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加岭
（扬州市文史馆，江苏扬州225000）
长江和大运河在扬州、镇江交汇，船舶在此出入江河，在扬州、泰州形成江北长江运口，在镇江、常州形成了江南长江运口。千年变迁，大运河江北长江运口，历经湾头、欧阳埭、扬子津、真州、十二圩、六圩等。大运河江南长江运口，历经丹徒、甘露港、大京口、小京口、谏壁。大运河长江运口，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而做好大运河江北长江运口的文化展示工作，响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在梳理好江北长江运口的文化家底。江北长江运口的文化包括运河水道，埭、坝等水利工程与入江口、港口、渡口及码头等。本文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大运河江北长江运口文化内涵，冀在对今后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有所裨益。
长江南北两岸地质结构的不同与长江北岸不断南移，造成了江北长江运口与江南长江运口的变迁呈现不同的特点。根据霍义平的《镇江长江运口文化兴盛浅析》与《大运河江南运口文化内涵初析》，镇江江南长江运口主要是运口的西迁。江北长江运口不仅有从湾头到扬子津、瓜洲的南迁，而且还有东至泰兴、西至仪征两边扩展的趋势。
春秋末年，“当时的江岸大致在今瓜埠(今江苏南京六合东南)、胥浦(今江苏仪征西北)、湾头(今江苏扬州东北)、宜陵(今江苏扬州江都东北)、溱潼(今江苏泰州姜堰西北)一线。邗城的西南角滨临长江。”[1]“当时长江口是一近似喇叭形的河口，一直到圌山以上扬州附近，才见收缩。也就是说扬州以上江已形成，扬州以下为海湾形状，在骤然开阔的扬州湾内散布着沙洲。”[2]《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徐炳顺考证：“邗沟最初入江口门的确切位置至今确是个谜，但是可以初步推断在今天的湾头处。”[3]
春秋战国以后蜀冈下江滩日渐淤涨，长江也逐渐南移。到了东晋永和年间（345—356），“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水经注·淮水》）邗沟的运口西移至今仪征境内。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经过整治，“渠广四十步（约合70米），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这是邗沟建成后的一次大规模扩建。《资治通鉴》记载，隋开古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4]。笔者认为，扬子津具体位置在今扬州经济开发区施桥镇附近。唐朝诗人孟浩然的《扬子津望京口》：“北固临京口，夷山近海滨。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诗说明扬子津与京口隔江相望。
随着长江向东延伸，泥沙不断淤积，江中沙洲渐增，扬子与润州之间，江中有沙渚，于晋时露出水面，因其形状如瓜，故名瓜洲。尔后瓜洲逐渐增大，至唐代中叶，已与北岸相连。江南漕粮北上，由润州运至瓜洲，再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
或由瓜步沙尾绕行60里，舟船常遭江中风浪覆没。润州刺史齐浣上疏唐玄宗，要求从瓜洲筑一运河，直接通江，唐开元二十五年(737)获批。由齐浣主持开凿的瓜洲至扬子镇之间的运河，名伊娄河，省去了水陆转运环节，岁减运钱数十万。唐代诗人李白曾有诗赞颂：“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瓜洲运口开通后，从此与仪征运口并用。不过，开伊娄河是为浙东西诸郡漕运船只安全考虑，有了瓜洲运口，京口到扬州的漕船不再绕道，可以少受逆流江涛风险，既缩短了航程，又可以减少运费。因此，从长江下游来的船只入瓜洲，而从长江上中游来的船只入仪征运河。就是说湖广、江西等地船只仍然是由仪征运口进出大运河。
〔嘉庆〕《扬州府志·河渠六》中记载，宋代雍熙年间（984—987），乔维岳在扬州开河一道，从今天扬州解放
扬州大运河江北长江运口示意图
桥北侧运河边至今霍桥，名为沙河（1959年开挖六圩入江口后被隔断），这为邗沟又多了一个运口。
明代宣德六年（1431），陈瑄开凿白塔河，设置新开、大桥、潘家、江口4闸，使从江南过来的船舶进入白塔河经湾头（扬州郊区）入大运河，避免了瓜洲运口盘坝的劳费。白塔河开凿后，常州武进县官员又向陈瑄进言：“县旧有新河四十里出江，正对泰兴县新河，由新河入泰州坝，120余里至湾头运河，比今白塔河尤为便利。岁久泥淤，乞加修浚。”陈瑄根据这一意见，又于宣德八年(1433)开挖泰兴北新河。自从有了白塔河和泰兴新河这两个运口，瓜洲运口的船只不再拥挤难行、拖延等待。这样大运河在江北地区又多了一个运口。后因白塔河、北新河处于高水土地区，易于淤塞，时兴时废，使用时间不长。
清初，长江主流受镇江高资江岸顶托，由南汊折向东北，致使瓜洲一带江岸受冲。康熙年间，瓜洲开始坍江，乾隆初年以后，坍江更为严重，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瓜洲城全部坍入大江。今日的瓜洲镇乃原瓜洲镇北之四里铺。由于原瓜洲坍入大江，唐代所开之伊娄河也随之缩短。清末民初，瓜洲与十二圩又出现短暂的辉煌。同治四年(1865)，于瓜洲城北水关之东，开河入城，出东水关，达六壕口，名新河；
又临江筑坝，名新河坝。坝内挖大塘，名新河塘，广约数十亩，以停泊盐船，并建瓜洲盐栈。是年六月，盐船不经真州，改由瓜洲出江。淮盐于瓜洲出江时间不久，即因六壕口坍江，盐栈于同治十二年(1873)改设仪征十二圩。十二圩自清朝同治年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时，为两淮盐务汇集转运的重镇。抗日战争期间，十二圩沦陷后繁华不再。
20世纪50年代，沿淮扬运河扬州段开凿了新运河。1958年对运河全线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建设，从瓦窑铺（湾头北）到六圩开辟了19.6公里的新航道，从此大运河扬州段由六圩入江，扬州段运河又多了一个新的运口。
瓜洲和仪征作为漕运的重要运口，其水利布局异常复杂。水利工程设置极多，有多条运道，有停泊舟船的濠、港，有众多的水闸、坝、渡、桥、堰、埭、岸、涵，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前人高超的水利智慧和技能。
由于长江受潮沙影响，潮位变化大，与内河即瓜洲运河有一个水位差，为了方便船只进出，所以在开凿瓜洲运河之初就设立伊娄埭（即车船坝），做到既能通船，又能拦蓄水源。这是瓜洲有埭之始。
扬州最早的斗门出现在南朝宋景平年间，但无详细记载。这种单斗门船闸有很大弊病。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斗门船闸是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润州刺史齐浣在主持开挖瓜洲伊娄河的同时特地设置的一种二斗门船闸。
北宋时，瓜洲有过扬州运河上最大的堰埭。苏轼在《次韵答贾耘老》中写道“仰看古堰横奔牛”“牵挽直欲来瓜洲”，可见瓜洲堰埭规模之大。北宋和南宋时期，曾将堰改为闸。到了明代，为了向北方运送粮食，恢复船只通航，由于运输量大，需要有更多的过船设施，洪武三年(1370)，在瓜洲建车船坝10座（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即1436年，瓜洲有车船坝15座)，用于拦蓄水源和过船。在明初，运河“至扬子湾东则分为二道：一由仪真（今仪征）通江口，以漕上江湖广、江西；
一由瓜洲两江嘴，以漕下江两浙”。进瓜洲后运道更加复杂：“瓜洲坝十一座，漕河至此分为三支，如‘瓜’字形。中一支阻堤隔江；
东一支通江，名东港；
西一支通江，名西港。由中一支入东港有二支：第一支筑坝二，北曰八坝，南曰九坝；
第二支筑坝一，曰十坝。由中一支入西港有四支：第一支筑坝三；
北曰七坝，中曰六坝，南曰五坝；
第二支筑坝二：北曰四坝，南曰三坝；
第三支筑坝二，北曰二坝，南曰一坝；
第四支筑坝一，曰盐坝。东西二港以通江潮之来，各坝以限漕河之水。”坝及港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洪武三年，设东港八坝，西港七坝。永乐九年，平治东港八坝为楠木厂。正统二年，修复八坝、九坝。十四年修复十坝。成化六年，工部主事吴英移置十坝于旧坝东一里许。”[5]坝的作用是“限河漕之水”，自然是筑于河漕之中。舟船过坝就比较麻烦。据《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记载：“陈瑄之督运也，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三千艘。二省及江浙之米，皆由江入，至淮安新城，盘五坝过淮。”又，“正统四年，（白塔）水渍闸塞，都督武兴因闭不用，仍自瓜洲盘坝。瓜洲之坝，洪武中置，凡十五，列东西二港间。”[6]明永乐元年（1403），明王朝又对瓜洲各坝、河道进行了全面整治，建了两座减水闸，以调节运河水位。
康熙末年，瓜洲开始江岸崩塌，江岸线变迁，原有的闸泯没无迹。19世纪初，漕运改折，瓜洲古渡随之衰落，成了排泄淮河洪水的口门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70年、1975年先后建成了瓜洲节制闸、船闸（含抽水站），结束了延续1200多年的斗门—堰—埭—坝—闸的演变过程。
北宋雍熙年间(984—987)，淮南转运使乔维岳于建安（即真州）“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为详尽也是设计最为完善的二斗门船闸，史称“西河船闸”。船闸设上下两道闸门，有长达23丈的闸室，闸板为可以升降的平板门，当闸室水位与闸上下游水位持平时，即可分别开启上下闸门。这种船闸的设计原理已与现代船闸十分相似。天圣四年(1026)，左监门卫大将军陶鉴掌真州水利，用“通江木闸二”替代原有的堰坝，此木闸已相当于现代的船闸。此闸创建后，竟可减少冗卒500人，节省杂费125万贯，漕船载重量也从300石提高到500石，居然还能通过装米1600石的私人大船，规模与效益可以概见。这种船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闸，400年后欧洲方才出现。
明代仪征运河入江口由五坝、四闸、里河、外河组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在明清两朝的漕、盐转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五坝四闸”中，《漕运通志》记载，“仪真县五坝：一坝在县城南二里，二坝与一坝相连，三坝在县城东南二里半，四坝在县东三里，五坝与四坝相连，俱洪武十六年（1383）兵部尚书单安仁建。”[7]四闸指的是响水闸、通济闸、罗泗闸和拦潮闸，是一座著名的多级船闸，船舶像爬楼梯一样，一级一级地往高处行驶。四闸建成后，以往“日不过百船”的运口，通过量提高了好几倍。
作为曾经的千年古渡，瓜洲的文化底蕴深厚，有南来北往的诗人写下的不朽诗篇，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发生地，鉴真东渡日本也曾从此入江，马可·波罗、康熙、乾隆都游历过瓜洲。瓜洲地理位置显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抗金抗元、明朝抗击倭寇、郑成功抗清、太平天国起义，瓜洲都成为战争的前沿，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三江营、仪征、十二圩等运口更是见证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溯长江而上，一路烧杀劫掠，行至仪征老河影一带江面时，遭到当地盐民的顽强抵抗，进攻气焰受挫。扬州地方官员和盐商为了免于扬州破城之虞，竟与侵略者妥协勾结，许诺向英军献上50万的“赎城费”，以换得英军不攻入扬州城，同时，以颜崇礼为首的盐商在地方官府的授意下，向英军统帅告发老河影盐民的聚居地所在，英军深夜炮轰老河影，造成千众盐民惨死的“老河影惨案”。事件本身有力地证明了十二圩人民顽强不屈抗击侵略者的精神。
1949年4月20—21日，侵入中国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解放军渡江作战，中英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在扬州江都三江营江面上，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0余人。解放军当即还击，“紫石英”号受创，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舰逃走。后英国远东舰队司令通过“紫石英”号舰长与解放军代表谈判，要求放行。谈判尚在进行，该舰竟于7月30日夜间强行靠近经镇江下驶的中国客轮，与之并行，掩护逃跑。解放军令其停驶，“紫石英”号竟开炮射击，乘机逃出长江口，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英国的有关谈判随之终止。这一事件表明了即将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勇气，也标志着外国列强“炮舰政策”的破产。
渡江战役中，有一张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现为国家一级文物。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万船齐发，横渡长江。一位身材瘦弱的大辫子小姑娘正拼尽全力使劲划桨，汗水一滴滴浸在额头也顾不上擦拭。这位小姑娘就是扬州宝应一位普通的船家姑娘，名叫颜红英。颜红英一家得知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义不容辞地在敌人的炮火中冒死将解放军送过了大江。她奋力划桨的背影深深地打动了战地记者邹健东，后者迅速按下快门，拍摄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扬州是一座滨江城市，运河穿城而过。在古代以水运为主的航运时代，江河交汇的优越地位促进了扬州城市的繁荣。扬州因河而兴，因河而盛，也因河而衰。大运河江北长江运口的变迁促进了沿河附近市镇的经济繁荣。
（一）江北长江运口造就了扬州城市与运河市镇的经济繁荣
扬州因运河而建城。早期运河的开凿多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但在后期的发展中却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经济作用。盐业始终是古代扬州的重要经济支柱，刘濞即“煮海为盐”，开盐河运，使“国富民众”；
唐代设盐铁转运使驻扬州，专理漕运和盐运；
清代扬州繁荣鼎盛，乾嘉年间盐税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所谓“扬州繁华以盐盛”。清代两淮盐商总资本达七八千万两，与乾隆三十七年（1772）户部历年库存银7800余万两相当。乾隆后期，尤其是嘉庆、道光以后，朝政混乱，官吏腐败，疏于河工，使大运河的艰涩日甚一日。咸丰三年（1853）开始，部分漕粮改由海运至天津。同治年间（1862—1874），漕粮改以海运为主，仅十分之一仍由河运。轮船、铁路运输兴起后，河道漕运的意义逐渐失去。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运河漕运停止。
运口的每一次变迁，都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城镇发展的机遇，无论是扬州因长江与运河交汇而繁盛，湾头因“襟江控淮”繁荣千年，瓜洲因渡口成镇，还是宋代仪征因运口真州军升为真州，大桥因白塔河建闸成聚落，十二圩因淮盐总栈的移入而繁华一个甲子，还是施桥、六圩因运河新的入江口而兴，大运河对沿线城镇的兴起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创造出独特的运河文化与生活。
（二）江北长江运口变迁改变了扬州的城市格局
清代瓜洲图(来源：《乾隆南巡江苏名胜图集》）
扬州地处南北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点，其历史发展也与运河及水系密切关联。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邗邑筑城，曰“邗城”，这是扬州首次筑城。周慎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对邗城重新修筑，改城名“广陵”，这是第二次修筑城池。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以荆国故地封刘濞为吴王，“都广陵”。刘濞在封国内冶山铸铜，围海煮海，开凿盐运河，还增筑了广陵城。这是扬州城第三次筑城的记载。这座城池几经兴废，直到唐宋代依然使用。隋代大运河在扬州城边缘流过，带动了隋唐两代扬州的繁荣与富有生命力的城市格局的形成。唐代扬州城由子城和罗城组成。子城在蜀冈上，沿用了汉、六朝广陵城址，设州郡府衙等机构。罗城的生长与运河的贯通密不可分，是主要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唐代穿扬州城而过的运河被称为官河，运河水系在扬州城市的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城内官河容易淤塞，扬州长史杜亚等曾进行过疏浚。盐铁使王播则开挖了绕城而过的新运河。南宋时期扬州城形成了由大城、堡寨城(宝祐城)和夹城三部分构成的“宋三城”格局，既有南宋军事城池的共同特点，又有自身鲜明的形态特色。到了明代中叶，由于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屡犯扬州，扬州知府吴桂芳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在城东增筑新城，以防倭寇，形成颇具特色的明代新旧两重城东西对峙的平面格局。旧城远离运河，城址极为不利。加之人口的增长，以致“城小不能容众”。于是人们纷纷向城外东南的运河沿岸移居，两淮盐运使司、钞关也设在这一带。同时还有大批盐商为行盐方便也在河下街（北河下、中河下、南河下）宅居，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居民区和工商业区。清代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古运河又负担起了南漕北运、盐业中心、商业物资集散的职能。使得扬州城在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了从钞关到东关街口一线的沿运河的商贾集聚区；
从埂子街、多子街经新胜街过教场到彩衣街一线位于城市中心的商业区，而教场又是百业汇集的娱乐、休闲商业区；
旧城西北郊的蜀冈—瘦西湖是风景游览区。
（三）江北长江运口在文化繁荣与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运河催生和哺育了扬州城，培育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了扬州的古代文明。扬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大运河传说，如隋炀帝的传说、露筋娘娘的传说与杜十娘的传说等；
扬州的民间艺术，包括扬州民歌、扬州道教音乐、广陵派古琴艺术、民间舞蹈“跳娘娘”、扬剧、扬州木偶、扬州曲艺等；
扬州的民间工艺，包括扬州雕版印刷技艺、扬州玉雕、扬州漆器髹饰技艺、扬州剪纸、扬州刺绣、扬州制花、扬州灯彩、扬州传统金银细工技艺、扬州盆景、富春茶点制作技艺、扬州风味特产等；
扬州的民俗文化，包括竹西文化、冶春风情文化、扬州“三把刀”、扬州船娘等。扬州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扬州运河文化的精髓，展现出扬州人民非凡的文化创造力，体现了扬州古城特有的地域文化精神。
“富可敌国”的扬州盐商对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有不少盛举。他们延揽名士，举办诗文之会，刊刻、收藏图书，帮助贫穷文士，收买书画作品，提倡支持戏曲事业，建设修缮祠宇，构筑园林馆舍。盐商还热衷于造园，至乾隆三十年（1765）仅北郊就有卷石洞天、西园曲水等二十景，不久又增绿杨城郭、香海慈云、梅岭春深、水云胜概四景，成二十四景。从瘦西湖到平山堂，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时人以“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作为评价。盐商修建书院、学校。清代雍乾时期的扬州书院极盛，除了著名的安定、梅花、广陵3座书院外，还有虹桥书院、敬亭书院。扬州发达的书院教育孕育了阮元、汪中、焦循、凌廷堪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扬州学派的前期学者在治学方法上较之吴、皖两派有很大改进，他们把辑佚、校勘、注释等研究手段熟练地加以综合利用，兼顾训诂与义理，解经更具精确性。他们不仅讲究贯通群经，而且追求经学与诸子学及史学的融会。他们注重经世致用，为晚清经世派之先驱。
经济发达，财富集中的地方，是人们的向往之地。清孔尚任认为天下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之地，其中之一即扬州。“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广陵”。康乾之际扬州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书画家，据《扬州画舫录》所载，生活在扬州的画家前前后后有400多人，其中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令人耳目一新。“八”不一定是实数，“八怪”大部分并不是扬州人，他们多出身下层，生活穷困，以卖画为生，是扬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吸引了他们。在绘画上他们突破了“四王”、恽派的旧框，标新立异，生气勃勃，使得观者耳目一新，却被正统视为偏和怪。
古老的运河还促进了古代中外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和大碰撞。鉴真东渡日本、日本游学僧圆仁来到中国、韩国崔致远来扬为官、意大利马可·波罗旅居扬州、普哈丁来扬传教……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同“道”为“友”。
自唐朝中叶以来，瓜洲古渡和南岸镇江西津渡之间都是南北往来的要津，但此处江面浩渺，对渡舟楫倾覆频仍，过江商旅深受其害。据史书记载，由于江面宽阔，风起浪涌之时竟能摧毁千余艘漕舟和民船。晚清方濬颐《京口义渡记》载：“扬州之南，镇江之北，中为天堑，以限行旅，非舟楫不足以通之，风涛险恶，时虞灭顶……”“居民夜闻呼救声即出瞭视，但见烟水迷茫、波涛万顷”。因此，瓜洲一带历来就有官办救生船专门从事义务打捞沉船和救生事宜。
据元代《至顺镇江志》记载：“宋乾道中，郡守蔡洸置巨艘五，以御风涛之患。”[8]巨艘就是义渡渡船。元代，官府在瓜洲渡口增置渡船，每船差设艄公1名、水手9名，不许取要渡钱。路县正官十日一次，亲自到渡口点检禁约，民间小船不得私渡。明正统年间(1436—1449)，工部右侍郎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巡抚江南诸府，悯念两岸渡江行旅的艰难险阻，鸠工庀材，打造巨舰2艘，作为往来渡船。十余年间，未再发生舟沉人溺的事故。清代，救生船通体漆成红色，俗称“红船”。清雍乾年间，分别在瓜洲江口、息浪庵、回澜坝、铁牛湾等处设多艘红船，由官府拨给银两。道光四年（1824），义士陈忠联创立瓜洲救生分会，会所设在瓜洲江神庙。
清嘉庆十年（1805）前后，阮元在瓜洲打造“红船”，从事义渡及江面救援。《阮氏义产章程》碑刻记载：“（往）礼祀洲造红船一只，在仪征、瓜洲一带往来载渡。办事人等，遇有风波便即救生。如救得溺人者，优加奖赏。”为了维持红船的经营，阮元自捐省积多年的俸银，“以银一万七千八百余两，契买仪征县江中芦洲（礼祀洲）一区，将以岁入之息支应各事之用”。阮元的舅父林书门在《邗江三百吟》卷二《大小义举》的《救生船蓬索》中记载：“渡扬子江最险，两淮另设一种大红船，用两道大篷索，遇有遭险之船，乘风破浪，飞赶护之，名曰救生船。近年阮伯元中丞亦仿此而行，留于（瓜洲）江口，嘱族叔逵阳公查察其事。”还写诗一首：“江舟欲覆低忽高，之生之死江心号。红莲一朵双樯下，救难如代如来劳。”[9]阮元在1805年前后造的第一艘红船名叫“宗舫”。嘉庆二十四年（1819）冬，任两广总督的阮元作《宗舫》诗追忆此事，并在诗序中介绍：“予旧造红船，取宗悫长风之义，名曰宗舫。”[10]红船的作用是“济渡、救生诸用”，称赞红船的特色“三面使风，最为稳速”。除“宗舫”外，之后阮元又增建“沧江虹”“木兰身”和“曲江舫”3艘红船。阮元在瓜洲建造的红船，义渡40余年，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去世前后，还一直往来于大江之上。
清同治十年（1871），在镇江经商的浙江余姚商人魏昌寿等人，募捐创设了瓜镇义渡总局，得到镇江和扬州两地官府的批准和赞助。利用捐款，魏昌寿等人分别在镇江西津渡小码头建造了瓜镇义渡总局办公楼，在瓜洲、七濠口建造了分局。它是一个半专业的水上救生组织，其主业是义渡，同时兼有水上救生职能。建造10艘大号义渡船，漆成红色，免费渡客，取名“义渡红船”。船尾均用白粉写上“瓜镇义渡第×号江船”字样。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瓜镇义渡总局开渡。5艘渡船往来于瓜洲和西津渡之间，5艘渡船往来于七濠口与镇江之间。义渡船每逢农历十二月下旬，夜渡延至除夕。还公议了8条规章制度：要求船工勤慎干练，熟习长江水性，按时上下班，按指定泊位停靠，按序循环对渡，爱惜义渡船只及用具，不准私揽超载，拾到钱物交公，顺道救生和出满勤奖励等；
要求司事永葆慈善之心，不领薪水，不支车马费，守职尽责，经营账目，笔笔清楚，日清月结；
要求董事模范遵守府县颁发之饬令，不得越权将义渡船移作他用等。瓜镇义渡总局先后由于学源、于树深父子经营，于树滋协助运营。后因瓜洲坍江越来越严重，钱谷、洋行、洋药、杂货等业外迁，盐厘断源，仅靠以前用捐款购置的219间房屋的房租和11672亩滩地的芦柴卖出收入弥补，经费不敷，义渡终成历史。据1936年统计，每年渡客50万人次。从同治十二年（1873）开办至1950年，瓜镇义渡总局历时70余年，义渡达数千万人次。
近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提出和长江大保护的实行，扬州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出了争做运河生态治理修复、运河文化保护传承、运河文旅融合“三大示范”的发展思路，规划了一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对长江运口分别进行了整治，扬州在瓜洲运口修复了76亩的古渡公园，依托原有的古树名木、御码头、瓜洲古渡、诗墙、杜十娘石碑等历史遗存、生态遗存和文化遗存，将其打造成一个运河文化以及古渡文化交相辉映的运河文化公园。争取早日重建大观楼，在大观楼基建工程完工的前提下，多方面地展开招商，让国内甚至国际上有知名度的专业公司来运营大观楼景区，使其成为长江流域有知名度的文旅项目。在仪征运口，修复大码头，开展了“四闸五坝”环境整治。通过恢复、保护古运河渡口和长江大码头街区，把传统的渡口及码头城市文化与现代城市开发理念相结合，使其成为一张城市复兴名片，形成仪征市古渡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在十二圩运口，重现了“盐运码头遗址”“两淮盐务总栈”等历史建筑，同时充实两淮盐运博物馆展品，提升展览档次，作为文化宣传的窗口。不断挖掘和恢复十二圩与仪扬河、真州南门大码头等历史风貌，继续完成“大运河遗产点后续拓展申遗”成功。在六圩运口，打造了京杭大运河绿色航运带，以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为目标，实施航道综合整治、航运功能提升、智慧船闸等工程，并结合大江大河风光带规划，配套实施了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工程。
响应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希望扬州打好“运口”的特色，让十二圩与瓜洲、真州成为扬州乃至江苏申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成为争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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