论这三种观点。
（1）缩小论。从现有研究文献看，劳动力流动使收入差距缩小占据主流地位，新古典经济理论为缩小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之所以流向大城市，是因为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中小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但是，随着劳动力向大城市转移，一方面，若大城市生产部门的其他生产要素规模未发生变化，则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会逐渐递减，当大城市生产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平均劳动生产率时，会带动大城市平均劳动生产率递减；
若中小城市生产部门的其他生产要素规模未发生改变，则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会逐渐递增，当中小城市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劳动生产率时，会拉动中小城市平均劳动生产率的递增。因此，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区域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具有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会发生变化，伴随着中小城市劳动力的转移会使大城市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当其他生产要素不发生改变时，大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会开始下降，并且带动大城市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最终产生的结果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差距缩小。综上，依据新古典理论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力流动会促使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劳动力收入渐进于均等化。不少学者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如李实（1999）［20］认为，农村劳动流动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收敛的关键因素；
王小鲁（2004）［21］估计劳动力跨区流动的贡献，得出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
蔡昉和王美艳（2009）［22］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发现城乡收入的系统差距会因劳动力流动而消失；
刘学军和赵耀辉（2009）［23］实证考察发现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概率与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隐藏着熨平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结论。万晓萌（2016）［24］认为劳动力转移能够有效改善收入差距；
李兰冰、姚彦青等（2020）［25］认为，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对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效果明显，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平均收入差距缩小相伴而生。
（2）拉大论。新经济地理学为拉大论提供了理论支撑。近年来，以克鲁格曼和藤田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为揭示劳动力流向大城市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区域发展的基本因素，建立起“中心—外围”模型。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规模报酬不变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劳动力要素和部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不同行业之间规模报酬和市场类型不同，由于大城市具有较高的工资和多样化的商品，促使人们向大城市集中，同时由于大城市能够为工厂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所以工厂倾向于向大城市集中，形成向“中心”集聚格局，人财物的集聚会形成更大市场规模，会近一步促使劳动力向该地流入，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入又会增加流入地的市场规模，外围区域逐步“空心化”，进而使得差距拉大，因此，提出“本地市场规模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能够对劳动力向大城市集中提供解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指引下，学者纷纷展开研究，发现由于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蔡昉，2005［26］），大城市的高房价（周芳丽，2019［27］）以及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林毅夫，2004）等因素的存在也会使得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使其呈现出扩大的倾向（周芳丽，2019［27］；
钟笑寒，2006［28］）。劳动力流动主要流入地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形成了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促使劳动力再分工（钟笑寒，2006［28］），企业生产效率提高进而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吴波等，2017［12］），并使当地工人获得更高的报酬，加之偏向性的城市发展战略，扩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驱动力体现出一定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具体而言，大城市在交通条件、文化设施、福利保障等方面相对于中小城市的优势，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之一（侯燕飞和陈仲常，2016［29］）也有学者从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就业歧视以及虹吸效应等视角，阐述了劳动力流动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3）折中论。折中论是学者基于各种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并不明确，劳动力流动既可能拉大收入差距，也可能缩小收入差距，因而具有不确定性。Taylor和Williamson（1997）［30］认为劳动力流动促使地区收入收敛，但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同时外流，其收敛效应被抵消，从而印证了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不确定性。由于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性、资本的外部性以及拥挤效应存在，劳动力流动可能拉大也可能缩小收入差距（许召元和李善同，2008［31］）。虽然从区域总体收入差距看，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差距的扩大，但对区域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关爱萍和葛思羽，2017［32］），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各不相同，城市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之间若存在替代关系，则伴随着劳动力流动会拉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
若不存在替代关系，则劳动力的流动不会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产生影响（邵宜航等，2016［33］）。
2.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与梳理，文章总结出以下理论框架。第一，大城市工资溢价效应确实存在，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工资溢价现象越明显，这一结论在控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房价以及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等因素后依然成立。第二，劳动力趋于向大城市流动，且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大城市集聚经济效应更加明显，在集聚经济的作用下促使大城市工资水平更高，故劳动力流动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劳动力流动和工资溢价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采用空间数据分析更能准确把握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效应。根据上述理论架构，本文拟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工资溢价现象越明显。
假设2:劳动力流动率对大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进一步拉大了城市工资溢价。
假设3: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工资溢价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异质性。（超大城市交互项）
3.1 变量、数据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其中拉萨由于数据缺失严重故予以剔除），数据主要来源如下：《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主要变量的解释说明如下：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工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衡量各城市工资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
（2）解释变量。城市规模，以各城市常住人口绝对数量表示该城市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本文以劳动力流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鉴于各城市劳动力流动是随时间变化呈现整体趋势，直接使用劳动力流动规模的绝对数量意义不大，故借鉴前期文献研究成果（杨建军、李勇辉，2016），以劳动力流动率（劳动力流动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户籍人口）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鉴于除劳动力流动外，工资收入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加准确的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将经济发展水平、房价、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等可能影响工资收入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经济发展程度，以各城市人均GDP数额来衡量，经济发展越快的城市职工工资水平通常也越高。房价，以各城市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来度量，房价作为城市居民近年来主要关注的消费品价格（高波，2012），是城市居民主要生活成本支出，大城市的高工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高房价的一种补偿。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以各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来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城市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而通过集聚效应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人力资本水平，用普通本专科学生在校生数与常住人口之比度量各城市人力资本水平，高人力资本水平通常与高工资回报率相伴而生。医疗卫生水平，以职业（助理）医生数与常住人口之比衡量各城市医疗卫生水平，医疗卫生水平是一个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中的重要评价指标，高公共服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水平越高的城市越发达工资收入也就越高。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3.2 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了验证假设1，在工资决定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控制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工资决定方程式：
其中，ln（wagec,i）是被解释变量，表示c城市i年职工年工资收入的对数；
citysizec为解释变量，以城市常住人口数量来衡量城市规模；
Xc,i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经济发展程度、房价、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等；
μ是变量系数；
εc,i是误差项。
针对假设2，依据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劳动力在作出流动选择时受语言文化地域等限制具有一定的空间临近性，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被解释变量工资收入差距也极有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在探讨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溢价之间的关系时，若不考虑空间效应，就有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或者一定程度上结果的非有效，综上，有必要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通过Moran’I 检验其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相关检验结果参见表2。
表2 劳动力流动率和工资收入的Moran’I检验结果
图1 2010年劳动力流动率、职工工资莫兰散点图a 除2010年和2019年外，其他年份的图文资料留存备索。
图2 2019年劳动力流动率、职工工资莫兰散点图
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Moran’I 检验结果看，被解释变量职工工资的Moran’I 指数在0.4～0.6之间，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率的Moran’I 指数在0.2～0.4之间，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因此，可以进行空间研究，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后续分析。SDM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使用经济地理矩阵，即城市间人均GDP差额的倒数；
ρ是空间自回归系数；
β0、β1不同变量系数；
labmc,i为c城市i年份劳动力流动率；
θ为相应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其余变量含义同（1）式相同。
针对假设3，设定的模型设定如下：
式（3）在式（2）的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流动率与城市规模的交互项，其中城市规模以二元虚拟变量形式纳入到模型之中，将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设为1视为超大城市；
人口小于500万的设为0视为大城市，其余变量含义同上述相同。
4.1 大城市工资溢价现状
表3是根据式（1）验证城市人口规模对劳动力工资影响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对劳动力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经济发展水平、房价、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等一系列控制变量后，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约为0.586，表明现阶段，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象依然存在。模型（1）仅考虑城市人口规模要素，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模型（2）、（3）、（4）、（5）、（6）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房价、产业结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等控制变量，此时城市人口规模系数逐渐降低，但模型结果依然显著为正，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大城市工资溢价确实存在，即城市人口规模对大城市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工资溢价现象越明显。
表3 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工资溢价
4.2 劳动力流动率与大城市工资溢价
从表4中可以看出，SDM模型的空间相关系数ρ值为0.184，为正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被解释变量工资收入对其自身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LM检验在5% 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没有空间自相关和没有空间误差项的原假设；
LR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H0，说明SDM模型能更好地对数据进行拟合。具体分析表4的结果，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程度、房价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这四个变量的的对应系数分别为：0.0296、0.241、0.0887和0.171，系数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程度、房价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均具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对大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并不显著。Wx系数更能说明空间传导效应，Wlnhp、Wlneco和Wlnindus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系数分别为：0.110、0.336和0.351，可以完全说明Wlnhp、Wlneco和Wlnindus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地区对当地的被解释变量（lnwage）具有正向的传导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率的系数和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劳动力流动率的直接效应为0.0282，相当于劳动力流动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工资收入将拉大0.0228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将进一步拉大城市工资溢价，这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拉大论理论机制分析相呼应。劳动力流动率的间接效应为0.0270，表明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流动率提高具有增加其他城市相对工资收入的倾向，这与集聚经济产生的效应有关，但从统计的显著性上看这一结果并不显著。劳动力流动率的总效应为0.0552，总效应为正，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对本城市和其他城市工资收入的影响为正，即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会促使城市工资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劳动力流动率的直接效应和回归系数不相同，这是由于劳动力流动率影响其他城市时产生了反馈效应，反馈效应为0.0013，占直接效应的4.6%；
劳动力流动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比约为1：1.044，说明劳动力流动率城市间相互作用对本城市产生的反馈效应高于劳动力流动对其他城市的影响。
表4 劳动力流动率与城市工资溢价的检验结果
从控制变量的效应看，经济发展水平、房价、以及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这三个变量可以显著提高本城市的工资溢价，医疗卫生水平也可以促使城市工资溢价的提高，但从统计上看不显著；
然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会降低本城市工资溢价，但结果在统计上也不显著。此外，经济发展水平、房价、以及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均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说明这三个变量不仅直接影响本城市的工资溢价，对其他城市的工资溢价也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综上，从总体上看，2010～2019年间，省会城市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进一步拉大了大城市工资溢价。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2，劳动力流动率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进一步拉大了城市工资溢价。
4.3 基于不同城市规模劳动力流动率与工资溢价
式（3）在式（2）的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流动率和城市规模的交互项，加入交互项后，劳动力流动率对工资收入的系数和直接效应均为负且不显著，而劳动力流动率和城市规模交互项的系数和直接效应均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超大城市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对城市工资收入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大城市劳动力流动率的增加对城市工资收入的提高则不显著，即超大城市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促更进一步的促使工资溢价程度加深。
表5 基于不同城市规模的SDM劳动力流动率与城市工资收入的检验结果
4.4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基于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给出了基于反地理距离矩阵的检验结果。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通过观察结果可以发现，劳动力流动率的系数和直接效应依然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房价以及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这三个变量也对城市工资收入的影响也依然为正。说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也说明研究结论比较稳健。
表6 基于反地理距离矩阵的稳健性检验
续表
5.1 结论
本文在印证城市工资溢价现象依然存在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效应，并做出回答。基于上述分析主要结论有以下三点：
（1）2010～2019年十年间，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象依然存在，且城市规模人口规模越大城市工资溢价效应越明显，这一结果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房价、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医疗水平等后，结果依然显著，城市人口规模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586。
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结合空间计量方法，对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工资溢价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进一步拉大了城市工资溢价，且劳动力流动率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3）将劳动力流动率与城市人口规模交互项纳入到空间杜宾模型之中，发现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劳动力流动率的提高抬高了工资溢价，这一影响是显著的，然而人口在100-500万之间的大城市劳动力流动率对大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并不明显。
5.2 讨论
当前，中国正处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解决好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这一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至关重要，鉴于此“城市工资溢价”问题不容忽视，而同城市工资溢价紧密相连的就是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因此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究对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总结出如下两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人口均衡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严格控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序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第二，能否从根本上改善大城市工资溢价效应，取决于能否全面引导劳动力的合理分布。建议做好顶层设计，从完善制度和机制入手，充分发挥城市功能，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总之，“劳动力合理流动——城市工资溢价差距可控”之间的正向反馈循环，是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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