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长秋，周 霞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共产党宣言》又译作“共产主义者宣言”（后者译得更准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1848 年2 月写于布鲁塞尔，并以德文在伦敦第一次发表。“共产主义者宣言”之所以被译成《共产党宣言》，来自日语，1904 年11 月13 日出现在日本的《平民新闻》上。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共产党”之类的组织，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所属支部的称谓。《共产党宣言》这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何时译入中国？清末民初就有某些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其“片段内容”传入我国。此后，北京大学学习德文的学生也投入了对《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翻译工作。五四运动以后，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工作，陈望道由英文版和日文版对照翻译，1920 年8 月在上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主持的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将它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之第一种推出，使更多中国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总而言之，包括陈望道在内以及此前中国知识界一些先行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笔者拟对陈望道之前早期中国学者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活动，进行简要介绍和阐释。
自从1848 年《共产党宣言》问世，马克思的名字及其著作从西欧传到全世界。究竟何时传入中国？据查证，可上溯至1898 年由胡贻谷翻译、上海广学会出版《泰西民法志》（即英国人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中文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1]。也有人认为最早在1899 年2 月至5 月，上海《万国公报》第121 期至124 期连载了李提摩太从英文翻译为中文的《大同学》（即英国人颉德著《社会的进化》），介绍“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论》者也”，还称赞马克思（译为马客偲）为“百工领袖”[2]。然而，以上译者均系英国传教士，论及中国人译介社会主义著作，由留日学生实现了“首传真”。他们陆续传回了一些新名词和翻译作品，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介绍社会主义的热潮。
迄今为止，已发现《共产党宣言》23 个中文单行本。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大陆有9种，之后大陆也有8 种，此外香港、台湾还有6 种译本。当年，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传播，犹如曙光初现。留日学生相继译出《世界六大问题》《社会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近世社会主义》等30 多种书籍，半数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其中，赵必振在这方面翻译的作品，时间最早、数量居多，影响也大。赵必振1873 年4 月18 日生于广东南海，他23 岁随母还乡。他到长沙求学，在湘水校经堂（今湖南第一师范）、时务学堂（今湖南大学）与熊希龄、蔡锷、何来保等同校，受业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深受维新思想影响。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赵必振、何来保在常德响应唐才常发动的汉口“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亡命日本。赵必振在横滨参与梁启超主笔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协助做校对等编务工作，业余时间发奋学习日文，并旁听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的演讲。1902 年因国内推行“新政”而放松党禁，赵必振携带了一些日本版研究社会主义的书籍回国，在上海以三年时间努力译书。现已搜集到他从日文版翻译的书籍达28 本之多，其中与《共产党宣言》直接相关的是《近世社会主义》。1903 年2 月，赵必振受谢无量的委托，翻译了日人福井准造1902 年著的《近世社会主义》，在广智书局出版[3]。广智书局设上海英租界大马路同乐里，由香港商人冯镜如于1902 年开办，是一个以发行政治历史类译著为主的改良派民营出版机构，受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遥控运作。
《近世社会主义》中文版分为上下两册，正文四编，约17 万字。不仅介绍了欧美各国社会党的现状及部分社会主义学者的生平和著述，而且附录了126 个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关的书目。该书向中国读者叙说了马克思的生平和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等历史事件，也诠释了《资本论》《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写作过程，还重点阐述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该书既有客观陈述，也有主观评价，称颂马克思为“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乃“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4]。赵必振独具慧眼，评论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人类进步必然之势”，并预言“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
对于《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该书有4 处地方涉及。尤其是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结尾处写的经典语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最后，响亮地喊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以上脍炙人口的名言，现在许多人耳熟能详。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译文，与早期译本有较大差异，包括赵必振1903 年的节译和陈望道1920 年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内。尽管如此，这些译作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仍有重要历史地位。
赵必振1903 年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其中4 处地方转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由于该书是中国首次译介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著作，加上是从日文版转译的，他翻译成中文所表达的意思不够精确，有些名词比较费解。例如，“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为劳动者吐万丈之气焰。”他甚至把书名《共产党宣言》译成《共产主义宣言》——此应为中文最早出现的“共产主义”一词。对结尾那段文字，他译为：“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6]。尽管如此，今天我国学界已取得共识：赵必振是中国译介社会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过去人们对赵必振比较陌生，学界一直认为，由中国人撰文介绍马克思，最早出自梁启超之手。梁启超1902 年10 月在日本横滨编印《新民丛报》第18 号，著文称马克思为“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其实，赵必振1902 年8 月已在上海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这部译著，不仅比梁启超要早，甚至比列宁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也早14 年。另外，马君武1903 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第12 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的文章，列举了一批马克思写的论著，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并称：“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无论梁启超还是马君武，对马克思主义都只有只言片语的介绍，他们这几篇文章确实没有赵必振的28 本译著那么有分量。可是，他们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不约而同地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都值得景仰。
这里，尚需要提到另外一个常德人罗大维。他与赵必振一道在常德参加了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流亡日本。期间他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翻译了另一部日文版著作《社会主义》[7]，也于1903 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是一本5万字的小册子，译文共有10 章）。他于辛亥革命之后担任过湖南省内务司副司长，还抚养了烈士何来保的后代。可见，罗大维与同乡赵必振一道成为最早译介社会主义著作的常德“双子星”。此外，属于今常德市管辖的桃源县人宋教仁是孙中山的挚友，被誉为“中国宪法之父”，也于1906 年在日本翻译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发表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5 号上。他不但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内容，而且介绍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简史。不过，以上常德人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都是从日文版其他著作中转译的。
由上可知，无论赵必振，还是罗大维与宋教仁，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译介社会主义新书的活动，形成了一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社会思潮。其势如同打开了闸门的潮水，顺它的昌，逆它的亡，浩浩荡荡。他们的译介活动一发而不可收拾，启迪后继者陆续加入。那些振聋发聩的见解，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如前所述，作为翻译家和国外社会主义著作在中国的最初传播者，赵必振起了“首传真”的作用。1902 年他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比列宁1916 年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早14 年；
而他1903 年翻译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不仅比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早16 年，而且比陈望道1920 年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早17 年，这些书籍给沉睡的中国第一抹曙光。可是，赵必振并没有直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原文，只是转译了日本作者的部分内容。从目前发掘的史料看，最早直接翻译而且比较系统地介绍《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除了陈望道之外，还有两个广东人——朱执信和孙中山、两个江苏人——刘师培与何震。
朱执信祖籍在浙江省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出生在广东番禺。他先后就读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和东京的日本法政大学，在日本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1905 年8 月，他在东京协助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并担任驻会的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参与了《民报》《建设》等报刊的编辑工作，成为著名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广为人知的思想家和宣传家。朱执信在语言能力方面有天赋，到日本一年多就能听课和笔译日文，英文也能翻译作品，学习俄文半年亦能与俄国人通信。归国以后，他投身广州起义和“二次革命”。1920 年9 月21 日，他到东莞县虎门镇策动要塞驻军起义而被桂系军阀杀害。
朱执信在日本读过幸德秋水翻译的《共产主义者宣言》（即《共产党宣言》，与堺利彦合译）以及所著《社会主义神髓》，受其影响，于1905 年11 月26 日在《民报》第2 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革命活动，同时刊登了由日文转译为中文的《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作为所发表“小传”的佐证。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相比，梁启超只是介绍了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并没有用多少篇幅介绍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不仅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还评价“马尔克（马克思）之事功，此役为最”[8]12。这里，此“事功”指组织了第一国际，“此役”指巴黎公社起义，皆为同盟会员所称颂甚至仿效的历史事件。除此之外，朱执信还将《资本论》的某些片段翻译出来，刊登在《民报》上。
1906 年孙中山写《民报》发刊词表达的三民主义，其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另一个译名。1912 年10 月10 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演说，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同年他发表了《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文中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8]12。孙中山对马克思的评价，来自《民报》上朱执信的译文。可见，这一对战友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称赞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多少有些“神驰”，甚至想带领同盟会加入“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见1915 年11月10 日孙中山《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函》，该信函原载1967 年于巴黎出版的若·奥普特、马·雷贝里乌合编的《第二国际与东方》）。
译介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社会主义著作的中国学者，还有两个江苏人——刘师培与何震，他们是一对夫妻。尽管他们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做了一些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历史对其不应埋没。刘师培1884 年出生在江苏仪征，1902 年中举，1904 年参加会试，科举不第出洋。他结识了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人，并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影响，1907 年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鼓吹女权主义，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和实现人权平等。刘师培原本是一个“书呆子”，经过“交际花”妻子联系，于1908 年被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收买，任学部谘议官；
不久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
又由阎锡山推荐加入筹安会，任上大夫，拥护袁世凯称帝。他政治上不守节，做学问却有成就。作为蜚声海外的国学大师，先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议和北京大学教授，期间与辜鸿铭结盟反对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1919 年刘师培因肺结核在北京病逝，年仅35 岁。遗著甚丰，主要有《左盦集》8 卷及《外集》20 卷和诗词5 卷，其中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首屈一指之巨著”。
何震1886 年生于江苏扬州的书香世家，18 岁嫁与刘师培，仰仗其才一道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笃信无政府主义，提倡女性解放，还极力鼓吹暗杀清朝大臣的活动。她擅长写诗作画，熟悉历史知识，亦是辛亥革命时期有名的才女。她还学习了物理、化学之类的课程，能够自己制作暗杀炸弹。她社会交际广泛，竟带着丈夫背叛同盟会。何震33 岁时，因刘师培病死，自己殉情发疯而不知所终。
刘师培与何震结识后，一起在东京创办《天义》旬刊（实为半月刊）。该刊1907 年6 月首次刊登了马克思的肖像，就是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封面上那张马克思像，从而使中国人能够目睹“大胡子马克思”的真容。该刊还首次刊登了刘师培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虽然不是全译本，也将整个章节向读者呈现。1907 年10 月，《天义》第8-10 卷刊登新书预告，推荐的第一部书就是《共产党宣言》。此后未见该书，可能没有出版，否则人们不会公认陈望道的本子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刘师培还在《新世界》杂志上刊登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仍是一个节译本，只翻译了第1、2 节和第3 节的一部分，译者还增加了自己发挥的内容。上述译作说明，刘师培、何震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懂得其真谛，只是赶时髦的应景之作。如学者谈敏指出的：他们“打着恩格斯名著的旗号，与恩格斯的论述混淆在一起，来推销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私货”[9]。因此在北大任教期间，刘师培就屡与陈独秀的《新青年》唱对台戏。
从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等人到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辈，他们如此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活动，既是为了追赶时代潮流，也是为了寻找“救世良方”。他们抛开个人的功利要求，接受西方的新思想，也情不自禁地翻译了一些与社会主义相关的论著，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动。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比较准确的翻译工作，是五四时期由北京、上海等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共产党人完成的。在中共一大之前，早期共产党人罗章龙和李梅羹在北京大学德语系求学，由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交给他们一批“学习资料”，于是他们直接从德文版翻译而不是从其他文本转译《共产党宣言》。此项工作比陈望道在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还早半年。学术界有人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920 年10 月[10]。不然陈望道的本子公开出版了，比北京学生的油印本影响更大，对促进建党的作用更强。罗章龙、李梅羹是同乡同学，都是湖南浏阳人，一起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他们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或“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书斋”的音译）相继翻译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创建。
罗章龙于1896 年11 月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沿溪镇榴花村“义和隆”商铺，在长沙长郡中学求学期间，于1918 年4 月14 日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成立新民学会，视为“湖南建党的先声”。1920 年10 月，他在北大读书期间随李大钊参加北京早期共产党的活动，并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先后参与领导了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和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是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李梅羹1901 年11 月26 日生于浏阳县东乡（今浏阳市官渡镇松江村）一个私师家庭。他家距罗章龙家只有5 公里，在长沙和北京均与罗章龙同学，1920 年一道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党早期组织。1925 年初，李梅羹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担任过中共六大会务工作德文翻译组的组长；
1928 年回上海驻中共中央机关，由于他通晓德、俄等文字，担任了中央宣传部翻译室主任，编辑《共产国际通讯》。
罗章龙、李梅羹等人翻译《共产党宣言》比陈望道的时间略早，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期。1918 年夏，罗章龙、李梅羹、罗汉、宋天放等同班同学从长沙名校——长郡中学毕业，李梅羹初入北京医专，罗汉初入北京法专，后均转入罗章龙、宋天放所在的北大。他们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早期党员，可谓志同道合。当然，革命需要领路人，他们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李大钊的指引分不开，思想才能够与时俱进。在北大期间，这几个浏阳籍学友与邓中夏、张国焘、吴汝铭、杨人杞等30 余人于1919 年秋共组进步团体——曦园（今北大校园内“曦园”犹存），议定半工半读、自食其力，互助互济、共为诤友，凡事亲历、轮流承担，并租赁东黄城根街达教胡同2号开展工读互助活动，过着简朴而平等的生活。他们在北大图书馆借出一些涉及马克思学说或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部分书籍由北大俄籍教授柏列韦捐献），作为“亢慕义斋”的“学习资料”。
1920 年3 月31 日，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高君宇、何孟雄、刘仁静、杨人杞、李骏、黄日葵、吴汝铭、李梅羹、宋天放等19 个同学，在北大图书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1]。图书馆坐落在当年的北京大学第一院“红楼”（占地面积约1 万平方米），位于今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研究会开始是秘密团体，由于大家学习和研究的中文书籍不够，李大钊组织懂外文的同学致力于翻译国外重要文献的工作。会员们自动捐集了120 多元（李大钊个人出资超过一半），购买了几十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有部分外文原版书籍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与北大师生座谈以后，承诺大家请求寄来的。经过了一年半时间，研究会终获校长蔡元培批准，在校刊上登报公开活动并招募新成员。截止1922 年，研究会发展到152 名会员，其中三分之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按语种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小组，大家在课余时间分头进行译书工作。罗章龙、李梅羹、宋天放、王有德、商章孙等是德文翻译组的成员，不但译过《马克思传》《震撼世界十日记》等介绍马克思生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译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第一卷）等经典著作。罗章龙回忆译书的情况写道：“我还记得，《共产党宣言》很难翻译，译出的文字不易传神，所以当时翻译的进度很慢。如《宣言》的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就议论起来，说幽灵这两个字不太好，但又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词句”[13]。译文整理出来之后，会员们自己动手刻写成油印本。毛泽东对斯诺说，1920 年初发动驱张（敬尧）运动，自己在北京读过《共产党宣言》，估计是这个油印本。因为此时，陈望道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半年之后才在上海出版。如果毛泽东读的是正式出版物，那就是记忆的问题，他半年后在长沙潮宗街开办“文化书社”经销过《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书刊，是否在此时读的？北京的这些油印本至今尚存北大图书馆，封面上盖有“亢慕义斋”的方形印章。
研究会成员译书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改造旧中国的途径。因此，他们分专题定期在李大钊的馆长办公室召开会议，汇报研究成果，交流学习心得。一年半以后，研究会转为公开活动，校长蔡元培拨出北京大学二号院（坐落在马神庙西口，今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 号）西斋宿舍的两间房子，分别作为研究会的图书室和活动室[14]。研究会成员将西斋这两间房子取名“亢慕义斋”，图书室的藏书也都盖有“亢慕义斋图书”的印章（现北京大学图书还珍藏了8 本盖有“亢慕义斋图书”的德文版图书）。据罗章龙回忆，“亢慕义斋图书”这个印章是罗章龙设计、宋天放刻的篆书字体。活动室的正面墙上挂着马克思的画像，像的两边是“出研究室进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的勉词，四周墙上还贴着“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以及励志的格言、诗歌。研究会除了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招募成员启事之外，甚至在校园内公开张贴举办演讲会的海报，希望北大学生“莅临”会场。
研究会曾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亢慕义斋译书规划”，1923 年在《向导》周刊上登出，包括出版“亢慕义斯特丛书”10 种、“列宁丛书”14 种。后来这些丛书只译出了一部分，原因是多数会员受党的派遣从事工人运动，参加实际斗争去了。部分成员开始投入译书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最早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版，就有署名“墨耕”（李梅羹的笔名）翻译的列宁著作（如“墨耕”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15]。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尤其是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管是油印本，却为北京建党打下了理论基础，也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此外，需补充早期共产党人蔡和森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以后，除了与毛泽东共同创建“新民学会”和发起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以外，自己在法国以“猛看猛译”的蛮力，借助字典从法文版翻译了部分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其“手抄本”（既没有出版，也没有油印）在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萧三等勤工俭学同学中传阅，在蒙达尔纪会议上萌发了建党初心并提议将“工读世界社”改名为“少年共产党”，某些内容和观点还通过信件寄回长沙传播，促成了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昔日同学在湖南建党。
综上所述，无论是赵必振、朱执信还是罗章龙、李梅羹，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若干内容。他们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尤其是赵必振不愧为“中国译介社会主义著作第一人”。值此建党百年之际，他们探路的功绩理当铭记。可是，筚路蓝缕，作始也简。由于其翻译水平所限，译名不够准确，用词前后不一，也存在语句欠通顺的地方。之所以出现这些瑕疵，是因为他们为了促进我国的社会变革，来不及仔细推敲文字、雕琢句法，就匆匆忙忙出版或油印了。虽然他们那些译作的翻译水平不及陈望道的中文全译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也不如陈望道那么深刻。然而，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精神可嘉。译文之所以出现某些诟病，也情有可原。瑕不掩瑜，读者自能明白其译作蕴含的爱国感情，亦能体会到译者对变革中国现实的满腔热忱。
绿满枝头春渲染，青史留芳照后人。纵观清末民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以看出其译介主体逐步变化，即从来华传教士、清朝驻外使节过渡到留日学生、资产阶级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其思想认识也在提高，逐步摆脱了对“大同”“均贫富”等肤浅认同，进入到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的阐释。总体而言，即便当时最具革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只将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新兴的社会流派、将《共产党宣言》视为阐释其学说的代表作、将马克思看成社会活动家和学者，远远没有意识到科学社会主义在改变世界格局、在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所发挥的巨大潜能，更谈不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达到中国化的境界。五四以后的情况则有所改变，李大钊、陈独秀不仅分别在北京、上海各自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组织，而且分别领导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尤其是上海，不仅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要人参与了译本的挑选或出版，就连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陈独秀也对陈望道的译稿亲自校对，并以“人民出版社”（实际上是“新青年”杂志社的副牌）的名义出版。我们从中可知，此时用革命导师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已成为时代的需要，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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