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泽强
2019 年迄今，教育部批准了32 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并冠名“职业技术（科技）大学”。从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释放的信号看，“十四五”期间职业本科教育将稳步发展，该类大学也会增多。客观地看，举办职业本科教育有利于满足社会需求、教育需求，也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1]；
赋予职业本科高校大学身份也有利于实现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2]这一建设目标。但是，赋予其“大学”身份遭到质疑[3]。这种质疑若不加以澄清，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既给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压力，又给职业技术大学内的教师和校长带来身份焦虑。目前对职业技术大学的“大学”身份认知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类高校虽然在行政上被批准为大学，但它离大学应然状态还有差距，也即“还不完全是大学”；
一种观点认为该类高校已成为事实上的大学，应承认其大学身份，也即“是大学”；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类高校是不同于传统大学的一类大学，也即“是大学，但属于新一类大学”。哪种观点方为正解？如此，有必要从事实和理论的双重维度对“职业技术大学能否成为大学”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寻求答案，并探寻在“大学”身份既成事实背景下职业技术大学的应对策略，助其更好发展。
（一）从事实维度分析职业技术大学
一般认为，大学是从事高深知识的文化机构。从大学发展史看，大学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中世纪大学时期，欧洲的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是其中的代表。二是近代大学时期，以德国的柏林大学为代表。三是现代大学时期，以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在这三个时期，大学职能相应扩大，从最初的人才培养“单职能”扩展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双职能”，再延展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职能”。这些职能无一不是以高深知识为材料和媒介[4]。因此，普西犀利地指出“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5]。大学被视为高深学问的代名词，理由正在于此。
随着时代发展，19 世纪中后期在传统大学外出现了新大学，新大学也从事高深学问活动。这一点却非常人所熟知。在美国，1862 年政府颁布《莫雷尔法案》，鼓励举办培养农业和农业机械人才的赠地学院[6]。在英国，先是在19 世纪末到二战前，建设了以谢菲尔德大学、利兹大学为代表的培养技术工人的新大学，之后在1992 年前后，政府批准一批多科技术学院升格为技术大学[7]。在德国，建设了以波鸿应用科学大学、亚堔应用科学大学、多特蒙德应用科学大学等为代表的新大学[8]。在日本，建有长冈技术科学大学和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等[9]。上述这类高校属于（职业）技术大学，主要从事高深学问应用之术，而非高深学问的生产或探究之术，这从部分大学的校名可见微知著。之所以在传统大学之外出现新大学，主要原因在于这类高校以培养技术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办学目标，弥补了传统大学不太愿意涉及或难以涉及的办学领域和社会服务空间。起初，这类高校都没有大学身份而只是学院身份，只举办三年制或两年制的职业专科教育。后来，这类高校举办了四年制职业（技术）本科教育，并取得大学身份，从而形成了传统大学和新大学（技术大学）共同发展的格局。当然，获得大学身份并不容易，一般需要得到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认可或授予。虽然不同国家的具体规定有所差别，但对设置大学提出高标准则是共通的要求，一般要求相关高校举办本科教育，且具有较强办学实力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包括教学和科研，下同）。
我国情况又是如何呢？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大学是西方的舶来品，对大学的认识受西方影响，常人普遍持高深学问论。蔡元培先生指出“大学者，从事高深学问者也”[10]5，“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10]5。蔡元培先生的大学说不仅对彼时大学的办学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持续的影响。迄今人们对何谓大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持 “高深学问论”的认识。举例来说，学校职业教育在我国有150 多年的历史[11]，但职业专科高校很少被认为是大学，就在于它未举办本科教育，学术水平被认为不高，不符合高深学问说。
另外，我国对获取大学身份有较高和严格的要求，并非能轻易达到。1986 年《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对大学提出的规定有：（1）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人才；
（2）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体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8 个学科门类中以3 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
（3）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和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
（4）全日制在校生计划规模在5000 人以上。[12]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18 年第二次修正）指出，“大学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13]。2006 年《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进一步提高大学设置标准：研究生数不低于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5%；
至少有2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教师应达到20%以上；
具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14]近些年来，教育行政部门从严执行上述标准，能被授予大学身份均是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
综上所述，可形成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大学是与高深学问紧密联系的机构。这一看法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文化认同。需要强调，对高深学问的认识要跳出“历史的”认识——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生产之机构，而要形成“今天的”认识——至少存在两类大学，一类以高深学问的生产、探究和传播为主，另一类以高深学问的应用和传播为主。不能用昨天的大学概念来禁锢今天新的大学样态。第二，大学出现分化是历史必然和教育潮流。从世界范围看，传统大学之外出现了新大学。这种大学举办本科教育，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需要为办学目标，填补了传统大学未能触及或不愿涉足的领域。新大学满足了政府、社会和民众的需求，也代表了高等教育发展潮流。因此，我国发展此类大学顺应了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第三，获得大学身份在实质上有要求，形式上也有规定。称为“大学”的高校一般要举办本科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知识）水平，并且，需经规范程序得到批准或认可。
（二）从理论维度分析职业技术大学
我国职业本科高校的大学身份一经赋予，就遭到质疑，尤其是来自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质疑之声颇大，这是因为应用型本科高校一般拥有几十年办学历史，身份是“学院”，一直寻求改名“大学”，如前所述，申请“大学”身份需达到较高标准，此无疑需要十几年或几十年的建设之功。而职业专科高校一旦升格为职业本科高校，就同时获得“大学”身份，尽管它属于另一种教育类型，却未免过于速成，这样的大学设置和审批制度是否合理便遭到质疑。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他们质疑这些学校的学术水平是否能达到大学标准。那么，获得大学身份有何要求？伯顿·克拉克认为，有三种力量影响大学发展，分别是政府、学术和社会（市场）力量[15]。就此来说，大学身份的获得需要三方面的支持。
首先，获得政府认同。从世界范围看，在进入民族国家以后，大学已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公共事业，于是政府加以规范和管理。大学身份要获得政府认同，需要达到大学设置制度的要求，并经过必要的审批或认可程序。在管理制度方面，普通高校升格为大学适用于上文所说的《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等制度。但职业高校并非普通高校，并不适用该系列制度。教育行政部门2021 年出台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以下简称 《标准》），从内容看只涉及职业本科高校的设置，并未涉及职业“大学”的设置。因此，职业高校以何种制度来确立职业技术大学身份缺少制度依据。在行政程序方面，成为“大学”一般需经过政府的评审或认定，但这些职业技术大学并没有经历“改大”（申请大学身份）程序，而只是经历“升本”（申请本科高校）程序，与以前普通高校“改大”和“升本”分而办之的程序有所不同。基于上述两方面，职业技术大学的身份自然受到质疑。当然，这两个问题要解决也不难，从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只需明文规定对此类型教育的“改大”“升本”程序进行简化，以及明确将《标准》作为“职业技术大学”设置依据就可以了。
其次，取得同行认同。即大学群体的内部认同，包括了其他高校的认同，也包括本校师生的认同（自我认同）。如果不能获得同行认同，就好似某一物种不能得到族群认同一样，会被隔绝在族群之外而自生自灭或自娱自乐。在同行看来，对大学的评定主要依靠学术标准，要求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即高深学问或学术性是大学身份是否合理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大学从根本上讲是大学问的象征[16]，大学存在根基在于教育性、学术性、专门性[17]，还要求有较高水平，否则，即便它在形式和称谓上是大学，高校群体也不会认同。我国国家开放大学就是一例。目前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多样性发展成为重要价值导向，因此，既需要有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需要有多科性专业型大学，还要有多科性职业技术型学校[18]，但是，高校群体和师生对于何为大学还是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认知。除非它不被称为大学而只称为学院或高校，则可能不会受质疑或少受质疑。事实上，欧美国家职业技术大学的身份合理性就是建立在高深学问应用的基础上。这些学校培养的技术型、职业型人才依托于现代的、科学的知识系统，具备了高深知识基础，因此这类人才也被称为知识型技能人才[19]，不仅如此，对本科毕业生还授予具有鲜明“学术”和“职业”双重属性[20]的学位。就此来说，坚持大学的高深学问论并非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教育思想的食古不化或复古幽思，而是一种理性认知，只不过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对高深学问论要有更宽广和精细的认识：有一类大学主要从事“高等学问的生产、探究和传播”，还有一类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和传播”，两者均为高深学问的范畴。这种对“高深学问”论的扩充解释在学理上亦符合拉卡托斯“研究纲领论”[21]的要义。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外，这些高校往往在举办技术教育几十年，逐渐得到同行认同后才取得大学身份。目前，我国2019 年后建立的职业技术大学，在学术水平方面未能达到高校群体和师生的预期，即便有部分高校达到了《标准》，但多数高校的学术水平并没有高于那些称为“学院”的高校，再联系到普通本科高校的大学身份获取之路——往往是举办了多年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才申请大学身份，在此种背景下，职业技术大学可能未达到同行预期，自然难以得到同行（包括本校师生）的充分认同。高校要取得同行认同显然需要在办学历史和学术水平进行积淀。
再次，赢得社会认同。韦伯认为，个人获得社会地位依靠三种资源，分别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声望[22]。这一法则也适用于大学这一组织。只有赢得社会认同（包括市场认同），大学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大学赢得社会认同一般是依赖其社会声誉。具体体现为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产品”能综合性地满足社会需要。无论是官方的各类教育评估指标体系，还是民间的各类大学排行榜，都佐证了这些产品是大学赢取声誉的依仗。具体来说，普通民众通常要求大学能为其子女提供高质量的大学文凭，帮助他们获得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
企业要求大学能为其产品研发、技术升级、员工教育提供高质量服务；
社区要求大学能为其提供知识普及服务或爱心服务；
乡镇要求大学为其在乡村振兴、节能环保、人文教化等方面提供助力。现实中，职业本科毕业生质量如何还没有得到用人单位的综合检验，虽然职业教育（中专、专科层次）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对个人现职地位提升缺乏有力支持[23]，而大学文凭（职业本科文凭）能否帮助学生获得更体面的工作还不得而知；
职业技术大学为企业、社区、乡镇提供的社会服务是否达到高水平也有待观察。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希望大学提供这些服务不仅要数量充足，并且在服务品质上要优于称为学院所提供的产品，此也有待评估。因此，职业技术大学获得充分的社会认同尚需用时间和成绩来证明。
事实上，无论是政府认同、同行认同，还是社会认同，归根到底，都是对大学本质的要求。这就是大学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学术组织，拥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具体体现为教学水平（学术的传播）和科研水平（学术的生产、探究或应用）。如果一所职业本科高校具备了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就能达到政府管理制度的标准，赢得高校群体的认同，获得本校师生的肯定，满足社会各界的预期，这样，取得大学身份就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反之，不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虽冠名大学称号，也会遭到或明或暗的质疑。
（三）基于事实和理论“双重”维度的结论
综合事实和理论两个维度的分析，对于职业技术大学能否是大学的问题，可以得出明确答案：首先，职业技术大学是一种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新大学，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从世界范围看，它在其他国家存在，在我国也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于以往普通高校的大学身份获取道路，职业技术大学是在具备一定学术水平但并非达到较高水平，且举办本科教育经验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获得大学称号的，是一种“不完善的”“不太成熟的”大学。对于这一点应予以包容。其次，职业技术大学需要加快发展，夯实内涵建设。当前，部分职业技术大学，尤其是多数民办大学还不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这需要相关高校加快建设，致力于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补足短板，让大学之身份名实相符，否则，就会空有虚名而无实质内涵，这样的大学会很难发展，也缺乏竞争力，尤其对民办大学来说更是如此。
大学要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关键在于建构一种战略性理念来指引办学。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24]。组织机构也是如此。回顾经典的大学理念，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对提高职业技术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建构并夯实其大学身份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的内涵与演变
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古代的大学集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身，原因在于印刷和通讯不便，学者们的研究通过教学来传播。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作为一种理念或原则，是在柏林大学第一次提出并在办学实践中真正贯彻[25]。在洪堡看来，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的基本内涵是教师开展研究性教学，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通过研究和教学的结合，实现“由科学达至修养”的人才培养目标。彼时，科研活动并非一项制度化并独立于教学的活动，而是辅导教学的活动，研究也是指“纯科学”研究。19 世纪中后期，吉尔曼继承并发展柏林大学的理念，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念，指出研究生培养制度化是体现该理念的重要载体，并提出教学和科研活动所产生的成果应反馈并服务于社会[26]。此时的科研活动，已演变为一种独立于教学的制度化活动，并且，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服务范围扩展到社会。20 世纪上半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教学与科研并重”理念，认为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既服务于象牙塔内，也服务于社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而非分裂的。这一观点不同于洪堡和吉尔曼的看法。在洪堡看来，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是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纯科学，服务范围限于象牙塔内；
吉尔曼则认为大学的服务要扩大到社会[25]。20世纪下半叶，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十分紧张，出现了教学漂移和科研漂移现象，前者指教学活动与科研活动相分离，部分教师专攻教学而不事科研，后者一方面是指科研活动主阵地转移到大学之外，另一方面指部分教师专攻科研而远离教学。针对这些情况，伯顿·克拉克重申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理由是“科研和教学能够整合，而且彼此都有好处。科研本身能够是一个效率很高的教学形式”[27]。现实中，这一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并不乐观，被视为一种经久不衰的“口号”[28]和一个持久的神话[29]。
（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的现实意义
职业技术大学有必要重申和践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努力使其不再成为口号和神话，而是成为行动和事实。这是因为：一方面，该理念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并促进教学改革。对于职业技术大学而言，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的意义在于强调教学与研究的融合发展。无论是洪堡时代把研究作为教学的辅助性手段，还是后洪堡时代将其作为与教学并行的独立活动，研究对教学的作用都不言而喻。美国学者博耶曾提出“教学的学术、探究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整合的学术”[30]。如果研究是作为辅助教学的手段存在，则此类研究属于“教学的学术”的范畴，即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教学，此明显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如果研究是作为独立于教学的活动存在，此类研究属于“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探究的学术”的范畴，将这些研究所获得的成果用于教学，亦能让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实践证明，科研有利于推进教学改革和提升教学质量[31]。
另一方面，该理念有利于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一是让学生和教师保持一种研究性的学习和教学的状态，有利于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课题，这样，扩宽了研究范围甚至开拓新领域。二是师生在教与学中的互动有利于提高研究质量。通常认为教师对学生的科研指导能使学生受益，实际上，学生参与科研对促进教师的研究活动也有反哺作用。“教师的事业有赖于学生的参加，否则就难以有所成就。教师虽训练有素，但也因此易于失之偏颇和缺少活力，而学生固然不甚成熟，但较少成见，勇于探索，教师要实现其目标，就必须结合这两者”[32]。三是教学与科研的结合能够验证研究结论、效用及不足。这方面都在现实中不难找到例证。
（一）把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作为办学理念
是否有的大学只需要开展好教学工作，有的大学是教学和科研工作兼顾，有的大学是同时平衡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事实上，对这个问题无需冗长的论证。作为教育组织，教学工作毫无疑问是大学的基础工作。无教学不足以成为学校。作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毫无疑问是大学的重要工作。科研工作的制度化正是大学区别于中小学的重要特征，科研水平的高低则是大学区别于学院的显性标志。无优秀之科研水平不足以成为大学。至于社会服务，则是大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延伸，是大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大学族群的一员，自然要履行大学职能，同步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否则，就会存在不被视为本科高校的风险，更不要说会被视为大学了。就此来说，职业技术大学坐实大学身份，就要践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将其作为办学理念、教学理念和科研理念，要坚持科研服务教学，教学服务科研，教学与科研相统一。这不仅是履行大学职能的基本路径，也是提高学术水平和办学实力的应景策略。时下多数教师并未听闻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可能有些在教育一线深耕多年的高校教授和老教师都未必熟知该理念。因此，在办学理念上要明确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提出，并加大教育和宣传，逐渐形成办学文化。如果遗弃了这一理念，大学将面临危机[29]。
（二）完善支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制度体系
提升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需要理念先行，更要制度保障，方能成功。一切缺乏制度保障的理念，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根基不牢，遇水则溃。因此，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的落地，需要完善相关的教学和科研的制度和组织。一是建立研究性教学的管理制度。无论是从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视角看，还是从大学生是成年人的角度看，无论是从建构平等的师生关系看，还是从提高教与学的质量看，研究性教学在职业技术大学中生根发芽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研究性教学制度要规定教师要把教学作为学术，包括将个人研究成果融入教学，研究如何更好地教学，同时，也要求学生以研究式的学习方式参与教学，提高学习质量。二是建立支持研究活动的制度。从教师角度看，如果职业技术大学的教师只是知识和技术的搬运工，而缺乏应用的创新能力，那么，很难说得上是合格教师。从学生角度看，近几年在大学生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中获奖的本科生多数在日常学习中参加了科研活动，是在“教师指导—学生探究—团队合作”的学习模式中成长的，“研究能有效提升学习质量”得到充分验证。所以，要制定和完善支持师生开展研究活动的制度。三是建立教学与科研融合的机制、组织和制度。其包括激励机制、组织机制、运行机制等，具体有建立教学—科研习明纳（Seminar）、教学—科研实验室[29]等教学与科研融合机构，设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教师工作考核制度，等等。
（三）激励作为学术活动主体的教师追求卓越
在教师群体中，大学教师在角色上被赋予更高的期盼和要求。一般来说，对中小学教师赋予的是诸如园丁、蜡烛等称谓，对大学教师则赋予了知识分子、教授、学者、专业主义者、技术行家等称谓。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和层次的高校教师，均难以逃脱这一“角色之网”，不同高校教师之间在于评价标准、工作侧重等方面有所区别，但基本要求是具备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没有合格的大学教师，不会有合格的大学。进一步地，没有优秀的大学老师，大学要发展和进步是不可想象的。反之，有优秀的大学教师，才可能有优秀的大学。就此而言，职业技术大学的大学身份需要依靠大学教师来守护和经营。因此，学校要激励教师勇挑角色使命，追求卓越，持续行动。一是要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下功夫，教书育人，钻研学问，掌握并提升教学技艺、专业技能和研究能力；
二是要推进教师专业成长和教师团队建设相融合[33]，形成教师群体合力，努力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提供高水平的科研和社会服务。简言之，要激励大学教师追求卓越，让大学教师的身份名实相符，最终让职业技术大学的身份也名副其实。
（四）把高水平践行作为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奋斗标准
职业技术大学不仅要树立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而且要坚持高水平践行。只有在办学的各个部分、整个过程进行了高水平建设，结果才可能是高水平的。这就要求教学和科研的全过程和各环节要实实在在抓好建设和发展。在办学起点方面，教育部门2021 年出台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提出了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要求。相关大学要对标建设，在落实教学条件和科研条件的国家标准基础上再逐步提高，不断改进。在办学过程方面，要下大力气加强专业、课程、实验实训实习等方面的研究和建设，以研究促进教学建设，以实践深化研究的持续，尤其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充分体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特点，并大力提高教学水平。在科研上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质量，建立以应用与推广效果为导向的评价机制[34]，创造条件有效反哺教学，同时，要有意识地推进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的融合，研中有教、先研后教、以研促教[35]。要创造条件推进教学与科研的协同发展和相互支撑。在办学结果方面，要以充分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发展和增值发展为落脚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加快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科研团队、平台和成果建设，不断提高科研质量。
在我国，职业技术大学是一个新生事物。作为一类新的大学，其身份合理性正在遭受质疑甚至批判。基于事实和理论的研究表明：在世界范围内，职业技术大学是一种新大学，其大学身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在我国，这类大学虽获得政府认同，但在学术水准上未能充分达到同行和社会的预期，其获取大学身份的路径亦有别于以往普通高校的大学晋升路径，多少带有“速成”成分，因此一定程度上说，这批大学属于不太完善、还不成熟的大学。但无论如何，应承认其事实上的大学身份，包容其不断发展、继续完善并走向成熟。新事物都是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作为当前还是今后新建的职业技术大学，应把提升学术水平作为近期和远期目标并为之付诸努力和实践，而不能为了已获得的大学称谓而沾沾自喜，否则，就会空有大学之名却无大学之实。显然，塑造和践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可以成为职业技术大学提升学术水平、坐实大学身份的一种现实应景策略，亦是一种不应放弃的永恒大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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