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中的叙事探索

佘 醒,胡艺轩,张煜鑫

(安徽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0)

身处“被媒介穿透”的时代,数字媒介成为深藏于背后“中国叙事”再造与传播的又一新源泉[1]。面对历史阐释、传播与认知的多重机遇,设计助推文化复兴、非遗传承愈发成为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建立已较为完善,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部分传承形式仍存在“物化”的倾向。以徽州木雕为例,其在生产性实践中成绩斐然,但由于元素提取方式的机械单一,导致外在表现趋于同质化。鉴于上述境况,必须采取更为行之有效的非遗保护措施,数字赋权正是保障传统非遗生命力得以延续的治理手段。徽州木雕借助数字技术完成设计转译,对非遗资源抢救性挖掘,藏于其中的文化底蕴才能冲破时间与空间的藩篱进行智能化传播[2]。徽州木雕与数字化展示设计的融合叙事,是非遗创新传承的重要探索。徽州木雕兼具了中国传统风格的叙事结构,数字化的介入使其呈现较高的传播效率和理想的认知规模,更清晰直观地传达其承载的地域人文与艺术特色,同时也有益于消除因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文化壁垒”,助推非遗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并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徽州木雕是著名的传统雕刻艺术,包涵着徽州民间浓厚的人文气息,具有鲜明的文化产业特征。而今,徽州木雕的保存效率低,现代化传承力量薄弱,缺乏可视化与传播基础。其历史性破坏既有空间层面的疏离、时间流线的弥散,还存在文化割裂现象。因此,对于徽州木雕的保护与开发迫在眉睫。目前,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卓有成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推动非遗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形成符合国情、较为完善的非遗保护体系。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徽州木雕作为较早一批被列为国家级非遗的传统文化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近年来国内外非遗保护传承数字化已成为热点趋势,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基于PC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故宫博物院官方研发的“360紫禁城全景漫游”;
敦煌研究院于腾讯地图中实现的三维全景敦煌石窟;
新加坡海事博物馆展示的当地民族服饰的数字化互动设施等[3]。其次,学术界关于徽州木雕的数字化研究仅有零星成果且不够深入。技术层面上,学者多从数字保护与平台构建来分析徽州木雕可持续保护中存在的问题[4];
应用研究包括胡氏宗祠木雕的综合筹划以及旅游纪念品开发[5]。最后,基于叙事理论的徽州木雕相关研究同样寥寥,比如从祠堂的文化基因与数字展示的交互叙事两个层面展开对胡氏宗祠的叙事性设计研究,论证叙事对传统文化数字传播的必要性[6];
运用图像叙事方法,以实例剖析徽州民居空间的布局与木雕装饰中的叙事内涵[7]。

总体而言,徽州木雕的数字传播仍较为滞后,受众层次参差不一,群体流失趋向难以遏制。目前徽州木雕的设计成果中元素提取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度不高,展示方式陈旧,提质升级的空间较大。且鲜有学者展开木雕叙事层面的研究,缺乏一定的学术逻辑,难以建构现代社会集体价值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本研究以叙事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把握传承与创新的平衡关系,结合现代审美取向挖掘徽州木雕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以期解决数字空间中徽州木雕传承主客体的失语缺位、仍停留在原生文化环境,与时代语境断裂的现实问题。

数字时代促使徽州木雕叙事主客体发生转变,进而产生差异化的叙事需求,数字化展示设计重新定义了徽州木雕的叙事模式。探索叙事理论框架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取徽州木雕的叙事特征,实现徽州木雕参与式、交互式的传播方式。

2.1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需求

徽州木雕叙事性在于其文化根脉、社会价值资源传承方面,因此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需要古今呼应、融合中西。现代化节奏中设计更多的是被赋予精神内涵和情感体验的需求,设计叙事重点已经由物质转变为非物质。市场经济层面上,随着保护传承非遗文化的意识不断增强,其资金投入、技术流入等不断扩大并涌入市场。其次,为了有效解决现有徽州木雕发展中存在的局限性,比如木雕原件受损、呈现形式受限等问题,数字化技术的融入非常关键,数字化展示具有极高的可塑性、易于保存、升级等特质,为徽州木雕艺术在科研、教育以及文化传承方面提供有力保障。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非遗文化与数字内容的业态交叉融合,叙事已成为现代设计竞争中的核心要素。就非遗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而言,叙事导入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有助于明晰其形象定位,提高市场附加值,从整体上将徽州木雕文化资源进行转换、再现并复原成可共享再生的数字治理形态。

2.2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模式

数字化展示以数字图像为核心,利用数字技术塑造真实的虚拟三维空间,突破时空界限,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徽州木雕原型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展示设计机制乏善可陈,互动性低且易造成展示内容与社会脱节等现实问题,数字技术的介入为徽州木雕设计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以视听为主的传统方式,逐渐转向以多通道感知融合的叙事创新模式,交互技术升级所产生的感知体验,演变成为未来叙事形态的新视角[8]。其在传达主题内容、场景空间、文化语境等信息时,能够充分展现全方位的、强烈的交互性与身临其境之感,更加贴近用户的生理心理需求,塑造徽州木雕独有的文化色彩及特定的设计叙事架构。媒介技术消除了传播的物理藩篱,徽州木雕中的叙事模式借由数字技术带来的新路径、新手段、新方式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延伸。叙事主体与叙事客体以及叙事载体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构建了徽州木雕数字叙事系统模式,分别对应着设计师-用户-设计项目(见图1),而徽州木雕作为非遗传承的血脉,自身就是历史的记录者和叙述者,具备强烈的叙事性。浑厚的文化底蕴与数字化展示应用的结合深化了叙事载体,设计师在设计塑造的过程中依赖数字介入完成文化转译,既强调徽州木雕原型的叙事特征,又给予用户以崭新的设计呈现方式与交互叙事体验。

图1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叙事模式

2.3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特征

叙事强调叙述的“事件”,“事件”是意义的载体,也是叙述的主题[9]。将徽州木雕主题中的“事”提取叙事性特征,将其转译为数字化展示设计元素,便于理解设计师所要传达的思想意图。徽州木雕的题材较为广泛,其中人物题材是作品体量较大且传播范围最广的主要题材之一,以人物题材为例,归纳叙事主旨并凝练徽州木雕中的文化基因(见表1)。徽州人将情感注入木雕以期传述生活愿景,包含了强烈而生动的民风气韵,其绝大部分主题选择和内容取向是传承和发扬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

表1 徽州木雕叙事主题中的文化基因

徽州木雕人物题材中的构图多运用散点透视,结合点线面的雕刻技法,错维构图使其暗藏多视角,仍能保持视觉空间的和谐。整体构图直奔主题,简化复杂的叙事过程,选择最富有表现力的“顷刻”作为木雕的主要表达部分,同时也不忽视布局中建筑与次要人物之间的递进关系,突出主题。疏密有致,让人产生一种举重若轻的艺术视觉感受。徽州木雕《岳母刺字》(见图2),聚焦岳飞与岳母为中心视角,画面中不仅有呈正交显示的建筑,还包含着成角透视,右侧向左张望的妇人也存在斜角透视关系,不同视角的穿插与融合,角度前后交叠展现出整体性、全景式的描绘手法。虽由于雕刻成本限制导致展示内容有限,但不难看出其中丰富的层次空间。徽州木雕多采用平雕、浮雕、圆雕和透雕四种技法,图2展现了多种雕刻技法的结合:以散点透视的形式,采用浮雕的手法凸出了整体建筑的形态结构,阴刻技法刻画了建筑景物的细节部分。造型则运用不同的刀法表达出体面的起伏与变化,主体人物岳飞与岳母的造型采用了透雕的技法,背后是衬景,中间镂空,介于圆雕与浮雕之间的透雕工艺最为精美讲究。且并不注重人体比例,只求大体协调匀称,与大部分徽州木雕的人物题材的常见风格相似,头大、身短、手臂腰肢浑圆丰满,工艺显得趣味厚重,人物形象稚拙夸张,优美生动,均采用概括形,删繁就简地取其典型特征加以强化夸张。若是刻意追求接近人体比例,反而失去传统徽州木雕固有的魅力。同时人物的服饰亦是重要凭借,需结合人物的社会地位及个性特征,由衣纹褶皱构成的方向雕刻所表现人物的姿态变换,是审美取向、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的综合体现。诸元素取其外轮廓而增加其象征性,不仅局限于物象表征的真实性,更注重其内在情感的展现,以最简约恰当的形态烘托主题,在实用性的前提下,实现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图2 徽州木雕《岳母刺字》

2.4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传播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数字图像处理、多媒体技术、计算机图像进行信息的传播,脱离了传统展示形态,使徽州木雕叙事信息保持实时传输与互动反馈。互联网虚拟性的特质平衡了现实地理限制与感官体验之间的传播矛盾。传统非遗展示依托于重要的现实维度,导致了艺术本真性与文化界限感的明显存在。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叙事结合人的感官思维与数字技术的计算方式不断更新变换,以身体感知和行动相向映射,实现叙事表达、传播途径、审美思维的转向,使徽州木雕设计叙事处于超越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的媒介立场。同时,用户将根据主观意愿有选择性地进行视角调整,深化用户对展示内容的心理认同,帮助其唤醒对徽州木雕文化底蕴的情感记忆[10]。数字媒介的多样化使用户能够进行主动式、探索式接受信息,提升主客体的链接性,强化叙事营造能力,促进徽州木雕高效率传播。

普洛普指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如果说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是围绕“物”来展开的,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就是侧重于对“事”的叙述[11]。本文选取集古代忠孝观于一身的“岳母刺字”为例来典故新说,进行“精忠报国”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探索,以民族英雄岳飞与其母为原型设计,弘扬忠孝观念,探究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中的叙事逻辑,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拥有自身的生存空间与传播路径。

3.1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元素设定

“岳母刺字”事迹前身为岳武穆“尽忠报国”事迹,最早见于《宋史》本传,记载岳飞含冤受审时,扯开囚服,将后背“尽忠报国”纹身展示给判官,以示忠心贯日,作为正史来说颇为壮烈。徽州木雕数字化叙事能否被大众所接受,其故事内容的价值是决定性内因,也就是威廉·拉波夫所指出的“值得被创造的、有价值的叙事”。故事的主人公岳飞是忠孝理念的象征,岳飞一生身先士卒,用生命践行着“精忠报国”四字,其承衍与流变诠释着宋代以来的忠孝观。根据叙事元素而设定,岳飞作为著名的抗金英雄且为武将,设计转化过程中,应着重表现其刚毅坚韧的神情与体态。而岳母姚氏虽在历史上无过多记载,但却是母教典范与妇女楷模,在国家危亡之际,姚氏励子从戎被传为佳话,世人皆尊其为贤母。我们塑造姚氏时,除了自身妇女形象,还需把握其贤明严母的人物调性。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徽州木雕中的故事文本多被赋予形而上的文化内涵,其社会价值可谓巨大。习近平总书记谈及幼时读“岳母刺字”时也曾说:“阅时至今不忘,精忠报国四个字仍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12]数字介入结合现代审美角度与认知维度,辅助徽州木雕叙事元素的深化,凸显其以仁爱、忠义为核心,强调“礼”的儒学文化特征,实现“传播、展示、研究”的教化职能。

3.2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空间建构

数字化叙事空间具有两层含义,浅层含义是它由物质化的立体空间表现,深层含义即事件生存的场所,由于事件的历史背景、主客体意识、环境等差异性,造就了不同的叙事空间。徽州木雕利用数字化技术,以空间载体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事件、人物行为,并将其解构重组,实现叙述事件的具体化、形象化、直观化。随着千古传颂,“精忠报国”体现了历代中国人民牢不可破的爱国情结与孝悌理念。纵观徽州木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以图显意”的民俗技巧贯穿始终[13]。然而徽州木雕原型为单帧静态物件,难以呈现时间、空间的变化,数字化的动态性恰恰弥补了传统图像叙事受制于静态无时间流动的局限,易于叙事线索的穿插,叙事节奏起伏的铺垫。根据叙事的四个要素“事件、人物、场景、物件”,分别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层面分析徽州木雕数字化的叙事空间,随着时间流动串联事物的演变过程,即生成徽州木雕的叙事空间模型(见图3)。

图3 徽州木雕“精忠报国”数字化叙事空间模型

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方法[14],徽州木雕数字化叙事空间是以历时性、共时性为特点,与事件并置的结构体系,历时性是从线性的时间维度把握事件,而共时性是从横向的内容维度把握事件。徽州木雕共时信息传播的主要功能是克服空间障碍,达到及时的信息共享;
历时信息传播的主要功能在于消除传播时间障碍,将过去与现在建立联系。由于“精忠报国”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文本来源于历史,同时又要求活态存在于当代,因而徽州木雕的设计时间与空间跨度非常大,这要求设计叙述者在“精忠报国”设计叙事中,从时间轴上非固定地、有选择性地还原。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岳飞、岳母这样的典范人物, 典范人物的形象会随不同的时代氛围和受众需求,被不断加工、想象和塑造,通过设计叙事的转译传递“精忠报国”深刻的时代内涵与精神追求。叙事空间的建构正是组织梳理一种宏观上、逻辑上的“空间关系”,便于转译原叙事过程,融入现代设计结构,为徽州木雕数字化传承与发展提供条件,丰富叙述者与接收者对于叙述事件的阐释和理解,进而拓宽叙事维度。

3.3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语境呈现

语境介入叙事由来已久,罗兰·巴特指出,所有叙事都需依附于叙事作品的语境。马林诺夫斯基将语境理论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个支点。“文化语境”指说话者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情景语境”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背景[15]。将此理论延申至叙事性设计中,即是设计所要表达故事的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见图4)。“精忠报国”中的叙事来源于悠久的民俗民风,凝练了前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实践经验,呈现出徽州特定区域所形成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因此,进行设计叙事探索应该注重历史情景(言内)语境, 依据叙述者与具体背景而发生改变,叙事由被叙对象与叙述者双方共同建构。受时间、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影响,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随之呈现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设计被叙对象以及对当下时空之间耦合关系的觉察等构成了设计叙事的言内语境。

图4 徽州木雕数字化叙事语境释义层

同时,深层次的设计叙事也需要关注更为广阔的语境,即社会文化语境,它是与当下言内语境存在内部联系的言外语境。时代与政治赋予的力量要超越其他因素而推动“精忠报国”的演变,明清时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精忠报国”的叙事逐渐更侧重于为人臣对君王和父母的“忠孝”观念。叙事语境的形态延异为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提供指涉,引导用户在双重语境提供的共享性、交互性认知框架与解读模式中完成对呈现图像的释义与接纳[16]。针对徽州木雕叙述事件的设计探索还应超越事物本身,发现其背后映射的社会文化。因此,叙事语境的重塑对于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尤为重要,叙述者与被述者的自我定位以及接收者的情感认同,都剥离自构成现代生活中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

3.4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叙事实践流程

基于上述叙事理论的探析,现将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的叙事实践分为三个流程:信息采集存储、模型创建优化、实时渲染交互,以论证其中的可行性。首先,根据叙事元素的设定展开徽州木雕的信息采集与存储。使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获取徽州木雕的二维、三维几何信息。近景摄影测量能够对徽州木雕进行毫米级的精度记录,完整保留角色人物的表情姿态以及木雕表面的材质特征。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多视角切换,以可视化的方式迅速扫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对徽州木雕原件的 360°数据采集。并基于GIS平台,将徽州木雕的主题类型、雕刻工艺、年代背景等信息进行归类存储。

信息采集完成后,进行徽州木雕模型的创建与优化。运用Maya中的Polygon建模,制作角色与场景的中模,模型细化后导入ZBrush中雕刻润色形成高模。同时,场景搭建需依据角色模型的比例为参照,达到近、中、远景的层次分明,追寻画面表现的虚实关系,加强二者间的叙事关联与视觉感知。为适应后期引擎渲染,提升运行效率,需由高模拓扑出低模并拆分UV,将烘焙完成的贴图链接至模型,在节省面数的同时获取更多细节。结合非遗“本真性”的原则,融入现代审美取向,重构徽州木雕的叙事空间。

最后,将制作完成的模型输出为fbx格式文件,导入至Unity 3D中的Assets 文件夹,进行实时渲染与交互功能的生成(见图5)。使用Unity 3D的图像识别技术、数据库及网络传输技术,实现受众用户与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之间的交互,并以程序语言添加计算机指令。在关键场景的接入口设置交互节点,模型与墙体均需添加不可穿透的属性,用户以第一视角自由行走,完成转场效果。通过PC端、移动端以及VR硬件设备的运用(3D头显、控制手柄等),有目的地引导用户触发交互,感受徽州木雕叙事中的文化基因,在沉浸式体验中营造徽州木雕的叙事语境。

图5 徽州木雕“精忠报国”数字化展示设计3D渲染效果

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中的叙事建立在“事件”本身与设计师共同构建,都为一定的审美目的、社会价值服务。以数字化展示的互动视角导入叙事进行探索,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呈现形态和评价体系。如前文所述,徽州木雕的传统展示随着时空语境等变化,容易导致客体缺场,停留在心理层面,对于客体的表征解读滞后,情感体验的强度也相应受限。而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则在设计师重构原始事件框架的基础上,与用户的互动参与使其拥有新的叙事潜能。通过叙事思维赋予徽州木雕现代化审美取向,叙事维度的多元化完成了用户的参与,在趣味性与文化性的平衡状态下,用户粘性大幅增加,提升交互体验性;
叙事探索意在提高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中的叙事逻辑,梳理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实现徽州木雕自身叙事功能的同时,帮助用户迅速展开对徽州木雕中复杂信息的读取,获得高效率、深层次的情感记忆,形成高效认知度;
同时,叙事有益于提高徽州木雕中优秀传统思想在设计领域的表达能力,弥合徽州木雕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文化断层,实现非遗文脉的传递与延续,拓宽文化传播阈值。因此,新的叙事理论的导入,对于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的实践应用与价值构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展示作为一种全新的三维交互手段运用于徽州木雕现代化设计转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徽州木雕传统展示的叙事模式,转向更为宏观、多维度体验的探索,设计叙事的完整性表达也将进一步在数字媒介中得以释放。剖析徽州木雕中的叙事特征,探索徽州木雕数字化展示设计叙事在历史维度、空间维度以及情感维度的融合,以此丰富徽州木雕的保护开发途径,全面促进优秀非遗文化资源高效传播与弘扬。可以预计,数字技术与非遗文化的融合叙事在未来将会愈加密切,徽州木雕现代化设计创新的过程中,人人皆是“传承者”将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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