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虹,刘振宁
(1．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中国不仅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得到显著的提高升华,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日益扩大。除了儒家经典之外,那些充满传奇性、趣味性的民间故事同样吸引了海外读者的注意力。其中,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受到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西方世界影视改编的热点。
早在1998年,迪士尼公司就拍摄了动画片版本的《花木兰》。动画版本的《花木兰》整体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无论是观众的接受程度还是经济效益都很成功。受动画片成功的影响,迪士尼公司决定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以真人版的形式重新翻拍。尽管迪士尼公司对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前期宣传,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影片直到2020年9月才在中国上映。让人遗憾的是,这部在西方世界广受好评的电影在中国并未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为何这部耗费了巨大心血的东方传奇电影在其文化母国的接受程度如此之低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W·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1]。作为故事母体的《木兰诗》全文仅335个字,诗歌通过对木兰从军前的心理活动、物质准备、从军途中的激烈战事、凯旋后觐见天子以及归家后的一系列活动的描绘,塑造了木兰这样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形象。木兰的可贵之处不是因为其女性身份,而是她身上所体现出的尽忠尽孝的儒家伦理。对于木兰替父从军之前的生活,诗歌的开头用“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告诉读者木兰和众多生活在乡村的女性一样,延续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字里行间并无任何褒贬的意味。在其后的叙述中,作者用客观冷静的笔墨讲述了木兰从军前、从军中、从军后的一系列活动。从军期间木兰的女性身份并不为他人所知,其女性身份是在返乡换装后才被人发现。简约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给广大读者留下了诸多想象的空间。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原诗虽然是一个有限的文本结构,但却是一个充满诸多空白的召唤结构。文本的空白召唤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读者进行想象和填充,这正是吸引和激发读者参与文本再造的动力所在,而作品的价值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彰显。这正如姚斯所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语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2]26这样看来,《木兰诗》被迪士尼公司两度改编,赋予其与传统中国迥然不同的新思想、新内涵,俨然已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但真人版的电影并未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究其原因与电影在改编过程中和中国观众期待视野的背离有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物角色的随意增加
在《木兰诗》中,真正有姓名的只有木兰一个,其他人物姓名不详,仅以阿爷、爷娘、小弟、伙伴为代称。在电影《花木兰》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角色增至五六人。重要角色有皇帝、女巫仙娘、柔然首领、战士陈洪辉以及带有喜剧形象的媒婆，等等。对电影而言,为了电影叙事的完整性和流畅性,适当增加人物形象无可厚非,但添加的人物形象必须符合中国文化语境。比如,电影中的女巫形象的增加背离了原诗的故事情节和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自然得不到中国观众的认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民间故事中的木兰是一个在儒家伦理的规训下长大的女英雄,其所作所为围绕着忠孝二字而展开,女巫形象的增加冲淡了原故事的主题。从原故事本身来看,整篇叙事诗无一字提到有关巫术或是带有神秘性的事件,电影过度强调其神秘性实际上消解了木兰从军的艰辛。比如,本是作为反派的女巫在结尾处却反过来帮助木兰,替木兰挡住了柔然可汗射向木兰的剑。这一大反转在片中成为了转折性的一幕,但却存在很大的漏洞。这与中国观众既有的期待视野相背离,观众对电影产生抵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故事情节的“出奇”改编
尽管民间故事《木兰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传奇性,但并没有违背生活的基本逻辑。电影《花木兰》则将传奇性渲染到不合理的程度,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情节的“出奇”改编上。比如,在电影开头一幕,木兰在屋顶上蹿下跳,引来众多邻居的围观并对其指指点点,纷纷议论木兰全然没有一位女子的样子。电影中木兰的形象与民间故事中的木兰形象相见甚远,已经完全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形象。与电影相比,《木兰诗》虽未提及木兰的孩童时代,但开篇即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位在儒家伦理规训上成长起来的传统女性的形象。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人们形容女子“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3]“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4]“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5]电影《花木兰》中木兰的所作所为完全颠覆了中国观众的认知,这样的情节改编很难得到中国观众情感上的认同。
与此同时,电影《花木兰》延续了1998年动画片中木兰所在的军队与柔然大军交锋时的神化情节——木兰以一人之力挽救了全军,用火炮击中最高的一处雪山,从而造成雪崩,致使柔然大军被淹没,从而扭转了战争局势。这一增加的故事情节完全超出了故事原型,因为《木兰诗》仅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3句讲述了木兰的军营生活。原诗基本上是写实性的,电影中增加的故事情节虽满足了部分观众的猎奇心理,但这已经超越了多数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这样的故事情节很难引起中国观众情感上的共鸣。此外,像电影中的女巫不时幻化为巨鹰或无数的小鹰的情节， 或是其变为丞相为柔然军队里应外合,以及多次出现却无实际象征意义的凤凰等,很大程度上都让观众无法理解。
由此可见,木兰替父从军的忠孝故事已全然被改编成木兰的个人冒险故事。原本富有趣味性、传奇性的民间故事被改编成为充满神秘色彩的个人冒险故事,这种对中国读者固有期待视野的忽视自然难以得到中国观众情感上的认同。
电影《花木兰》的败笔除了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上的不合理改编外背离了中国观众的期待视野,还表现在电影对美式价值观的强势输出。电影在中国市场受挫的深层原因在于电影所传达的价值观背离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从表面上看,电影似乎是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实则骨子里输出的则是美式价值观。
(一)从家国情怀到追求自我价值
1998年动画版本的《花木兰》借木兰之口说出：“我也许并不是为了爹爹,为了尽孝,我也许只是想证明自己有本事。我想当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会看到一个巾帼英雄。”从总体上看,动画版本的《花木兰》主要围绕着这句话展开。电影《花木兰》则将这一点更加突出。影片中重在刻画其“忠、勇、真、孝”这4个层面,其中,“真”即作用于其追寻个人价值的层面。与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开头即讲述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同的是,真人版电影从一开始就在为塑造旨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花木兰做铺垫。木兰从小就体现出的只能是男性才具有的“气”,以及经历了相亲失败后对父母的愧疚感,都在为木兰后续决意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实现自我价值做铺垫。也正因抱着如此信念,木兰才能在残酷的军队训练中始终坚持下来,在经历了重重魔鬼训练之后,逐渐成为军营中最强大的战士之一。木兰在与柔然可汗决斗胜利之际,便是其自我价值得以彰显之时。从而,木兰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但从中国语境出发,中国的花木兰是为了替父从军而迫不得已卷入战争,原因在于“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从仅有的诗句来看,体现不出任何有关木兰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更何况,数千年的旧中国传统并没有为女性培育追求自我价值的土壤。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宣扬忠孝伦理,即中国传统中素来重视的家国情怀。当这一故事进入西方视野,自然也就沦为其言说自我的工具。正如形象学所言：“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6]
中国木兰故事从宣扬家国情怀这一初衷演变为以西方素来注重对个人价值的追求这一转变,其背后体现的是中西方素来存在的价值观差异。
(二)从儒家伦理到现代女权意识
如果说动画片《花木兰》在一定程度上还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作为儒家伦理的女性观,那么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则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女性观。传统的女性观要求女性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尤其是四德作为评判一个女子是否能找到好夫婿,为父家光宗耀祖的重要依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在英美等国家大张旗鼓地展开,女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极大的提高。美国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阵地之一,其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追求达到空前的地步。《花木兰》的故事原型虽来自东方,却也不乏植入当代女性主义的空间。换言之,将传统的受制于儒家伦理制约下的女性形象摇身一变为当代女性意识复苏的新时代女性这一改编本身就带有巨大的轰动效应,乍看起来仿佛是电影《花木兰》的一大创新所在，然而,再从语境出发,再谈论文化差异本身,作为中国观众的我们定然是不能接受的。
尽管女权意识这一观念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它毕竟脱离了历史的传统的意识形态。木兰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而进入国际视野的,而在美式价值观的改变下木兰形象已完全变质了。
(三)从集体英雄到个人英雄
在《木兰诗》一诗中,木兰是忠孝的化身。为了替年迈的父亲出征,“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为了保卫国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忠孝二字贯穿始终。其次,除了歌颂其忠孝这一核心层面外,也着重宣扬中华民族素来注重的家国情怀。然而,纵观电影《花木兰》,其整个故事情节都是为了塑造花木兰这一英雄而服务的。无论是其最初展现的所谓的“气”,还是在军营中逐渐崭露头角,最终从柔然首领的刀下救出皇帝,从而拯救了全中国这一系列英勇行为,都旨在为我们呈现一个骁勇善战的英雄形象。再者,从叙事层面来看,通过众多配角的配合凸显主角的光环,通过一系列宏大场面来塑造英雄人物,从而把花木兰塑造成一个传奇式的超级英雄。二者在思想层面上又形成显著的差异。
综上,电影《花木兰》虽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表面上是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认可,实际上传达的则是西方的价值观,这种与中国观众固有的价值观相背离的价值观念自然会受到中国观众的抗拒,这是中国观众对电影《花木兰》没有好感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至于在生活经验中的科学的进步,最重要的时刻是‘期待的失望’”“这类似于一个盲人的经验,他只有碰到障碍,才体会到了它的存在。通过我们的假设,我们实际上接触了‘现实’,从现实中获得的实证经验纠正了我们的错误。”[2]20
花木兰改编热为何会盛行？完全从更现实的商业利益出发，结合动画片《花木兰》的成功,去寻求更大的商业价值,开拓广大的中国市场或许可算是改编背后的真正目的所在。但遗憾的是,由于以上各种原因的综合,迪士尼公司并未达到其目的。近年来,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中国文化,更应从电影《花木兰》的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作为展现中国文化的西方国家,也应考虑如何与中国观众的审美契合,才能更好地满足大众的期待视野。
(一)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影视传播媒介的重要性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传统的以文字媒介为主的感知世界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电影、电视、虚拟影像、网络视听等媒介在文化传播系统中正形成新的视觉符号。电视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到一个迅速崛起的视觉文化产业,视觉文化侵占了人类的生活空间,与人们长期使用的传统印刷媒介相比较而言,影视媒介以便利快捷的传播方式在文化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影视传播以其声画合一的画面、鲜活丰富的人物、易懂的故事情节等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声画并茂的影像不断把各种艺术欣赏呈现给观众。同时,文学改编是文本媒介与影视交互中出现最早、作品产量最多的表现形式。影视作品一直在丰富的文学资源中获得创作的灵感,文学作品通过影视传播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二者相互补充,有机融合。而且“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媒介不再是单一的艺术文化传播工具,往往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文化政治的话语实践,成为树立国家形象、传播民族文化的有效手段”[7]。因而影视传播媒介在中西文化交流互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木兰诗》从作为文字文本的乐府民歌,经过影视化的改编,逐渐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作为媒介的影视传播功不可没。从而也再次证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影视传播媒介的重要性。
(二)文化输出交流中对他国观众期待视野的尊重
花木兰故事流传至今,也曾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出现在国内荧幕上,但鲜有一部能够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究其原因,在于在改编与创作时并没有很好地做到尊重原著。综观国内改编的花木兰影视剧,大都把故事的核心要素转移到花木兰的个人问题上,即爱情这一老生常谈的层面,终不免落入俗套。迪士尼公司两度改编与创作的《花木兰》,也为木兰添加上爱情的元素。动画版本的木兰与上司李翔在大获全胜后逐渐情投意合,真人版电影与同样身为战士的陈洪辉在日常训练中暗生情愫。于是,当观众先前还在为木兰一系列英勇行为所折服时,结尾话锋一转,掉入了影视剧亘古不变的俗套爱情的陷阱。观众的期待视野也因而受到重创。真人版电影不仅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上存在问题,在对中国的历史书写时也犯下了不应犯的错误。如出生在南北朝的木兰,家却住在明清时期才出现的福建土楼。这一情景颇让中国观众贻笑大方。出现了同行12年,不知木兰是福建人的调侃。中华民族素来是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因而当迪士尼在错误书写中国历史时,遭到中国观众的吐槽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严重背离了中国观众对木兰故事的“前理解”。
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在思想、科技等如此发达的21世纪的今天,高度融入了女性意识、个人价值等完全超前于中国北朝时期的思想,利用现代科技的成熟为本来就具有一定传奇性的民间故事增添了神话色彩。这一出奇的改编看似符合当前的审美理念,迎合了现今观众的期待视野。然而,木兰故事本身的忠孝内涵却被遮掩了。更应注意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新思想的背后,变成了西方国家言说自我,否定他者的工具。这一创新极大地破坏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家国情怀,导致真人版电影惨遭滑铁卢。因此，在文化输出交流中对他国观众期待视野的尊重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寻求中西交流中的平衡点
优秀的作品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在于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也即是说,人们的审美经验在这部作品中形成了一个交汇点,从而把不同人的情感聚焦在这部作品中,由此而获得观众的认同。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为何在西方国家普遍获得认可,正因其符合西方人的审美经验,无论是其对个人价值的追求,还是凸显女性意识,都是在西方人认知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与创新的。而电影《花木兰》在中国的惨淡遭遇,从根本上来说,还未达到与中国观众的审美经验相契合,这与中西价值观的差异密不可分。
真人版电影《花木兰》虽然改编自中国民间故事,体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魅力的认可,但电影通过故事情节的增加、人物形象的全新塑造,借此来达到输出美式价值观的目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借用他国文化元素弥补自身类型影片审美泛化的弊端无可厚非,但意图以奇观体验刺激票房市场的制片模式在中国民间传奇类故事IP的改造上显得无力[8]。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走向世界,作为异域文化的中国,在文化因子迥然不同的他国文化中对他国观众来说是一次文化上的奇遇。与此同时,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观众必然也对他国文化对自身文化的解读充满巨大的期待。在东西方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文化过滤与误读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差异存在的前提下做到二者兼顾,既尊重各国文化差异又能更好地满足大众的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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