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洁，王长建，汪 菲，陈 静，廖开怀，罗 皓，卢敏仪
(1.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广东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 510070；
2.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广东广州 511458；
3.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广州 510090；
4.广州新华学院资源与城乡规划学院，广东广州 510520）
全球碳排放依然处于增长趋势，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最为显著，地球气候系统正在接近不可逆转的转折点，大幅降低CO2排放已成当务之急[1]。城市是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全球城市区域仅占地球陆地的3%左右，却生产了全球75%以上的生产总值，排放了全球70%以上的温室气体。作为当前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中国大约85%以上的碳排放来自城市[2]，城市成为控制CO2排放的关键区域。近年来，中国关于城市尺度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越来越多，并且较多地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3]，因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助推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迅速攀升。2008年之前，香港的生产总值远超内地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内地城市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快，二者差距逐渐缩小，并于2008年之后内地城市逐渐超过香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香港的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内地城市。因此，当前香港的能源利用效率优于大部分的内地城市。作为中国高度发达的城市之一，香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开展积极行动。在《香港气候变化蓝图2030+》中提出2030年碳强度从2005年的水平下降65%～70%的目标，香港201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23.73%，2018年则比2005年下降了37.33%。目前，香港的碳排放强度水平与其2030年目标还有较大距离。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新的发展目标对于香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提出更高要求。2020年1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中宣布，努力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与国家层面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相比提前了10年，香港实现碳中和的进程将会更加紧迫。
香港正在处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时期，如何推进碳减排，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与碳中和的愿景目标是香港目前重要的研究命题之一。Leung 等[4]针对香港1988—1998年温室气体排放的实证研究发现，香港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煤炭，并且在1993年达到阶段性峰值。To[5]核算香港2007—2012年物流业温室气体排放，揭示航运碳排放远超陆运碳排放。To 等[6]进一步使用全生命周期方法解析香港2002—2015年电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揭示其主要来源于煤炭和天然气，电力系统中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占比较低。Zhou 等[7]依据清单分析法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及其周边地区的CO2排放清单，研究发现广州、韶关、香港是前三大排放城市，澳门、深圳、香港是碳排放强度最低的3 个城市。To 等[8]探索香港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结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显著作用于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Huang 等[9]使用EEBT 和STIRPAT 方法研究1990—2015年香港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香港是一个CO2净进口地区，且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对碳排放影响显著。Dou 等[10]对2000—2015年香港碳足迹进行研究，发现由本地能源消费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变化趋势保持稳定且略有下降，间接碳排放占比较大。香港目前正处于低碳发展的窗口期，如何促使能源消费及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进一步脱钩亟待开展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其历史因素回顾，以香港1983—2018年的CO2排放为研究对象，探讨香港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一方面有助于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内地城市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2.1 数据来源
根据Chung 等[11]、Harris 等[12]的研究，香港碳排放使用国际数据库或者研究报告的居多，存在一定的数据差异性。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的《香港统计年刊》和《香港能源统计年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电工程署的《香港能源最终用途数据》，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的相关研究报告。1983—2018年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香港能源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总量数据包含煤炭、航空汽油与煤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石油气、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外购电力，单位为百万吨油当量。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数据来源于《香港统计年刊》。另外，BP 的能源消费总量（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html）、World Bank的WDI 数据库（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的人口规模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作为对比，人口规模单位为人，经济总量数据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进行换算，单位为千美元。
2.2 研究方法
2.2.1 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核算
如Wang 等[13]、Wiedmann 等[14]认为，城市尺度碳排放总量核算的关键问题在于城市边界与核算范围的确定：第一种核算体系是城市边界内的直接碳排放总量；
第二种核算体系是城市边界外的外购能源、电力、热力等产生直接碳排放；
第三种核算体系是城市消费商品、服务等间接碳排放（隐含碳）。本文所计算的碳排放量是第一种核算体系的直接排放，并借助IPCC 提供的清单分析法及相关的碳排放系数进行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表示能源种类，C为CO2排放总量；
Ei为能源i的消费量；
NCVi为能源i的燃料净热值，即能源燃烧每物理单位产生的热值；
CCi为能源i的碳含量，即能源i产生的每净热值的CO2排放量，Oi表示能源i的燃烧氧化率；
44/12 为CO2与碳的分子量比。
2.2.2 扩展的Kaya 恒等式
依据Kaya 恒等式将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人口规模，人均生产总值，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15]，表达公式如下：
式中，P表示人口规模，G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E表示能源消费，G/P 表示人均GDP，E/G表示能源消费强度，C/E表示能源消费碳强度。
借鉴 Wang 等[16]、王长建等[17]的做法，将Kaya 恒等式进行扩展，表达公式如下：
式中，FEi为化石能源i的消费量；
p=P，为人口规模；
g=G/P，为人均GDP；
e=E/G，为能源消费强度；
s=FE/E，为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f=C/FE，为化石能源碳排放系数。目前能源消费结构不断趋于多元化，经典的Kaya 恒等式仅仅考虑到能源消费总量对碳排放的影响，而忽略了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及外购能源的替代作用[16]。因此将Kaya 恒等式进行扩展，研究能源替代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更加多元化地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2.2.3 基于Kaya 恒等式的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厘清CO2排放的影响因素是控制CO2排放的关键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Waggoner 等[18]使用IPAT 模型、王长建等[19]使用STIRPAT 模型、王长建等[20-21]使用SDA 模型等方法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众多的分解模型中，LMDI 方法因其分解无残差和有效地解决“0”值问题[22]，被广泛应用于碳排放的分解研究。本文基于扩展的Kaya 恒等式构建LMDI 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从0年到t年的产生碳排放量的差值为由5 部分组成：人口规模效应经济产出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能源替代效应
3.1 能源消费总量及能源消费结构
对于香港本地能源消费总量的精准核算，要特别注重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城市功能。以国际数据库为例，见图1，1983—2018年，香港能源消费总量从8.15 Mtoe 增长到31.10 Mtoe。本文所核算的香港本地能源消费总量与已有数据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油产品消费总量的核算，即油产品销售量与油产品消费量的区别。通过对《香港能源统计年鉴》和《香港能源最终用途数据》的核实，航空汽油与煤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的香港本港销售与香港本港消费存在显著差异，航空汽油与煤油的本港消费占其总销售的比重由1983年的0.80%波动增长到2008年的18.12%，然后逐步降至2018年的不足0.1%。汽油的本港消费占其总销售的比重由1983年的89.04%波动增长至2018年的97.39%。煤油的本港消费占其总销售的比重平均在90%以上。柴油的本港消费占其总销售的比重由1983年的88.71%波动下降至2018年的42.59%。燃料油的本港消费占其总销售的比重由1983年的56.97%逐步下降至2018年的0%。
图1 1983—2018年香港能源消费总量及能源消费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系统核算本港能源消费总量，1983—2018年，香港能源消费总量从6.13 Mtoe 增长到14.01 Mtoe。1983—1993年，能源消费总量从1983年的6.13 Mtoe 增长到1993年的12.25 Mtoe，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速度为7.16%。1993—1997年能源消费总量微降，由12.25 Mtoe 下降到1997年的11.49 Mtoe，主要是煤炭消费总量的下降，其原因在于自1993年香港开始使用来自中国内地的外购电力。1997—1999年，香港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主要是柴油价格的持续降低刺激柴油消费的快速增长。1999—2007年，能源消费总量呈现波动缓慢下降趋势，煤炭消费总量仍处于增长趋势，但是，柴油价格由1999年的低点攀升至2007年的高点，柴油消费总量快速下降。2007—2009年，煤炭消费总量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呈现较快下降趋势。2009—2014年，这一时期能源消费总量保持稳定且略有增长，2014年增长至14.31 Mtoe，年均增长速度为1.05%。2014—2018年，香港的能源消费总量保持稳定且缓慢下降，由2014年的14.31 Mtoe减少至2018年的14.01 Mtoe，这一时期能源消费年均增长速度为-0.53%。
由图1 可知，香港本地的能源消费主要以煤炭和柴油为主，煤炭消费比重由1983年的37.85%增长到1993年的61.55%后波动下降到2018年的46.01%。油产品消费比重由1983年的62.15%波动下降到1998年的46.25%，再由1999年的53.02%持续下降到2018年的27.58%。石油消费量受到油价变化的影响较大，以柴油为例，见图2，香港柴油消费量与柴油价格变动趋势相反，柴油消费量随着柴油价格的增长而减少，随着价格降低而增加。天然气和外购电力消费比重处于持续增长趋势，分别由1995年的0.23%增长到2018年的18.52%、由1993年的0.31%增长到2018年的7.73%。1995年能源消费中引入天然气的使用，代替部分煤炭发电，1995—1999年间煤炭使用量下降。1996年香港建设首台燃气发电机组，之后天然气消费占比平均为17%。香港从1993年开始增加进口电力使用，位于大亚湾的广东核电站于1993年开始投产，1993年及以后的能源消费包括由内地进口的电力，见图3。2014年后本地发电厂发电量逐渐减少，由内地进口电力增多，煤炭使用也随之减少。从2006年开始，风力发电进入本地能源供应系统。
图2 1983—2018年香港柴油价格与消费量演变趋势
图3 1983—2018年香港本地电力生产、电力消费及电力进口
3.2 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结构
由于本文核算的是香港城市范围内的直接排放，航空客货运输碳排放及国际远洋运输碳排放，不计入香港CO2排放总量。由图4 可知，香港能源消费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消费，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比重较大，最高为1991年的71.40%。1983—2018年间香港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经历了先快速增长后趋于稳定的过程，从1983年的21.16 百万t 增长到2018年的43.33 百万t，增长了2.05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07%。1983—1993年碳排放量增长较快，从1983年的21.16 百万t 增长到1993年的44.25 百万t，年均增长速度为7.65%。1993—1997年香港碳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煤炭本地消费量的减少，碳排放量减少至1997年的34.68 百万t，这一时期碳排放年均增长速度为-5.91%。1997—1999年间由于本地能源消费量的快速增加，导致碳排放增长较快，这一时期碳排放年均增长速度为15.38%。1999—2007年香港碳排放量较为稳定，年均增长速度为0.18%。2007—2009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年均增长速度为-3.96%。2009—2014年，香港的碳排放量增长缓慢，从2009年的43.20 百万t 增长到2014年的46.72 百万t，这一时期碳排放年均增长速度为1.58%。2014—2018年间，由于本地煤炭使用量减少，香港能源消费碳排放逐渐减少，这一时期碳排放年均增长速度为-1.87%。总体上，香港出现过1993年、1999年、2007年和2014年4 次阶段性峰值，2007年和2014年香港碳排放总量是近阶段两次次峰值的最大值，但是否意味着2007年就是香港的碳排放峰值，未来仍需继续推进减排行动。
图4 香港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结构
3.3 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
通过LDMI 分解模型，逐年解析了香港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定量分析了1983—2018年的人口规模效应、经济产出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替代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在各个年份之间的贡献作用。
依据1983年以来的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特征、碳排放量演变特征，结合一定的历史背景，将香港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划分为7个演变阶段，见表1。
表1 香港能源消费碳排放阶段划分及划分标准
由图5 可知，香港碳排放经历了先快速上升后逐渐趋于稳定的过程。在分解后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总体上对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香港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经济波动性大，在不同阶段，其贡献程度不同。除第三和第五阶段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表现为负效应外，其他阶段经济增长均对碳排放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后两个阶段，随着经济发展的减缓，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增排作用逐渐减缓。35年来，经济产出效应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44.29百万t，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贡献率为199.86%。人口规模效应的增排作用仅次于经济产出效应，贡献率为58.38%。能源消费强度、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替代效应对香港的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香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30.03 百万t，较大地抵消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发展相关联，各个阶段波动较大，在第一、第三阶段表现为正效应，第三阶段的增排作用最强，主要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其生产总值呈现负增长，而能源本地消费量迅速增加。能源消费强度在其余5 个阶段均表现为负效应，由于1999年后香港能源消费总量逐渐稳定，能源消费强度总体上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能源结构效应对香港碳排放表现为微弱的负效应，第二阶段由于从内地引进核电，香港从内地进口电力不断增多，起到较大的减排作用。能源替代效应总体上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它在各个阶段的作用程度受到煤炭消费量变化的影响，由于香港煤炭主要用于发电，1993年从内地引进核电与天然气进行发电，使得第二阶段煤炭消费大幅下降，第二阶段能源替代效应的减排作用最大，第一、第四、第六阶段均由于煤炭消费量上升，能源替代效应起到增排作用，第二、第三、第五、第七阶段煤炭消费量有所下降，起到减排作用，能源替代效应总体上表现为较弱的负效应，减少了1.49 百万t 的碳排放。
图5 1983—2018年香港碳排放分阶段因素分解分析
第一阶段香港经济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6.73%，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呈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65%、6.59%。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香港社会电力需求不断攀升，面对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局面，香港的电力供应问题逐渐暴露。同时，受中东油价上涨的影响，仅仅依赖于石油发电的电力供应格局将难以持续。为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性，1982年，香港开始调整能源结构，采用成本低、供应稳定的燃煤发电。因此，煤炭消费大幅度提高，并在1993年达到顶峰。在这一阶段，在各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香港的碳排放增长较快。经济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香港生产总值增长了1.91 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74 倍，经济产出效应引起的碳排放量增量为17.23 百万t，贡献率达74.66%；
人口规模、能源消费强度与能源替代性均对香港碳排放增长产生较小的促进作用，分别引起3.22、1.65和1.12百万t 的碳排放增量，贡献率分别为13.94%、7.16%、4.83%。这一时期由于香港的本地能源消费主要化石能源为主，因此能源结构效应的作用较小，减少了0.14 百万t 的碳排放，减排贡献率为0.59%。
第二阶段内，香港中电与广东省签订协议，成立广东核电合资公司，1993年大亚湾核电站建成，1994年投入运行，生产的70%电力输往香港，约占香港社会用电总量的1/4，煤炭进口及使用急剧下降。同时引入天然气发电，煤炭进口量进一步下降。由于大亚湾核电站的运行发电，煤炭进口急剧下降，在1996年采用天然气发电后，煤炭进口量进一步下降这一时期香港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及千美元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均大幅下降，年均下降速度分别为5.91%、8.12%、9.90%。这一时期，碳排放明显下降。由于能源消费总量的大幅减少，能源消费强度是这一时期抑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减少了9.30 百万t 的碳排放；
香港于1993年开始从内地进口核电，1995年引入天然气发电，替代了一部分煤炭发电，煤炭消费量大幅减少，能源替代效应与能源结构效应均表现为较强的负效应，分别减少了4.51 和2.38 百万t 的碳排放；
人口规模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3.63 百万t，贡献率达37.99%，这一时期，香港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4.43%，与第一阶段相比增长速度减缓，因此相较于第一阶段，经济产出效应对碳排放增长的作用程度减弱，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2.99 百万t，贡献率为31.25%。
第三阶段 ，这一时期，回归后的香港恰逢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经济衰退，地区生产总值年均下降速度为1.78%，但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碳排放、千美元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及人均碳排放均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5.38%、17.47%、14.35%。这一时期，香港碳排放呈现较快增长的趋势。经济产出效应是这一时期减排的最主要影响因子；
同时，用于本地使用的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能源消费强度是影响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引起了13.22百万吨碳排放；
人口规模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表现为较小的增排作用，分别引起的碳排放量增长为0.75和0.16 百万t；
由于进口电力增长较少，天然气使用减少，本地化石能源消费增长快速，能源替代效应的减排作用较小。
第四阶段为金融风暴之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央经济逐渐恢复的带动下，香港各行业逐渐走出低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动了香港转口贸易、金融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同时，2003年开始，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并且实施“个人游”计划，香港的金融业与旅游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5.28%。而碳排放增长缓慢，年均增长速度为0.18%，千美元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及人均碳排放均呈现下降趋势，年均下降速度分别为4.84%、0.39%。这一时间段内，香港的碳排放量较为稳定，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经济增长是影响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经济产出效应总体上产生了较强的增排作用，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16.46 百万t；
人口规模效应表现为正效应，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2.04 百万t；
由于煤炭消费量的增长，能源替代效应也表现为较强的正效应，引起的碳排放增长为3.35百万t；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本地能源消费总量有所下降，能源消费强度产生较强的减排作用，减少了20.87 百万t 碳排放；
由于从中国大陆的进口电力有所增长，能源结构效应表现为较小的负效应。
第五阶段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香港生产总值年均下降0.19%，碳排放、千美元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大幅度下降，年均增速分别为3.96%、3.77%、4.35%。这一时期香港碳排放小幅度下降，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大，2008年经济产出效应影响较小，2009年表现为负效应，经济增长抑制了0.50 百万t 的碳排放；
人口规模效应表现为较小的正效应，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0.37 百万t；
这一时期煤炭消费量有所减少，能源替代效应起到微弱的减排作用，减少了0.04 百万吨的碳排放；
由于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均有所下降，能源消费强度起到较强的减排作用，减少了3.05 百万t 碳排放；
能源结构效应表现为较小的负效应，减少了0.41百万t 碳排放。
第六阶段香港在保持自由经济的原则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经济增长逐渐恢复。碳排放在2014年到达阶段性高峰。碳排放、人均碳排放有所增长，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58%、0.85%，千美元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下降，年均下降速度为2.15%。这一时期香港碳排放出现小幅度增长，由于经济增长有所减缓，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较慢，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唯一因素；
经济增长仍然是其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但相较于上一阶段其作用程度减弱，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6.60 百万t；
人口规模起到较小的增排作用，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1.60 百万t；
由于这一时期天然气消费与进口电力均有所减少，煤炭消费量上升，能源替代效应与能源结构效应表现为较小的正效应，分别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0.91 和0.28 百万t，贡献率分别为25.82%和8.04%。
第七阶段，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内地经济快速发展，香港经济发展缺乏新动能，金融业规模的增速逐渐放缓，全球贸易中心的竞争力与地位正不断被消解。这一时期，香港的生产总值与过去相比增长减缓，年均增长速度为2.80%，碳排放、千美元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均呈现下降趋势。这一时期香港从内地进口电力的不断增长，能源结构效应表现为负效应，减少了0.74 百万t 的碳排放；
电力的进口也使得用于发电的煤炭消费量开始下降，能源替代效应产生较强的减排作用，减少了1.67 百万t 的碳排放，贡献率为-49.39%；
能源消费强度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减缓，本地能源消费量减少；
经济增长仍是这一时期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相比于前两个阶段，其影响作用大幅下降，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3.51百万t；
人口规模效应表现为较小的正效应，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1.32 百万t。
4.1 结论
香港的能源消费总量总体上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从1983年到2018年的35年间增长了2.28 倍；
香港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波动上升之后保持稳定并产生下降趋势，从1983—2018年间增长了2.05 倍。煤炭消费是香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煤炭与石油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占总量的90%左右。
本文利用Kaya 恒等式和LMDI 因素分解模型，量化分析了1983—2018年等因素对香港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经济增长是香港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贡献程度不同，由于香港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波动性大，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减缓，经济产出效应的影响也逐渐减弱；
人口规模效应是仅次于经济产出效应的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在各个阶段对香港碳排放增长产生的影响较为稳定。
（2）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香港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较大地抵消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发展相关联，各个阶段波动较大，其在第一、第三阶段表现为正效应，且在第三阶段的增排作用最强，主要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呈现负增长，而能源消费量迅速增加。其余5 个阶段均表现为负效应，第四阶段的减排作用最大，由于1999年后本地消费的能源总量趋于稳定，后4 个阶段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
（3）能源结构效应对香港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各个阶段其影响作用有所变化，且影响程度较小，主要原因是香港清洁能源使用变化幅度较小。香港于第二阶段开始从内地引进核电，能源结构效应的减排作用较大；
相对于第六阶段，第七阶段的减排作用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香港从内地进口核电不断增多。
（4）能源替代效应总体上起到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作用，它在不同时期的作用程度受到煤炭消费量变化的影响。第一、第四、第六阶段均由于煤炭消费量上升，能源替代效应起到增排作用，第二、第三、第五、第七阶段煤炭消费量有所下降，起到减排作用，能源替代效应总体上表现为较弱的负效应。
4.2 讨论
在过去的35年间，香港能源消费的增长以及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能源结构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香港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变化。香港如何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新的发展格局中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重要的发展命题。现阶段，香港的能源替代效应与能源结构效应对于香港的减排作用还较小，进一步提升这两个因子的减排作用是香港未来的努力方向。香港的能源消费结构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并且受到能源价格变化的影响较大，因此应做好应对价格变化的应急防控，减少由于价格变化引起的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由于香港的煤炭消费大量用于发电，应积极引入更多清洁能源发电，考虑未来加大从大亚湾核电站进口的电力，并且增加天然气发电，替代煤炭的消费，优化香港的能源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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