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丽
马克思在有关未来共同体生成问题上展开过深入思考,特别是在未来共同体生成进路上形成了独到见解。当前,学术界高度关注马克思对特定历史阶段既存共同体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对此种批判式理解范式进行了全面揭示和深入解读。这在呈现出马克思探究未来共同体生成的主导逻辑的同时,遮蔽了马克思在更高层级视域中对未来共同体生成问题的系统把握与深度透视。事实上,马克思文明观始终 “在场”,贯穿于他探求超越既存共同体的整个过程,是他考察未来共同体现实生成的总体视域。通过回归马克思文本,明确马克思在探究未来共同体生成问题上秉持文明发展的多重向度及其主要指向,进一步厘清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内在关联,为变革既存共同体与塑形未来共同体新样态提供根本遵循与路径导向。
在马克思视域中文明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异化共同体形式,使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充分显现出人的社会化本质,构建起个体与共同体间的真正关联,是完成 “形式共同体”向 “实质共同体”的过渡,最终生成内嵌 “自由个性”社会共同体的现实进路。
(一)文明进步总趋势及其内在要求
文明进步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自然表征出的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有关文明演进问题存有不同判断。如卢梭从自然主义哲学视角深刻反思人类文明,在文明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二律背反中认为人类整体走向普遍衰败,“文明社会使人堕落而悲苦”,会带来不平等的加剧、人性的沦丧,在对人类文明持悲观态度中作出了 “回到自然去”的总体性判断。黑格尔在唯心主义思维框架下探究文明演进问题,通过论证个体与自然天真状态的分离以及 “恶”之意识——自我意识与私有制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提出了有关世界历史演进以及文明进步发展的宏大思维图景。马克思摒弃纯粹抽象思维中的道德与价值悬设,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确立了理解文明的新视角。在他看来,文明的生成在本质上与 “现实的个人”的实践密切相关,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对此,恩格斯充分肯定马克思作出的判断,认为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P97),假如 “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2](P557),则陷入了 “从思维到思维”的主观想象,脱离了文明演进的客观逻辑。通过把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物质生产领域的社会实践关联起来,马克思在揭示出资本主义文明面的同时,深刻洞察到文明制度与野蛮事实间存有内在的冲突与矛盾且逐步表征出新的 “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而新的 “文明果实”往往就产生于破除既有文明内在限度的社会变革中,这是文明演进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有关文明进步发展的判断,不是一种目的论式的理念设定,而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框架下基于剖析不同生产关系内部个体生存和发展状态所形成的理性认识。
个体与共同体双向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这一客观向度,进一步在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系中思考文明进步问题,形成了有关文明演进机制和方向的全景式透视。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受制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双向发展。换而言之,文明进步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共同体条件,也需要个体自由的充分实现。两者双向发展本质上是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实现有机融合的过程,是在 “游离”原初共同体的过程中完成的一种更高级复归。正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一卷,分析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所说:“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3](P96)。未来 “自由人联合体”是由一个个摆脱既有文明禁锢且实现社会化本质的 “鲁滨逊”组成的 “真正的共同体”,它实际上是在超越既有文明的过程中完成的一种对原初共同体的高级复归。马克思晚年在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曾高度赞成一位美国著作家的看法: “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 ‘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4](P572)这里 “游离”和 “复活”并非是指脱离客观自然界或简单地回溯到过去,而是指在提升 “生产上的技能”与拓展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逐步摆脱个体生存的野蛮状态,实现对共同体内部 “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依托不断拓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消解个体与共同体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个体的社会化本质充分显现,即在个体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等方面都实现本质的统一,不再像动物一样停留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关系满足或深陷脱离人的本真需求的 “物”的奴役状态,最终生成独立的 “自由个体”相联合的共同体。日本学者平田清月将马克思视域中的 “个体”界定为在共同体成员各自交换私人所有物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彼此排他地对立的人”“自主地成为集团个体的人”。因此,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站在文明进步的高度辩证把握两者间的内在关联是生成未来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二)超越现代文明主导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外在关联
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了阶段性 “质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现代文明 “正式出场”,它不同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野蛮时代,是与分工、交换凸显的工业化时代紧密结合的历史产物。恩格斯指出,“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5](P193)。马克思在表述时常用 “现代文明”“资产阶级文明”“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等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旨在强调这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古代文明的新质文明。在他看来,进入 “资产阶级文明”阶段,在机器大工业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作用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系逐步从 “原生样态”过渡到 “次生样态”,原初以血缘、氏族为核心的关系纽带崩溃瓦解,而以 “物”为核心的关系纽带占据了主导地位,且生发出了 “彼此关系冷漠”“彼此漠不关心”意义上的形式关联。马克思通过摒弃传统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动态考察不同时空境遇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内在关联,具体窥探到了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两者关系的特定表现样态。
在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联本质上是一种外在关联。这种关联的 “外在”特征集中体现在商品生产与交换成为 “生产的标准”和交往核心后,在个体与共同体发展过程中表征出的 “三重脱离”:一是脱离个体真实的内在需求;二是脱离共同体内部真正的利益追求;三是脱离维系个体和共同体间真实的社会关系纽带。在马克思看来,外部异质性关联的产生,主要根源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因为,两者的分离使得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6](P104),未能与人的内在本质确立起合理的实质性关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资本将愈发成为 “共同体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把个体丰富的交往需求和活动内容,都浓缩和蒸馏为抽象的 “交换价值”,构筑出了一个真实的 “异已存在物王国”。尤其是进入 “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现代文明阶段,“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且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以致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7](P40)。随着个体与共同体间外在关联的固化,文明演进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严重错位,“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1](P158)。其实,现代文明个体在击退自然意义上荒野文明的同时,创造出了更广范围非理性、野蛮异化的人为荒野文明,自身原初生活的 “洞穴”已变为 “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1](P225)的洞穴。马克思通过对承载和演绎社会矛盾的场所——资本主义文明展开理性批判,指认出了个体与共同体间内在关系的异化特征及其显露出的文明限度,进一步明确了超越异化共同体的客观必然性及主要进路。
(三)重塑个体与共同体间的真正关联
文明进步引领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内在关系发生重要变革。马克思从文明进步视域出发,主张从异化共同体—— “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彻底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 “人”的占有以及对 “物”的依赖,构建起个体与共同体间的真正关联。在他看来,个体与共同体间生成的 “真正关联”并非是 “原生的”,即天然的原初状态,也非 “既有的”,即现存的异化样态,而是“次生的”或 “再生的”,即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历史生成的促进个体社会化发展的实质性关联。要立足所有制、需要、劳动等要素的变革,重塑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内在关联,从 “形式关联”过渡到“本质关联”。首先,实现对 “物”的 “共同所有”。由于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4](P226),重建个人所有制,消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的分离是实现人的社会化发展以及文明进步的重要前提。因而,要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权利主体转换,使 “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被新的社会主体支配且受 “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成员 “共同所有”,而非 “私人所有”或 “共同占有”。其次,实现 “物”对 “人”的趋近。人的发展程度与需要的拓展和满足程度紧密关联,“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1](P194)。个体需要的丰富性和广泛性使 “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1](P223)。通过满足 “现实的个人”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多层次需要,扩大社会化交往,使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进而不断把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本质属性再生产出来,实现最大限度的个性解放,生成独立主体相交互的社会共同体。最后,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在个体真实需求引导下,劳动社会化实践活动是关联共同体中众多个体的核心要素,是取代阶级社会中阶级关联要素的重要中介,具有 “现实的”共同体意义。通过构建新型的劳动组织关系,约束技术工具形式、政治权力关系、资本货币权力关系,在新的“劳动共同体”中终结异化共同体形式对人的支配与奴役,在使 “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过程中建构个体与共同体间的真正关联。
因此,要把握文明进步的社会本体论意义,洞察个体与共同体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肢解束缚个体个性解放的各种外在关联,构筑起真正实现 “自由个性”文明状态的共同体形式。
在马克思视域中文明是在交往扩大化中得以存续、融合和发展的。打破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交往限度,推进个体与共同体间展开深层互动,是生成跨地域和跨文明交往的世界文明共同体的主要进路。
(一)文明交往总趋向及其客观要求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同 “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边界消解的过程相一致。封闭的、狭隘的交往关系是制约物质生产,产生等级分化,固化专制思维的重要缘由,只有普遍交往能够为冲破这种限制提供现实的可能。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跨地域交往呈现出多重效能。具体说,一是生产力与物质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马克思认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P559)。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交往范围狭隘阶段,每一种发明创造不仅需要 “重复”“反复”进行,而且一旦遭遇外来 “偶然事件”,如战争的爆发和外敌的入侵等,都将使一些民族和国家不得不 “从头开始”。只有当 “交往成为世界交往”,保存 “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充分保障。二是非物质文明层面跨地域的交流与融合。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如同物质生产一样,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从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转变为一种 “公共的财产”,如 “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能够生成 “一种世界的文学”,以及 “相继入侵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莫卧儿人”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被 “印度化”了。跨地域交往不仅能尽可能避免文明断裂与消亡的命运,实现文明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也能消解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间的界限,加强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确认,达成更广范围的精神和文化认同。三是“文明的人”的生成。交往范围的扩大与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密切相连,“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P541)。随着跨地域的交流与互动,“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 (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 (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P541)。对于人的发展而言,现实交往过程中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直接关系到个体解放程度,扩大化的交往意味着突破狭隘、封闭地域的限制,满足个体多层面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所以,作为生成现代文明以及 “文明的人”的 “孵化器”——交往扩大化,在不断消解地域与思维的局限性过程中,促使跨地域的文明交往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向。
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扩大化交往是文明交往的客观要求。这种扩大化交往主要存有三个指向,一是交往主体的扩大。由于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P287)。现实个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提升文明程度的决定性力量,尤其是众多现代个体的生成直接关系到文明演进的整体进程。因而,要将更多现实个体嵌入扩大化的交往进程中,而不局限于共同体内部少数特殊利益群体。二是交往范围的扩大。共同体内部以及各共同体之间因缺乏联系造成的 “孤立性”成为制约文明进步的主要缘由,因为 “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不能带来任何历史创举,反而固化了阻碍交往的天然屏障与思维定势。要推动跨地域和跨文明交往,形成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关系,打破 “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专制制度,为个体解放提供自由发展空间。三是交往程度的扩大。“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P520)一切民族在野蛮时代展开的交往存在有限性、不平等性与野蛮性。要祛除社会关系的束缚与思维层面的禁锢,打破阻碍世界性交往的多重限制。从交往的总体进程上看,交往扩大化的推进需经历一个从突破地域范围上多重阻碍到突破关系层面多重枷锁的历史性过程,这是受社会生产力作用的客观结果。
(二)摆脱资本权力逻辑主导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交往限度
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生成过程中扩大化交往成为一种 “普照的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世界历史的帷幕真正被揭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8](P35)。因为,处在文明时代之前的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低下,劳动者生产尚未发生实质性分化,展开的实际上是一种 “共同的生产”实践。此种 “共同的生产”实践主要以满足原初个体以及共同体的需要为最终目标,只在狭小的范围内实现交换,即只是少见地发生在不同部落共同体间的边界处。进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大工业带来的 “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与 “交通的极其便利”,使西方国家借助世界市场的助推力在世界空间范围内散播现代化的种子,最终使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深深地嵌入世界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马克思在对比分析中洞察到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核心的扩大化交往,在追逐价值无限增殖的利益驱动下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力的 “普照的光”。
在抽象资本权力逻辑统摄下,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出现新的交往限度。相较于生产力不发达产生的交往局限而言,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后致使交往关系表现出新特征。具体说,一是陷入 “物”的狭小空间。商品生产与交换这一 “重炮”在彻底摧毁原始共同体内部天然屏障与地理隔阂的同时,构筑起了新的无形屏障。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9](P59)。在货币与资本主导的共同体内部,个体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和社会生活被置于价值交换的坐标系中,只聚焦于 “物”的生产与再生产,被抽象的资本逻辑所操控与支配。此外,在 “物”的奴役上没有任何民族性,受 “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8](P42)。所以,关联形态从 “有形”发展到 “无形”,关联范围从 “地域”发展至 “全球”是工业文明时代个体与共同体在交往关系上的新特征。二是陷入文明傲慢与偏见的狭隘视域。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大工业与世界市场把世界各国人民关联起来,“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P680),在世界各地推行和确立新文明与新世界。西方现代文明在主观意志的强力助推下确立起了对世界的一种总体理性规划、一种普遍性设计。在文明交往方面,遵从于 “东方从属于西方”总趋势,呈现出单向度的文明交往趋向。如刚果河岸的黑人受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冲击后出现了顺应倾向,印度没有像以往一样征服入侵者,而是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使不列颠人成为 “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8](P686)。所以,资本主义文明虽然是一定历史阶段内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它像 “高利贷”一样蚕食 “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促使个体与共同体在融合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分化、对立、剥削与偏见,造成了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实质性分离,带来了世界性交往的新屏障,成为了要挣脱和摆脱的主导文明体系。
(三)推进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深层互动
站在世界文明交往视角,推进个体与共同体展开深度互动。当个体活动处于 “狭小”范围内,其在认识与实践层面受到双重限制。马克思立足物质生产这一基点,认为上述双重限制的破除,需要依托新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在交往范围、交往主体以及交往进程方面进行历史性变革。首先,在交往范围上,拓宽共同体内部个体交往的边界。这里的 “拓展”,不仅包含地理空间的拓展,也包含深层次交往关系的拓展。就前者而言,通过革新技术手段、细化社会分工、放大资本积极效应,强化个体在劳动社会化过程中彼此间的联系,把生产各个环节嵌入一个社会化的生产链条中,使不同地域共同体在普遍交往中发生关联。就后者而言,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废除既存的占有方式,消解共同体内部原生的 “自然联系”以及次生的 “物”的统摄逻辑,构建新的社会关联。此外,要立足社会交往的结构性特征,注重 “特殊的以太”在未来共同体中的作用,确认经济交往是展开其他方面交往的基础与前提的同时,意识到它并不是唯一向度,要在多重交往关系中构建起个体与共同体的深层关联。其次,在交往主体上,拓展至共同体中的多数个体。在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内部,少数特殊阶级的利益得到现实关照,隶属特殊阶层的个体能够获得普遍交往以及提升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在未来共同体中,交往主体要拓展至世界范围内共同体内部的多数个体,聚焦多数个体的现实利益。这主要源于,“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8](P41),他们 “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1](P542)。要 “炸毁”既有的权利关系体系,拓展世界范围内多数个体的交往范围,使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最后,在交往进程上,依托现代生产力的革新持续推进。“资产阶级文明”在 “利己观念”主导下强化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分离,固化既有的生产关系与所有制关系,且将其看作自然永恒的客观规律。事实上,在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系变革以一种 “铁的必然规律”在发生作用,要持续打破个体与共同体间的交往局限,消除资产阶级文明内部产生的对立与分化,历史性生成一个交往普遍化的世界文明共同体。
因而,在马克思文明交往的视域中,破除既有文明中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多重交往局限,持续性地拓展交往范围、交往主体以及推进交往进程是逐步生成跨民族和跨文明交往的世界文明共同体形式的主要路径。
在马克思视域中人类文明具有多种存在样态且蕴藏着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取向。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塑形的单一共同体样态,重建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多重关系纽带,确立个体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一体化关联,是生成更高层级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样态的重要进路。
(一)文明样态存在的 “类主体”视域及其本质要求
立足 “类主体”的高度把握人类文明的存在样态。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社会的人类”,而非旧唯物主义的 “市民社会”。从 “现实的个人”这一出发点到 “社会的人类”这一立脚点,主体视域的确立对于理解和把握文明存在样态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说,一是洞察出文明在具体存在样态上呈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特征。马克思通过摒弃抽象地谈论人的问题,直面 “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发展问题,意识到 “现实的个人”为生产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生产资料务必从事一系列的劳动活动,正是在不同民族与地域的人们日常劳动活动与具体的生产方式中才孕育出了不同文明。法国历史学者布罗代尔认为,“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10](P31),它具有异质性特征且呈现出 “复数”样态。如果脱离 “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生产,则无法把握文明生成的内在肌理和本质特征。二是明确未来文明样态生成的核心指向。马克思跳出自启蒙运动以来抽象谈论 “普遍人性”的话语体系,抓住了融入众多现实个体性特征的“类主体”原则。在他看来,“人”不是离群索居的原子化个体,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体,要从整体上把握由众多特殊性个体构成的总体意义上的 “人”。他洞察到区别于动物本能意义上的活动,人类作为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他们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一种对象性活动。这类生命活动的开启预示着未来人类社会将走向自觉的 “类存在”,即走向 “自由个性”阶段。有学者将马克思有关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概括为从 “族群本位”“个体本位”向 “类主体本位”的转变[11](P11)。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个体的关系转变为 “类存在”时,才能彻底摆脱孤立的、抽象的关系共同体,“认识到自身 ‘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1](P46),并自觉地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消解掉由权力资本力量造成的多重分裂。所以,从 “现实的个人”出发,最后回归人类活动本身,以 “类主体”为落脚点,是马克思在理解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确立的重要思维方式。
在 “类主体”观念的自觉意识下生成文明新样态取决于 “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真正融合。具体说,一是解决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有机融合。马克思认为,自然是已被深深打上人类活动印迹的 “人化自然”,不存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先于人类而存在的抽象存在物。因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P161)。没有自然界,劳动生产活动无法展开,“什么也不能创造”。确认人与自然间存在物质交换以及人类自身 “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协调好两者间的交互关系是生成人类文明样态的基本前提。二是解决人与人间的矛盾,实现人与社会共同体的有机融合。作为社会主体的每一个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不同利益需求的牵引下产生了多重分化和 “敌对现象”。在 “类主体”视域下,通过确认人类在种属意义上的 “类特性”,在众多 “现实的个人”特殊利益中去寻求共性与一般,明确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共同利益指向,构建起联结个体与共同体的新关系纽带,历史性生成更高层级的未来共同体新样态。这并非是一种 “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而是理性把握人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一体化关联的客观结果。
(二)消除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断裂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有机联系发生断裂,促使共同体样态单一化。一是个体与自然共同体间的关系断裂,导向单一 “物”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自然逐步沦为纯粹牟利的手段和工具,致使物质生产脱离了合理限度內的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背离了人类生存的本质需求。不同于人类社会初期在低生产力、低消耗与低需求条件下表现出的 “有限关联”,个体与自然共同体之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出的 “有限关联”,主要体现在两者 “和谐交互”的程度上,而非相互作用力上。恩格斯强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P559)。每一次胜利在最后都被抵扣掉了,甚至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二是个体与社会共同体间的关系断裂,生成众多单一的原子化个体。在私有制条件下,原初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关系纽带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财产和地域为核心的联系纽带。随着私有财产关系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现实的个人”在 “夺取”物质利益的过程中逐步脱离了人身依附关系,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个体。此种利益分化在变革个体与共同体间原初 “自然联系”的同时,加剧了两者间的内在张力,使共同体内部日益呈现出一种单一指向。这种单一指向不仅表现在利益维护的主体单一,即聚焦于占统治地位的少数阶层,也表现在维护的利益单一,即着重关照少数人的政治经济权益。马克思揭示出,在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内部,虽然统治阶层宣称代表 “普遍利益”,但本质上它代表的仍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 “普遍利益”。因为,在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本阶级的核心利益而非共同体内多数 “现实的个人”的共同利益。所以,要深刻洞察个体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间一体化关联断裂的具体表征,明确消除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断裂是超越单一共同体样态的重要路径。
(三)重塑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多重关系纽带
文明共同体样态的生成取决于人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有机融合的程度。换而言之,取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解程度。马克思在 “类主体”视角下,注重现实的共同利益导向,通过重建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多重关系纽带,使两者从一种 “形式上的融合”发展到一种 “实质上的融合”,生成更高层级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具体说,一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间的交互关系,构建新的关联纽带。因为,“现实的个人”为了维持自身物质生命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既存有自然方面的物质交换需求,也存有社会方面的关系交往需求,是一个拥有多重需求的复杂有机体。要脱离原初共同体内的 “人身依附关系”以及 “虚假共同体”内的 “物的依赖关系”,依托聚焦 “现实的个人”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生成的社会化需求与共同的现实利益,逐步构建起新的多重关系纽带,进而生成新的 “依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新的 “依存关系”在本质上是对囊括个体丰富利益需求和关系的积极建构,而非对 “现实的个人”特殊利益的彻底否定。二是基于个体与共同体的现实共同利益,构建新的价值纽带。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紧密交融,两者存在共同的现实利益。事实上,共同体内部展开的交往过程是一个相互 “发现”的过程,即发现共同体内部存在依存关系与共同利益的过程。在扩大化的交互中,要把个体性活动与全人类的存在关联在一起,使其充分 “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1](P384),超越在生物学物种层面或在市民社会狭隘视域下理解 “类主体”。只有在社会本体论视域中真正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从 “特殊性”上升到 “一般性”,从 “个性”上升到 “共性”,不断增强共同体间的相互认同,消除彼此间的价值偏见与隔阂,强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价值引导,才能使现实的共同利益成为联结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纽带。
所以,从文明发展的整体样态的角度看,基于人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间的一体化关联,重建个体与共同体间多重关系纽带是消除两者断裂状态,形成更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关系的重要中介,是生成共同体新文明样态的现实进路。
马克思在理解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确立的三重向度,是把握文明整体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未来共同体的生成方向和进路具有本质规定。从总体上看,文明进步与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文明进步和交往的程度在本质上决定着文明的整体样态,这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关联,共同规定着未来共同体的生成方向和主要进路,为新时代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指引。当前,要辩证把握资本的双重作用,打破对立性思维与制度壁垒以及强化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进对既存共同体的批判性建构,增强不同共同体间的交流互鉴,真正创造出人类文明共同体新样态。
(一)在辨证把握资本双重作用中推进对既存共同体的批判性建构
当现代文明进入新阶段,超越资本逻辑对人的文明状态的多重束缚,生成 “自由个体”所需的共同体要素,关键在于辩证把握资本的正负面效应,实现对既存共同体的批判性建构。
积极肯定资本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延伸及其产生的进步效应。资本在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 “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9](P90),彰显出塑形共同体样态的巨大效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空间资本化进程中要进一步合理放大资本自身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发挥出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尤其是它在物质创造、市场拓展、空间联动、要素配置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其始终对标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可忽视资本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的巨大工具效能与杠杆效应,它是激发经济活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12]。这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处的世界空间格局中,通过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要素,释放既存共同体的发展效能,对构建未来共同体形式作出的一种能动性探寻。
理性剖析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共同体的异化样态。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在技术力量和资本力量合力作用下,现代性危机已侵入共同体内部,异化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进一步凸显,如工具技术理性至上对自由个性的奴役以及对自由发展空间的挤压,尤其是数字共同体与平台共同体内部产生出众多单向度个体,进一步加剧了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分离和对立。哈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充斥着普遍异化,“无论是劳动条件、生活状况、强权政治的形式、生活方式,还是大众文化,即使是当代消费主义和最深切的蔑视,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 ‘起义’”[13]。要基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对既存共同体进行理性批判,站在文明进步角度有效驾驭具有双重属性的资本,“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12]。值得注意的是,文明进步要素的产生不是在彻底否定和抛弃资本要素后生成的,而是在理性认识资本的文明面和消极面后,对其加以有效引导和控制生成的实践成果。面对资本的两面效应,要变 “被动”为 “主动”,在不同 “质”的效应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驾驭机制,推进对异化共同体形式的扬弃以及对新时代文明共同体的构建。
(二)在打破对立性思维与制度壁垒中增强共同体间的交流互鉴
立足文明的交往维度,新时代共同体文明样态的生成要求个体与共同体间实现深度融合,要在思维意识变革方面与制度创新方面掌握主动权。
在思维方式上,打破文明冲突论的对立性思维。回顾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作用下真正拉开了世界历史的现实帷幕,不仅使区域间的层层壁垒被打破,也使人们生活与生产的交往范围得到极大拓展,迈入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在西方现代性原则逐步占据统摄地位后,一部分人持一种 “异者为敌”“排他”的狭隘文明理念,坚持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将与自己不同的 “他者”视为 “异类”或 “敌人”,力图用一切手段甚至是利用武力来改变或消灭对方,将西方式的现代化崛起之路奉为圭臬或效仿的 “样本”,并试图改造和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文明。亨廷顿指出,“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14](P199)。沿着上述文明理解范式,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在民主制度、人权保护、贸易交往、生态治理等领域手握双重标准,频频制造本国例外、本国优先,暴露出霸权主义的强权逻辑与认知偏见。实际上,这是在对立性思维框架下理解不同民族和地域文明的产物,不仅遮蔽了世界文明内在蕴藏的不同文明基因,也陷入了 “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茧房,加剧了世界格局的动荡与不安。对此,要加强文明主体意识以及文明交往理念,承认文明在存在样态上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充分尊重不同共同体内部的风俗、文化与日常生活习惯,展开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在制度设计上,创新共同体间的交往互动机制。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强势来袭,对世界范围内众多现代化尚未充分展开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跳出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单向交往机制,推动多元文明共同体间的互动交往。尤其是要摆脱非此即彼的对立性思维,强化共同体间的依存度与关联度,变革不平等与不平衡的 “世界中心体系”,重塑新型的国际关系,在新的全球治理秩序中探寻多元化的交流互动机制。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关照整个人类共同体利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它凸显出的是一种全球性质的普遍文明,强调生活在不同民族与地域、不同文化中的个体能够彼此尊重地共存,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走向融合和进步,而不因为彼此的差异走向分裂、甚至对抗与冲突。所以,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进程中通过构建多边互动机制,超越以狭隘利益为边界的民族共同体,形塑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世界文明共同体新样态。
(三)在强化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中构建新时代人类文明共同体
新时代人类文明共同体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的新型共同体样态,它的生成要求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进程,在共同利益的价值导向下构建起更高层级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新样态。
立足 “类主体”高度,明确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意蕴。在世界交互日益深化的 “地球村”内,个体性活动已与全人类的存在交融在一起,“全人类”已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存在,而非一个生物学物种意义上的抽象概念。需要把个体放置于 “类主体”视域中,在现实共同体中窥探 “前后相继”“彼此相连”的个体,把握众多个体的特殊性及蕴藏在其中的一般性,彻底摆脱在抽象意义上谈论一般的人性。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角度看,现代文明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产生出来的第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人类文明形态,但它不是唯一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人类文明形态。尤其是,由于在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共同体中不能体现个体对未来文明发展的期望,解决好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对立与冲突,致使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受到愈来愈多的质疑和挑战。进入全球共同体利益凸显的新时期,要基于现实层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经济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和谐的共同体新样态,即一种全新的文明共同体样态。其实,这不仅是一种生存共同体,也是一种价值共同体,蕴藏着人类共同的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能够铸造起共同体成员共同追寻的理想、信念、价值、文化体系。
注重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共同挑战,寻求现实的共同利益。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15](P2)。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整体推进,不同地域间的交互范围和交往程度已达到新高度。在世界交往扩大化的同时,社会矛盾与冲突激增,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持续蔓延,如地区武装冲突加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全球传染病扩散、生态环境恶化等。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与挑战,尤其是全球治理、和平发展、持续发展方面出现的严重赤字已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问题,这些跨地域和跨文明的全球性问题从产生原因、复杂程度、解决举措等方面来看,都已经超出两种制度矛盾和冲突的范围。事实上,随着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问题的增多且呈现出一定的共通性,东西方社会存在愈来愈多的共同利益追求。新的时空境遇下产生的共同利益追求激发人们不断寻求真正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意义与价值共识,摒弃掉以西式现代化为母版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解决个体与原初共同体间冲突的历史产物,它的普遍性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非一种绝对的普遍性。因此,敏锐捕捉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共同问题及蕴藏在其中的新的普遍性,建立起内嵌共同利益诉求的共同体新样态,是满足新时代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需求的重要突破口。
在马克思有关文明进步、文明交往以及文明样态的多重分析视域中,重新审视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内在关联,消除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异化、对立与分离,追求更真实、更广范围、更高层级的共同体样态,这是理解和把握未来共同体生成进路的理论基点。在构建未来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所凝结的话语叙事、理论转换、结构变革、实践方案,不是回溯到封闭的地域传统中去寻求解决药方,而是立足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及自身内部的社会结构去寻求一切建构性要素,不断破除新的经济壁垒、政治藩篱、思想屏障与价值偏见,为人类文明共同体新样态的生成贡献新智慧与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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