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斌
（山西大同大学美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精舍”原指儒家早期讲经的学舍，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与本土道教的活跃“精舍”在语义上产生了泛化，将儒家、佛教、道教为进行相关活动而创建的建筑通称为“精舍”。最早创建的佛教精舍是天竺“竹林精舍”与稍晚的“祗园精舍”。随着佛教东渐，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建筑也通过犍陀罗、西域及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这其中就包括佛教精舍。佛教精舍传入中国早期，在名称、形制与布局上还未完全定型，在与本土道教、建筑形式及建筑材料互相影响、融合下，在建筑形式、布局与功能上发生了转变，且逐渐发展、形成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形式与功能布局。“四方式”浮屠源于汉代重楼建筑形制，并成为中国式浮屠的主要样式。这种精舍的配置与早期佛教依附于中国传统道教有关。本文从佛教精舍的选址、功能、建筑布局上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祗园精舍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分别为造像石浮屠式精舍、讲法译经式精舍与修行礼佛式精舍。家经学的高级学舍或私人创建的书斋。佛教传入后“精舍”一词的语义才发生变化，将僧侣、道士修行、居住的佛寺与道观通称为“精舍”。
汉朝是经学最繁荣昌盛的时期，官学与私学竞相争艳，诵读经典蔚然成风。东汉时期的经学大师门生众多，规模最大的受业弟子可达万人。建造的高级专经研习学舍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讲授古典经学的教育机构与教学体系。这种私人经学家创建的讲经场所就称做“精舍”，也是唐宋书院的前身。据《后汉书·包咸传》“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2]（卷79《包咸传》，P1733）经学家包咸来到东海地界兴建精舍，讲授儒家经学。包咸当年所建的“精舍”当指讲授儒家经学的学舍，与佛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魏书·平恒传》：“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3]（卷84《平恒传》，P1248）北魏中书博士平恒，广览群书，博通经籍，专门建了一处私人“精庐”，并把收藏的经籍置于其中，供自己日常诵读经典之用。平恒所建“精庐”实为一所私家书斋。
于吉，东汉末著名道士，原本琅邪人，后来寄居于吴郡和会稽二郡。《三国志·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4]（卷46《吴书一》，P821）并在吴会地区建造了道教精舍，传道、施法、治病。
“精舍”一语本汉语词汇，因为精勤修行者所居，故称之为“精舍”，亦称“精庐”。《四分戒本如释》：“言精舍者，谓其处，非粗暴者所止，乃精练行者所居也。”[1]（卷10，P207）最初指汉朝由私人创办的专门讲授儒此精舍的具体形制已无从考证，但从文献记载来分析，当为道教的配套建筑。东汉末“精舍”一词的语义还比较宽泛，佛道儒的相关建筑都可以通称为“精舍”。
南北朝时出身弘农杨氏的杨愔赴梁州上任途中经过济州，《北齐书·杨愔传》“州内有愔家旧佛寺，入精庐礼拜，见太傅容像，悲感恸哭。”[5]（卷34《杨愔传》，P317）其父杨津为尔朱兆所杀，后于北魏太昌初被追赠为大将军、太傅，故文献中“太傅”当指杨愔之父杨津。此处“精庐”应该是指弘农杨氏修建的家庙。
《四分戒本如释》：“今称僧住处为寺者，寺亦此方公院之名，诸侯所止之处。昔西僧初来，权止鸿胪寺，后造白马精舍，而请居之，居止虽迁，以不忘其本，还标寺号，自此以来，皆称曰寺。”[1]（卷10，P214）
随着佛教建筑的传入，“精舍”一词在原有语义的基础之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精舍”一词的语义也发生了延展。“寺”原本为古时官署的名称，如：太常寺、大理寺等。汉所设“鸿胪寺”便是接待外宾的官署。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暂时居于“鸿胪寺”。次年于洛阳城外立“白马寺”用来安置二位高僧，因二僧为西来之客，故仍以“寺”为名，乃出于待宾以礼。此中国有佛寺之始也。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精舍”与“寺”并存，后来“佛教精舍”逐步被“寺”所代替。
“祗洹”为Jetavana之音译。“祗”在佛教经籍中多作“祇”。“祗洹舍”是“祗洹精舍”的简称。最早的“祗洹精舍”起源于古印度。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手稿（卷轴、水墨纸本）编号P.2373。
“祗洹”即祗陀，皆一语之类译。“精舍”即塔庙，息心精练者所栖，故曰“精舍”。“祗洹精舍”亦称“祗园精舍”、“祗园寺”、“祗园”。“祗园精舍”全称“祗陀树给孤独园”，是天竺佛教圣地之一。“祗园精舍”是释迦牟尼当年在憍萨罗国首都舍卫城讲经传法的重要场所，建造时代晚于竹林精舍。舍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靠近尼泊尔附近，恒河支流拉普蒂河南岸。传为释迦牟尼长年居留说法处，与摩揭陀国王舍城的“竹园精舍”同为释迦牟尼传法的两大精舍（图1）。
图1 印度北方邦舍卫城祗园精舍遗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bd5322010102vh1x.html）
《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然五大精舍，佛所常游，祇桓一代，最住经久，故二十五载弘化在兹，四藏、五部咸称舍卫……致诸教中，树立祇桓，开化元首，总而会之，大有科要。如《贤愚经》，初构祇洹，在八十顷地中，布金买地。舍利弗角神通，力伏外道六师，与须达捉绳，经度精舍。”[6]（第45册，P310）
《弥勒上生经疏》（卷上）解释了以二人之名载园林名之因缘：据说古印度舍卫城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名须达，此人居家巨富，乐善好施，经常赈济贫乏及诸孤老，时人称之曰“给孤独长者”。释迦牟尼在摩揭陀国讲法时，须达来到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为子求妻，得见佛陀，并皈依佛门，于是邀请佛陀到舍卫城来弘法。在释迦牟尼得道后的第六年，须达想购买位于舍卫城南的波斯匿王祗陀太子的园子作为释迦牟尼传法之精舍。祗陀不同意，戏言道，除非用黄金铺满园子，便同意出售。须达长者果然以金铺地。祗陀反悔，经波斯匿王裁决，祗陀愿捐献出祗园之树（简称祗树）与须达共建精舍。六师外道闻讯后赶来要与佛陀门生舍利弗斗法。最终舍利弗获胜，并主持建成祗园精舍，以献佛陀。故精舍建成后以二人名字命名，称作“祗陀树给孤独园”。释迦牟尼在祗园精舍住了25年，宣讲了诸多佛法。
《佛说十二游经》：“六年须达与太子只陀。共为佛作精舍。作十二佛图寺。七十二讲堂。三千六百间屋。五百楼阁。”[6]（第4册，P102）
《分别功德论》：“有七十二讲堂，千二百五十房舍，其中平正，果木丰茂，流泉浴池，寒温调适，四望清显，冬夏不改，严治都讫，共请世尊。世尊即与千二百五十比丘，游止其中，檀越供养，四事无乏。”[7（]卷2，第50册，P3591）
相对于南方传教中心——竹林精舍，祗园精舍是佛陀北方传教中心。祗园精舍是佛陀在世时规模最大的精舍，是专供佛教僧人使用的专用建筑物，也是佛教寺院的早期形式。“祗园”后用为佛寺的代称。
《佛说十二游经》：“菩萨于城外甘果园中，以作精舍，于中独坐。”[6]（第4册，P103）
《大唐西域记》：“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是给孤独园。胜军王大臣善施为佛建精舍。”[8]（卷6，P518）
《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寺名祇树给孤独园（依《寺诰》中凡有十名：一曰寺也；
二曰净住舍；
三曰法同舍；
四曰出世舍；
五曰精舍；
六曰清净园；
七曰金刚净刹；
八曰寂灭道场；
九曰远离处；
十曰亲近处也）。此上十名，依经释相各有其致，如彼诰中。”[1]（卷1，P234）
《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今约祇树园中,总有六十四院,通衢大巷,南有二十六院。”[6（]第45册，P315）
《戒坛图经》记述了中天竺祇洹精舍共有“六十四院”的建筑规模。这对唐及后世中国佛教本土建筑的形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图2）。
图2 祇洹寺图（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一，《大正藏》第45册，此图是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刻本附图）
此类精舍以石材制成，常立于墓冢之上、禅房与殿堂之内。汉明帝陵祗洹、平城惠始冢石精舍、洛阳景林寺精舍当属此类。多为三层或单层石构造。推测这类浮屠形精舍与当时流行的浮屠相类似，只是规模体量较小、装饰简单而已。
《洛阳伽蓝记》：“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9]（卷4《城西》，P45）
《晋书》：“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10]（卷9《孝武帝纪》，P148）
《洛阳伽蓝记校释》：“景林寺……寺西有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祗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9]（卷1，P4）
禅房者，习禅之所。从文中描述推测此精舍为一种内置佛像的小室，类似于龛。
《魏书·释老志》：“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于南郊之外……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图其形像。”[3]（卷114《释老志》，P2016）
太平真君六年在平城南郊外惠始冢建过一座石浮屠。此石精舍从用材与建造于墓地来分析应属于墓塔。据上述文献可知，惠始冢石浮屠建于平城南郊之外，且主要建筑材料为石材。太延元年（435年）惠始在平城城内八角寺圆寂，随后便将其安葬于寺内。太平真君六年（445年）朝廷下诏令城内不准埋葬，便将惠始移葬到平城南郊外。平城为他送葬的人达6000余人，无不痛哭流泪。中书监高允为他亲自写了传记，并赞美了惠始的道德与业绩。又在惠始坟上建起了石精舍，精舍上雕刻僧人法像。石精舍虽然经历后来的太武灭佛毁寺事件，但没有被破坏，仍然完整地保留下来。
《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今北印度……乌仗那旧都……于园北山石崖造大寺……五重精舍，纯石为之。最上重者高三百余尺，中安栴檀像，相亦如之；
乃至下重安赤铜像。今上四重皆闭，非凡所幸……其下重者，今人受用，四周华果列植充满。”[6]（第45册，P309）
道宣《图经》中所记之“五重精舍”似石造像浮屠，最上一重安栴檀像，四重安赤铜像。从“今上四重皆闭”来分析，此精舍在建造初期是可以供僧人登临逐层参拜。从“四周华果列植”来分析，此“五重精舍”并非依崖而造，是平地而起。故推测此“五重精舍”为石材建造的大型造像石浮屠。
讲法译经式精舍一般建在城市或人口相对密集的区域，有官办，亦有民办。主要以译经、讲经为事业。这类精舍兼具讲堂、译场与僧团生活居住的功能，亦是一座佛学教育与普及机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有点像学舍或书院。此类精舍一般不立浮屠。起初译经式精舍的建造是在民间小规模的开展，没有官方的参与。东晋初随着佛经翻译的兴盛，译经开始从民间转为官方有组织的行为，官办的译经精舍开始正式建立。译经在固定的精舍进行，有主持人，亦有分工明确的助手。在此类精舍均聘请来自天竺、罽宾、西域诸国胡僧来主持译场的佛经翻译工作,并由其弟子担任助手来协助译经。这种“讲译同施”型精舍通过高僧译主的讲解与释疑，参与译经的僧俗信众的问难论辩，对佛经所包含的佛理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避免了对佛经的曲解与缪种流传，促进了众门生对佛经义理的认知。
《水经注疏补》：“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祗洹舍于东睾①明代朱谋玮撰《水经注笺》作“睪”。“睪”通“澤”，水边之意。，椽瓦梁栋，台壁櫺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②指浮屠。制可观，所恨惟列壁合石，疎而不密。庭中有《祗洹碑》，碑题大篆，非佳耳。”[11]（卷13《水》，P137-138）
“祗洹舍”乃“祗洹精舍”的简称，位于平城东郭外，修建于北魏太和中期（477-499年）。精舍内浮屠的规模可观。由于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故平城祗洹舍建于477年至494年间。
《南齐仆射王奂枳园寺刹下石记》：“佛教东流，适未尤著；
始自洛京……造枳园精舍……虽房殿严整，而琼刹未树。”[12]（卷16，P154）
此文献中“枳园精舍”的“枳”通“祇”，是“祇”字的同音替换。本祇园精舍属民间立寺，虽然僧房、殿宇布局整齐，但却没有修建浮屠。
《高僧传》：“帛远字法祖……乃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13（]卷1，P97）
法祖为西晋初著名的高僧，一生研讲经论、讲习经典、译经颇丰。法祖大师于西晋初年在长安城建造了一座精舍，并与门徒以讲经、说法、译经为业。
《高僧传》：“（僧伽提婆）至隆安元年来游京师……时卫军东亭侯琅琊王珣渊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提婆既至，珣即延请，仍于其舍讲阿毗昙。”[13]（卷1，P104）
东晋隆安元年（397年），僧伽提婆从洛阳来到东晋首都建康。时尚书令王珣承担起弘扬佛法的事业，并建立精舍，广招学众，准备译经，并请提婆于其精舍讲《阿毗昙》。其年冬，王珣请提婆在其精舍重译《中阿含经》60卷，校改《增一阿含经》51卷。
此类精舍一般采用中国传统院落式格局，由一座或数座独立院落构成。这种多院式精舍配置源于南朝，北朝晚期因受到江南精舍布局的影响亦出现此类精舍。此类精舍的修建不求壮观、但求实用。这么一座相对独立的别院就好似一块完整的功能模块。众多别院式模块又按照大致功能属性进行分布，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功能模块体系，最终形成了一种方阵式的功能模块化精舍布局。[14]这是一种复合型的多空间模式精舍，学院式色彩非常明显（图3）。
图3 讲法译经式精舍布局示意图（作者自绘）
修行礼佛式精舍也可称为桃源式精舍，主要为高僧提供一处“息心所栖，精修其行”的场所。一般建在依山傍水、幽静之所或景色宜人、清雅寂静的园林中。此类精舍一般由高僧创建，主要用于僧人修行与居住，兼具讲经说法的功能。此类精舍开始由民间资助建造，后来亦有官方出资。精舍的形制最初是以浮屠为中心，僧房环绕四周而形成的方形格局，这也是佛寺传入中国初期立塔为寺式布局。就是在罽宾③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史书对罽宾的地域范畴的记载亦不尽相同，基本上相当于大犍陀罗或犍陀罗文化圈，即克什米尔及乌苌等地。罽宾保存有非常多的佛教遗址，其中位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马尔丹市北古犍陀罗中心的塔赫特巴希寺院遗址最具代表性。本寺院遗址建于一座山脉的北坡顶上，沿山顶绵延3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罽宾的佛教往来非常频繁，有大量的罽宾高僧来中原传法、译经，亦有中原高僧赴罽宾求法、游历。受罽宾佛教寺院布局的影响，汉魏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僧伽蓝形态基本上也是“塔寺”式布局。寺院制度的基础上，把塔院与僧院合二为一，即浮屠居中建造，僧房周匝设置。这也是将大犍陀罗佛教寺院布局中国化的最初尝试（图4）。
图4 塔赫特巴希寺院遗址平面图（斯普纳1908年测绘）
此类精舍是佛教进入中国早期寺院规制与形制还未完全定型的产物，略同于阿兰若，但比阿兰若正规、规模大。兰若一般是少数几位僧人隐居修行处。此类精舍后来多数演变为僧寺。如竺僧朗在泰山“琨瑞谷”修建的精舍，后称“朗公寺”；
北魏王遇在平城外东睪主持建造的“石祗洹舍”皆属此类。
《题东武丘寺六韵》“：香刹看未远，祗园入渐深。”[15（]P456）
（清）姚鼎《鹫峰寺》“：寂寂清溪水，萧萧祗树园。”[16（]P239）
《高僧传》：“摄摩腾……汉永平中……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13]（卷1，P112）
“兰台”，战国楚台名。“兰台石室”指汉朝宫廷修建的珍藏经籍的地方。之所以用石材是考虑到火灾与战乱的缘故。汉焦赣《易林·巽之明夷》：“典策法书，藏兰台，虽遭溃乱，独不逢灾。”《南史·徐勉传》：“兰台石室之典，用尽于帷盖。”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明帝于洛阳城西雍门外3里御道北兴修精舍，也是佛教东传华夏后兴修的第1座官办佛寺——白马寺。起初精舍中建有兰台石室10多间，皆为译经与藏经之所。北魏都城迁洛后，白马寺位于西阳门外3里御道南，寺内主要建筑有浮屠、经堂，寺前种树有荼林、葡萄。
《水经注疏补》：“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11]（卷13《水》，P142）
根据郦道元的描述石祗洹舍与武州山石窟寺应该位于武州川水东南流又东转环绕形成的区域内，即现云冈石窟。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复有上方一位石室数间。”此石祗洹舍位于第39窟窟顶至45窟窟顶以西30m的山冈上。武州川石祗洹舍之营造，疑与昙曜五窟的开凿同时期，完工于和平三年之前。此石祗洹舍推测为高级僧侣的修行与生活区（图5）。[17]（第1集，P443）
图5 2009-2010年发掘的云冈石窟西部山顶北魏佛教寺院遗址与石窟关系示意图（云冈研究院等《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100页）
《魏书·冯熙传》：“（熙）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而在诸州营塔寺多在高山秀阜，伤杀牛人。有沙门劝止之，熙曰：‘成就后，人唯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3]（卷83上《冯熙传》，P1230）
北魏太和年间，文明太后兄冯熙屡任高官，外任期间在高山秀川自出资金建造了许多精舍，从《魏书·冯熙传》寥寥数笔的记载中可知冯熙所建之精舍大都有浮屠配置，且浮屠居精舍之主体地位。亦可推测精舍中除浮屠外还可能配置有译经或讲经之所。文中沙门与冯熙的一问一答颇具禅宗公案色彩。千年过后，冯熙所建72处精舍无一存世，故后人曰：“今不见佛图，更焉知当初杀人牛？”
《高僧传·释僧渊传》：“渊风姿宏伟，腰带十围，神气清远，含吐洒落。隐士刘因之，舍所住山，给为精舍。”[13]（卷8，P314）
《高僧传·竺僧朗传》：“以伪秦皇始元年，移卜泰山……朗乃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别立精舍。犹是泰山西北之一岩也。峰岫高险，水石宏壮。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魏主拓跋珪亦送致物。”[13]（卷5，P246）
《魏书·释老志》：“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 谷。帝遣使致书，以缯、素、旃罽、银钵为礼。今犹号朗公谷焉。”[3]（卷114《释老志》，P3030）
（清）姚鼐《游灵岩记》：“世言佛图澄之弟子曰竺僧朗，居于琨瑞山，而时为人说其法于灵岩。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灵岩有朗公石焉。当苻坚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楼阁，甚壮。其后，颓废至尽。”[16]（P328）
《水经注校证》：“太山朗公谷，旧名琨瑞溪，有沙门竺僧朗，少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故车频《秦书》云：苻坚时……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连楼累阁，虽素饰不同，并以静外致称，即此谷也。”[16]（卷8，P413）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西晋泰山金舆谷朗公寺者……其寺至今三百五十许岁，寺塔基构如其本焉。隋改为神通道场，今仍立寺。”[6]（卷2，P529）
《法苑珠林》：“晋太元中，于奉高县金舆山谷，起立塔寺，造制形像。”[17]（卷19，P2180）
竺僧朗，人称朗公，十六国高僧，晋代名僧佛图澄的弟子。前秦国君苻坚皇始元年（351年），竺僧朗从长安来到泰山北麓的琨瑞谷，聚徒讲经。并于东晋太元（376-396年）中期大兴土木，建造精舍，规模宏大，十分壮观。根据文献记载，竺僧朗建造的精舍位于泰山之北，大规模兴建的殿宇、楼阁、房舍在山间连成片，山谷内外屋宇数十余区。并于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组织了泰山“金舆谷之会”。
朗公寺地处古齐州通向泰山之阴的古道中，遗址位于今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东北约2km青龙山与白虎山之间的峡谷中，南距泰山约45里。1964年在在神通寺遗址西北隅墓塔群处清理墓塔基淤土时发现一处唐代石砌基台，基台东西长12.77m，南北宽10.77m，通高0.75m，略呈方形，南侧中央有踏道，台基呈束腰须弥座式，基座四周束腰处均雕刻伎乐。从基台的形制与位于寺院的位置综合分析可能为一座唐代木构浮屠的基座。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好黄老之学，也喜欢博览佛经，因天下初定，未建图宇，故招延僧众。拓跋珪听说竺僧朗与其弟子隐居在泰山北麓的琨瑞谷，便于天兴元年（398年）遣使节致书问好，并赠送帛、生绢、绢、银钵等礼物。南燕皇帝慕容德亦于建平（400-405年）初年致朗公书信，赐给他两个县的租税，以资助竺僧朗建精舍。竺僧朗因受“六帝争请”，朗公谷很快便成为泰山一带最兴盛的佛教盛地。僧朗筹资所建精舍被称作“朗公寺”，隋开皇三年（583年）改为神通寺，唐朝时寺院与浮屠还保持着当初的形制，清乾隆以后便逐渐衰败。清末民初，这座创建于十六国时期的殿宇遭战火破坏倒塌废弃了。正如诗云：“朗公精舍古神通，劫火残烧五代空，唯有四门孤塔下，长松九顶尚青葱。”①清代诗人董芸《神通寺》。
随着佛经的大量传入与译经的兴起，对普通大众讲经、诵经成为佛教精舍必备的功能，这种单一浮屠配置的佛教精舍形态已经不能适应佛教发展的需要。随着北朝晚期佛教义学的兴起，形成了禅理并举的局面。同时精舍的形态与功能也随之发展，在原立塔建精舍的基础上发展出浮屠与讲堂并存的形态。精舍的整体布局由于增加了讲堂而变成了矩形布局。北魏后期建造的洛阳永宁寺在这种布局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发展，“在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9（]卷1《城内》，P15）至此，这种修行礼佛式精舍基本上本土化了（图6、图7）。
图6 修行礼佛式精舍平面布局示意图之一（作者自绘）
图7 修行礼佛式精舍平面布局示意图之二（作者自绘）
佛教精舍的形态主要取决于礼拜方式、使用功能与建寺方式等因素。故这一时期南北双方形成不同的佛教精舍配置与格局。从魏晋到南北朝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南北分治状态，在南方佛教得到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认同与支待，崇佛之风盛行，王公士族舍宅为寺渐成风尚，民间立寺较普遍。佛事活动亦离不开相关的佛教配套建筑，六朝良好的经济基础促进了佛教的发展、精舍的建造与对僧团的供养。六朝佛寺多中式传统院落式格局配置。每座别院式精舍就是一块完整的功能模块，多座这样的别院式精舍按不同的功能共同组建成一个完整的佛教功能模块复合体，有点类似于后世的书院。南方汉族政权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重视佛学与义理，故六朝多讲法译经式精舍。但东晋成康之际，在避世思想的影响之下，也有一些高僧选择了隐迹山野，建立山林精舍来行道讲学。
本时期中国北方多为游牧民族政权，统治阶层普遍认可：“佛是戎神，正所应奉。”皇室多佞佛，常尊西域高僧为国师，官方出资立塔造像、营造佛寺、供养僧团。僧人亦多趋附于皇权，佛教的传播与精舍的建造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统治阶层统的意志与意愿。因北方重视佛教徒个人的修行、坐窟行禅，故形成尚禅修的佛教思想。在这种佛教思想的倡导下北方多开石窟、立修行礼佛式精舍。
从魏晋、十六国到南北朝，佛教在中国进入繁荣时期。上有皇室的推崇，下有民间的效仿。在皇室，佛教高僧常伴君王左右，曾经一度使佛教成为国教；
在民间，佛教也将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被迫卷入战乱，对现实生活感到迷惑的芸芸众生解救了出来。佛教精舍同时成为生活在世俗之中因社会动荡迷惘而希望得到拯救的众生的避难之所。所以在皇室与民间的共同推动之下，中国南北皆兴建了许多佛教精舍。平城与建康一度在历史长河中出现浮屠高耸、寺庙林立、香烟缭绕、僧侣芸芸的繁华景象。正如《水经注·水》中所述的北魏平城：“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佛教的兴盛同时亦促进了佛教精舍、石窟造像的大量建造，且佛教建筑与佛教造像是在吸收外来建筑与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布局，并最终创造出独具中原特色的佛教造型艺术形式语言。佛教的本土化过程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建筑艺术与佛教造像艺术推向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