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镕华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思政部，山西 汾阳 032200)
继《神圣家族》后，1845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合作，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社会主义思想，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信仰，著就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本光辉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地，标志着新世界观的诞生。回看近20年来对《形态》的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点多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例如，意识形态思想、人的解放思想、城市思想等，对于基本概念的研究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比如“异化”的概念、“市民社会”的概念、“交往”的概念等。而《形态》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意蕴或多或少被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主导环节能动呈现和展示客观世界辩证运动的科学理论，作为哲学方法论和世界观具有独立性和总体性，不能将其像传统哲学教科书那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独立部分看待。
从《形态》的文本构成看，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阐述了“人改造自然”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的问题，写作目的是为了阐明“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己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145-146。之所以要追问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醉心于思辨王国，用黑格尔思想废墟的细枝末节进行词句反对词句的思想论战，而不关注现实的变化。所以，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前提依然是思想在社会现实中具有独立的地位，起着决定作用。如何看待思想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借助对青年黑格尔的批判走出黑格尔思辨王国，提出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进行了“人改造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因此，没有相对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无法被系统阐发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诞生的同时，辩证唯物主义也被阐发。《形态》不仅是关于历史观的经典文献，而且是哲学观的伟大成果。本文意在探究《形态》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意蕴，为《形态》的研究提出新思路，也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新的哲学发展道路：“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
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152这一新的道路蕴含的实践观点既“颠覆”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又超越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实现了基本思维方式的变革。所谓“天国”是指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意识；
所谓“人间”是指现实的物质生活。“从天国降到人间”就是从意识出发去理解现实生活；
“从人间升到天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意识。
(一)“从人间升到天国”为辩证法找寻了现实依据
黑格尔批判古典哲学重视形式逻辑，即撇开思维内容只关注思维形式的逻辑存在，他说：“哲学时常被人视为是一种形式的、空无内容的知识。”[2]46由此，黑格尔以人类思维的真实运动为基础，指出真实的逻辑并不是在非思想的形式里推演，而是“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2]40。这就是与形式逻辑相对立的辩证逻辑，但这里辩证法却是“思想内容的自己运动”。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只有思想是永恒的，比如，在眼前的苹果会腐烂，而苹果的概念永远不会消失。所以，他认为是意识派生出了物质，一切物质的运动终究都是思想在运动，人类的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运动，即绝对精神外化为人类社会经由一系列运动又回归绝对精神。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批判道：“‘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1]161这句话表明精神即意识，想要成为现实一定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语言要么从人们的嘴里说出来，表现为空气的振动，这是物质的体现；
要么写出来，这更离不开笔墨纸砚这些物质的东西，因此，精神不能脱离物质独立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追问意识来源于哪里？“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161意识起初只是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感知，一方面，人们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
另一方面，人需要与周围别人交往而生活在社会中，这时的意识仅表现为意识到自己本能的意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也发展起来，社会活动分化为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这时意识才摆脱现实“自由”地去想象。综上所述，在黑格尔看来意识在独立地发展，其实意识的表现和起源都离不开人、实践和物质社会。正是基于实践的观点，《形态》揭示了精神独立的外观，得出并不是精神派生出物质而是物质派生出精神，由此，彻底挖出了唯心主义辩证法错误的思想根源。
坚持物质第一性，就意味着“‘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154，局限于用词句反对词句并不能实现对现存世界的改造，就像“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
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1]154，这就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分野所在。所以，“从人间升到天国”说明辩证法不是思想的辩证法，而是现存世界的辩证法，一切都应从现实出发，用现实透视意识。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出发为辩证法找到了现实基础，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
(二)“从人间升到天国”揭示了如何从“人间”产生出“天国”
如果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是“从天国降到人间”，那么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则是把“天国还原为人间”。旧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都是以“人间”为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哲学路线不仅要解决把“天国”还原为“人间”的问题，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如何从“人间”产生出“天国”的问题，这是从“人间”出发的旅程；
而费尔巴哈“把天国还原为人间”则是在“人间”这个出发点上原地踏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要从费尔巴哈哲学的原则“感性直观”来理解。
西方近代哲学先验地看待世界表现为意识内在性,正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在”的前提是“我思”，将意识作为存在的前提。而费尔巴哈率先揭示了意识对于感性存在的遮蔽，他从对宗教的批判开始，认为宗教是人本质对象化的产物，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同时他将对一般宗教的批判扩展到对近代哲学的批判，认为二者都是以感性概念的形式代替感性存在，哲学只是把属神的东西瓦解后又重新拿起属神的东西，用理性代替神的位置。因此，费尔巴哈从他的对立面“感性存在”出发，但是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作用，只能用“感性直观”，即从感觉出发直观地把握对象存在。“感性存在”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石，“感性直观”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原则。从“感性直观”出发来看待“人”，“人”是脱离社会的自然人。当对象世界和人之间发生冲突和不和谐，只能借助于“普通直观”(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和“高级的哲学直观”(看到事物的真正本质)之间的二重性直观。于是，“当他看到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1]158。这清晰地表明了费尔巴哈将感性世界重新纳入人们的视野，将“天国”还原为“人间”，但是对于人间的冲突，他仅仅是戴着哲学家的“眼镜”进行旁观，他所做的跟以往的哲学家一样只是在解释世界。
对此，《形态》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么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3]《形态》从人间出发，以实践为中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合理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分析道，由于分工和劳动对人的异化，每个人必须待在分工带来的职业范围内，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手艺是和现实相联系的真实的手艺，当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时，出现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职业的群体，即唯心主义哲学家，这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局限于思想王国内用思想观念去解释一切，这就意味着思想观念成为独立的王国。因此，用观念统治世界正是根源于“人间”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运动，由此，分析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职业特点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思想观念成为独立王国的过程。
综上所述，“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哲学道路反映了对黑格尔合理内核的继承和对费尔巴哈基本内核的拯救，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支点——实践。因此，这一哲学道路内涵的实践纲领意味着意识内在性的思维方式的崩塌，开辟了通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道路。
《形态》坚持感性世界相对于思想观念优先地位的基本立场，提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1]157。这里的感性世界不是抽象的自然界，而是有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并不难，关键是如何理解。以前，唯物主义者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他们脱离人的实践抽象地谈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因此只能停留在自然唯物主义，无法正确回答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态》从实践观点出发，赋予自然界优先地位全新理论内涵，也蕴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成。
(一)从单向依赖自然到依赖和改造自然的双向互动
黑格尔哲学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将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原，认为自然的发展是绝对精神的外化，经过一系列的运动回归人的精神生活，自然界、人、人类社会都是绝对精神的运动。费尔巴哈并没有纠缠于绝对精神的思辨王国，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提出：“我们是存在于、生活于并活动于自然界里面；
自然界笼罩着人类，拿去了自然界，人类也就不存在了。”[4]579这里的进步性表现为坚持物质第一性，看到人依赖自然而存在。但是，他没看到人不仅依赖自然，而且能改造自然，包括费尔巴哈在内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界，而是经过人改造过的人化的自然了，就像我们住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岩洞而是人类的建筑，可是对这一切费尔巴哈却视而不见，于是，费尔巴哈一只眼睛睁开紧盯着人依赖自然，另一只紧闭的眼面对的却是人改造自然。为什么他会如此？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说：“如果人仅仅立足于实践的立场，并由此出发来观察世界，而使实践的立场成为理论的立场时，那他就跟自然不睦，使自然成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实践利己主义之最顺从的仆人。”[4]144-145由此可见，费尔巴哈鄙视实践、否定实践，不可能将实践作为他理论的出发点，只是从感性直观出发去看待自然，在这样的视域下人永远是自然的奴隶。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赋予自然观全新的内涵。一方面，同样提出人是自然的产物。相对于人的存在而言，“这些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1]146。另一方面，提出人不只是无条件的服从自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133。这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旧唯物主义不懂辩证法，而在于它是一种忽视实践作用的直观唯物主义，它仅仅将自然作为一种直观的对象，将现实的感性世界看成开天辟地以来就自然存在的东西，即先在自然，人只是依赖自然而存在，所以，这种直观唯物主义也叫作自然唯物主义。从实践观点出发，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不是既存的、先在的，而是客观存在的。最初，由于人的生产能力有限，人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自然。“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161这时候人和动物一样在对待自然界的方式上没有区别。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虽然为人类的出场奠定了必要的生理条件和物质基础，但是这些条件不会自发地“创造”出人类，而是劳动使人脱离了自然界而成为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47。所以，是劳动将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能动作用。这样自然唯物主义视域中抽象的人就跃迁为活生生的具有能动创造性的人。那么劳动是否取消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当然不会，从实践的观点出发会走向唯物主义。这是因为劳动实践不仅是一种主观创造性的活动，更是一种客观性的活动，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进行实践。“历史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172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连续性，每一代人的实践都要在上一代人留下的物质基础上继续发展，这种物质基础是自然界，这种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就是劳动实践过程，这种劳动实践过程并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自然界，而是改变了自然界的存在状态。
(二)从单纯自然观到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融合
自然观问题上，旧唯物主义的最大缺陷就是始终把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
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158如前所述，这是由于旧唯物主义认为自然是一种先在自然，是人存在的根据，人消融于自然界中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因此，自然界是一个与现实的历史的人无关的纯粹的自然界，是超历史的亘古不变的东西。
那应该如何理解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是立足感性实践来看待。虽然无论什么动物都可以在本能的驱使下找到一个洞穴去遮风避雨，也可以挖一块根茎或捕捉一个动物饱餐一顿，但这都是动物在被动地适应自然。人类虽然有时也会这么做，这体现了人类的动物性，更根本的是人会利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质生活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获得必须的生活资料，人类不会消极等待，也不会漫无目的地搜寻，而是将一个个的自然要素纳入自己的实践活动，所以，人类用石头制作石器、用棍棒制作武器、用皮毛制作衣物，由此人化的自然界在劳动实践中出现了。这个人化自然与自然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它必须有自己的自然基质，表现为依托自然界而存在；
另一方面表现为自然基础上社会的存在。
当把感性世界看作人化自然时，自然和历史结合了起来，这时可以看到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55。正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改变了自然界的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所以，人化自然呈现出一种历史感，这时“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100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
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富豪的葡萄园和别墅”[1]156。
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贡献时，说它“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5]26。因此，当自然观与历史观融合时，自然就被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既成不变的，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因此，新自然观的创立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成，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
从实践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坐在书斋里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其根本价值旨归是在实践中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改造，这就涉及主体的价值需要以及如何实现这种需要，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理论。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形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实践的观点，为将价值关系理解为人的主体性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基本形成，提出价值主体、价值理想以及实现途径，总结起来就是现实的人以实践为根本道路实现个性自由和自由社会的科学价值观理论，这种价值观将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论超越了个人本位主义的主观主义价值论，也为《共产党宣言》完整阐述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就《形态》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作简要分析。
首先，价值主体是现实的人。外部世界具有满足人需要的属性，人也会主动利用外部环境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外部世界和主体需要的关系就是价值关系，主体与客体是构成价值关系的基本要素。但是，人不会无缘无故成为价值的主体，客观世界也不会莫名其妙成为价值的客体，只有当人将周围环境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并在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时，才会将世界作为客体去探索。所以，客体指物但并不是所有物都是价值客体，只有纳入人类实践范畴的物才是价值客体；
主体指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价值主体，只有具有社会本质和意识机能进行社会实践的人才是价值主体。因此，实践是联结主体与客体构成价值关系的基本环节。从实践出发，价值主体就不再是具有“类意识”的抽象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51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将抽象的人变为具体的人。
其次，价值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互动中，人所追求的最终需要到底是什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基础，基于人的类本质，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同人的类本质异化，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消除异化劳动，使人从片面发展回归到全面发展，让“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189。但是成为完整的人的标志是什么？如何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在此并未回答，可见对于完整的人的自由发展理论此时并未形成。
在《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回答了《手稿》中遗留的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分工，这种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并不是出于劳动者的自愿，因而是自然形成的。同时，分工的发展还产生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以及自然形成的分工将人强加于一定的活动范围，为了生活他需要始终待在这样的范围内，这种由人生产的物质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这就是异化的劳动。因此，马克思勾勒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165我们知道现实的人是进行劳动实践的人，那么在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成为完整的人的标志是人可以自由的劳动。而如何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通过自由劳动使自己的无限潜能得到发展，即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至此，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得以揭示。
最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主观主义价值论认为主体的需要就是人的自然本能，或者混同于主观的欲望、兴趣、情感、动机，所以价值的满足是个人需求的绝对满足。但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认为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包括两个层面，即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通过自由社会的建设实现个人自由的发展，个人自由的发展推动自由社会的建设。为什么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联结的，又如何实现？
一方面，自由社会的建设有助于个人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提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指特定社会条件下个体能动性遭受压抑的人，“有个性的个人”指特定社会条件下个体能动性充分发挥的人，这种社会条件指交往形式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状况，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统治关系。“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1]199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讲，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打造一个社会家园来适应自己个性和能力的发展。这种完全虚幻的共同体对于统治阶级来讲是一种“自由社会”，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讲就是一种新的桎梏。因此，这里的自由社会是有利于个人能动性充分发挥的社会。在真正的共同体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消灭分工和私有制提供了前提，这使得人可以重新驾驭物质力量，实现对生产的自觉控制，从而使劳动从谋生的手段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通过自由劳动使自身潜能完全发挥出来，个人的能动性充分发挥达到自由发展的状态。因此，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99。
另一方面，个人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先导。在讲到人的需求时，《形态》提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59。这一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与相对主义价值论的根本分野，说明人的需求来源于社会，新的需求的产生建立在现有需求被满足的基础上，不存在脱离社会的抽象的需要，人的需要不能混同于主观的欲望、兴趣、情感、动机，主观的欲望、兴趣、情感、动机只是需要在人意识中的反映。同时，正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不断满足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力量。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为前提，提出实现人对自己劳动的占有才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实现，这一理想的实现要以实践为道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这一价值理论的推进为提出共产主义价值观做好了理论铺垫。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辩证法即为一种历史的过程，这种过程不是人的思维过程，而是现实世界发展的过程，因此，人的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人的世界包括人活动于其中的自然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将辩证法与唯物论结合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开辟了全新的哲学视野，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其具备的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世界进入辩证唯物主义视野时，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就在人类自己手中，从此，变革现实具有了历史使命的意义，人类的前途从此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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