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冉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自由活动和发展”语境中阐释了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统一，二者既彼此对立、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统一和相互转化。当前我国，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存在割裂、对立而陷入形而上学歧途，成为制约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的现实桎梏。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通过自由时间的“生产性消费”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在劳动时间体验劳动之美劳动之乐，为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丰裕的自由时间。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1)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当前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报复性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泛娱乐化、自由时间较少等，这构成了精神生活富裕的现实桎梏。运用“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辩证分析，上述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我们单纯强调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割裂与对立。为克服问题以助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需促成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同一性即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一)马克思“自由活动和发展”语境中的“自由时间”、“劳动时间”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文化，是对西方文化批判性继承的产物，而古希腊文化被公认为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指出闲暇时间不只是恢复体力消除疲倦即休憩、娱乐，而是要对自身有所提升，闲暇时间仅仅沉浸于娱乐是只顾及眼前而不虑及长远的非理性行为，“音乐的价值就只在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414—423页。音乐教育即可发挥此功能尤其是培育对于美的鉴赏能力、助长聪明、增进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与劳动时间相比，闲暇时间的突出特征在于我们操持闲暇活动是发自内心自主而非外在强制的，并且是为了非实用、非必需的目的。不过，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才能成为人自觉自发的需要而非外在强制。作为奴隶主阶级一份子的亚里士多德当然意识不到此，这是学者自身阶级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体现。
“自由”被西方自由主义者所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青年马克思对自由有着热切的向往，他在阅读伊壁鸠鲁哲学时就格外注意伊壁鸠鲁对自由的强调：“除了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之外，无论是‘快乐’，无论是感觉的可靠性，无论什么东西，伊壁鸠鲁一概都不感兴趣”(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页。。马克思曾这样谈人的自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0—461页。，换言之，只有推翻奴役压迫人的各种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自由人联合体”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马克思在“自由活动和发展”语境中阐释了“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统一，主要从两个维度考量，一是通过自由时间的娱乐、消费、享受等达成劳动力再生产，二是通过自由活动促进人各方面才能的全面发展，实现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包括“人格教育的时间、精神发达的时间、履行社会职分的时间、社交的时间、生理活力与精神活力的自由表现的时间”(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76、177页。；
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分为“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2页。。自由时间不用于直接生产，而是用于劳动力再生产这种间接生产，这种间接生产是直接生产的重要前提和必备基础。马克思不仅重视通过自由时间进行劳动力恢复，还强调要通过自由活动自由发展各项才能，这本质是一种间接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娱乐作为人闲暇时的主要活动，其本质应是在自由时间内进行劳动之外的创造性活动，如艺术、科学等，以便不断确证与发展人的本质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用于劳动力再生产恢复的自由时间就被维系于工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保障“劳动力每日最大可能量的支出”，这极大制约了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不仅对劳动者健康构成了巨大危害，也“剥夺了人类劳动力在道德方面”正常发展的条件。(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76、177页。
马克思针对“自由活动和发展”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9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的自由发展，这与资本主义固化分工即穷其一生囿于一项简单劳动，导致人才能畸形片面发展截然相反，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多种类型工作促进人多方面才能的全面均衡发展，达成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460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460页。。
(二)“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法审思
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法即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为，二者作为矛盾统一体既相互对立也相互同一。矛盾包含了对立(区分性、斗争性)，亦有同一性(同质性、统一性、转化性)，这是马克思所言“差别相结合”(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5页。，也即列宁所言“对立面的统一”(1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页。。同一性是辩证法的重要方面，是“新唯物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克服，马克思将辩证法落脚点置于对立面的统一即“融合成一个新范畴”(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上；
恩格斯反对形而上学者“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而主张对立面“不可分离”、“互相渗透”(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8—419页。，反对“两极化”而主张“亦此亦彼”、“使对立互为中介”(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55页。；
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中直言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总之，矛盾对立面存在统一—转化—斗争的层层递进关系，统一是转化基础保证了向对立面转化，对立面转化引发对立面力量不均衡、彼此斗争。
1.对立性
第一，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彼此区分相互对立。“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道德经》第2章)，矛盾对立面在相互区分中共处于矛盾统一体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的同一性有赖于差异性，即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必须强调事物自身的同一性即对立面之间的区别，否则就陷入混同一切的相对主义错误之中。亚里士多德以思想与物质的差异性为例，强调同一性即事物保持自身依赖于差异性，“思想于事物的人与被思想着的事物如果相同，人将不是那思想者而将合一于那被思想着的事物”(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9页。对于矛盾对立面亦然，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区别被黑格尔称作“内在差别”，“根据在自身既包含同一，也包含差别”(18)〔德〕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3页。。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区分较为明显，自由时间中个体享有充分自由，身心状态以轻松娱乐为主，而劳动时间则伴随紧张的脑力体力运用。
第二，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在斗争中此消彼长。传统文化关于对立面斗争，如《周易》“泰卦”、“否卦”所言，“泰：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则是“大往小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周易·系辞上传》指出“刚柔相摩”。马克思反对惧怕矛盾对立面斗争的错误认识，“把真正对立面的尖锐性以及这些对立面的转化为极端看作有害的、必须加以阻止的事情，然而，这种转化却不是别的，而是这些对立面的自我认识，以及它们对决定性斗争的热烈渴望”(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356页。。矛盾斗争性源于双方力量上的不均衡，势均力敌则无所谓斗争，“一个极端占了另一个极端的上风，两个极端的地位各不相同”(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356页。，在斗争中造成不均衡即对立面力量此消彼长，“一种质增减多少，另一种质便同样增减多少，并且它们的增减是按同一比率进行的”(21)〔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13页。。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斗争性十分明显，劳动时间增多，自由时间就会相应减少，反之亦然。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侵占劳动者的自由时间。纵观资本主义历史，无产阶级往往通过罢工斗争来争取休息权利。
2.同一性
矛盾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2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07、307、302—303页。第一，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具有同质性，就是本质上相同的、具有同一内容，即二者都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活动，都是人现实生活构成部分。只有同质性的东西才可能实现统一，“同质性”(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3页。是矛盾对立面统一的基础，也是其与正反题即质上对立之物最根本的区别。毛泽东指出，“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2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07、307、302—303页。物质和意识具有“同质性”，“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9页。，即规律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具有同质性，二者均是人类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的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同质性在于，二者均是人类的“交往形式”，一个是经济交往，一个是其他领域交往。
第二，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即恩格斯所谓“融合”、“统一”，“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5页。。矛盾对立面统一表现为对立面如影随形相伴而生。列宁指出黑暗和光明相互依存，“在纯粹光明中就象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见什么东西”(27)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页。。毛泽东指出矛盾对立面“不能孤立地存在”，“互为存在的条件”。(2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07、307、302—303页。传统文化中关于对立面统一有丰富论述：“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2章)，“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易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荀子·不苟》)，董仲舒指出，“凡物必有合”(《春秋繁露·基义第五十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统一性，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意识既是事物之本体，怎能离事物而独立？”(2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第29、220页。马克思指出，“精神只是脱离物质的抽象……是以抽象形式把握的对象”(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616页。人类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互相维系”。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对方存在条件。表面来看，这表现为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相互依存中，没有劳动时间，不会有自由时间，因为个体缺乏享受自由时间的物质基础和消费对象；
没有自由时间，劳动者得不到休闲娱乐，对劳动丧失兴趣，也便不会再有劳动时间。本质而论，这表现为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劳动时间具有自由时间特性，这表现为劳动时间人们获得轻松愉悦的享受，如休谟所言“求知之乐”，或马斯洛所谓“高峰体验”，这在科研人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自由时间具有劳动特征，即伴随自由时间中劳动力体力和脑力的恢复提高，从而再生产出劳动力。
七连败，这个尴尬的记录追平了山东男篮史上最长连败记录（2005—2006、2011—2012赛季，山东男篮分别遭遇七连败）。
第三，矛盾对立面相互过渡相互转化。“两极间的距离为差异之最大距离”(3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第29、220页。，当极达到顶点时，就必然向对立面转化，而这要通过“中介”发生。《周易·系辞下传》有云，“刚柔相易”；
老子有云，“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道德经》第58章)，正是对立面相互转化，老子持从反面入手的守雌贵柔思想，“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道德经》第28章)。对立面转化如，人的优点缺点相互转化：少言寡语这种性格，对于需要更多交际能力的职业是缺点，而对于科研工作则是优点，口吃的商人“利用口吃争取了时间，想好该说的话”(32)〔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儿童教育心理学：儿童的人格形成及其培养》，韦启昌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21年，第56页。。还如，时间长短相对、二者可能相互转化。马克思指出，“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8页。。列宁在《革命的教训》中指出，“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34)《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痛苦时度日如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美好的时光短暂易逝。劳动时间可以转化为自由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时间减少而自由时间增多是历史必然趋势，正如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616页。。
精神生活富裕的形而上学歧途在于只看到了休闲与劳动二者的割裂、对立，而未意识到二者的同一性即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由此在实践中构成危害，成为制约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的形而上学桎梏。
(一)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割裂不利于二者相互依存
1.过度无节制的文化消费限制劳动力再生产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时间的精神生活不仅应休闲放松，也应促进劳动力自由而全面发展，藉此达成劳动力再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证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之时就指出通过消费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即个人通过消费达成“劳动力再生产”(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7页。。马克思指出，没有休息时间，“劳动力要重新运用，便绝对是不可能的”(3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176页。，“对于劳动者，劳动又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条件和手段”(3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615页。。马克思认为，人们通过购买服务，比如教育，由此提升自己，“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59页。。约翰·穆勒区分开“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这两个概念，他认为“改善健康、体力和工作能力，或抚养下一代生产性劳动者方面的消费，乃是生产性消费。但是娱乐或奢侈性的消费，不论是懒惰者所为，还是勤劳者所为，因为生产既不是其目的，也不会因此而有任何进步，所以必须被看作是非生产性的”(40)〔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9页。。
然而，当前我国自由时间的精神生活不利于劳动力再生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报复性文化消费之后反而更累，不利于在自由时间中通过休闲娱乐恢复体力脑力，反而阻碍后续劳动开展。典型如熬夜刷短视频、追剧、打手游，这不利于人们通过休息来恢复体力脑力，“现代劳动时间与私人闲暇时间的恶性对立”，“白天工作越是匀速乏味，夜晚的娱乐便越是原始与刺激”，(41)尤西林：《自由劳动与中国当代休闲形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人们对劳动的敌意与厌烦情绪越大，在工作之余的报复性休闲也便越有失理性。2020年，中国人每天多了24分钟休闲时间；
在休闲时间里，有大约38%的人在刷手机；
排在手机娱乐前三位的是刷短视频、打游戏和追剧观影。(42)贾梦婕：《短视频成时间杀手，“娱乐至死”令人深省》，红网， https://hlj.rednet.cn/content/2021/04/20/921438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24日。《2021当代年轻人熬夜报告》显示，69.1%的受访者通常在0点后入睡，超过40%的年轻人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熬夜。(43)王宇露：《切勿陷入“报复性熬夜”的焦虑泥潭》，红网， https://hlj.rednet.cn/content/2022/03/12/1100157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24日。
第二，人们在未通过自由时间的精神生活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文化泛娱乐化造成“愚乐”、“傻乐”。孔子有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柏拉图重视文艺教育作用尤其是音乐即文学和音乐，他特别重视“幼年的教育”，“只选择那些编审得好的故事进行教育”，(4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黄颖编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53页。。亚里士多德重视音乐教育作用，音乐能够“培养善德”、“有益于心灵的操修并足以助长理智”。(4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420—421页。毛泽东指出文艺作品的提高和普及问题。周恩来指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46)《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7页。陈云指出，“评弹具有教育作用”(47)《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年，第14页。。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4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页。江泽民指出，“文化艺术部门和大众传播媒介，必须以内容健康向上、具有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教育青少年。”(49)《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习近平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
2.将劳动视为负担、敌视劳动，劳动时间中精神生活不快乐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劳动的异己性，“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5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页。。列宁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只求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一把，这种旧习惯必须破除”(52)《列宁选集》第3卷，第378页。，而是主张人们自觉主动地劳动，将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劳动是具有劳动能力之人在达到法定就业年龄之后的必然选择，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限制，唯有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劳动时间占据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未来延迟退休全面展开，劳动时间也将随之延长，劳动时间快乐与否应视为衡量精神生活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人们在劳动中不快乐，这制约了人们精神生活富裕的实现。囿于社会发展阶段限制，一些人还未树立起共产主义社会那种“劳动作为第一需要”崇高职业道德，更有甚者，将劳动视为一种负担、敌视劳动，想尽办法逃避劳动，效率低下、磨洋工，不劳而获如啃老、傍大款、和土豪做朋友等。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个别用人单位过度压榨劳动力，还如劳动者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特长的工作而仅仅出于生存需要而工作，并没有将劳动作为自身发挥才能创造价值的途径，还可能是劳动者择业观有问题，存在职业不平等观念，在“过渡”、“镀金”阶段持应付态度对待工作，对待工作好高骛远。
(二)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转化不畅，限制可供精神生活的自由时间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应用，这本应缩减劳动时间，但由于种种因素，空缺出来的“中介时间”没有转化为自由时间，正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5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人无处不在工作之时，无往不在工作之中，笔记本电脑、iPad、智能手机构建了一座移动的劳工营。(54)廉思：《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一些单位罔顾国家法律法规延长工作时间，这限制了能够用于精神生活的自由时间，从而制约精神生活富裕实现。一些员工在上班空闲这一“中介时间”休闲如听音乐、看网页、购物等被单位监视。当然，上班时间还是应当开展工作，不能因为娱乐耽误工作，但在工作劳累之余进行适度休憩也有一定必要性。互联网催生“24小时待机”、“隐性加班”，虽然正常上班时间减少，但各种网络办公将人们牢牢束缚在了工作当中，不过是办公的时间、地点发生了变化。这对个体精神身体都造成压力，微信、电话等随时可以将个体从自由时间召唤到工作状态中，让个体精神时刻保持在一种紧张状态，自由时间得不到充分放松。企业“狼性文化”，领导给员工设置过高任务、末位淘汰、晋升与加班挂钩等现象，这是变相用工作时间侵占原本的自由时间，并且因加班与员工个体利益息息相关而让这种挤占似乎显得合情合理。又如“加班文化”“加班”成为员工是否合群的标准，加班文化使得员工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选择加班与否，而是在领导同事都加班的氛围中，被迫选择融入集体一起加班，这种企业文化未被制度化写在纸上却深入每个员工内心。(55)侯慧、何雪松：《“不加班不成活”：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劳动体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5期。“鞭打快牛”、“能者多劳不多得”等不合理现象，都极大压抑了能者的积极性和热情，也为一些人不做事少做事找到了合理化借口。一些单位剥夺员工的正常休息权，探亲假形同虚设、公休假被工作时间占据、加班未得到补休，种种情况等不胜枚举。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忙于各种形式化的报表、检查、材料、开会等，尤其是各种名目的工作群构成了基层治理中的“数字枷锁”。科研人员忙于科研之外的各种工作，比如行政事务、单位组织的各种繁杂活动、会议等，这一定程度上侵占其自由时间。节假日扎堆旅游、民众呼吁延长春节假期，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可供民众选择的文化休闲时间过少、过度集中等问题。
(一)通过健康向上的“生产性消费”促进劳动力再生产
自由时间如何利用，这对人类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汤因比指出，随着技术发展，工人闲暇时间增多，逐渐赶上了以往的特权阶级，那么“人类将如何利用未来的普遍闲暇呢？”(56)〔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0页。
首先，人们应当用理性主宰自身自由时间，意识到适度的休闲娱乐不可少，但过度消费则弊大于利。周恩来指出，文艺“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5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8页。。陈云指出评弹也要娱乐休息，“严肃应与活泼相结合，书中应该有适当的穿插，因为听书毕竟不同于上课，要让人家笑笑。工作疲劳了，要有轻松愉快……应该有适当的噱头，以调剂气氛”(58)《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第20页。。民众应学会适当娱乐，在积极健康的文化生活中放松身心，以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其次，“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59)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中促进自身全面发展。汤因比指出，“人类一切伟大的艺术和科学成就都是这些富于创造力的少数人善于利用闲暇的成果”。(60)〔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0、929页。马克思主义认为，分工具有“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2页。，故主张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在各种职业之间自由切换以获得才能的全面发展。民众应投入到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中，在“生产性消费”中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在自由时间中增加用于学习的时间，比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可以适当读书阅读，减少不必要的凑热闹型文化消费。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自由时间尤其是兴趣爱好也是灵感、创新来源，比如在看电影、听音乐、陪伴家人、朋友聊天、旅游、运动等时间中可能产生灵感。另外，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在线学习、居家办公等，也赋予人们更多自由时间，可以用于学习、运动以促进身心健康协调发展。
(二)在劳动时间中体验劳动之美、劳动之乐
劳动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劳动将人与动物相区分，因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
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8、318页。反对“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目的；
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不过是手段而已”(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5—346页。，应当将劳动本身当作目的，视作人的第一需要，(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树立劳动创造幸福观念。
首先，劳动者意识到劳动之美以感受劳动之乐。“庖丁解牛”蕴含自由劳动之乐，“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审美意义，“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6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4、50页。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沦为不自由的、被迫的异化劳动，这导致劳动审美向度的丧失：“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6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4、50页。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69)《列宁选集》第3卷，第376页。，这种独立自由的劳动方能彰显审美特性。当前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蕴含美，“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70)《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01022.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24日。。劳动者树立主人翁意识，意识到自身劳动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价值；
社会保障、尊重肯定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劳动，使其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在劳动中产生更多获得感成就感满足感，保障新兴行业如快递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职业群体的尊严，让职业平等全面实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其次，“积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有机会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实现价值”(71)〔美〕维克多·E.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吕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80页。，通过创造性劳动实现个体价值。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劳动中，工人受机器奴役，作为机械的“有意识的器官”、“终生专门服侍一个部分机械”存在，这反映人在机器面前主体性能动性即尊严的丧失，只有当人们在劳动中“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才能体现人的尊严，让“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8、318页。此外，这种创造性劳动还与劳动性质尤其是“高层次的文化艺术创造或知识创新活动”(74)鲍金：《时间的统治及其走出—资本逻辑视阈中的马克思时间思想再阐释》，《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相关，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一众学者讲到“求知之乐”，这本质上是科研工作者在劳动过程中“高峰体验”快乐。一些学者从人工智能这一时代背景出发，认为人工智能发展促进了劳动解放，让人们更多从事创造性劳动，(75)陈吉胜、王丹竹：《广义实践观：一种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视角》，《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科技发展能够部分替代人的机械劳动，让人们可以从繁杂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闲暇用于提升发展自身、开展创造性劳动。
(三)为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丰裕的自由时间
汤因比指出，“速记员认为额外的一天乃至半天闲暇比任何金钱的诱惑更有价值”(76)〔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第921页。，“躺平”的流行让我们看到：现代人不仅需要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也需要有更多个人的休闲与放松，(77)艾尤：《从年度流行语中感受时代与社会脉动》，《光明日报》，2022年1月5日。大学毕业生对灵活就业倾向提升体现其对自由时间的向往。精神生活富裕需要丰裕的自由时间为保障，而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的转化具有条件性。“一切矛盾着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7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辩证法……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79)列宁：《哲学笔记》，第90页。。为促进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既需要促进生产力发展，还需社会提供必要条件保障。
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开发出更多自由时间。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指出，“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也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6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6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81页。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准备着客观的物质条件……促进着整个人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减少，社会闲暇时间或自由时间的延长与增加。”(81)林剑：《论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的劳动解放与社会解放的意义》，《人文杂志》2019年第11期。科学技术能将人从琐碎耗时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比如洗衣机、扫地机器人、早教机等，不远的未来会有更多智能家居出现，让人拥有更多自由时间。
相关机构健全立法及严格执法以维护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公休假、育儿假(尤其是男性育儿假，这既是子女健康成长之必需，也是破除男女不平等的必要手段)、产假，等等，尤其是与三胎相联系的假期，必须严格保障落实，这是促进生育以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知识分子充分自由时间以更好科研。周恩来指出，“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这些会议和有许多事务本来是可以不要他们参加的……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8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1页。；
邓小平指出，“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
(8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4页。习近平指出，要建立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让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各类应景性、应酬性活动少一点科技人员参加，不会带来什么损失。“保障科技人员科研工作时间，心无旁骛创新创造”(8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强调：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index/index_focus/202204/t20220420_540434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24日。。费孝通指出，“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需要的是安静的气氛——一间房、几本书——在这种气氛中才有创造力。焦虑的是运动太多。”(85)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页。许纪霖指出，“古老的、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其最需要的是闲暇和自由”，“学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够让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86)许纪霖：《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尺度》，《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