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飞飞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尺度，其通过探索民族史向世界史汇入的必然趋势，揭示出历史在按照纵向时间线索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按照横向维度向空间拓展的基本规律。20世纪以后，人类历史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化趋势，在实践上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又在世界历史的内容外延和世界历史的实践格局两个维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关注与研究始于《莱茵报》时期。1843年，作为《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在工作中接触到了物质利益问题，由此产生的理论困惑使他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产生了质疑，于是他把理论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了经济和社会历史问题。1843年5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通过研读历史和政治著作，分析了各国历史的发展情况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历史的内在联系。1843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开始专心研究经济学问题，由此把理论批判的对象由“副本”转向了“原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通过对货币、资本、私有财产、异化劳动一系列概念及其关系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看法，深化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也确立了从经济视角寻找历史真实原因的基调，为新的历史观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完整阐释和详细论述主要集中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释：历史的发展固然首先表现为每个世代的依次更迭，即后人利用前人遗留下来的生产资料从事继承的活动，同时改变旧的环境。而在改造的过程中，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渐冲破了地域的限制，从而使民族史最终走向了世界史。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固然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而其形成的根本动力则要归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任何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形式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大工业由于前所未有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与赞扬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的开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了给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开拓空间以赚取更大利润，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不断开发和建立联系，世界市场由此一步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马克思特别强调世界市场的作用。他认为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才使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由此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个体趋向于更多的共同性。尽管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历史的未来却并不属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清晰阐释，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时期，人类才进入了真正的世界历史时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和灭亡是同一历史过程。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只能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而绝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存在。没有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就没有共产主义的实现。同样，世界历史的演进，也必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把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真正的人类历史与世界历史最高阶段的相互统一，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旨归维度的最鲜明特质。
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固然是共产主义，但通往世界历史的道路却不唯一。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马克思把理论研究的重点由西方转向东方，他更正了早年确立世界历史学说时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道路汇入世界历史的观点。在对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得出结论：东方国家不一定非要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可以依据本国特点，在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汇入世界历史的发展洪流，即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为此，马克思在晚年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不是泛指全世界，而是特指西欧。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认为欧洲道路不具有普遍适用性，通往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多条而绝非一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次明确阐释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党十八大报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意义，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到了国家外交战略的高度写入了党代会的报告。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开始频繁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多个场合，他多次发出倡议，希望世界各国携起手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层内涵首次进行了明确、系统和全面的阐发。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报告，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其思想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推动作用。2018年3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新修订的宪法序言中，标志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并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最核心目标。2020年，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打击。两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重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与重要价值。携手抗疫、打造人类健康共同体成了热门词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继续丰富与加深，同时外延也进一步得到扩展与延伸。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层次鲜明，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平等交往、公平正义、新型发展观、文明的多样性等五层含义：(1)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近代以来，人类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对自然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掠夺，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论断精准地把握了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精髓，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之一。这一主张倡议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面临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能源短缺和气候问题，各国应该同舟共济，摒弃粗放式、掠夺式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2)平等交往理论。世界历史也是人类的交往史。从“交往”到 “交往的扩大”，再到“世界普遍交往”，标志着历史突破狭隘的、孤立的民族和地域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轨迹。然而自欧洲殖民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开始，一直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世界交往都是不平等交往。早期殖民主义交往是赤裸裸的殖民掠夺和军事战争，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后，其交往范式则是资本逻辑主导的不平等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国际交往要以主权平等为首要原则。主权平等就是每个国家不分强弱大小，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不能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既是世界普遍交往的新范式，也是对国际交往正义的全新架构。(3)公平正义原则。世界历史是以殖民主义为开端的，而殖民主义秩序的形成是以暴力掠夺为途径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开启后，野蛮的殖民主义被霸权主义秩序所取代。霸权主义秩序虽然在形式上消除了赤裸裸的掠夺，但其本质与殖民主义并无区别，同样是对落后国家资源和劳动力等财富的掠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行公平正义原则，倡议各个主权国家，以坚持集思广益、共同参与、互利共赢理念，构建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秩序。(4)新型发展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目标就是促进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实现更好的发展。几十年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许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然而，当前全球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问题：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着各国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新发展理念，以公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创新的发展为原则，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方向。(5)文明的多样性。如何对待多种文明标志着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反思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为前提的，它强调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要克服过去的征服型文明，建构相互合作的新型文明。这种新型文明的本质就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主张尊重不同种族、信仰、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对不同文明类型的包容与尊重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虽然在提出的时间上相差了170年，但两者却共同根植于人类实践的历史演进，遵循一致的历史发展规律。深度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不难发现其在遵循历史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拒斥“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和资本逻辑批判原则以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四个维度，都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1.历史发展的整体化趋势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正是在这一规律运行下，人类历史实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变。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所带来的交往的不断扩大，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随之越来越大，这样历史的发展也就同时表现为世界整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凸显。由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明确论述，并把历史的演进过程分成了五个阶段，因此，在以往，人们总是对马克思论述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给予了更多关注。但事实上，无论是在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横向方面的论述都非常多：“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40“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2]，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历史发展的空间维度和横向坐标，他们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同历史发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纵向维度一样，构成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生前，西欧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这些国家由此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时代，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科学性。马克思以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继续大幅度提高，各民族和地区交往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先后经历了电气化和信息化时代之后，当前，随着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世界历史图景在多个维度继续深入展开。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面是世界历史进程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是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理论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最新特点，指出当今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这个论断表明：随着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当前世界已处在整体化的发展中。这是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对当下世界历史形态所作出的科学判断。这样的方法论原则旨在促使世界各国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以此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从而获得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
2.拒斥“西方中心论”的立场
马克思在构建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学说时，虽然以欧洲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理论立场却是拒斥“西方中心论”的。这体现在：首先，从世界历史的形成动力上看，马克思明确指明世界历史的形成一定是源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普遍交往。从方法论上看，把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视为世界历史的基础，其必然蕴含着会在逻辑上拒斥“西方中心论”。因为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是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这一点，对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中心论”的情况。其次，从世界历史的范围上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立足于全体人类，当然这并非指它将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都包揽无遗，而是指它指明了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参与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是各个民族或者国家历史发展相互联系的结果。这与“西方中心论”立足于某个民族和地区，否定或贬低其他民族和国家在世界历史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本质区别。最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上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共产主义既是真正的人类历史又是深远的世界历史。把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论证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从这个逻辑推演，马克思世界历史也必然是拒斥“西方中心论”的。
尽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早已清晰地呈现了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逻辑，但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基于此，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提法由此诞生。尔后，随着不断的发展，这种学说又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表达，不断被西方学者论述其合理性和价值性，进而成了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西方中心论”强调西方道路的普遍性，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只有仿照西方模式才能摆脱落后的状态，走上现代性之路。不难看出，这样的主张其本质是推行霸权主义。正如著名学者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4]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当下的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到了多文明体系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基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化解人类文明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实现共同利益与多元文明的相互借鉴为准则，主张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以此建立起“平等、多元、有序”的世界历史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治理方案，虽然是由中国提出，但其实质是世界性的公共思想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的与构建准则绝不是为了维护某个国家和某个地区的利益。相反，作为全球治理观与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之日起，就以拒斥各种形式的“中心论”的立场与原则不仅正面反驳了“西方中心论”，也从另一个维度表达了中国决不称霸的决心。
3.资本逻辑批判原则
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决定了其世界历史理论必然具有强烈的批判性。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性主要集中在他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上。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是资本逻辑的外化。资本之所以能够推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是由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决定的。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促使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以世界市场为基础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诚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但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历史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异化也随之加重，出现了“抽象对人的统治”。这种异化关系延伸到世界范围，就带来了国际交往的虚假性、对抗性和不平等性，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全球性危机。由于这种全球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性和矛盾性，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本身不能化解这种危机。马克思科学判断出了资本逻辑为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局限性，由此他一方面肯定资本在推动历史形成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另一方面也对资本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指出主体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摆脱地域局限的自由，但却被衍生出一种异己的力量驾驭着的尬尴境遇。指出，“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 (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1]54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要建构一种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根本不同的共享性的世界秩序体系，其关键就是要扬弃资本逻辑的主导性，使人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生存和发展。扬弃资本逻辑，就是要改变资本在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共同需要为驱动力，以合作共赢为原则，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共同价值取向，倡导建构新型国际秩序。在此框架下人类才能建立起普遍而真正的交往，实现自由而又可持续性的生产、生活，进而摆脱“抽象对人的统治”，展示人类自身的“类本质”。
4.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
世界历史进程开启以来，世界历史与民族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鲜明的世界主义观点，认为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应该抛弃的。另一种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即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拒绝世界主义，认为无论世界历史怎么发展与演进，也无法取代民族主义。这就涉及如何看待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在对世界历史探讨的过程中，始终蕴含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视野里审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案，这无疑是世界主义立场的鲜明体现。之所以坚持这样的立场，这是由于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延展，都不可能局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内，而都必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比如经济危机，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的时候或者只是在某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但随着其发展，必然会迅速突破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界线，而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这鲜明表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出现都不可能局限在一国或者狭小的范围内，而必然要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联系。因此，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如果还以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去对待问题，则违反了世界历史的基本逻辑，也难以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同时，必须澄明的是，马克思持有的世界主义立场与今天西方“全球主义”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全球主义”主张西方价值观，其本质是“西方中心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尽管世界历史已进入深入融合时期，但民族国家的时代并没有结束。尽管世界历史的发展确实在某些领域使民族国家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定义，原因在于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无法脱离世界的整体进步，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与别国和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完全摆脱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实行纯粹的“世界主义”，成为彻底的“世界公民”，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当下现实。主权国家在当今是现实也是必要的存在。事实上，在世界历史深度发展的今天，对后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维护本国的合理利益在很多时候比打破国家界限更为重要。但这绝不意味着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本质上并不抹杀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而要维护自身利益、获得更为长足的发展必须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立足这一立场，主张世界各国以开放的心态和行动融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发展潮流中，这就要求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狭隘的民族主义看似是为了维护本国独立和尊严，但其实质是把本国利益放置于他国利益之上，期望建立符合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其结果必然是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放弃了机会的争取，最终只能陷入发展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建立以互相尊重主权为首要原则构建合作共赢的共同体，这显然是以当今世界仍然处于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中为前提，是对民族主义的坚持。只不过，不同于以往的民族主义，这种新型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样才能做到既适应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趋势又能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不仅体现在其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逻辑，更重要的是它结合当今历史发展的最新形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而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化典范。
1.拓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内容外延
马克思对黑格尔及从前一切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找到了驱使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洪流不是绝对精神，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由此形成的交往的普遍化。基于此，马克思同时借助地理大发现、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建立等概念或者命题详细阐释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论述其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以生产力规律为主线在经济学“原本”视域下探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趋势、基本动力、形成条件和未来方向，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最大特点，也是最突出贡献。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人们生产、生活领域不断延展，人类社会在政治场域、经济领域、文化空间、社会环境层面多个维度展开，世界历史以一副更广阔的图景呈现开来。在此背景下，如果还只是在单一的经济领域内回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显然不足以反应这个时期历史的全貌。不可置否，当前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必要基础。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承认经济规律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在此基础上，面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新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其内容外延上没有囿于经济领域，而是将其解读为集经济、安全、社会、文明、生态于一体的全球治理观，提出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的主张。这种阐释与建构科学全面反映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样态，从内容上拓宽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外延。
2.重塑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格局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世界历史就是一个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尽管马克思提出了实现世界历史的两种途径(单线论和多线论)，但马克思自始至终认为世界历史的高级形态——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不是地域性的存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将随着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来临而很快结束。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前后继承的两种社会形态，是继承与扬弃的关系。然而现实的历史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所指明的道路前进，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了另一个图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结束，共产主义没有随着一个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就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自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已过去一百年多，虽然不定期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重创，但这些危机暂时还难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短期内不会灭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在较长时期内并存。
事实上，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就已经被重构，人类历史从那时开始就变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历史。只不过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处在对峙状态，社会主义主要采取革命、暴力等手段打破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格局。诚然，这对当时在落后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命运与共的立场出发，搁置意识形态的分歧，摒弃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认识，重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以此促使人们意识到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是可以彼此兼容、合作共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既不意味着世界历史就此终结，更不表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从此转向由中国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而是在交互关系中建构命运共同体，以此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猜你喜欢 资本主义命运共同体 《觉醒》与《大地》中的共同体观照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2年1期)2022-10-26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新型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8期)2022-10-25爱的共同体散文诗（青年版）(2022年5期)2022-05-31命运的更迭西江月(2021年2期)2021-11-2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两重批判——基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思考哲学评论(2021年2期)2021-08-22构建和谐共同体 齐抓共管成合力甘肃教育(2020年17期)2020-10-28中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4期)2019-09-10命运秀海峡姐妹(2018年12期)2018-12-23命运诗选刊(2015年6期)2015-10-26命运是否掌控在你手中Coco薇(2015年1期)2015-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