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妹
大凡一位文学家或艺术家，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转出现文学或者艺术风格的变化，构成具有差异性的“早期风格”或者“晚期风格”。一般意义上的早期或者晚期风格固然烙上了时代印痕，但主要还是作家个体生命体验的呈现，因而也可以置换为与自然时间相关的“早年”或者“晚年”。对于中国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新文学家而言，历史的剧烈转轨让他们在少年或者青年时期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从古向今、从传统到现代、从读四书五经到信仰民主科学、从“东方老憨”①闻一多：《致吴景超、翟毅夫、顾毓琇、梁实秋（八月十四日）》，《闻一多全集》第12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页。到放眼世界、从文言到白话的多重转变过程。因此，这一代人的“早期风格”更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烈嬗变，重叠着中国“旧文化”的晚期和“新文化”的早期，而非单纯个人的成长和岁月的流转。闻一多（1899—1946）作为“五四之子”，在短暂的48 年②关于闻一多的享年有47 岁、48 岁两种不同的说法，本文依据闻黎明、侯菊坤编著《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35页。人生历程中集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于一身，每一重身份都曾光耀时代，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非常独特的存在。他短暂而热烈的人生轨迹也高度浓缩了中国现代历史转型期的动荡与激变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激变中的人生选择。学界有关闻一多早期/后期诗歌及思想变迁的研究，关注最多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值中年时期的闻一多因思想立场的转变而带来的诗风变化。虽然也有少量研究者注意到了闻一多早年的诗文创作，但往往又是居于“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立场的回望和阐释，再度以“旧”“不成熟”等理由舍弃，对于传统文化和旧式教育在其人生历程中的深层动力学作用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阐释。本文聚焦于闻一多早期“闲为古文辞”的趣味和风格，探寻其以传统文化和旧文学创作为主导的早期风格的形成与质色，并以此透视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与白、新与旧交汇时期中国文人学者现代转型的复杂样貌。
当代学界有关闻一多“早期”的界定是一个相对模糊又各自为用的状态，因阐释角度和意图的不同而有着各不相同的“早期”定义。由不同时期对闻一多“早期”（还有与之相关的“后期”）的相关界定和纷争，亦可管窥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话语变迁。较早以“早期”论及闻一多文学及思想脉络的是诗学研究领域。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学界就关于闻一多早期文艺思想是否为“唯美主义”发生过小小的论争。①刘钦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 年第2 期发表《闻一多早期唯美主义述评》，随后，魏嵩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早期的闻一多与唯美主义理论——〈闻一多早期唯美主义述评〉质疑》，刘钦伟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3期发表《再谈闻一多早期唯美主义》进行辩论。彼时，当“唯美主义”，包括闻一多所在的“新月派”还没有脱离阶级意识评判下的“反动”色彩的时候，判定闻一多早期文艺思想是否为“唯美主义”，实际上所牵涉的是对闻一多政治立场的评判，自然是一个容易引发激烈论争的“根本性”问题。而当这种阶级意识形态评判标准松绑之后，再以“唯美主义”界定闻一多的“早期风格”也就显得轻松而自然，并理直气壮地释放出曾经掩盖在政治话语之下的美学动能。陈国恩、李海燕两位学者即以1933年闻一多发表的《〈烙印〉序》为转折点，把闻一多的诗学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指出闻一多的早期诗学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观念，后期则强调诗歌的社会性和功利性，现实主义色彩更为凸显。②陈国恩、李海燕：《论闻一多早期的“纯诗”观》，《中国文学研究》2016 年第3 期，第86—90 页；
李海燕、陈国恩：《从“纯诗”突围而来的现实主义——论闻一多后期诗学观》，《江汉论坛》2017年第4期，第88—94页。可见，上述研究中的“早期”实际上并不“早”，而是含纳了闻一多新诗创作及新诗理论的成熟期。因此，这里所谓的“早期”相当于“前期”。这种分期显然是以闻一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共同转变为依据。闻一多研究专家李乐平更是明确了这种统一性，他也以闻一多的《〈烙印〉序》及后来的《时代的鼓手》两篇文章为标志，阐释了闻一多由前期信奉“唯美主义”转向后期呼唤时代的鼓手，由艺术的忠臣转向了人民的忠臣的心路历程。③李乐平：《从艺术的忠臣到人民的忠臣——闻一多论稿》，北京：线装书局，2011年，第227页。上述政治理念与艺术思想相统一的早期/前期（或后期）分野在闻一多研究界占据主流。
“青少年时代”是闻一多研究界指称闻一多“早期”的另一种方式。由郭道晖和孙敦恒于20世纪80年代初整理编校的《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即收录了闻一多在清华学生时代和留美初期（1922—1923）发表于《清华周刊》《清华学报》及其他校刊上的诗、文（包括文言文、旧体诗和白话文、新诗），呈现出闻一多在清华学生时代的文学及思想风貌，以此作为闻一多思想启蒙、性格发展和学识积累的重要时期和他后来走向人民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道路的起点。④孙敦恒：《在清华求学时的闻一多》，《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页。同样指向闻一多的“青少年时代”，闻编注的《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群言出版社2003年出版），则舍弃了白话文和新诗部分，只取旧体诗文，并特别指出本书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而愿求‘甚解’的青少年朋友和一般读者”⑤闻：《前记》，《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年，第1—2页。。由此也暗示出，所谓“青少年”“学生时期”的创作往往是“不成熟”“习作”的代名词。比如对闻一多于1921 年自己手编的《古瓦集》，即有学者指出：“《古瓦集》时代的闻先生，是清华学校的学生，应该说是处于打学问基础的阶段，《古瓦集》中的诗文至多算是锋芒初露，并不能代表闻先生的最高成就。”①董乃斌：《序二》，闻：《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第2页。“青少年时代”固然有着更为直观而具体的“早年”含义，但却是一个看似清晰而实际模糊的概念。当下比较权威的“青少年”界定是1989 年日内瓦WHO 会议上由全球专家共同商定而产生的：“青少年”年龄界定为“10—19岁”，“青年”年龄界定为“15—24岁”。而对于像闻一多这代生长于近现代历史时期的文人学者而言，无论是就社会心理年龄而言还是就文学/学术年龄而言，都远比当代“青少年”早熟得多。像闻一多、胡适、叶圣陶、郁达夫等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文人学者，一般都是在五六岁左右开蒙，接受私塾教育，又因1905年科举制的取消，转而接受了新旧过渡时期的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教育，往往到中学时期便储备了较丰富的学识，并开始发表作品或编辑刊物。如胡适即在15 岁就读于中国公学时主编了《竞业旬刊》并发表诗文；
郁达夫在15 岁左右的中学阶段开始创作并发表旧体诗；
闻一多也是在15 岁时开始担任清华学校《课余一览》的中文编辑并发表诗文等作品。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这一代人还往往遵从父母之命，在20岁前后就娶妻生子，基本踏进成年人的人生轨道，远非当今的“青少年”可比。因此，从思想、学识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成熟度来讲，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不成熟”或者“习作”。对于闻一多早年的《二月庐漫纪》，就有学者细剖其中诸多篇什，指出这些读书札记“敷陈奇义、自出机杼”，非但不是不成熟的学生习作，而且堪称“少年英才的奇文”②邓长风：《少年英才的奇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第73—79页。。又比如，关于闻一多的思想，究竟是青少年时期成熟还是他后期更成熟的问题，学界还有过截然对立的观点。③闻立雕：《激情、理性、成熟与闻一多——〈血色闻一多〉中的闻一多初探》，《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5—558页。总之，“青少年”概念一方面有着“青年”和“少年”的含混笼统性，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跨越百年的当代和近代的违和感。
学界指称闻一多“早期”的第三种方式是“清华学生时代”，这是一个与“青少年时代”有所吻合又有所超越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含纳着时间与空间的复合概念。随着近年来大学教育进入文学研究视域，“清华”也成为观照闻一多的一个重要视角。1999年，“纪念闻一多诞辰100周年暨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进一步凸显了“清华”与闻一多的密切关联。杨义在《闻一多与清华》一文中讲，闻一多的一生中“有24 年在清华度过，他出身于清华，也完成于清华”。与之相应，闻一多早期10 年清华学生的生活也越发受到学界的推重。杨义由其《古瓦集》“深深感到闻先生是与清华大学血肉相联的”④杨义：《闻一多与清华》，《群言》2000年第2期，第35—36页。。还有学者从清华学校的教学、管理、校园文化等方面详论了清华校园氛围和教育对闻一多的深刻影响。⑤金富军：《清华学校校园文化对闻一多思想的影响》，《2016 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87—398页。如是等等，有关闻一多与清华的论题不一而足。10 年的清华学校教育固然是闻一多艺术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期，但闻一多进入清华之前的家塾教育、学校教育及时代氛围也不可小觑，这些塑造了他的心灵与审美情趣的固有传统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学界还鲜有关注和论述。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闻一多早期和后期的分界，还是以“10年清华”为时空的“青少年时代”或“学生时代”的早期划定，都没有完整地呈现其全部“早年”状况。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五四运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对于闻一多思想精神和文学艺术的巨大转变作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凸显。在闻一多“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人生历程中，“五四”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这一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历史大事件，对闻一多的人格精神和文艺创作几乎有“再造”之功。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闻一多是不折不扣的“五四之子”，贯穿其一生的爱国情怀、斗士精神和诗人风采都于此展露出锋芒。包括闻一多在后期治学中不做“蠹鱼”而做“杀蠹的芸香”的现代批判精神，①闻一多：《致臧克家》，《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381页。无不深刻烙印着五四精神。把“五四”作为闻一多艺术人生三部曲的精神起点和精神底色，不断为学界所认同，如闻一多研究专家刘殿祥即认为：“如同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促成了闻一多达成现代诗人的成就一样，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学者的国学研究成就同样是由新文化运动后的现代文化和学术所成就的。”②刘殿祥：《闻一多与中国学术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第153页。实际上，在闻一多短暂而光辉的48年人生历程中，如果以五四运动为界，闻一多五四运动之前的20 年人生并不算短暂。闻一多自6 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至1910 年进入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考取清华，正式接受欧美式现代教育，至1919年与清华学子们走上街头，参与五四运动，一跃而成为五四之子，精神和艺术也为之一新。如果把闻一多在五四之前对中国传统典籍的嗜好、研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辞创作视为闻一多早期风格的话，那么这种早期风格的成因、质色以及与闻一多后来的艺术人生的关联，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
1917年，闻一多在刊载于《辛酉镜》上的自传《闻多》中自述：“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③闻一多：《闻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95页。闻一多于1921 年把这些古文辞在家乡名为“二月庐”的书房中手抄编订为《古瓦集》，以之为“古董”，既供摩挲，也供纪念，颇有自珍、自赏的意味。杨义也称《古瓦集》表现出作者“坚实的童子功”④杨义：《闻一多与清华》，《群言》2000年第2期，第35—36页。。
闻一多这种“童子功”的养成首先得益于他进入清华之前，也即1904 至1912 年间所接受的家庭私塾教育和小学教育。闻一多自称，“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⑤闻一多：《闻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95页。。“先世业儒”的家世也使闻一多的祖辈父辈都对科举仕途有着殷切的期待。闻一多的曾祖父曾因儿子嗜词章但不喜作制艺而名落孙山耿耿于怀：“每于试后见族有报捷者，终夜涕泣，又强自解曰，有孙可弄，岂无后望。爰筑书室于屋侧，延名师课孙辈。”⑥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卷），第4页。这也奠定了闻家严格而正统的家塾教育。清政府于1905 年颁布了废科举、兴学堂的举措。科举制度的废除虽然从制度上阻断了读书人通过读书科考进入仕途的道路，但累积千年的教化却很难一夜消除，尤其在地方上，“旧制”已废，但“旧学”仍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尤其在‘新政’阶段的后半段（1905 年以后），在一些专门标出‘学’的价值评判中，‘旧’的重要性似乎已反来要较‘新’高出一筹。”⑦复旦大学历史系：《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57页。闻一多正是在科举将废、新学初兴的过渡年代接受了启蒙教育，而此时的教育方式也正进入由旧学向新学转轨的途中，一方面是偏重于旧学的私塾教育仍未失去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官方的传统书院逐渐向新式学堂转换。1904 年，闻一多入改良家塾——绵葛轩小学。塾师也是一位出生师范学堂、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既有不错的“旧学”根底，又颇懂一些“新学”，而且教书十分严格：“要学生们除了熟背《三字经》、《朱子家训》等，还要读洋学堂新编的修身课本；
除了背诵《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还要学新的国文、历史、博物等等。”⑧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卷），第14页。显然，这种家塾教育是以旧学为主、新学为辅。除了在家塾中的日课学习，闻一多还每每“夜归，从父阅《汉书》，数旁引日课中古事之相类者以为比。父大悦，自尔每夜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⑨闻一多：《闻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95页。。上述这些典籍正是新学兴起之前以科举考试和求取功名为正途的私塾和读书人家子弟教育方面的经典课本。虽然科举制度在19 世纪末就已行将就木，但对于普通人的实际生活尤其是基层社会心理的影响依旧强劲。闻一多在辛亥革命前一年进入两湖师范学堂的附属高等小学校，该学校为张之洞所创办，是湖北、湖南两省创办最早的一所规模较大的完全师范学校，虽然本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已兼顾到中学和西学，但是对于附属中小学仍主张“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①冯天瑜：《张之洞与湖北近代教育》，《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第73页。。闻一多入学一年，两湖师范学堂即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办。局势动荡时期的学校教育虽然时断时续，但是家塾教育却从未间断。即使闻一多进入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读书期间，也同时还在叔父丹臣（廷治）先生主持的改良私塾——三佛阁继续补习，中文之外，并有英文、算学。对此，闻一多在早年所作《辛亥纪事》中也有记载：“曩偕诸兄弟游学武昌，馆于三佛阁。辛亥秋，诸兄弟至者益众。季父督课严，匪故莫得入肆。”②闻一多：《辛亥纪事》，闻：《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第175页。确切地说，一直到进入清华学校以前，以家塾为主导的旧学是闻一多受教育的主体内容，即便是进入清华学校以后，其典籍研读仍受到父亲的关注和指导。由其所受到的正统而严格的家塾教育，不难梳理出闻一多早年的国学素养对其早期文学趣味和风格的深刻浸染。
闻一多古文辞趣味的进一步养成是进入清华学校之后的国文教育和刻苦自修。清华作为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从管理到课程设置都照搬美国课堂，学生为准备留洋更是普遍重英文而轻国文。比闻一多低一年级的潘光旦在20 世纪80 年代曾有一篇著名的回忆录《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便谈及当时清华学生对待午前英文课和午后汉文课截然不同的学习态度：“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这种重英文轻国文的情形，固然和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小氛围有关，但也与辛亥前后社会剧烈转型的大时代氛围相关。出国留洋而非科举考试，已经成为越来越现实、越来越迫切的国家亟需和青年学生们的个人选择。因此，那些曾经身为举人、进士的老先生们“纵有满腹经纶，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在这种大、小氛围的影响下，只有对国文保持着浓厚兴趣的同学才会不放弃课余的自修：“凡是汉文程度较好的人，一定是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不肯随波逐流而独自下过功夫的人。”③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1辑，第75—77页。闻一多即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代表，他利用课余闲暇继续刻苦研读国文典籍，并对清华同学重英文轻国文的态度和学风提出严厉批评，他在文章中把国粹与国运的兴衰直接相联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而清华学生为留洋而执新病旧、厌弃国学、厌弃国文的做法终将导致“新学浸盛而古学浸衰；
古学浸衰而国势浸危”。为古学与国势而忧心忡忡的闻一多提倡在习新务的同时不忘旧，保存国粹、弘扬精华、振兴国学，正是每个青年的责任。闻一多自己正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的“刻自濯磨”者。④闻一多：《论振兴国学》，《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82—283页。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从闻一多作于1至4月间的《仪老日记》中，仍能看到他在刻苦学习正科之余对中国典籍的广泛研读，甚至在赴美留学之际，闻一多也携带了他喜欢的国学典籍，并在《清华周刊》上继续发表有关杜甫的研究文章。
在清华学校的现代学习环境中，闻一多在美术、戏剧、讲演、文章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华，有同学评价他“读书而外，从事各项课外活动，加之写字秀遒，作文华美，图画高明，口才卓越，是以被推担任级长，知名校内”⑤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卷），第30页。。如果说清华学校给闻一多系统的现代教育，那么他的国学研读则主要凭借兴趣和持之以恒的苦读。每次暑假返家，闻一多都“恒闭户读书，忘寝馈”⑥闻一多：《闻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95页。。发表于1916 年《清华周刊》上的《二月庐漫纪》便是闻一多暑期居家研读国学典籍的成果。这一组读书札记既见证了闻一多阅读之广，也显示了其思考之深，是闻一多古文辞童子功的一次集中展示。闻一多在《二月庐漫纪》中释经解典，品评诗文，考辨史料，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比如《二月庐漫纪》续七对庄子鼓盆而歌的新解：“世以为达。此殆不然。未能忘情，故以歌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①闻一多：《二月庐漫纪》续七，《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66页。又如，世人都根据杜牧“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一诗，认定范蠡最终载西施逃跑了，因为范蠡号为“鸱夷子”。而闻一多经过多方史料考辨，认为这是杜牧的一种误解，后人更是借此以讹传讹。闻一多认为，伍子胥死后以鸱夷浮于江，后来西施也被沉江，以向伍子胥谢罪，此“鸱夷”乃指伍子胥而非范蠡。②闻一多：《二月庐漫纪》续十二，《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75页。闻一多的这一发现新颖且可信。诸如此类精心考辨、质疑成说的奇警见解在《二月庐漫纪》中比比皆是，正如他对自己的评判：“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如果说，一多先生一生在古籍研究方面的造诣，无愧于他后来所自诩的‘杀蠹的芸香’称号的话，那末，在《漫纪》中，我们已经可以闻到芸香的一缕清芬了。”③邓长风：《少年英才的奇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第73页。《二月庐漫纪》中还有诸多篇什是借品鉴历史人物、品评诗文或发思古之幽情，或指出历史文献的错漏讹误，有时也采撷历史文献中的趣事做莞尔一笑。但无论是对慷慨悲歌之士的叹惋还是对逸闻趣事的解颐，都娓娓道来，趣味横生，是接近小品文似的读书札记，从中也展露出闻一多既喜慷慨悲壮又不乏幽默风趣的风格。
1917 年清华学校辛酉级学生的中等科毕业级刊《辛酉镜》印行，④闻一多所在班级高等科毕业于辛酉年（1921），故称“辛酉级”，中等科毕业前所编毕业级刊名为《辛酉镜》。闻一多任总编辑并撰写了《发刊辞》，序言为林纾所作。林纾在这一简短的序言中回顾了他曾两次来清华讲《论语》时对清华学风的观感：“余尝再至清华园讲论语，见学者彬彬然，部署井井然，司其事者温温而有礼。余太息，以为此校讲新学，乃一本于礼衷，古道一线，其犹存于斯矣。”赞扬清华古道犹存的学风之余，林纾又称赏《辛酉镜》中的诗文“文咸通赡，不悖于理”。林纾由《辛酉镜》中这些文理俱通的文字，转而慨叹时下每况愈下的世风与学风，并对这些清华学子提出了鼓励和表扬：“方今学者东涂西抹，鲜能专心致志以崇实际，而诸君乃能聿自濯励，勤学不懈。兹植中学毕业复辑其四年来之成绩著于篇，此固有志之所为，而未可数数觏者也。”⑤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卷），第55页。此序言是闻一多转托同级好友薛祖康从林纾处求得，成为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细节，借此既可管窥闻一多早年的文学趣味和文章质色，也可透视清华校园国学风气的流转。
闻一多主编的《辛酉镜》为清华毕业班的留念性刊物，其中收录了闻一多自己创作的若干篇古体诗文。一直到1920年1月，当以清华学生会（闻一多担任辛酉级代表之一）为代表的出版委员会决议改良《清华周刊》，决定“不取陈古文”⑥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卷），第91页。之前，闻一多依旧沉浸于“古文辞”的趣味中，他陆续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诗文以及1919年1月的《仪老日记》等，仍是旧体诗文。从总体上看，清华学生时代的闻一多对于传统诗文并没有刻意学习或者执着于学习某派某家，虽有偏好但大致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他在《〈辛酉镜〉发刊辞》中对“艺林”栏目的诠释正代表了他博取的姿态：“韩欧徐庾，骈散异体，各擅厥趣，未可偏诋；
茹古含今，我心则取，幼稚不揣，操觚喜试。”⑦闻一多：《〈辛酉镜〉发刊辞》，《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93页。这是对刊物栏目的一种概括和说明。但涉及闻一多本人，我们仍能从他广泛的研读中理出他的个人偏好和古文辞创作的模仿蓝本，从这些古文辞的色调中清晰地辨别出他与桐城派及林纾古文的精神关联。闻一多自己对此也坦然承认，他在《古瓦集》序中说：“这几篇文章都是一番钻研揣摩底结果。于今姚选、黎选两部《类纂》里红的圈，黄的、绿的点，仿佛珊瑚、翡翠、琥珀嵌排在纸上似的——便是当时底成绩。”①闻一多：《〈古瓦集〉序》，闻：《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第1页。
据闻一多1919年1月至4月初《仪老日记》中所载读书、作文所示，上至《诗经》《史记》《文选》，下至《清诗别裁》，都在他的研读系列，而记录条目最多的则是读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在此前一年，闻一多致闻家驷的信中即提及对《类纂》的研读状况和计划：“此外自修功课，去岁寒假前已阅毕黎（莼斋）选《续古文辞类纂》，本学期正阅姚选本，未毕。近以大考在即，中文自习功课多未照格履行。”②闻一多：《致闻家驷》，《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7页。《仪老日记》所载显然是继续完成1918 年5 月因课业繁忙而未竟的阅读计划，尤其对于姚选本《古文辞类纂》更是“兴趣盎然，不忍释卷也”③闻一多：《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417页。。在日记中，闻一多还大段节录了《姚姬传复鲁宾书》中所谈“专一”和“涵养”的治学之道，联想起自己因参与学生会等事务性工作而影响了课业和读书，更生痛自悔悟之心：“因思吾自侧身会事，日课尽荒。继此以往，神扰志乱，其何以读书，况众手所指，群飞刺天，果何裨哉！今犹不悟，后悔何追。”④闻一多：《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412页。闻一多正是通过文字而与桐城派古文家产生了跨越时空的精神沟通。实际上，从经典桐城派的选本到同时代的桐城派文家诸如严复和林纾，都在闻一多的阅读兴趣之列。《仪老日记》中有多天连续读严复《天演论》的记载，并对严复的译笔甚表佩服：“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迻译之能事也。”⑤闻一多：《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423页。由对严复文笔的佩服，闻一多转而也就《新潮》杂志对严复译文的讥讽大不以为然，进而替严复的译文进行辩护：
《新潮》中有非讥严氏者，谓译书不仅当译意，必肖其词气、笔法而后精，中文造句破碎，不能达蝉联妙邃之思，欲革是病，必摹西文云云。要之严氏之文，虽难以上追诸子，方之苏氏，不多让矣。必谓西文胜于中文，此又蛣蜣丸转，癖之所锺，性使然也。吾何辩哉！⑥闻一多：《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423页。
由上文可见，闻一多是把严复的译笔放在诸子以来的整体文章脉络上进行评判的，指出严复文笔的足与不足，确实是一种比较中肯的评价。
对严复文笔颇为佩服的闻一多也是林纾的爱读者。但是与稍前或同时代诸多文人学者如鲁迅、胡适、冰心等在青少年时期痴迷甚至模仿林译小说不同，闻一多更偏爱林纾的古文。据《闻一多年谱》所载闻家驷的访谈所讲：“先生亦喜爱林纾著述，某年暑假返乡，在武汉买了《畏庐集》及续集，在家认真披阅，还让闻家驷也共读。”⑦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卷），第55页。闻家驷在访谈中虽然没有明确标明阅读林纾著作的时间，但《畏庐续集》在1916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本，由此也可以大致推断闻一多阅读林纾的文章应该在1916年4月至1919年4月之间。据《清华周刊》记载，1917年2月3日、4月14日，林纾两次受清华孔教会邀请来清华讲授“信”“知耻近乎勇”等儒家讲义，想必闻一多也是学生听众中的一员，而《清华周刊》中更是时常刊登林纾的诗文。因此，闻一多在1917年5月中旬筹备主编《辛酉镜》时，转托好友请林纾作序，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喜好并研读某人或某派的文字，一方面是从这些文字中获得了情感共鸣或者精神契合，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之为范本进行摹仿，最终由摹仿到出新，形成自己的文笔风格。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曾以林纾自作的《冷红生传》为例，高度评价林纾的文章风格：“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诙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固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⑧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冷红生》实际是林纾为自己做的一篇小传，讲述自己屡拒奔女、为同侪嘲笑而不改初心的故事。寥寥200多字即生动地描摹出冷红生“家贫而貌寝，木强而多怒”①林纾：《冷红生传》，《畏庐文集》，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5页。的个性，尤其是看似无情实乃深情的真性情。无独有偶，闻一多所作自传《闻多》中，同样也以简约有趣的文字呈现出一个乐于做事、强于自信的少年闻多形象：“喜任事，于会务无洪纤剧易悉就理。所见独不与人同，而强于自信，每以意行事，利与钝不之顾也。性简易而康爽，历落自喜，不与人较短长。”闻多在暑期酷嗜读书的情形更是栩栩如生：“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②闻一多：《闻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95页。嗜读书而恨人扰的少年闻多跃然纸上。文章出于性情，如果向深处探寻，我们还能从性情上找出林纾与闻一多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闻一多简易康爽、乐于助人的品性就与林纾的仗义疏财有共通之处。朱羲胄记陈衍评价林纾：“其友陈衍尝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然纾颇疏财，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③朱羲胄：《贞文先生学行记》，《民国丛书》第4编，上海：上海书店影印世界书局版，1992年，第5页。闻一多则在自传中称自己“待人以诚，有以缓急告者，虽无赀，必称贷以应”④闻一多：《闻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95页。。正所谓“文如其人”，性情往往浇铸为文字，反过来，风格也常常是人格的外在表现。林纾友人张僖在《畏庐文集》序中称其人与文：“畏庐忠孝人也，为文出之血性。”⑤张僖：《序》，林纾：《畏庐文集》，第1页。林纾早年把小说翻译视为自己的报国之举，自称“叫旦之鸡”，期冀“同胞警醒”⑥朱羲胄：《春觉斋著述记》卷三，《民国丛书》第4编，第37页。。晚年的林纾更是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选择沉默避让的情势下，孤身挑群雄，与五四《新青年》派展开论战，虽是逆潮而动，被讥为螳臂当车，但其誓死卫道的热忱与孤勇也可见一斑。林纾一些怀人叙事的文字往往渗透着这种至情至性，诸如怀念祖母的《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悼念妻子的《亡室刘孺人哀辞》、悼念友人的《告王薇庵文》《告周辛仲先生文》等，都是从叙写日常琐事出发，字里行间渗透出真情和深情，哀婉动人。对于闻一多而言，热烈的诗人性情和激昂的斗士精神显然是他人格和诗文风格的原生底色，这种风格越到后来越被动荡的时代激发出火山爆发般的力量。正如木强多怒和婉媚诙谐同为林纾的性格并影响了他的文字一样，闻一多在热烈、刚正的性情及文字中也有哀婉深情的一面，这在他早期诸多古文辞篇什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闻一多祭悼清华病亡同学的《招亡友赋》，即把夜里恍惚间梦到同学来访的欣喜以及梦醒后的怅惘、四顾茫然仰空而泣的哀伤表达得淋漓尽致、凄婉动人：“恍恍惚惚，觐君来前，惊而延之，神定景逝；
更寐而求，苦不交睫。起视牖外，疏星出没，月在树高；
巡宇而呼，仰空而泣……”⑦闻一多：《招亡友赋》，《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278页。包括此时闻一多的一些译诗，经他本人的情绪点染，更加凄楚动人。如他所译《马赋》，写一匹与主人征战沙场、屡立战功的老马，在战后却被沉溺于醇酒妇人的主人抛弃的凄婉状态：“朝徘徊兮阡陌，夕躅踟兮阑干；
食萑芃兮嗓破，吸燥埃兮鼻酸；
鬣焦萧兮罽敝，脊伶俜兮卦刊，麾蚊蝇兮尾秃，舐疮疥兮舌干。将翘足以惊陆兮，忽跚蹒而欲颠；
渴饮水于明溪兮，对枯影而自怜。”⑧闻一多：《马赋》，《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276页。老马食不果腹、徘徊无依、老迈无力、顾影自怜的凄凉场景历历在目，情辞凄切动人。此一时期，闻一多还用古文辞翻译了另一首《点兵之歌》，叙写军官在一场战役后再次集合残部，清点人数时亲见或者耳闻兵士们在战场上或伤或亡的惨状：有的是兄弟近在咫尺未能相救，有的是身中流矢，喃喃呼唤着母亲伏尸道旁……闻一多把战争的残酷和惨烈场面生动地呈现出来。这首《点兵之歌》也曾被闻一多的国文老师评为“悱恻动人”⑨闻一多：《点兵之歌》，《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295页。。
与清末民初已成古文大家并逐渐退居为“遗老”和“卫道士”的林纾相比，学生时代的闻一多更处于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期，而清华的现代教育更赋予了闻一多现代青年的思想和情感，虽是古文辞，虽言古人事，但处处关涉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字里行间充溢着现代学子的家国之忧。《〈史记·曹相国世家〉书后》谈及古人皆以“曹参以饮酒不当事事称贤”一事，闻一多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贤”的结果是不敢改革弊政，无视人民疾苦，最终只能导致“国日削，民日弊”，这不但不是贤，而且是只考虑自身的自私之徒：“如参者，苟且媮媠，容悦骫琐，先其身而后国家，是吝之类与。”①闻一多：《〈史记·曹相国世家〉书后》，闻：《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第165—166页。同样，人人称道陶渊明以及魏晋时期以高尚自持、隐居为乐、不问世事的诸贤，闻一多同样发出了质疑和批评：“观夫波兰、印度之所以为国，不将有以惕其诗酒之闲心乎？今忽忽经载，国事益不可问，不知虽有靖节者，亦能为力邪？”②闻一多：《〈陶渊明抚松待琴图〉记》之一，闻：《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第178页。即便是流连于清华园工字厅后的荷花池畔，闻一多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国家的时代处境：“呜呼！国贫，邻人悯而助之资以兴学。邻之惠我洵厚，当之者诚亦可耻而可悲矣！”③闻一多：《记清华园工字厅后荷池》之二，闻：《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第186页。而由荷池远眺圆明园的废墟，更是“凄怆弥目，则悲亦益甚，不知泪之何自也”④闻一多：《记清华园工字厅后荷池》之二，闻：《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第186页。。闻一多热烈而深沉的家国情怀渗透于字里行间，使这些古文辞呈现出热烈而沉郁的色调。闻一多早年的古文辞虽然还达不到林纾古文的境界和功力，但也已展露出“风骚中后起之秀”⑤闻一多：《雪·作者原注》，《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177页。的才华和自身独有的文采。
尽管目前还未发现确切史料显示闻一多和林纾有过直接的文字或者人际交往，更恰当地说，清华学生时期的闻一多是在学习和研读林纾的文章（或许还有聆听林纾的演讲）中，与这位曾经声名远播，如今却不合时宜、备受攻击的古文家有了精神上的交集。闻一多编辑《辛酉镜》请林纾作序，固然出于他“闲为古文辞”的文学趣味，以及对林纾这样的古文大家的心存崇敬，但背后也许还有对《新青年》派以不尊不敬的态度攻击林纾所产生的些许不满，正与他对《新潮》讥嘲严复的态度相一致。五四《新青年》派为了打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局面，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进行抨击，固然有时代的正义性，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偏激之处。正如闻一多注意到《新潮》对严复的批评一样，他时刻关注着已经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青年》派与林纾越来越激烈的文白之争。而闻一多能在这种情势下转托同学请林纾为毕业留念文集作序，既展示了闻一多“独不与人同”的殊异个性，也透露出他对林纾文章的一种偏爱，当然，也与整个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之前偏于保守的学风有关。欧阳军喜在全面考察清华学校五四前后的国文教学时也谈到了文白之争在清华的反响，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清华的风气总体上倾向保守，对白话文表现出抵制的态度：“一些学生认为‘吾国文学，若经史子等，悉为我国文明之所寄。白话之文果盛行，则不出百年，将无能读古书矣。今日持抑文就语说者，实无异自毁国粹自灭固有之文明’。直到1919 年3 月，裴庆彪、刘聪强几位同学受文学革命的影响，成立白话文学研究会，仍然遭到《清华周刊》编辑罗隆基、沈榦、杨荫溥等人的攻击，引发了一场关于白话文学的争论。”⑥欧阳军喜：《在中西新旧之间穿行：五四前后的清华国文教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40—41页。有趣味的是，在这场文白争论中，主张白话文者援引胡适的主张，而反对白话文、捍卫文言文的罗隆基等则援引林纾等保守派的观点进行反驳，杨荫溥还以“石湖”的笔名在《清华周刊》1919年第164期发表了小说《否否》，模仿林纾的口吻讽刺新文学，足见林纾与《新青年》派的文白之争对清华所产生的影响。闻一多虽然并没有切身参与清华学校的这场“文白之争”，但在1919 年的《仪老日记》中也隐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余不愿随流俗以来讥毁。”⑦闻一多：《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425页。1919 年夏的闻一多正处于新旧诗文的过渡期：“这时已经作了白话散文，文言诗却还舍不得丢掉。”⑧闻一多：《〈古瓦集〉序》，闻：《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第2页。但是新文学的潮流已经在闻一多心中激荡，正如清华五四前夕偏于保守的学风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所打破，闻一多也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不折不扣的五四之子，连带着其“古文辞”的创作兴味也迅速消解。到1920 年1 月，清华学生会决定改新闻科为出版委员会，对《清华周刊》实施改良：“一改封面，二改门类，三不取陈古文，四用标点，五采横写法，六改编辑制为集稿制。”①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卷），第91页。闻一多和潘光旦合编了改版后的《清华周刊》第5期。至此，闻一多舍弃了“古文辞”，一变而成为白话文的忠实信徒。闻一多于1919年底开始了白话诗文的尝试，并创作出了白话新诗《雨夜》《月亮和人》以及发表于《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的白话文《建设的美术》。闻一多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应了对白话文运动的赞同和支持。
从根本上讲，置身于清华学校的闻一多，本身就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新式学生，他所接受的现代课程教育，他在课余热心从事的美术、讲演以及中英文话剧的编、导、演活动，都与稍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提倡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有着形、质上的相通。②王桂妹：《潮流内外：老舍、闻一多与五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73—180页。五四运动只不过进一步激发了闻一多身为“新青年”的色彩。由古文辞转入白话诗文的创作，成为新文学的坚定支持者，对于闻一多而言几乎是一个毫不费力、自然而然的事情。
闻一多早期创作的古文辞是他“忘飧废寝，荡肝伐肺”③闻一多：《〈古瓦集〉序》，闻：《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第2页。，沉浸于古文典籍的一种表征、一种成绩、一种情感之凝结。他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浪涌中脱离古文辞转向白话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及文学现代转型的一个侧正。醉心于白话诗文创作的闻一多，迅速成长为一位耀眼的新诗人和精锐的新诗批评家，并严厉敬告落伍的诗家：“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若是定要执迷不悟，你们就刊起《国故》来也可，立起‘南社’来也可，就是做起试帖诗来也无不可，只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顾顾大家底面子。”④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8页。闻一多虽然批判了旧诗、否弃了古文辞的创作，但是内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热爱并没有减弱。或者说，他早年的古文辞趣味内转、沉淀为一种更深沉的文化情感，凝聚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爱。这种文化之爱在闻一多留美期间所感受到的东西方文化落差中表现得尤为浓烈，并投射到他此时期的诗歌批评和中英文诗歌创作中。他在极力赞美《女神》时代精神的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批判作者“有一种欧化底狂癖”，并高声疾呼：“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⑤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他深情地赞美东方的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哦！我们不要被叫嚣犷野的西人吓倒了！”⑥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23页。作为一位深爱中国传统文化又正式接受过西式文化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所期待的理想新诗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⑦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18页。。但实际上，中西方文化在他心目中从来都不是相同的比重，毋宁说，闻一多对于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文化之爱是深植于骨髓之中的，他甘心做“东方的老憨”。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闻一多所倾情的“东方文化”依旧局宥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⑧王桂妹：《“东方色彩”的自觉追求与建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295—300页。那些由传统文化凝结而成的意象密铺在闻一多的新诗中，使这些新诗散发着浓丽的东方神韵。这些古色古香的意象正来自他早期沉醉其中的传统典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审美情趣。关于闻一多新诗中传统藻绘的采撷问题，笔者已有过专论，在此不赘述。①王桂妹：《小议闻一多新诗中的传统藻绘》，《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79—286页。实际上，包括闻一多对新诗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对新诗格律的强调，无不源自他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精研与透解，既成为他救正初期白话新诗的一剂良药，也成为他沟通传统的一种有效方式。②王桂妹：《闻一多对新诗现代性的理解和救正》，《闻一多研究辑刊》2004年第9辑，第274—282页。一直到20 世纪30 年代，闻一多舍弃了他所钟爱的绘画与诗歌，决意转向学术，正因为他深刻地感受到，只有从这条“向内转”的道路上才能“得着一个大安慰”③闻一多：《致饶孟侃》，《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65页。。闻一多决意走治学道路，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自幼年起就深深根植于他血脉中的热爱，经过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追寻，最终走上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心路历程。闻一多早期对国学典籍的痴迷和“闲为古文辞”的创作，在其后半生升华为他毕生的志业。而作为经历过五四精神淬沥的现代知识分子，闻一多已经不再是皓首穷经地沉溺于古典，简单地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他“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④闻一多：《悼玮德》，《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86页。，他要从二十四史的英灵身上提炼出中华文化的精髓，为中国文化、为民族开出药方。这才是一位持有中国本位文化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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