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冬英，王少泉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不同地区、领域和群体之间差异程度过大或过小都会给现代化过程带来危害。从本质上来看，近年来我国现代化水平之所以取得稳步提升的重要原因是我国能够针对现代化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开始失衡的现代化政策和方法，永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驱动力，并将地区、领域和群体之间差异程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因需制宜地调整现代化举措以实现适度化治理，是明智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系统化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要求、步骤、原则和前景等基本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研究者深入分析了诸多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教训，部分研究者构建了现代化理论，如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指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动荡的原因是“制度完善速度慢于现代化速度”[1]（P45），这些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相对而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迅速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刊发了专题文章[2]，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的热烈讨论，有助于推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研究。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鲜有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念——适度化治理。鉴于此，本文拟在系统阐释适度化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适度化治理的必要性、面临的主要挑战、应对挑战的基本对策。
（一）理论源起
1.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倡导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实施符合“礼”的行为。中庸思想本质上是要求人们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以谨慎与理智的态度对待事物，待人接物过程中不盲从、不浮躁，适可而止。
2.企业适度管理观。适度管理是指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遵循哲学领域“度”的规律，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实现管理要素质与量的统一，最终实现企业经营目标。适度管理要求企业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在遵守制度与规则的前提下，做到随机制宜、适中最佳与平衡和谐。从哲学视角来看，适度管理的内容是与其他事物相似，企业管理过程中需在度的范围内实施管理活动，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及；
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时，企业管理过程中需确立新的高度[3]。
3.物理学中的相关理论。除中庸思想和企业适度管理观之外，适度化治理理论也源于物理学中的相关理论。从物理学领域来看，天体所产生的引力大小，与天体的质量成正比。这可以视为一种适度化状态，即天体引力大小与其质量大小相适应。将物理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于现代化领域能够发现，适度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比如某个现代化主体的权力很大，那么与之相对应，这个主体负有的责任更大、受到的监督理应更多。这两个方面必须是适度的，不可权力过大、责任过小，抑或权力过小、责任过大。只有保持适度化，才能保证现代化过程的稳定性。否则，现代化过程中的稳定或相对稳定状态将被打破。
（二）实践缘起
西汉初年，陆贾在政论散文集《新语·无为》中分析秦朝覆亡时指出：“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即秦朝覆亡的重要原因是：管的过多、要求过严过苛最终招致灾难性后果。这是古代社会过度精细化管理带来严重后果的历史实例。
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的鼓吹下，我国大量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践行精细化治理理念，一些地方呈现出与秦朝“管的过多、要求过严”相似的过度精细化状态，如：一些管理者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造成对其它目标的挤压，反而催生出新的问题，导致管理成本升高、整体效率下降，使精细化治理呈现出顶格管理（一切按照上限进行管理的操作模式和理念）色彩。
一些地方在管理过程中发现过度精细化的弊端，开始重新、适度引入粗放式管理/模糊管理理念。例如：北京市政府实施了一项全市性的整治城市设施行动——广泛拆除围栏、护栏乃至各种不必要的隔离障碍，使得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以在较窄道路和繁忙程度较低的道路上相互借道，有效提高车速、通行效率。对倡导精细化治理的管理者、研究者而言，北京市的此类举措明显与精细化治理理念相悖，是一种粗放式甚至“低端”的管理方式，因而是不可取的甚至应该受到摒弃。但我们必须看到：管理/治理过程不是纯逻辑推导的学术探讨，管理/治理方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哪一种方式能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就应该采用哪一种方式，以有效规避极端化状态、催生适度化状态。
（三）适度化治理理论的内涵
在阐释理论缘起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适度化治理（Moderate Governance）这一概念。适度化治理是指多元主客体在治理过程中合力寻获适度区域，因需制宜地在适度区域中取动态平衡点，借助非均衡手段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各种治理问题，防范或消除失衡状态，尤其是防范或消除由失衡状态催生的“低水平锁定”状态，稳步提升治理水平。适度化治理的核心词汇主要有：“多元主体”“适度”“失衡状态”“因需制宜”“动态平衡点”“非均衡手段”“非均衡手段”“‘低水平锁定’状态”“治理水平”，等等。
一是“多元主体”。适度化治理是一种治理理念，它蕴含了治理的核心理念——基于多元主体展开治理进程，不同主体之间权力相互依赖和互动，重视对客体诉求的回应。二是“适度”。这是适度化治理的核心词汇，指治理过程中必须寻获适度区域，规避失衡状态。除此之外，采用的非均衡手段也必须适度，不可采用非均衡手段而扰乱治理秩序。三是“失衡状态”。治理过程中长期采用某些方式容易形成治理惯性，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可能催生失衡状态。失衡状态的表现形式有过度粗放式管理、过度精细化治理、行政不作为等。四是因需制宜。因需制宜主要包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等，涉及时间、空间、群体、事项和事物等。其中，因事制宜中的“事”包括事项和事物两个方面。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不同时段、不同事项和事物之间的治理水平及治理效能等存在差异，因此必须针对具体的治理需求实施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举措。五是动态平衡点。平衡点处于适度区域内，会随着治理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因而是动态平衡点而非静态平衡点。治理过程中取动态平衡点，意味着治理主体需针对不断变化的治理需求确定治理过程中各主体的作用范围和方式等，以有效规避失衡状态。六是非均衡手段。适度化治理过程中，为了消除这些失衡状态而发布的命令、实施的政策等，具有非均衡色彩。七是“低水平锁定”状态。治理过程中出现失衡状态，极有可能催生“低水平锁定”状态，如精细化治理过程中，主体过分重视细节，为了实现某个或某些目标而忽视其它目标，导致治理水平在一定时间内难以获得提升，实际上是将管理锁定于低水平状态——即使精细化治理过程中水平并不低，但与更高水平的管理以及水平逐渐上升的管理相比，水平难以提升。八是治理水平。适度化治理的目标是稳步提升治理水平，在治理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都会引发新的治理问题，因此“稳步提升治理水平”是一个适度的、能够实现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重要论述蕴含着适度化治理理念。
（一）共同富裕与适度化治理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中包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将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并非是不同群体完全没有差异，也并非是两极分化，而是在将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范围内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施了一些偏向效率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扩大了不同地区、领域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现代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之后，公平问题逐渐显现，中国共产党适时实施一系列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有效地将不同地区、领域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范围内，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不松懈。
（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与适度化治理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中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要求。兼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现代化，才是完整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关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有效开展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实施一系列政策一体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与中国式现代化明显不同的是，欧美式现代化明显偏向于物质文明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是一种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不是一种蕴含适度化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受两党制甚至多党制政党制度影响，英美法德等国家的政府重点关注的是其政策措施是否能维护其执政地位或有利于其继续执政，因此，它们的执政行为大多聚焦于对此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建设，较少基于长期战略规划而稳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差异表明，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超越了欧美式现代化的现代化新模式。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适度化治理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及本质中包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现代化，人类的发展/现代化是适度的，其最重要表现是：人类不能在损害自然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现代化。数十年以来，中国在稳步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长期坚持治理环境污染，目前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适度化治理理念截然不同的是，欧美式现代化是一种基于对自然的破坏实现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这在近几十年来照搬欧美式现代化模式的非洲国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尼日利亚效仿美国的政策推进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尤其在该国东南部的石油产区，政府及大量石油企业为了短期经济收益最大化而不惜污染自然环境。
（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适度化治理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中包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要规避两种失衡状态，一是发展速度较快但发展质量较低，二是实现了增长但并未实现发展。高质量发展兼顾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实现有发展的增长。（1）兼顾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现代化“三步走”战略[4]。在这一时期，因为追求快速提升现代化水平，中国对发展速度的重视程度较高，尚未全面凸显适度化治理理念。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对发展质量的要求逐渐凸显，由此更加兼顾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适度化治理理念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2）有发展的增长。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明显优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亚非拉诸多国家照搬欧美式现代化模式，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是基于人口增长抑或原材料出口量扩大得以实现，本质上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导致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锁定于较低水平。与这些国家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有发展的增长，有效兼顾了发展和增长，体现了适度化治理理念。
（五）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适度化治理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中包含“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要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全民的全过程有效参与，存在三种失衡状态的风险：某些群体的参与程度明显低于其他群体，一些群体仅积极参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非整个过程，参与过程中存在亢奋或冷漠状态。换言之，要实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同群体的参与程度应大致相当，各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参与程度大致相当，对现代化过程中不同事项的参与积极性大致相当。
与中国式现代化截然不同的是，英美法德等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以及照搬欧美式现代化模式的亚非拉国家，都未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参与的适度化，普遍存在三种失衡状态，精英阶层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底层民众，大量利益集团仅参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现代化事项，亢奋和冷漠状态在现代化过程中较为常见。
从近几百年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情况来看，现代化过程中能否实现适度化治理对一国能否稳步实现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主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承担与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接受与其权力相对应的监督，使由不同党派、不同主客体共同构成的现代化体系得以稳定地有效运行。另一方面，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台上执政的执政党必须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但同时又必须接受在野党或反对党的制衡。由于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自身的制度缺陷，这种政党之间的制衡经常“失序”，制度设计的适度化良性制衡没有出现，极端化状态反而反复出现，政党之间恶意倾轧，“你赞成的我就反对，你反对的我就赞成”成为政党竞争的铁律，政党轮替像走马灯似的上演。政党轮替过快，执政党受到在野党或反对党的过度化制约，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现代化政策的重要原因。差异程度过大或过小都会给现代化进程带来危害。
（一）差异程度过大会带来危害
现代化进程基于现代化体系推进，现代化体系主要由执政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以金字塔型结构共同组成。现代化过程中，适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助推现代化水平提升，但是一旦适度差异恶化为差异程度过大，就会对地区、领域、群体乃至现代化体系形成危害。每一个现代化体系都有一定的承载力，这种承载力主要是应对现代化体系内部和外部的“突破力”。
在内部“突破力”方面，不同地区、领域和群体之间出现差异程度过大的情况下，会在现代化体系内部催生“现代化真空”，进而出现针对现代化体系的“突破力”，这种“突破力”主要来源于某些地区、领域和群体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试图改变现代化体系。在差异程度过大的情况下，自身状况极差的群体等会为了改善自身状况而寻求变革。这种情况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密切相关，即所得不同引起不公平感。在外部“突破力”方面，不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差异程度过大时，欠发达地区极有可能试图革新，以改变落后状态，由此在现代化体系外部形成“突破力”。
从国外情况来看，1990年，前南斯拉夫的人均GDP为3600美元，其中，斯洛文尼亚为7600美元，克罗地亚为4400美元，塞尔维亚为3600美元，波黑为2500美元，马其顿为2400美元，黑山的数额比马其顿更低[5]。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即未能将差异程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是南斯拉夫解体的重要原因。
（二）差异程度过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现代化过程中，差异程度过大会引致严重问题，差异程度过小也会带来明显问题。在差异程度过小的情况下，付出较多或极多的群体，在发现所得与其他群体相同之时，会寻求变革。这种情况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密切相关，即所得相同但付出不同的情况下催生不公平感。
什叶派和逊尼派分处伊拉克南北两地，势均力敌，较难实现两者的有效协同，这是伊拉克数十年间一直难以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原因。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可能出现完全无差异状态，但从某些现代化实例可以看出，差异程度过小会对现代化过程产生明显负面影响。20世纪60、70年代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大量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工人的收入差距过小，导致企业经营的动力不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前进动力不足，对国家现代化产生负面影响。
差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常态，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很难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现代化状况、水平的完全一致，但是要防止现代化过程中差异程度过大催生的“突破力”大于现代化体系的承载力，必须将现代化差异程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扩大，为了降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我国有效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战略，借助此类非均衡战略将三大地区之间发展水平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1.如何准确确定调整政策的时间点，并实现调整。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时，必须针对现实需求实施明显具有非均衡色彩的政策，将差异化程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而且这些政策必须随着现实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如何准确确定调整政策的时间点并实现调整，是一个重大挑战。这要求党和政府在现代化过程具备从宏观上审视现代化过程的能力。在准确确定调整政策时间点的基础上，实现政策调整，也是一项挑战。政策稳定实施一段时间之后会形成与之密切相关的利益群体，在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下形成一种“现代化惯性”，这种“现代化惯性”会阻滞现代化政策的调整。因此实现政策调整要求现代化进程主导者能够在宏观上有效掌控现代化过程尤其是有效应对当前政策受益群体的反对。在党和政府察觉或注意到政策已经难以有效助推现代化水平提升，甚至已经阻滞现代化体系运行之时，应尽快调整政策。这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确定差异化状态的阈值？
2.如何确定差异化状态的阈值。这实际上是要准确判定差异化状态是否处于适度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主导者若未能及时注意到差异化状态已经接近阈值，这会引发严重问题。与此相反的情况实际上也会引发明显问题，即在差异化状态明显未接近阈值的情况下，现代化进程主导者误以为差异化状态已经接近阈值而变更政策，这种情况会导致政策在尚未全面发挥效能之前就被终止，即能够助推现代化水平提升抑或能够降低差异程度的政策在充分发挥效能之前就被终止。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准确确定差异化状态的阈值，以便在这一基础上及时变更政策。但是，确定差异化状态的阈值并非易事。例如某些主体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掩盖问题，使其他主体并未注意到差异化状态已经接近阈值；
差异化状态接近阈值并不易观察到，最常见的情况是现代化过程中爆发了某些危机，才使社会意识到差异化状态已经接近甚至突破阈值。当现代化进程主导者克服重重困难确定了差异化状态的阈值，面临的下一个难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体系与环境的高度契合。
3.如何实现现代化体系与环境的高度契合。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借助现代化政策有效满足现代化需求，实际上是基于现代化体系的有效运行实现与现代化环境的相契合，而非出现“现代化体系与环境完全脱节”的失衡状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至少满足以下条件。第一，现代化进程主导者能够及时、准确地获知重要的现代化需求。第二，现代化进程主导者制定政策过程中能够集思广益。第三，多元主客体能够参与到制定相应政策的过程。第四，客体能够较好地自由表达现代化需求。具备了这些要素，现代化进程主导者实际上就能够适度地主导现代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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