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子 木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言路嚣竞是明代后期颇为显著的现象，时人已有“三十年来天下之人才、政事皆为言路坏尽”[1]卷13，与胡抚台，264之叹，明清易代后，“明季国事全为言官所坏”[2]第22册，12412更成为庙堂流行的观点。言路问题的核心是派系之争，各有宗主的科道官群体是党争的重要参与者，而围绕言路问题的共同立场也成为派系凝聚的基础，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3-4]。不过先行研究大多由言路而论党争，却较少在晚明政治的语境下讨论作为话题的“言路”。事实上，“言路”是晚明士林颇为关切且频繁提及的话题，围绕何为良好的言路秩序以及如何重建这一秩序，政见不同的士大夫提出了种种构想，这些构想不仅基于对朝廷言路政策的省思，亦与士人的学派立场密切相关。遗憾的是，士人议论的多元性却长期被刻板的派系成见所遮蔽。以开言路为例，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东林独有的政见，但晚近研究则指出，东林的对立者同样反对禁绝言路[5]。重审晚明的言路之争，首先便须跳出派系立场的偏见，不再将言路问题视作党争的工具，如果回归言路本身，及其对朝廷政策与士人议论的互动。本文即循此思路，尝试回答晚明君臣如何因应日益失序的言路、裁衡日益纷纭的议论，以及如何由此为言路建立新的规范与标准。需要说明的是，言路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仅指科道系统，广义则泛指庙堂舆论，除有特殊说明外，本文一般取其广义。
在明人看来，言路失序大致始于万历十年(1582)，曾任给事中的陈与郊注意到“壬午以前可谓讳言之朝，壬午以后可谓轻言之世”[6]卷3，直陈言路通塞之因并乞包荒以挽回风尚疏，394，其同官许弘纲亦称是后言路“高自标榜，争蹊取径，渐失本真”[7]卷22，计典乍竣众志方新乞崇实行以端士习疏，67-68。万历十年十二月至十一年九月，神宗陆续完成对张居正及其依附者的清算，科道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早发难的御史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均获越次拔擢，与之同时，因夺情案被杖逐的吴中行、赵用贤等纷纷复出。李植与江、羊本系会试同年，又引吴中行等为重，“意气自得，多所凌轹，朝右尤侧目”[8]卷325，李植，595。传统观点将此群体视作东林的渊源，并在“君子—小人”或“内阁—反内阁”的框架下解读，认为原本受到压制的言路得以发舒，反内阁派势力抬升，聚集起所谓“君子下僚”，言路与内阁的关系再度紧张[3]14-15，233。赵用贤、吴中行、沈思孝、江东之虽均在天启时列名东林党籍，但其与东林的关系深浅不一，更不宜据此推测东林形成前的派系立场。只有厘清这一群体的渊源，方有可能重审言路失序的内在线索。
时人指出“居正之论定，而国是定矣”[7]卷6，故臣罪状已明议论未一乞赐宸断以定国是疏，321，但削夺与籍没并不意味着“论定”，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张居正余党与政策遗产。继为首辅的张四维素不满于“年来任法太过”，但亦主张不可“有意于宽”，否则“其弊又将流于不振”[9]卷16，复胡顺庵·其二，396。次辅申时行觊觎首辅之位，且与张四维在处理张居正余党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张四维“意在尽逐奸党”[10]卷17，南川孙公墓志铭，267，申则意主宽和，“以简静易烦苛，以宽大救操切，存国体，惜人才”[11]卷15，寿少保许公六十序，303。首辅、次辅之争不仅是权力之争，亦是新政的路线之争。江东之、李植会试出张四维门下，明人疑其先后参劾冯保均出自张四维授意，而据王世贞所记，后者的消息又来自于中官[12]卷8，123[13]卷2，658。此恐非委巷之谈，江、李出疏后获得科道官的广泛响应，说明此举应获得内阁的默许，契合神宗之意。如果说此时只是首辅暗承帝命，那么至万历十二年丁此吕案时，神宗利用言路以制衡臣僚的策略已显露无遗。
十二年三月，御史丁此吕参劾侍郎高启愚曾借乡试命题为张居正劝进，吏部尚书杨巍以“深文陷人大辟”黜丁而留高，引起言路不满。李植、江东之等疏劾杨巍党附申时行，而“时行实党居正”[14]卷72，万历十二年三月，4471，神宗遂命丁此吕留任、高启愚削籍。从文书处理过程来看，丁疏曾交部议，部议与阁臣意同，神宗命据此拟旨，说明处置丁此吕是阁臣与吏部共识，且为神宗首肯[15]第1册，462、465[16] 卷147，万历十二年三月癸卯，2747-2748。李植之疏则由神宗亲裁，不仅未给阁臣转圜余地，更无一语慰留杨巍。此举一反常例，引起阁部诸臣不安，申时行、许国先后求去，声言“留用丁此吕，恐无以安首臣及杨巍之心”“凡在朝大臣，皆人人自危，重足而立，侧目而不敢言”[15]第1册，465、469。部院堂官王遴、潘季驯、赵锦、沈鲤、陆光祖等均出疏保留阁臣及杨巍，潘季驯反被李植以居正余党为名劾去。十三年正月，顺天府通判周弘禴参李植被贬。四月，御史蔡系周、孙愈贤先后纠弹李植结党，羊可立为李辩白，科道合疏攻羊，神宗仅以“不许纷纭争辩”答之[16]卷161，万历十三年五月丙子，2944。周弘禴疏中提及李植与内监张宏交厚，朝野亦盛传神宗于内廷呼李植为“我儿”[17]卷6，冯保之败，169。时人已注意到新进言官得到神宗幕后支持。陈与郊云“陛下以植一言而宠之异恩”[6]卷1，骄臣玩主抗旨愤争恳乞圣明显黜以严朝典疏，358，冯琦则称李植独恃“人主私恩”，“必欲以二三人之力与举国抗衡”[18]卷74，简李侍御，198。李植等人于十二年七月越次迁擢，阁臣搪塞不欲拟旨，神宗绕过内阁，径谕吏部，用意显然。可以说，这场争端是李植等人在神宗的默许下制造的，神宗基于对申时行内阁及其调和政策的疑虑，利用言路新进“风示廷臣”[8]卷325，李植，595，打击旧臣权威，避免阁部结纳。正因这一关系，李植等虽出身科道，但并不能代表科道系统的意见，羊可立与科道官的对立足以说明此点，言路新进群体与阁部的矛盾，也不能由内阁与言路对立的角度考察。
万历十三年八月，李植、江东之、羊可立筹划逐去申时行，事泄左迁，言路新进群体逐渐式微。这一群体活跃时间虽短，却造成名分秩序的解体，直接开启了晚明言路风气的转变。时任吏部侍郎的陆光祖虽反对阁部侵夺言路之权，但在他看来“大臣重，斯朝廷重矣”，李植等人“互相标榜，互为声援，有气力以摇撼大僚”[19]卷1，自陈并乞分别言官邪正疏，11-12，已超出了言路纠察大臣的限度，将使朝廷体制为人所轻。阁臣许国批评新进者以“不世之节”为号召，意气用事，“挟制六卿，决裂纪纲”，导致“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之专恣乃在下僚”[20]卷3，乞辨邪正以消党比疏，392-393。质言之，名分秩序一经打破，低品阶的官员纠劾阁部大臣，不仅所受到的阻力减少，甚至可以得到内廷的默许，以下凌上因之成为可能。“好捃摭旧事，以博名高”[21]卷5，户部左侍郎见峰王公神道碑，143成为一时风气，而资浅新进尤喜“以能言为高”[22]卷1，谢张凤磐内阁，2，即如沈鲤所言，“少年辈觊絃辙方更，欲激亢取声誉，与当事相持”[23]卷9，山阴王公墓志铭，548。“少年辈”是一个流动的概念，由倒张而兴起的言路新进亦不免受到年辈更浅的“少年辈”之诋诃，江东之即愤然于“新言官不辨邪正，专驳旧言官所言”[24]卷1，乞休致疏，35。新进与老成、新进之中别分新旧的身份分野形成后，新进者便藉纠劾老成以博名，更加深了小臣与大臣之间的张力，也影响了万历十年以降言路的活动。
风气之变反映出权力关系的变动。神宗利用言路新进消解张居正遗留的阁部人事布局，实质上是通过非制度的手段，调动制度化的力量来挑战既有的政治伦理与制度规范，不仅使暗承帝命的李植等人得以突破科层限制，也使包括科道体系在内的言路逐渐失去约束。李植被贬的同月，副都御史张岳便提出申严出位之禁的建议，凡“出位妄言、挟私求胜、阿比不公不法者”均交都察院议处[7]卷6，直陈国是以安宗社疏，335。十四年三月，出位之禁正式出台，科道之外官员进言的渠道被严格限制。出位之禁的核心是“公论尽付之台谏”[21]卷14，张念华御史，335，但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语境下，“公论”几乎是不存在共识的概念。出位之禁不仅未收整饬言路之效，反而激起官守与言责之辨，很大程度上即与此有关。言路秩序的重建固然有赖于制度，但其前提是辨明何为公论，这也使晚明的言路之争不仅仅限于政治问题。
万历前中期至天启年间言路总体上呈现出众声喧哗、各有宗主的局面，“体统陵迟，是非倒置”[25]卷1，正纲纪厚风俗疏，364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如以狭义的言路而论，时人对科道有“台省太轻”与“言路骄蹇”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26]卷3，两宫灾陈修省要务代九卿公疏，448[27]卷11，322。两者看似矛盾，实同出一源。一方面，神宗在万历二十年代以降日益丧失对科道的信任，奏疏留中不问，科道缺员不补[28]40-41。另一方面，制度废弛、约束减弱反为科道提供了更多空间，造成万历中后期议论蜂起，“政不在宰相，不在六卿，而在台省”[29]卷1，四凶议，205-206。质言之，神宗隐退内廷、对言路争讼不置可否，不仅造成朝局缺乏共识，亦使言路缺乏裁衡是非的最高权威。正是在此语境下，“公论”的界定日益迫切。
在晚近的明代思想史研究中，“公论”可谓最受关注的概念之一，甚至被赋予种种近代性的色彩[30-31]121-123。只是相较于这些在批判君权等方面具有突破意义的观念，笔者更关注士大夫如何在现实政治的语境下阐释公论。立场各异的士大夫采用同一话语模式，普遍自视为“清议之臣”，指责政敌“浊乱清议”[32]卷8，681[33] 2200-2201、2341，各派系均以公论自我标榜，却指向不同版本的公论叙述。事实上，“公论”在晚明政局中是一个含义模糊、解释多歧的语汇，对公论解释权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构成言路之争的一条主线。
“公”在儒家政治伦理中本具有道德意义，因此公论未必是“众论”。高攀龙云“世道所以赖于贤者，盖是非不定于众人，而定于贤者也”[34]书部，答游肤生侍御，3299，公论既由君子主持，故不应激于气节，而是依循道德规范，这一规范即是天理，在个体道德实践上体现为“性”。东林士大夫视性为学之源，既是以性善救正无善无恶，也是以性立矩。顾宪成以心为“一身之主”，矩为“一心之主”[35]卷8，奉寿安节吴先生七十序，129，心主于矩，而“矩即性也”，“只提出性字作主，这心便有管束”[36]卷4，284。那么如何“尽己之性”？顾宪成主张宜“各各就己分上求”，在内体现在对天理的践履，在外则是对名分秩序的固守，顾氏在万历十五年已提出“自反”以平息浮议，所谓“自反”即是“各尽其在我”，各安其分、各修其职[35]卷5，与伍容庵·又，78。质言之，以性为矩、以矩统心，进而权衡于理，贯通内在道德秩序与外在政治名分秩序，此即“濂洛关闽之清议”[35]卷5，柬高景逸·又，88的内在逻辑。
道德化的公论在现实政治中却面临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有德者如不在其位，能否因道德上的优势而主持公论，进而对朝政施加影响？东林标榜“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36]卷11，311，但不免干预朝政之嫌。万历三十八年(1610)，顾宪成致书阁臣叶向高，请其居中匡救被劾的淮抚李三才，亲东林的御史吴亮因顾氏“清修有道”，所言又“悉关世道”[37]卷8，抱病闻言平心剖理疏、淮抚不贪清议自在疏，38-38、34-35，遂发抄此信，引起舆论哗然。吏部主事王三善批评顾宪成“出位言事、遥制朝政”，御史徐兆魁亦认为以在野身份介入朝局，实有悖于“从清净中洞彻道德性命之原”的孔孟正脉[32]卷2，302；
卷3，338。甚至在理学士大夫群体中，道德化的公论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号称为“豫章道学之宗”的给事中彭惟成，本对“林居清闲，读书谈道”的讲学活动深致推崇，但不满于东林讲学者热衷世务，因“江湖、庙廊各自有体”，东林奔走营救李三才，实则破坏体制、“强联而一之”[32]卷3，389。其次，即便在野者有资格主持公论，但仍缺少被制度认可的表达机制。换言之，无论道德化公论如何符合天理之公，多数情况下仍需通过讲学、刻书、尺牍等制度之外“私”的渠道表达。在东林的对立者看来，利用这些渠道影响舆论本身就是对言路秩序的凌越，意味着“山林之势亦渐以重”[38]卷10，鹏初孙先生寿序，166，顾宪成的私书遂被指责为“朝廷威福之柄下移”[32]卷3，349，而丁元荐、于玉立等热衷世务者，更不免被指为“依傍道学”，“以学术杀天下万世”[32]卷3，392[39] 续疏卷下，442。这两方面的问题均限制了道德化公论的正当性，东林以道德界定公论的构想，很大程度上只是理学政治伦理的延伸，不仅难以取得广泛认同，亦不免动摇东林政治参与的合法性基础。
东林自比于“晋阳两饿夫”以彰显“公论之不以众寡强弱分明”[40]卷1，拟辨门户疏，674，而士林中的另一种声音认为“公论即主权”，“必朝廷之举错与天下人心之是非合之，始成其公”[32]卷1，201，主张依托制度建立裁衡公论的标准。万历二十一年五月，首辅王锡爵建议废除出位之禁，章奏均交部院议定是非，“可行即行，当止即止，以言责事，以事责功，卓有执持，毫不假借”，以期“天下议论总条贯而归六部，六部题覆别白黑而定一尊”[15]第2册，1110-1111。癸巳京察后，内阁面临侵越部权、干预察典的指责，王锡爵此时提议调整言路政策，应是希望通过“尽归公议于外廷”[15]第2册，1092来消弭议论，重建外廷对内阁的信任。根据他的设想，官员言事不问名位、但问虚实，“以后论人者，须的列年月，明指左验，下部查勘，务求确实”，即是以核定虚实取代名位限制，由此实现“导之使言，而总之使一”[15]第2册，1111。质言之，公论的评断系于虚实与是非，而这又有赖于制度的勘验。万历三十年代入阁的李廷机则认为浮议滋多是由于“言而不行，徒腾口说”[41]卷1，陵灾疏，26，因此主张通过躬行实政裁衡议论。所谓躬行实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明辨职掌，“于本衙门内悉心讲究，何者当振刷，何者当节省，何者当裁革，何者当约束”，“要之不离实心实事而已”[41]卷3，灾异疏，82；
其次是谨守职掌，“毋相轶越”，这与顾宪成的“自反”说出发点相似，但相较于东林强调依于天理，李廷机则重视“令甲”的约束[42]卷17，大学士李先生自状，723。以制度权衡公论，需以运转有效的行政体系为基础，更需以皇帝躬亲政事为前提。王锡爵已明确指出此点，他认为言路失序等一系列问题均导源于“主权不立”[21]卷51，辞朝献忠疏，313，只有“掺柄在上”方可收“指臂易使”之效，否则“操柄在下，故议论烦，而否鬲滋甚”[11]卷9，王文肃公疏草序，194，事实上即是以皇权裁衡公论，然而这在皇帝隐退、制度废弛的万历年间，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缪昌期云“议论多以众寡分胜负，而未尝以胜负之外分是非”[43]卷6，与赵太室，675，与其说不分是非，毋宁说不存在普遍认可的裁量是非的标准。万历前期以来，言路纷争的一条潜在线索即是围绕公论解释权的竞争，士大夫试图围绕公论形成共识、建立裁衡公论的权威，以约束日益嚣竞的言路，进而重建言路秩序。但道德化公论无法化解内在的合法性危机，仰赖制度又缺少强势皇权的支持，均收效甚微。对于派系立场各异的士大夫而言，何为公论仍是言人人殊的问题。
天启年间东林利用三案弹压异己以及阉党对东林的清洗，多由科道官借公论之名而发，这为言路秩序带来两方面的冲击。首先，言路难以摆脱派系政治的阴影，此在科道尤然，科道官乃至都察院堂官的任用均具有明显的派系色彩，天启末遂有“权珰贸报复于言官，言官乞声势于中贵”[44]驻集卷2，赠太仆寺卿前监察御史周公来玉传，81的局面。其次是风闻泛滥，私揭等原不为朝廷采信的非常规渠道逐渐成为言路的消息来源与攻讦政敌的口实，“不唯圣主厌闻，而邸报抄传，俱相示以滋席间谈柄，供酒中笑谑”[17]卷9，言官论人，234；
而科道也可借风闻之名以规避风险，“或不尽实，辄以风闻为解”[36]卷9，301，反而加剧了朝议扰攘。如何淡化朋党色彩，避虚就实，是崇祯朝重塑言路秩序亟待回应的问题。
从明代的政治传统看来，历朝对风闻言事的态度均较暧昧，大抵在维系言路秩序与言路相对开通间寻求折中[45]135-136。崇祯元年(1628)九月，思宗一反旧制，宣布严禁风闻言事，饬责科道官“但诿风闻，至不辨忠邪，概行论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要求此后“条奏必凿凿可行，勿剿袭而徒纷听览；
弹劾必事事有据，勿逞臆而尽抹生平”，对于违禁者“按以反坐之条”[46]卷13，崇祯元年九月戊辰，728-729。此举早有端倪，是年七月，给事中韩一良纠参疏中不肯指名，且辩称“言官原许风闻言事”，思宗责其“以风闻塞责”，并面谕“以后科道论人，俱要的据，方许具奏，不得诿之风闻”[47]卷3，召对，216-217。然而措辞更为严厉的谕旨迟至九月方形诸文本，当与崇祯初年肃清阉党的形势有关。思宗即位后，放任言路举劾，以积聚反阉党的舆论力量，并在制度上亦对言路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恢复“科一道二、内外相准”的年例旧制，以改变天启末年言官大量外转的情况；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崇祯元年四月接连举行科道考选，陆续完成科道官的新旧更迭。可以说，从天启七年末至元年九月，思宗延续此前以言路作为派系斗争先导的策略，有意作出倚重言路的姿态，利用科道清洗阉党，并无压制风闻的必要。
元年九月的政策转折，当有两点考量。表面来看，科道对阉党的举劾已告一段落，大量“附逆”官员遭到惩处。深层言之，则是意在避免重蹈特定派系垄断言路的覆辙，以淡化言路的派系色彩。九月十一日思宗饬责科道官时提及的“大臣不安其位”者，指时任吏部尚书王永光，是月初六日，给事中陈尧言参劾王永光有媚珰之嫌，乃“大臣中之乡愿”[46]卷13，崇祯元年九月癸亥，714-715，王永光随即注籍不出。亲东林史籍对王永光多无恕辞，责其回护阉党、谋翻逆案，事实上，指摘王为阉党余孽的论调自崇祯二年开始方逐渐流行，在思宗即位之初，“颇有当圣意”的王永光不仅是思宗斥逐阉党后选任的首任吏部尚书，更以“中立不偏”著称，这使其成为平衡派系力量的合适人选[48]卷17，刘是翁阁师，485[46] 卷9，崇祯元年五月甲子，467。王永光被劾之所以引起激烈的反应，恐因言路肃清阉党已逾越了思宗默许的界限，触及了持中的政治路线。尤有进者，次年闰四月，御史毛羽健、刘斯琜先后纠劾王永光，王坚称“是不是风闻，必有主之者”，力主追究，首辅韩爌责其“不宜请究言官”，思宗却以“亦不为过”回护王永光[46]卷21，崇祯二年闰四月壬申、甲戌，1323-1325。在崇祯朝的政治语境下，虚实莫辨的风闻不免启人以党争之疑，据实与持中本为一体之两面，共同构成崇祯朝言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再谈据实。风闻之禁的出台引起科道官的反对，给事中许誉卿直指禁绝风闻有“厌薄言官”之嫌，御史邓启隆亦担心此举“将渐缄忠臣义士之口”[46]崇祯元年九月乙亥、丁丑，743、752。思宗虽于元年十月取消了对风闻者“按以反坐之条”的规定，但并未允许风闻言事，四年七月御史党崇雅条陈时事，提到“或偶出风闻，亦不无且信且疑之事，惟责以严旨”，建议朝廷“宽严宜平”[46]卷48，崇祯四年七月己卯，2835，说明风闻之禁不仅仍然延续，且在操切综核的风气下更为严格。据实政策强调的是进言者言必有据、所进之言切实可行，“黜陟兴除，确有的据，使天下受言之利，而朕亦不病言之烦”[46]卷14，崇祯元年十月戊子，763-764，与之相应，言者的身份不再受到明确的约束，万历前期的官守言责之辨已鲜见提及，“出位”也基本不再作为惩处言者的理由。崇祯五年(1632)六月，员外郎华允诚疏参温体仁，思宗虽责其“出位逞私，妄议朝政”，但仅以“所言总属浮牵”罚俸半年[46]卷60，崇祯五年六月己丑，3451-3455；
卷61，崇祯五年七月庚子，3471-3474。十二月，南京主事周镳疏论内臣不宜用、言官不宜轻逐，因“任意矫诬”削籍[46]卷66，崇祯五年十二月戊寅，3831。思宗重处熊开元，也只因疑其另有指使，而未责其出位。
言者身份的淡化，同样体现于科道官选任制度的变化。科道考选，一般京官用中、行、评、博，外官用推、知。除嘉靖、隆庆年间曾出现主事改授给事中外，科道与部司的任用基本不存在交叉[54]161-172。思宗对此旧制不甚满意，三年十二月考选即因“未见方略”而有旨另选，“不得拘泥”[46]卷41，崇祯三年十二月丁巳，2475。六年(1633)七月，允许部院司官选授科道，“部属才著，同部科酌题”，实现“科道不必尽由考选”[14]卷93，崇祯七年六月丙子，5644。至于科道升转，例有内外两途，时人普遍以内升为捷径，但崇祯年间内升受到严格限制，停止添注与闰升，仅“才品劳勋并茂者”方许内升京堂，此外一概外转，量才授为监司或知府[49]卷3，科道铨司升转，73-74。从出位之禁到万历末年的“政在台省”，科道与非科道的身份分野始终是影响言路秩序的重要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科道相对独立的迁转体系。有学者曾以崇祯朝宦官具有参劾权与武举陈启新破格授职给事中为例，说明科道权力的削弱[3]300-304。如以旧体制来看，此类偶然行之的非常之举确实是削权科道，但在淡化言者身份的大脉络下考察，则其与吸纳部司进入科道、限制科道年例内升，均旨在破除资格，尝试在制度上打破相对封闭的科道体系。
晚明言路嚣竞的根源，或可归结为共识缺失与规则解体，前者使“公论”纷纭而无从裁衡，后者造成言路在权力结构上缺乏有力约束。士大夫重建言路秩序的构想，均归本于以公论裁衡是非，然而对于何为公论，则言人人殊。公论由谁掌握、从何决定，构成了万历乃至天启年间言路纷争的基本议题。东林视公论为“天理之公”的外在发用，重视以性统心、权衡于理，但以形上的道德界定公论，不免山林干政的嫌疑，反而造成内在的合法性危机，只能托之空言，无法见诸行事。从晚明的政治实践来看，公论的界定不仅仅是学理或道德问题，更需置于制度框架与权力结构中思考。
鼎革后的士人省思晚明言路的困境，认为“神庙承世宗严切之后，一味优容，遂使言路纵横，锋莫敢触”[55]116。整体来看，晚明的言路政策在万历至崇祯年间确实经历了由宽转严的过程。一方面，别白是非、讲求职掌，自上而下地为言路重建制度规范的主张，虽在万历天启年间因君臣暌隔、中官擅政而无从实现，但却与崇祯朝强调据实言事、淡化言者身份的言路政策具有内在的延续性。另一方面，由宽转严的前提是建立运转有效的行政体制。强势皇权在崇祯朝的出现，化解了万历以来主权不振的问题，在维系派系势力相对均平的同时，也能够强力弹压言路。崇祯九年，倪元璐因有生员上书举荐，具疏求罢，称“议论之权归上则治，归下则乱，不可不慎也”[56]丙子，709，虽为避祸之语，却点出庙堂属意的言路秩序。质言之，依托制度规范、以实行消弭浮议最终成为言路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而在传统的政治结构下，这也必然走向权归于上。言路秩序的威权化趋向，与晚明清初思想界对于公议、君权等议题的批判性反思近乎截然异趣。后者虽被赋予近代性意义，但不具有普遍意义，亦不足以左右时局。晚明士大夫对言路问题的思考，大体上仍继承前代的治理思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略作补苴。他们关于公论、风闻等议题的讨论，虽鲜有所谓“思想性”，却更贴合士大夫对于明朝政治问题的思考。
最后需要略作申述的是，本文的讨论结束于崇祯朝，但并不意味着言路失序的问题在崇祯朝得到彻底解决。在思宗操切之政的压力下，科道敷衍塞责、虚应故事，形成“散员以月谏，左右都以季谏”的不成文传统，“间有忠鲠敢言之士，而所言又迂疏不识时务，不可用”[57]中，崇祯，74[58]叙，2。思宗虽力图平衡派系，言路却未完全摆脱朋党政治的阴影，中立者不得不“以声气推”以求自保[57]附识上，崇祯，163。不过，崇祯年间出现的实政化趋向事实上为清初解决言路乱局、重建言路秩序提供了直接资源。多尔衮即认为“予只为风闻言事，无有的据，便入人罪名，是将人功名身家供言官之挟诈”[59]顺治六年正月十九日召对纪注稿，169326，而风闻之禁在康熙中叶以前基本得到落实。有学者注意到，清初包括风闻之禁在内的言路整饬措施，均以晚明为参照，并构建出晚明国事尽坏于言官的论述[60]132-139。言路隳坏国事的话语已见于晚明士大夫的议论，而清初约束言路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是对晚明政治遗产的继承与发挥，这也是明清之际政治文化延续性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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