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珊珊，林嵩
(中央财经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081)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全世界为消除贫困做出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5)》数据显示，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已经从1990年的19.26亿人下降到2015年的8.36亿人。尽管如此，贫困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普遍存在，截至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率仍然高达14%。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对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持续大幅减少。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到2015年，中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6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1)张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系列报告显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19年8月13日，第2版。。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贫困发生率降至0.6%。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中国更是实现了全面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在中国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是仍然有大量人群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周力参考欧盟贫困线设计了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根据家庭规模加权，家庭中第一个成年人赋予权重为1.0，之后的每一个14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赋予0.5的权重、每一个14岁以下的家庭成员赋予0.3的权重(2)周力：《相对贫困标准划定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人民论坛》2020年第7期，第70 -79页。。基于此计算的成人等效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成人等效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可视为相对贫困。基于这一标准，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测算发现，2012—2018年间中国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从25.5%下降到22.2%，这主要是是由城镇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所促成的，而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基本稳定在30%左右。也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央审时度势进一步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可见，中国在减贫和共同富裕道路上仍然有较长的路要走。创业活动被认为是减贫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不断推出，创业活动发展非常迅速。那么，创业对于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否有帮助？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创业减贫效果的发挥？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帮助中国更好地消除贫困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国内外已经有大量文献围绕创业的减贫效果等重要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然而所得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关于创业究竟是否能够减轻贫困，已有文献尚存争议。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创业减贫效果的研究，要么使用过于宏观的数据，要么使用过于微观的数据，导致研究结论也不一致。这说明，有关创业对贫困的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全面审视与剖析国内外创业减贫领域的200余篇中英文文献(3)囿于篇幅限制，正文中概述了部分主要文献，正文中的文献总数少于200篇。，对创业减贫的影响机制、作用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评述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给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更好地发挥创业活动的减贫效果，从而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理论上，创业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等机制，提高创业者的收入水平，同时提高创业企业所雇佣工人的收入水平，因此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并帮助贫困人群减轻贫困。但是，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这些机制的作用效果究竟如何尚存争议。
(一)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不少研究指出，创业有助于产品创新、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市场竞争和市场发展，从而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4)William J. Baumol and Robert J. Strom,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 (2007:3—4): 233 -237.(5)Sampsa Samila and Olav Sorenson, “Venture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2011: 1): 338 -349.(6)Martin Andersson, Pontus Braunerhjelm and Per Thulin,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Productivity: Entrepreneurship by Type, Sector and Sequence,”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ublic Policy 1 (2012: 2): 125 -146.(7)Ali Y. Al, and Abdel H. Hasaballah,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Empirical Survey from Somalia,” Americ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 (2013: 3): 108 -113.(8)姚鹏、张泽邦、孙久文、闫昊生：《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基于“全国文明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财经研究》2021年第1期，第32 -46页。。进一步地，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虽然可能会拉大贫富差距，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提高了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贫困人群可以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从而摆脱贫困。因此，理论上创业减贫的机制之一是：创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进而减轻贫困。
不少研究证实了创业的确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其中，伯萨德(Berthold)和古德拉(Gründler)以及贝尔格斯基(Beugelsdijk)和诺德哈文(Noorderhaven)等人使用跨国数据进行了推导和验证。伯萨德(Berthold)和古德拉(Gründler)首先将创业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创业活动可以通过拉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1980—2010年间18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创业活动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9)Norbert Berthold and Klaus Gründler,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18, 2012, Julius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Chair of Economic Order and Social Policy.。贝尔格斯基(Beugelsdijk)和诺德哈文(Noorderhaven)使用54个欧洲经济体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自我雇佣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自我雇佣创业比率越高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率越高(10)Sjoerd Beugelsdijk and Niels Noorderhaven,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section of 54 Regions,”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8 (2004: 2): 199 -218.。此外，格拉瑟(Glaeser)以及赛米拉(Samila)和萨伦森Sorenson)重点研究了美国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和创业者收入的影响。格拉瑟(Glaeser)基于美国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创业有助于解释美国不同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而且，就美国城市而言，用1970年各城市的自我雇佣创业水平可以预测该城市未来30年的收入增长(11)Edward L. Glaeser,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ity,” NBER Working Paper 13551, 2007.。赛米拉(Samila)和萨伦森(Sorenson)通过对美国大城市地区的调查和分析，发现风险资本的增加能够更好地发挥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2)Sampsa Samila and Olav Sorenson, “Venture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2011: 1): 338 -349.。究其原因，风险资本的增加能够让更多潜在的并且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家更顺利地创业，并且更可能通过示范效应鼓励其他人成为企业家。
针对中国的部分研究同样发现，创业活动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李宏彬等人基于中国1983—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GMM等实证方法检验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创业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3)李宏彬等：《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第99 -108页。。马忠新和陶一桃则别树一帜，通过对中华老字号企业的考察，从全新视角研究了中国各地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传承对各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创业活动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进而起到减贫效果(14)马忠新、陶一桃：《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8期，第86 -98页。。
然而，还有一些文献发现，创业并不总会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夏恩(Shane)明确指出，政策制定者通常认为，创建更多的初创公司将改变经济不景气地区的增长状况。然而，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因为典型的初创企业创造的工作岗位和财富也很少。尽管决策部门无法“挑选赢家”，但他们可以确定那些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很小的初创企业，通过消除这些相对弱小的初创公司，而加大对发展潜力更大的创业企业的支持，可以更好地发挥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5)Scott Shane, “Why Encouraging More People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is Bad Public Polic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3 (2009:2): 141 -149.。布兰查弗莱(Blanchflower)检验了1966—1996年美国、英国、日本等23个国家的自我雇佣创业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发现自我雇佣创业阻碍而非促进了经济增长(16)David G. Blanchflower, “Self-em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 Labour Economics 7 (2005:3): 471 -505.。斯蒂姆(Stam)和斯蒂尔(Stel)使用36个国家的GEM创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创业在低收入国家、转型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效应，结果发现虽然在高收入国家和转型国家创业活动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在低收入国家创业活动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7)Erik Stam and Andre van Stel, “Type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WID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文克斯(Wennekers)基于2002年36个国家的GEM创业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只有当创业活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当创业活动达到一定程度之前，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有阻碍作用(18)Sander Wennekers, André Stel, Roy Thurik and Paul Reynolds,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 (2005:3): 293 -309.。
(二)创业对就业岗位的影响研究
创业有助于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增加贫困人群的收入。之所以落后地区存在大量的贫困人群，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上难以提供充裕并且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导致他们只能通过从事农业活动、打零工或接受社会救济来维持生活。创业者是社会的精英人群，他们往往具有创造性思维及创新行为，能够抓住商机创办企业，进而增加社会上的就业岗位数量并提高就业岗位质量。而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更好地吸纳贫困人群就业，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从而减轻他们的贫困状况(19)Abd. AzisMuthalib, LM Harafah, Muh Yani, Rostin Rostin, “The Influence of Micro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udies in the Food Industry Center at Southeast Sulawesi),” IOSR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16 (2014: 11): 48 -53.(20)姚鹏、马志达：《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竭泽而渔”还是“细水长流”？》，《财经研究》2022年第9期，第124 -138页。。
不少研究均证实，创业的确可以增加就业岗位，从而通过带动就业实现减贫目标。就针对国外的研究而言，苏瑞科(Thurik)运用23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了自我雇佣创业的企业家效应和难民效应的大小，从长期来看企业家效应大于难民效应，因此创业有助于促进就业(21)A. Roy Thurik, Martin A.Carree, André van Stel and David B. Audretsch, “Does Self-employment Reduce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3 (2008: 6): 673 -686.。夏佛(Shaffer)对美国2000多个县的分析表明，创业不仅可以带动本部门的就业，而且可以带动其他部门的就业，从而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增加(22)Sherrill Shaffer, “Establishment Size and Local Employment Growt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6 (2006：5): 439 -454.。巴姆加特纳(Baumgartner)和凯里恩多(Caliendo)运用德国劳动力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创业补贴政策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相关政策是有效的，这些政策提高了失业者重新就业或自我雇佣型创业的概率，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23)Hans J. Baumgartner and Marco Caliendo, “Turning Unemployment into Self-Employment: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wo Start-up Programmes,”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2660, 2007.。就针对中国的研究而言，卢亮和邓汉慧采用全国1995—2010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创业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创业对就业促进作用是不同的，创业初期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创业中期会摧毁就业岗位，创业末期又会起到带动就业的作用(24)卢亮、邓汉慧：《创业促进就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管理》2014年第3期，第11 -19页。。莫寒帕特里(Mohapatra)基于河北、辽宁、陕西、浙江、湖北、四川六个省份1199户家庭20年的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地区的自我雇佣创业促进了就业(25)Sandeep Mohapatra, Scott Rozelle, Rachael Goodhue, “The Rise of Self-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Development or Distress,” World Development 35 (2007: 1): 163 -181.。
相比之下，还有不少文献发现，创业并非一定可以拉动就业。纽麦克(Neumark)等人以美国加州数据为例，研究发现新进入的小企业创造的职位相当于扩张中的大企业创造职位的三倍，同时退出的小企业损失的职位相当于衰退大企业的四倍。由此可见，创业企业带来的就业岗位总量并不稳定(26)David Neumark, Junfu Zhang, Brandon Wall, “Business Establishment Dynamics and Employment Growth,” Working Paper, 2005.。埃克斯(Acs)和穆勒(Mueller)实证检验了1990—2003年间美国320个城市的新创企业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并非所有的新创企业都能够促进就业，只有雇员超过20人但少于500人并且位于多元化大都市圈的新创企业才能产生持续的就业促进效应(27)Zoltan Acs and Pamela Mueller, “Employment Effects of Business Dynamics: Mice, Gazelles and Elephant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0 (2008: 1): 85 -100.。格尔普(Golpe)和斯蒂尔(Stel)基于1979—2001年西班牙的数据，并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都存在企业家效应，高收入地区还存在难民效应，但是低收入地区找不到难民效应的证据(28)Antonio A. Golpe and André v. Stel, “Self-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Spanish Regions in the Period 1979—2001,”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2007 -021, 2007.。巴普蒂萨(Baptista)等人运用葡萄牙1982—2002年的调查数据检验了创业的就业效应，结果发现新创企业对地区就业的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应。不过，间接效应存在较长的时滞，要在新企业创立8年以后才能表现出来(29)Rui Baptista, Vítor Escária and Paulo Madruga, “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Job Creation: The Case of Portugal,”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0 (2008: 1): 49 -58.。麦德尔曼(Mandelman)和蒙特·洛加斯(Montes-Rojas)采用阿根廷1995—2003年的城市家庭调查数据考察了自我雇佣型创业对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以雇佣他人为主的自我雇佣型创业更能促进经济活力和就业，而以自营为主的自我雇佣型创业对就业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0)Federico S. Mandelman and Gabriel V. Montes-Rojas, “Is Self-employment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a Desired Outcome?” World Development 37 (2009: 12): 1914 -1925.。
(三)创业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代际固化的特点，如果贫困人群的工作性质和身份不发生转变的话，他们将很难实现从低收入人群向高收入人群的跨越，而创业则为贫困者向高收入人群的跨越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创业会改变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性质和身份，对于多数自我雇佣型创业者与自己之前挣工资相比，可以通过创业增加收入、增强收入的流动性。不仅如此，创业还将改变低收入人群子女的受教育状况，打破代际固化，使贫困家庭彻底脱贫。霍尔兹·艾肯(Holtz-Eakin)等人使用1969—1990年美国的PSID数据测算发现，对于低收入个人而言，通过创业能够比那些仍然是工薪阶层的人更快地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31)Douglas Holtz-Eakin, Harvey S. Rosen and Robert Weathers, “Horatio Alger Meets the Mobility Tabl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4 (2000：4): 243 -274.。库艾诛尼(Quadrini)首先使用美国1984年、1989年和1992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创业对代际财富流动的影响，发现创业与就业相比实现财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然后使用理论模型对此进行了推导，再次证实创业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向上流动的可能性(32)Vincenzo Quadrini, “Entrepreneurship, Saving, and Social Mobility,”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3 (2000: 1): 1 -40.。甘德拉姆(Gandelam)和罗巴诺(Robano)使用乌拉圭1982—2010年数据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创业的确是劳动者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33)Néstor Gandelam and Vlrginia Robano,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Uruguay,” Lati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51 (2014: 2): 195 -226.。
不过，也有部分文献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相关文献认为低收入人群要想通过创业向上流动面临较大困难。刘琳等人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同时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转换矩阵两种方法实证检验了创业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发现不同收入阶层的子女创业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低收入家庭子女难以通过创业实现代际收入的向上流动，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可能通过创业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而出身最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则可能因为创业失败导致收入向下流动(34)刘琳、赵建梅、钟海：《创业视角下代际收入流动研究：阶层差异及影响因素》，《南开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第163 -179页。。
(四)创业减贫作用机制的总结与评述
本部分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了创业减贫的三条主要作用机制。一是，创业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实现减贫目的。二是，创业通过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实现减贫目的。三是，创业通过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而实现减贫目的。然而，这三条机制的作用效果究竟如何尚存争议。
就第一条机制而言，虽然理论上创业可以通过产品创新、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市场竞争和市场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最终起到减贫效果，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始终如此。对于部分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创业活动仍然处于相对初始阶段的低收入国家(35)Sander Wennekers, André van Stel, Roy Thurik and Paul Reynolds,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93 -309.(36)Erik Stam and André van Stel, “Type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WID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创业很可能难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减贫目的。
就第二条机制而言，理论上创业活动能够增加社会上的就业岗位数量，而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更好地吸纳贫困人群就业，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从而减轻贫困状况。然而，“难民效应”的存在导致在一些情况下创业并不能有效拉动就业和减贫。一些失业者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进行自我雇佣型创业，这些创业者通常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不具备企业家才能，创业的目的是自我谋生或养家糊口，很难指望他们通过自我雇佣型创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难民效应”。相比之下，由优秀的创业者主动创业所促成的“企业家效应”才是创业带动就业的关键：新开办的企业要雇佣员工，因而会直接减少失业；
而且，企业家创业通常会选择比普通人群创业更具商业前景和市场回报的项目，这样的创业可以通过新产品和新工艺更好地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并且间接对就业产生正面影响。可见，创业能否带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就业进而实现减贫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难民效应”和“企业家效应”的相对大小。
就第三条机制而言，理论上创业为贫困者向高收入人群的跨越提供了可能，创业不仅可以改变贫困者的工作性质和身份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而且可以改变贫困者子女的受教育状况，打破代际固化，从而使贫困家庭彻底脱贫。然而，现实中创业面临诸多障碍，贫困者创业面临的困难和限制更是可想而知，部分贫困者难以通过创业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正如上一部分的机制分析所述，创业对经济增长、就业岗位等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效果并不明确，由此可以推断创业的减贫效果也是不确定的。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证实这一推断，一部分文献发现创业有助于减贫，然而另一部分文献则发现创业的减贫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对减贫产生了阻碍作用。针对中国的研究结论也是不一致的，既有文献发现创业有助于中国减贫，也有文献发现创业不利于中国减贫。
(一)创业有助于减贫的相关研究
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创业有助于减少贫困，此类文献最常见的研究对象为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卢旺达、索马里等非洲欠发达国家。其中，佛鲁夫·莫瑞斯(Furlough-Morris)考察了2002—2015年南非9个省份新注册企业对减贫的影响，结果发现新注册企业越多的省份，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越快、贫困人口越少(37)Stephanie Furlough-Morris, “Examining Poverty, Entrepreneurship,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Participation in South Africa,” Working Paper, 2017.。昂亚戈(Onyango)和金特夫(Jentoft)研究了坦桑尼亚妇女创业的减贫效果，发现虽然当地的妇女相对于男性处于社会从属地位，但是她们通过运用自身的实用性、文化性和关系性技巧方式，在没有危及男性文化角色和价值观的前提下，努力通过社会创业活动增加了收入、摆脱了贫困(38)Paul Onyango and Svein Jentoft, “Climbing the Hill: Poverty Alleviation, Gender Relationships, and Women’s Socia Entrepreneurship in Lake Victoria, Tanzania,” Working Paper, 2011.。托比亚斯(Tobias)等人基于卢旺达2008年的10个地区的农村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卢旺达农村的特色咖啡行业创业活动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关创业活动有意或无意地提高了创业者自己和所在社区的生活质量(39)Jutta M. Tobias, Johanna Mair, Celestina Barbosa-Leiker, “Toward a Theory of Transformative Entrepreneur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Rwanda’s Entrepreneurial Coffee Sector，”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 (2013: 6): 728 -742.。卡勒姆(Kareem)通过对尼日利亚100个企业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多数企业家认为创业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发展基础建设、拉动教育水平减少贫困。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创业的确能够增加尼日利亚创业者的收入，从而减轻贫困(40)R.O Kareem,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7 (2015: 1): 1 -16.。埃里(Ali)等人对索马里小微企业主的调查发现，创业可以通过创造新的市场、建立新的产业、提高生产率等方式减少贫困(41)Ali Y. Al and Abdel H. Hasaballah,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Empirical Survey from Somalia,” Americ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 (2013: 3): 108 -113.。
非洲之外的其他国家，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被证实创业能够产生减贫效果。就发达国家而言，斯文森(Svendsen)等人通过对丹麦农村1800—1900年的创业活动进行案例分析，发现企业家因为社会资本在局部地区产生集聚，可以更好地吸纳就业，从而减少贫困(42)Gunnar L. H. Svendsen and Gert T. Svendsen, “Alleviating Poverty: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Denmark 1800-1900,” Belgeo 3 (2011:3): 231 -246.。伯格兰(Berglann)等人使用挪威1997—2006年的创业者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创业活动增加了挪威创业者的收入，最成功的25%创业者所获得的创业收入要远超排名末尾的25%创业者。该研究还专门指出，即便是对于创业失败者(自创业开始的五年内关闭了企业)，创业者的收入也有所增加(43)Helge Berglann, Espen R. Moen, Knut Red, Jens F. Skogstrm, “Entrepreneurship: Origins and Returns,” Labour Economics 18 (2011:2): 180 -193.。本哈特(Bernhardt)基于加拿大1981年的社会调查数据，对自我雇佣创业者和工人的收入进行了分析，发现自我雇佣创业者的收入是工人收入的1.5倍，而且预期收入的高低是个体职业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就发展中国家而言(44)Irwin Bernhard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elf-employment and Paid Work,”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7 (1994: 2): 273 -289.，阿兹姆泰勒博(AzisMuthalib)等人分析了印度尼西亚南部地区创业和减贫的关系，研究发现小企业主的创业态度会促使其努力寻找新的途径创办新企业并勇于承担风险，这有利于创业者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家庭资产、增加消费、教育和医疗支出，从而有助于削减贫困(45)Abd. AzisMuthalib, LM Harafah, Muh Yani, Rostin Rostin, “The Influence of Micro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udies in the Food Industry Center at Southeast Sulawesi),” IOSR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16 (2014: 11): 48 -53.。诺德(Naude)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创业活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善和扶贫脱贫政策的实施(46)Wim Naude,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New Approaches and Insight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4 (2010:1): 1 -12.。
(二)创业不利于减贫的相关研究
与上述研究截然不同的是，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创业可能难以减轻贫困，此类研究同样常见于发展中国家。偐垭(Yanya)通过对泰国1997—2010年7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VAR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发现创业会导致贫困人口数量增加并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利于消除贫困(47)Muhammadsuhaimee Yany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Pover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ai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de, Economics and Finance 3 (2012: 6): 436 -440.。类似地，偐垭(Yanya)等人以泰国1995—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仅创业本身不能有效降低贫困水平，而且与创业相关的企业家精神在减轻贫困、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也未发挥出明显作用(48)Muhammadsuhaimee Yanya, Roslan Abdul-Hakim and Nor Azam Abdul-Razak, “Does Entrepreneurship Bring an Equal Society and Alleviate Poverty Evidence from Thailand,”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91 (2013:10): 331 -340.。沃吉翁(Wujung)和姆贝拉(Mbella)通过对喀麦隆1980—2013年的数据进行VAR分析，发现因为喀麦隆创办的大多是通过游说获得执照的非生产性企业(unproductive entrepreneurs)，这使得生产性企业减少了在国内的投资进而减少了就业机会，最终导致创业不利于减轻贫困(49)Vukenkeng A. Wujung and Mukete E. Mbella,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in Cameroon: A Vector Autoregressive Approach,” Archives of Business Research 2 (2014: 5): 1 -11.。而班捷(Banerjee)和迪弗洛(Duflo)则强调，低收入国家的创业门槛较低，因此大部分穷人都可以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但是创业者却难以获得较高的回报率，从而一直在温饱线徘徊，而未能很好地消除贫困(50)Abhijit V.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 “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 (2007: 1): 141 -167.。
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也有研究发现创业没有达到减贫的目的。例如，汉密尔顿(Hamilton)以美国的收入调查数据为依据，研究发现，对大多数自主创业的企业家而言，其本身并不具备创业要求的知识和能力，导致他们自主创业获得的收入低于打工收入。与此同时，创业者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导致其收入水平也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因此通过创业途径难以减轻贫困(51)Barton H. Hamilton, “Does Entrepreneurship Pa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turns to Self-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 (2000: 3): 604 -631.。海蒂纳(Hyytinen)使用芬兰的男性双胞胎调查数据，从而控制个体层面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在此前提下估算了创业活动对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创业不利于收入的增加(52)Ari Hyytinen, Pekka Ilmakunnas and Otto Toivanen, “The Return-to-Entrepreneurship Puzzle,” Labour Economics 20 (2013:1): 57 -67.。
对于创业没有实现减贫的原因，王春超和冯大威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有两类常见的解释(53)王春超、冯大威：《中国城镇创业行为与收入溢价》，《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4期，第28 -42页。。一类解释是，创业者低报瞒报收入以达到避税等目的，经过修正之后，创业者的收入会明显升高。另一类解释是，没有考虑创业者群体的内部异质性，由于创业者群体的收入方差往往高于工资获得者，而且在极高和极低收入水平上分布的概率也相对高于工资获得者。因此有必要考虑创业者群体的内部异质性，对创业的收入回报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三)针对中国创业减贫效果的研究
针对中国创业减贫效果方面的研究，由于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方法不同，最终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认为中国的创业有助于减贫，而且相关研究通常以某个地区的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其中，斯晓夫(Si)等人以浙江义乌成功脱贫为案例，研究发现创业脱贫不仅可以依赖政府和大企业的扶持，还可以由贫困人群自发转变观念，通过建立商贸市场自主创业，主动脱贫。作者专门研究了义乌创业脱贫的四个发展阶段，并总结出其成功的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创业实现脱贫提供有效的借鉴(54)Steven Si, Xuebao Yu, Aiqi Wu, Shouming Chen, Song Chen and Yiyi Su,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Case Study of Yiwu,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2 (2015: 1): 119 -143.。而纳姆塞(Naminse)等人对浙江温州中小企业主的调查发现，农民创业能够促进其财富的积累、扩展社会网络，是非常有效的脱贫手段(55)Eric Y. Naminse, JinCai Zhuang and Joseph A. Awuni, “Economic Growth,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As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Economics & Sociology 11 (2016: 4): 1 -15.。纳姆塞(Naminse)和庄晋财通过对广西省三个地区的309名农民的调查问卷进行研究，发现创业有助于减贫，而且提高企业家能力能够使创业减贫的效果更好地发挥(56)Eric Y. Naminse and JinCai Zhuang, “Does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lleviate Rural Pover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Guangxi Province,” PlosOne 13 (2018: 3): e0194912.。
少数文献使用全国层面的调查数据，同样发现创业有助于增加收入，从而达到减贫效果。例如，王春超和冯大威使用2009年的中国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和1993—2011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创业者与工资获得者之间的收入差异(57)王春超、冯大威：《中国城镇创业行为与收入溢价》，《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4期，第28 -42页。。结果表明，创业活动相对工资性工作存在显著收入溢价，城镇居民从创业活动中获得的溢价收入比农村—城市移民更高。袁方和史清华基于2003—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返贫的视角研究了创业与农户贫困的关系，结果表明，创业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农村返贫率减少0.76%(58)袁方、史清华：《创业能减少农村返贫吗？——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农村经济》2019年第10期，第62 -69页。。不过，也有文献指出，创业的减贫效果并非在所有地区都成立。古家军和谢凤华基于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30个省份农民创业活跃度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创业有助于减贫，但是西部地区的农民创业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贫困(59)古家军、谢凤华：《农民创业活跃度影响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2期，第19 -23页。。
之所以不同学者研究的结论存在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方法不同，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创业者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不同。正如阿尔瓦兹(Alvarez)和巴尼(Barney)所述，创业究竟能否消除贫困取决于多因素的因素，除了把握创业机会外，还取决于金融市场完善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产权保护程度等因素的影响。通过进一步梳理文献可知，已有文献重点关注了如下几类因素对创业减贫效果的影响(60)Sharon A. Alvarez and Jay B. Barney,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8 (2014: 1): 159 -184.。
(一)金融市场完善程度
一部分学者认为，通过完善金融市场为贫困人群提供小微贷款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创业减贫。班捷(Banerjee)和纽曼(Newman)通过建立动态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个人职业选择与财富分配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人职业选择受到初始财富的限制。由于早期金融市场不完善，导致穷人创业活动受到融资约束，被迫成为工资雇佣者，延续了贫困现状；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许多低收入人群可以通过贷款得到融资支持进行创业，此时劳动需求增加，工资水平上升，贫困状况得到改善(61)Abhijit V. Banerjee and Andrew F. Newman,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1993: 2): 274 -298.。戈塔克(Ghatak)等人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发现，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利于降低融资约束的影响，使更多有能力的低收入人群进行创业，从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穷人的工资水平(62)Maitreesh Ghatak and Neville Nien-Huei Jiang, “A Simple Model of Inequality,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9 (2002:1): 205 -226.。狄米谷·昆特(Demirgü?-Kunt)和莱文(Levine)也指出，如果一国的金融体系能够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中低收入者提供融资，使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企业家，那么这样的金融体系将有利于提高贫困人群收入水平，降低该国的贫困率(63)Asli Demirgü-Kunt and Ross Levine, “Finance and Inequ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 (2009:1): 287 -318.。莱恩斯克(Lensink)和普海姆(Pham)基于越南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小额信贷对家庭自主创业的影响，发现小额贷款有助于家庭自主创业。该研究还专门考察了越南给贫困人群贷款的VBSP机构，该机构为需要资金的贫困人群提供帮助，对鼓励贫困家庭自主创业摆脱贫困有积极的影响(64)Robert Lensink,Thi T. T. Pham,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Self-employment Profits in Vietnam,”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 (2012: 1): 73 -111.。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为贫困人群提供小微贷款并不能帮助其摆脱贫困，甚至可能会使其陷入更大的债务危机，对极端贫困人群而言尤为如此。例如，莫斯利(Mosley)和休谟(Hulme)基于1991—1993年间印度、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马拉维等7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调查报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借贷对象如果是针对极端贫困的群体，其减贫的作用会比较低。极端贫困人群更倾向于把所得贷款作为维持生活的保障而很少投资于新技术、固定资本和雇佣劳动力，而且穷人往往缺乏远见和良好的理财能力，因此对穷人的贷款不仅不能使借款人的收入发生巨大的变化，还会使贫困者其陷入更大的债务负担之中(65)Paul Mosley and David Hulme, “Microenterprise Finance: Is there a Conflict Between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ld Development 26 (1998: 5): 783 -790.。威斯(Weiss)和蒙特莫利(Montgomery)通过对比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小微贷款与减贫效果发现，小微贷款对于极端贫困群体(家庭收入大大低于贫困线)脱贫的作用非常有限(66)John Weiss and Heather Montgomery, “Great Expectations: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3 (2005: 3-4): 391 -416.。
金融市场不完善也对中国的创业减贫效果尤其是农村创业减贫产生了一定影响。张梓榆和温涛对金融双轨制下金融供给对中国农户创业收入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发现正规金融供给对中、高收入农户的创业收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非正规金融供给对中、低收入农户的创业收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67)张梓榆、温涛：《金融双轨制与农户创业收入增长》，《财贸研究》2018年第6期，第36 -46页。。张龙耀等人使用2008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约束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创业收入的不同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创业进而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对于城镇地区来说，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不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进而对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影响(68)张龙耀、杨军、张海宁：《金融发展、家庭创业与城乡居民收入——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3年第7期，第47 -57页。。
(二)制度和政策环境
一方面，商业规则和社会规范会影响创业的减贫效果。迪加科夫(Djankov)等人使用从世界银行获得的2005—2013年间18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商业规则(创业难易程度、获得许可证难以程度、获得信贷难以程度、合同执行情况)与贫困高度相关，良好的商业规则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创业，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对降低贫困有正向影响(69)Simeon Djankov, Dorina Georgieva and Rita Ramalho, “Business Regulations and Poverty,” Economics Letters 165 (2018:C): 82 -87.。麦尔(Mair)和马蒂(Marti)通过对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分析，发现长期存在的社会规范以及不健全的法律和政治规范制约着贫困和弱势群体融入市场体系，尽管如此，部分贫困和弱势群体通过开展创业活动，促进了当地信贷体系、社区网络和教育制度的完善。有鉴于此，要想改善创业活动的减贫效果，应该从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和组织基础等方面进行制度优化，为创业活动提供更优异的环境(70)Johanna Mair and Ignasi Marti, “Entrepreneurship in and Around Institutional Voids: A Case Study from Banglades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4 (2009:5): 419 -435.。
另一方面，与创业相关的政策环境同样会影响到创业。卡勒姆(Kareem)认为，尼日利亚的税负过高阻碍了创业活动的发展，从而导致创业减贫的效果并不理想(71)R.O Kareem,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7 (2015: 1): 1 -16.。迪谷(Dugguh)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尼日利亚所出台的部分鼓励中小企业创业的政策没有很好地消除贫困，是因为受到了战争及腐败因素的阻碍(72)Stephen I. Dugguh,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Strategic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Corruption in Nigeria,” Journal on Business Review 3 (2013: 1): 57 -66.。宁光杰和段乐乐运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广东和浙江两省数据，实证检验了户籍制度和户籍改革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和收入的影响(73)宁光杰、段乐乐：《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与收入——户籍的作用及改革启示》，《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2期，第771 -792页。。结果发现，非农户籍和本地户籍能够促进流动人口的自我雇佣行为，并显著提高自我雇佣者的收入。
(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关于人力资本，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不够完善，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偏低，从而抑制了创业减贫效果的发挥。奥坤德尔(Ogundele)等人对尼日利亚250名企业家进行调查问卷，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对没有工作的贫困人员进行创业培训和创业教育有助于他们摆脱贫困(74)O. J. K. Ogundele, Waidi A. Akingbade and Hammed B. Akinlabi,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s Strategic Tool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igeria,” Americ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2 (2012: 1): 148 -155.。斯考特(Scott)通过对南非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加强教育和创业培训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创业在削减贫困方面的作用(75)Linda Scott, Catherine Dolan, Mary Johnstone-Louis, Kimberly Sugden, Maryalice Wu, “Enterprise and Inequality: A Study of Avon in South Africa,”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6 (2012: 3): 543 -568.。
关于社会资本，已有研究通常用社会网络加以反映，并且大都认为社会网络能够帮助创业者获得重要的信息和资源，从而改善创业的减贫效果。马光荣和杨恩艳使用2009年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民会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从而更有可能创办企业。而且，在正规金融越不发达的地区，社会网络所带来的民间借贷对农民创业所发挥的作用越大(76)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第83 -94页。。叶文平等人将社会网络视为外来人口创业的重要抓手，外来人口嵌入本地社会网络的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促进其异地创业活动的开展。而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则能够改善其减贫效果(77)叶文平、李新春、朱沆：《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管理世界》2018年第1期，第139 -156页。。张博等人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机制在于社会网络通过拓宽家庭获取信息的渠道为其提供大量重要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创业收入(78)张博、胡金焱、范辰辰：《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家庭创业收入——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第52 -67页。。
(四)创业类型
不少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的减贫效果明显不同。例如，莱文(Levine)和鲁宾斯坦(Rubinstein)根据是否满足有限责任制及独立合法经营主体的条件将创业活动分为公司型创业和非公司型创业，发现公司型创业可以显著提高个体收入，而非公司型创业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79)Ross Levine and Yona Rubinstein, “Smart and Illicit: Who Becomes an Entrepreneur and Do They Earn Mo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 (2017: 2): 963 -1018.。斯古纳(Sorgner)等人根据雇员数量将创业分为无雇员创业和有雇员创业，利用德国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有雇员的创业者可以比工资获得者获得更高的收入，而无雇员、纯粹的自我雇佣者获得的收入则相对较低(80)Alina Sorgner, Michael Fritsch and Alexander Kritikos, “Do Entrepreneurs Really Earn Les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9 (2017:2): 251 -272.。阿尔瓦兹(Alvarez)和巴尼(Barney)也专门指出，自我雇佣型创业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81)Sharon A. Alvarez and Jay B. Barney,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8 (2014: 1): 159 -184.。
此外，有研究指出，包容性创业和公益创业往往具有较好的减贫效果。其中，麦克穆伦(McMullen)认为包容性创业，即为金字塔底层的贫困群体提供平等参与创业的机会，不仅可以实现包容性增长，还可以鼓励贫困人群通过创业摆脱贫困(82)Jeffery S. Mcmullen, “Delineating the Domain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A Market-based Approach to Facilitating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5 (2011: 1): 185 -193.。韦伯(Webb)等人认为，应该鼓励发展公益创业，为贫困地区营造创业条件，引导贫困人群参与创业活动，从而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83)Justin W. Webb, Laszlo Tihanyi, R. Duane Ireland and David G. Sirmon, “You Say Illegal, I Say Legitimat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4 (2009: 3): 492 -510.。对此，塞勒斯(Seelos)和麦尔(Mair)也有相同的结论，认为公益创业可以刺激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84)Christian Seelos and Johanna Mai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reating New Business Models to Serve the Poor,” Business Horizons 48 (2005:3): 241 -246.。
考虑到创业减贫效果会受到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商业规则和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创业类型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要想更好地发挥创业减贫效果，需要把相关障碍加以清除。
第一，通过减轻融资约束、降低税负等举措，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从而更好地实现创业减贫。比安奇(Bianchi)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益于缓解金融约束，从而增加企业家的数量，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家将才能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活动和技术创新上。该研究建议，通过放松金融管制，使金融机构更好地发展，贫穷但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可以利用贷款创办企业，从而最终摆脱贫困(85)Milo Bianchi, “Credit Constraints, Entrepreneurial Tal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4 (2010: 1): 93 -104.。卡勒姆(Kareem)基于尼日利亚的政策实践，认为需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加强配套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降低税负等举措，更好地促进创业减贫效果的发挥(86)R.O Kareem,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7 (2015: 1): 1 -16.。宁光杰和段乐乐认为，户籍改革中的入籍政策改革会促进流动人口选择创业，给流动人口提供养老保险会促使其选择自我雇佣，而积分入学、职业培训会使流动人口不愿意选择自我雇佣。要想鼓励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进而提高他们的收入，可以考虑给予流动人口非农户籍或本地户籍(87)宁光杰、段乐乐：《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与收入——户籍的作用及改革启示》，《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2期，第771 -792页。。
第二，通过加强教育等举措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更好地实现创业减贫。贾巴(Garba)研究发现，尼日利亚贫困率高达70%的原因是由国民高文盲率、高失业率、政府腐败和无效管理造成的，所以通过对尼日利亚的国民尤其是青年人进行创业教育，提高国民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使之符合市场需求，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贫困状况(88)Abubakar S. Garba, “Refocusing Education System towards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 Nigeria: A Tool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5 (2010: 1): 140 -150.。与之类似，奥坤德尔(Ogundele)等人同样认为，应该注重加强对尼日利亚青年人群的技术技能和管理能力的培训，通过个体能力的提升激发创业减贫效果的发挥(89)O. J. K. Ogundele, Waidi A. Akingbade and Hammed B. Akinlabi,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s Strategic Tool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igeria,” Americ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2 (2012: 1): 148 -155.。
第三，通过强化包容性创业和公益创业等聚焦特殊群体的创业活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创业减贫。麦克穆伦(McMullen)认为，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制度设计应该更加鼓励贫困人群创业，支持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是探究创业与金字塔底层群体关系的新理念，通过包容性创业，为金字塔底层的贫穷群体提供平等参与创业的机会，可以实现包容性增长(90)Jeffery S. Mcmullen, “Delineating the Domain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A Market-Based Approach to Facilitating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5 (2011: 1): 185 -193.。韦伯(Webb)等人建议通过公益创业，为贫困地区的人民创造创业条件，引导他们参与创业活动，鼓励贫困人群通过创业摆脱贫困，从而改善贫困者的收入状况(91)Justin W. Webb, Laszlo Tihanyi, R. Duane Ireland and David G. Sirmon, “You Say Illegal, I Say Legitimat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4 (2009: 3): 492 -510.。斯洛斯(Seelos)和麦尔(Mair)认为，大企业不应该只关注金字塔顶层的富裕人群，而应该转变战略，关注金字塔底层的贫困人群(92)Christian Seelos and Johanna Mai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reating New Business Models to Serve the Poor,” Business Horizons 48 (2005:3): 241 -246.。大企业将工厂建在贫困地区，雇佣贫困人群工作，使他们获得工资后有能力购买该企业的产品，这种将贫困人群作为潜在消费者的销售形式，一方面可以带来更多利润以回报投资者，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
第四，通过激发贫困者的创业精神，鼓励贫困人群主动创业，从而更好地实现创业减贫。布鲁顿(Bruton)等人指出，由政府或慈善机构为穷人提供物资，只能暂时缓解生活困难，不能根治贫困(93)Garry D. Bruton, David J. Ketchen Jr, R. Duane Ireland, “Entrepreneurship as a Solution to Povert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 (2013:6): 683 -689.。长期来看，贫困者的创业精神才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长期有效之策。斯晓夫(Si)等人以中国义乌成功脱贫为案例，研究发现创业脱贫不仅可以依赖政府和大企业的扶持，还可以由贫困人群自发的转变观念，主动通过创实现脱贫(94)Steven Si, Xuebao Yu, Aiqi Wu, Shouming Chen, Song Chen and Yiyi Su,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Case Study of Yiwu,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2 (2015: 1): 119 -143.。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已经有大量文献从多个角度探寻了创业的减贫作用，其中既有针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有针对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研究，还有专门针对中国的研究。已有文献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创业的减贫效果、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大有裨益，不过仍然存在几方面不足有待完善。
第一，已有研究在检验创业的减贫效果时，通常使用个别地区的调查数据，样本代表性受限，未来应该使用全国范围内更具代表性的样本和数据开展研究。
在分析创业的减贫效果时，要想开展统计分析或实证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创业活动的定量测度。通过上文所提及的文献可知，已有文献通常使用家庭调查数据或者是小规模的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获得创业数据，相对而言样本量偏小。
就国外研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通常来源于调查数据。例如，斯考特(Scott)等人使用的是调查和家庭访问所获得的2007—2010年雅芳公司对南非贫困女性创业影响的数据(95)Linda Scott, Catherine Dolan, Mary Johnstone-Louis, Kimberly Sugden, Maryalice Wu, “Enterprise and Inequality: A Study of Avon in South Africa,”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6 (2012: 3): 543 -568.，托比亚斯(Tobias)等人使用的是卢旺达2008年的10个地区的农村调查数据(96)Jutta M. Tobias, Johanna Mair, Celestina Barbosa-Leiker, “Toward a Theory of Transformative Entrepreneur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Rwanda’s Entrepreneurial Coffee Sector,”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 (2013: 6): 728 -742.，凯姆(Kimhi)使用的是埃塞俄比亚南部地区1995年1月到3月期间583个家庭调查数据(97)Ayal Kimhi,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Southern Ethiopi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4 (2010: 1): 81 -91.，卡勒姆(Kareem)使用的是尼日利亚100个企业家问卷调查(98)R.O Kareem,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7 (2015: 1): 1 -16.。发达国家的大部分研究同样使用了调查数据，例如，斯文森(Svendsen)等人使用的是1800—1900年丹麦农村的创业案例(99)Gunnar L. H. Svendsen and Gert T. Svendsen, “Alleviating Poverty: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Denmark 1800-1900,” Belgeo 3 (2011:1): 231 -246.，伯格兰(Berglann)等人使用的是挪威1997—2006年的创业者调查数据(100)Helge Berglann, Espen R. Moen, Knut Red, Jens F. Skogstrm, “Entrepreneurship: Origins and Returns,” Labour Economics 18 (2011:2): 180 -193.。事实上，即便是覆盖范围广泛的GEM数据，其代表性也相对有限，究其原因，GEM是基于对全球60多个国家的成人调查数据(Adult Population Survey，APS)和专家调查数据(National Expert Survey，NES)得到的，而且每个国家调查的样本只有2000多个。
就中国的研究而言，纳姆塞(Naminse)等人仅针对浙江和广西等个别地区的少数创业者进行调查研究(101)Eric Y. Naminse, JinCai Zhuang and Joseph A. Awuni, “Economic Growth,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As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Economics & Sociology 11 (2016: 4): 1 -15.(102)Eric Y. Naminse and JinCai Zhuang, “Does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lleviate Rural Pover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Guangxi Province,” PlosOne 13 (2018: 3): e0194912.，所调查样本无法代表全国其他地区，因此所得结论同样有待商榷。古家军和谢凤华选取各省份历年农村私营企业投资者和农村个体就业人数占农村就业总数的比例来反映农民创业的活跃程度(103)古家军、谢凤华：《农民创业活跃度影响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2期，第19 -23页。，这忽视了大量的非农创业，而且无法反映同一省份内部不同县域的创业活动差异。
综上所述，由于创业数据的获得面临一定的限制，已有文献大都以某个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加以分析，导致所使用样本的覆盖面和代表性受限，由此得到的结论可能不够严谨。伴随着政府部门和部分科研院校统计数据库的不断完善，未来可以使用全国范围内更有代表性的统计数据开展研究，从而得到更加科学可靠的实证结果。林嵩等人使用国家工商局提供的年度注册企业数量衡量创业活动，研究了中国31个省份2000—2017年创业活动的减贫效果(104)Song Lin, Christoph Winkler, Shanshan Wang and Hui Chen, “Regional Determina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2 (2020: 1-2): 41 -62.，为我们使用更大范围、更有代表性的样本和数据开展研究提供了借鉴参考。
第二，已有研究忽视了一些新因素对创业减贫效果的影响，未来可以考虑深入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因素、新变化、新事物对创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更加全面地分析不同情境下创业减贫效果的差异。
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影响创业的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最近一二十年，高铁可达性在全国范围内大幅提高，与公路和以往的铁路相比，高铁运行速度大幅提高，对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105)龙玉等：《时空压缩下的风险投资——高铁通车与风险投资区域变化》，《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第195 -208页。(106)赵静、黄敬昌、刘峰：《高铁开通与股价崩盘风险》，《管理世界》2018年第1期，第157 -168页。(107)马光荣、程小萌、杨恩艳：《交通基础设施如何促进资本流动——基于高铁开通和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6期，第5 -23页。(108)吉赟、杨青：《高铁开通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世界经济》2020年第2期，第147 -166页。。本质上，高铁是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而大量文献已经证实基础设施会影响到创业活动，因此理论上高铁对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创业减贫效果。再如，雾霾等环境因素也会对创业产生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雾霾会影响投资者情绪，导致投资者更加保守和厌恶风险，进而使得企业难以通过股市顺利融资。另一方面，雾霾越严重，政府部门越有可能出台环境监管政策，导致企业面临较强的政策不确定性，这同样不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进而对创业的减贫效果产生影响(109)姚鹏、李金泽、孙久文：《县乡财政支出集权能增加地方民生性支出吗？——基于安徽省“乡财县管”准自然实验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2期，第94 -114页。。
虽然理论上高铁和雾霾等新因素都会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不过目前鲜有文献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未来可以考虑深入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因素、新变化、新事物对地区创业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不同情境下创业减贫效果的差异。
第三，创业与贫困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实证检验面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但是大多数已有研究忽视了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未来需要对内生性等问题进行科学处理，从而得到更加严谨可靠的结论，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借鉴。
虽然本文主要梳理了创业减贫效果相关的文献，但是还有一类文献重点研究了贫困(收入)对创业的影响，发现贫困尤其是收入差距会对创业产生显著影响。尹志超等人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相关文献，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点(110)尹志超、刘泰星、王晓全：《农村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户创业吗？——基于流动性约束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5期，第76 -95页。。一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将改变人们的相对地位，加剧“相对剥削感”和社会层次分化，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创业精神被激发，从而鼓励低收入人群主动开展创业活动。二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意味着报酬相对良好的工作岗位减少，优质就业机会的竞争力加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与技能错配加剧了失业问题，当缺乏可行的就业机会时，人们可能会选择开展被动型创业活动。三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削弱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影响了中低收入阶层的财富积累速度和人力资本存量，导致其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资金门槛和企业家能力无法达到要求，从而抑制了创业活动的开展。
基于上述文献可知，创业与贫困(收入)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反向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实证过程中面临内生性问题的困扰。理论上，需要消除内生性才能获得科学可靠的实证结论。然而，大部分已有研究并没有消除内生性的影响，导致结论的可靠性存疑。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考虑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或联立方程模型等实证方法消除内生性问题，从而得到稳健可靠的实证结论，为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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