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斌
（南通理工学院 张謇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02）
沈寿，初名云芝，号雪宧，1874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古董商家庭。她一生以刺绣技艺蜚声海内外，以女工传习所荣耀于人世间，以与张謇的深情厚谊传说于江湖之上。沈寿从小随堪称儒商的父亲识字读书，天资聪慧，十六七岁时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刺绣能手。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沈云芝夫妇制作并进贡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寿礼，获赐 “福” “寿” 两字，沈云芝遂改名为沈寿。因其绣斋名为 “天香阁” ，故别号为 “天香阁主人” 。从江南苏州吴县到北国京城，从京畿门户天津到根植江城南通，最后病逝葬于长江之畔黄泥山南麓，短短47载，却是悲喜交集、五味杂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令人感慨悲叹，又敬佩称奇。沈寿的人生得失给人以许多启迪，具有诸多警示价值。
沈寿的人生与刺绣结缘、与刺绣为伴，因而她的人生收获颇丰，也源于刺绣和得益于刺绣。
一是刺绣技艺获得最高奖赏。沈云芝从小跟随姐姐沈立学绣，七岁玩针，八岁弄绣，由于聪颖好学，故而学绣日见进步。她以家中所藏名画为蓝本绣制艺术作品，十六七岁时在苏州已颇有绣名。1903年，她的绣品获清末著名学者俞樾题写 “针神” 二字。1904年10月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政府谕令各地进贡寿礼，沈云芝夫妇便精心赶制《八仙上寿图》和《无量寿佛图》绣品进京，慈禧见后大加赞赏，称为绝世神品，奖赏沈云芝夫妇双龙宝星商部四等商勋章，亲笔书写 “福” “寿” 二字分赠两人。从此，沈寿之名便在绣坛鹊起。同年，沈寿受清政府委派远赴日本考察，研究日本的刺绣和绘画艺术，回国后被任命为绣工科总教习。1911年，沈寿绣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在意大利都灵博览会展出，荣获优等奖和 “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之卓越奖凭” 。清政府将此件绣品作为国礼赠送给意大利，轰动意大利，意大利皇帝皇后致函清政府，对精湛的苏州刺绣艺术大为赞赏并回赠沈寿 “最高级圣母利宝星勋章” 与镌有皇家徽记的 “钻石时针” 金表一块。1915年，沈寿绣制《耶稣像》，参加美国旧金山 “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展出，再得一等大奖。刺绣给沈寿带来了不少的荣耀。
二是才艺与人品被赏识与敬重。沈寿与张謇初识于1910年在南京江宁召开的南洋劝业会上。张謇荣任大会总审查长，负责主持审查展品，而沈寿当时是清政府农商部总教习，被任命为专门负责评审绣品的审查官，并携仿真绣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参加展会。虽为初次交往，但沈寿给张謇的印象极好，张謇不仅对沈寿深厚的刺绣艺术功底敬佩之至，而且为她虚心谦逊的风范所折服。展会上，一件有些陈旧的作品并未引起人们关注，但沈寿却对其赞赏不绝，鉴定其为顾绣真品，这是一件依照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行书的欧阳修名文《昼锦堂记》绣制而成的12幅绣屏。沈寿自谦地表示：
“更习二十年，尚不能望其项背。”[1]340对顾绣的鉴赏功力及其虚怀若谷的态度，以及在整个展览会评审刺绣作品过程中的耐心细致、公平公正，使所有人都心悦诚服，即使 “为所否者亦翕然”[1]339，也令张謇肃然起敬。这也是后来张謇聘请沈寿到南通任职女工传习所所长的重要原因。1911年，时任中央教育会会长的张謇专门走访北京绣工科与沈寿第二次晤谈。1912年，张謇再往天津看望暂居市郊种植园的沈寿，更诚恳邀请沈寿夫妇赴南通办学。在南通女工传习所所长任上，沈寿全身心扑在讲学传授及管理工作上，教学有方、教务有序，治教有道、待人有礼，即便自己的生活起居也井然有致，张謇对沈寿的才艺与人品由衷赞赏。
三是人缘与能力得到广泛认同。1914年，张謇创办女工传习所，附设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其后移至濠阳路。沈寿谢绝四川高薪之聘而应张謇之邀担任传习所所长兼教习。传习所首期招生二十余人，后来逐年增加，学制也不断完善，设有速成班、普通班、美术班和研究班等。沈寿不仅自身绣艺出色，而且在教学中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她教导学员 “外师造化” ，着力培养学生对事物的观察能力，注重身临其境、现场教学。她让学员仔细观察鲜花花瓣不同的纹路、色调，边看边绣，要求用针入神、如实逼真，独创 “仿真绣” 并使其自成一派。沈寿心细如针、诲人不倦，对学员亲如姐妹，与女师校长姚倚云（字蕴素）互相尊重，与教员沈立、金静芬、施宗淑、邢景夷及专业画师周乔年、杨羡九等和睦团结，得到了学员们的尊敬和爱戴、同事们的信任和仰赖。特别是在赶制参展作品《耶稣像》的过程中，沈寿不顾体质虚弱与身体疲惫，一边教学一边绣制，与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或独立完成了后来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轰动异域、大放异彩的金奖、银奖、青铜奖等多件精美绣品。沈寿因此深得大家的认同和赞许。
四是才情勃发与性情温婉结下生死之谊。沈寿与张謇自在江宁初识后，便相互敬重。沈寿对张謇，除感佩他的才华横溢外，更感恩于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沈寿对张謇的感情是多棱的，一开始是对状元和高官的景仰，接着是视张謇如父兄的敬重，此后是作为写诗的初学者、事业的初创者对大师、巨匠的仰慕。随着了解加深，有21岁年龄差距的两人成为知己知音，不仅以文会友、以诗唱和、以艺相赠，而且在生活上、事业上互相关心，成为超脱世俗的忘年之交。沈寿与张謇这种交错集聚着父女情、兄妹情、师徒情、朋友情、同仁情的深厚情感，可谓知音之遇、莫逆之交、生死之谊。沈寿遗愿不归吴县而葬于南通，正是这种不可多得的情义的最好诠释。
五是编成《雪宧绣谱》蕴涵博大情怀。沈寿尽管拖着病弱之躯，饱受病痛折磨，却有将技艺无私传给后人的深思远虑，且与张謇有共同的认知和理念，即把这种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技艺编写成绣谱，传给后人。绣坛上的伟大传奇就是这样诞生的：一个在病榻上，一个在病者旁；
一个是状元，一个是针神；
一个口授，一个笔记；
一个边讲解边比划，一个边体悟边归纳，凭借着振兴实业与文化的共同理想和相似审美意趣，沈寿在张謇的助力下编写成《雪宧绣谱》，对前人的针法进行了详尽的理论阐述，总结提炼了刺绣中常用的18种针法，首次研究了西洋油画的光与影在中国刺绣上的运用，深刻阐述了仿真绣的艺术特色。《雪宧绣谱》于1920年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出版发行，绣谱及其蕴含的守正创新、精益求精、坚忍不拔、意笃情深的深厚 “绣谱情怀” ，留给后人一笔不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沈寿一生收获颇丰，但与常人相比，也有不少缺憾。拥有一些对常人而言的基本幸福本不是什么奢望，然而在沈寿这里，却是悲凉的、令人动容的失却。
一是疾病困扰而失去健康。沈寿体质较弱，时常因劳累而致病发。为赶制绣品，常常不顾疲劳，即便是在生病调理时，也冒着酷暑带病坚持刺绣，张謇对此写道：
“枉道林塘适病身，累君仍费绣精神。”[2]69沈寿患的是一种肝郁症，1915年三四月间因多日劳累而病发，虽经问医服药后初愈，但需要继续调理才能拔除病根。但沈寿仍然忙碌不已，稍一劳累病就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从脚部开始水肿，上窜腹部，胀至肩部，众医皆无法消退。此时的沈寿既无力饮食更肿胀难忍，痛苦至极，名医沙元炳、俞汝权及外籍医生海格门等想方设法抽放腹水，然而回天乏术。张謇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的情形：
“忆雪宧自丁巳四月上旬病传血，五月下旬至谦亭养病，六月七日愈，七月中旬回传习所，复病，八月下旬复移谦亭，十月、十一月上旬连病，随愈随病，随病随愈，戊午正月六日以濠阳小筑借与养病，庚申八月廿四日移绣织局，先后五年。生活与药为进退，而中医、西医药方几厚二寸，迄不获效。”[3]本该风华正茂的47岁，沈寿的人生却就此画上了休止符。根据沈寿生前的愿望，张謇将她安葬于五山脚下，墓门石额上镌刻着张謇所题 “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之墓阙” 。墓后石碑阳面刻着张謇撰写的《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灵表》，碑阴雕刻着沈寿遗像。
二是家庭缺少温馨而失去和谐。温馨和谐的家庭常常是人生成长和事业发展的推进器。沈寿年方20时与籍贯浙江绍兴、寓居苏州的余觉（初名兆熊，字冰臣）成婚。余觉是清末举人，精书法，擅工艺美术，1894年起以绘画为生，与沈寿成家后一个作画一个刺绣，可谓琴瑟和谐、鸾凤和鸣，两人合作的绣品博得慈禧青睐。余觉与沈寿在苏州创办 “福寿夫妇绣品公司” ，后在天津创办 “自立女子绣工传习所” ，两年后应张謇之邀到南通主持南通女工传习所。余觉曾任农工商部绣工科总理，沈寿为总教习。在京城初开一片小天地的余觉，视野渐阔，心思陡活，不再满足于家庭小世界，加上沈寿不育，余觉便开始纳妾，并为大妾、小妾的生活琐事及事业阻滞、经济收入等闹腾不已，与沈寿的交流沟通日渐减少，也对张謇产生诸多误会和不满。沈寿生病最需关怀抚慰时，余觉却不闻不问，甚至以 “说此老病，我非郎中” 而嫌烦沈寿，以致 “不日数血崩，势甚危”[2]167。沈寿生前困顿病弱之时，余觉态度冷漠，而在她离开人世后，余觉却以 “思雪” 自号而惑众，颇具讽刺意味。
三是性情倔强而失去对世人申明误解的机缘。沈寿表面柔弱但性情却异常倔强，即使有误解也不会主动声明、解释，祈愿以时间和身正自证。然而，天妒英才，沈寿名寿而不寿。沈寿是带着遗憾、疼痛、凄苦及众人的不舍离开人世的，也给世人留下说不清的谜团。沈寿自1914年来到南通，至1921年离世，生活在南通的时间不能谓之长，却留下不少的故事和传闻，其中还有一些让人理不清道不明的未解之谜，更有俗人对此浮想联翩。如为什么沈寿不去高薪的四川就职却到低薪的南通、为什么在 “谦亭” 养疴而后执意移往传习所、为什么生前遗嘱未告知余觉、为什么口嘱遗愿葬于南通等。特别是她与张謇之间的诗作唱和，不仅让余觉产生误会，也让世俗的目光感到异样。
“张謇与沈寿之间的深情厚谊，建立在相互深切理解的基础上，并且有共同的美的追求作为联结纽带，属于一种高尚的情感境界，所以很难为当时世俗所真正认识，但已经彰显其深远知音文化的影响于后世。”[2]3也许，世人从章开沅的这段话中，才能找到解锁有些谜团的钥匙。
沈寿不仅留下了具有独特风格的 “仿真绣” ，被张謇称为 “沈绣” ，而且留给后世绣圣的高尚精神、美丽情怀和坚强风骨，可让后人获得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启示。
一是得失乃人生的辩证法。得失乃人生的题中之意，获得与失却总是相伴于人生的全过程，这是人生的辩证逻辑。关键在于，获得是否正当、是否理所当然，同时，不必因获得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
关键更在于，失却是否值得或者有意义、有价值，能否减轻或避免，以减少损失、减轻压力、力避牺牲。沈寿发展事业以牺牲青春健康和温馨家庭为代价，失去过于悲凉，显然不是她所情愿的。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世道艰险，既要为生计奔波，又要为事业犯愁，还要为人情世故劳力伤神，因而失却总是难免的。重要的是，为了初心，既要有困厄面前不动摇的定力，又要增强战胜困阻的毅力和能力。
二是人生应遗留一二有用业绩。沈寿知己张謇有言：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即与草木同生，不与草木同腐。”[4]处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期，沈寿和张謇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责任担当与勤苦劳作改造社会，有着建设美好 “新世界雏形” 的共同理想，为世人留下丰富厚重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业绩非凡，劳绩伟大。狼五山旁，濠河水畔，沈寿和张謇都给江城带来变革，特别是开风气之先，勇敢地让女性走出闺房接受新学，学会自立自强。非但如此，沈寿和张謇还让精美的绣品走出国门，走进世博会，走上纽约第五大道，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无限韵味，也让绣品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新时代呼唤更多的创业者、创造者、创新者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因而要遗留一二有用事业，创造一二或伟大或平凡的业绩，才能不负韶华。
三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沈寿的绣品获人赏赐褒扬，人品被极力推崇，特别是获张謇这一知己，使人生增添了许多心有灵犀的感应、相互理解的慰藉、不断前行的动力和五彩斑斓的意趣。鲁迅曾抄录并赠送给瞿秋白的格言这样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知音知己弥足珍贵，沈寿与张謇以坦荡换真心、用厚道铸赤诚、集顿悟为睿智、冶包容为性情，理应成为知己知音的最好注脚。
四是懂得感恩是珍贵的人性仁心。沈寿之所以抱恙在身还拼命工作，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真诚感激张謇的赏识和推崇、信任和重用、礼遇和厚爱。
“沈寿生于苏绣的故乡，但沈绣的成熟与发扬光大则在南通，其原因自然是由于张謇充当了伯乐的角色，当初只有张謇对沈绣的‘独运之深心，不可磨之精气’，以及‘精微广大之思’，知之最切，理解最深，并且为这位困顿病弱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相当优越的创作与教学的环境。”[1]347因而，沈寿非常感激，不仅用自己的青丝秀发制作绣品来表达对张謇的感恩，还用勤奋耐苦的工作和精心创作的成果相报答，即使病情已到相当严重的时候，仍念念在兹、无日或忘。张謇本身也是一位懂得感恩的人，对赵菊泉、孙云锦、吴长庆、翁同龢的知遇之恩刻骨铭心，常以 “不才安得掊九万里风，扶摇直上，报我生平知己耶” 来激励自己[1]12。
章开沅曾说：
“沈寿的艺术成就，固然有其天分与悟性的优势，但更多的却是由于刻苦与勤奋。她对刺绣是那样投入，不仅是用手用脑，而且是用心血用生命……她一生追求真善美，她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她把自己短促的生命化为美，这美不仅是她的绣品，而且也是她的人品。”[1]346沈寿的人生，固然有获得有失却，但留给后人最美的，是她对事业的执着投入、对友人的感恩情怀，这正是人品的恒久魅力及感染力，也是吾辈应该孜孜以求的品性和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