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题材口述历史纪录片的记忆重构——以《民族团结的丰碑》为例

罗金文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 临沧 677000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考察工作时要求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总书记交给云南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凝聚了云南4 700万各族人民共同的期盼。1950年12月,原普洱专区党委为了增进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促进边疆社会稳定,在普洱举行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来自当时普洱专区15个县,26个少数民族的民族代表及党政军领导300余人聚集于当时普洱县的红场,共商民族团结,建设边疆大计。1951年1月1日,按照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举行盛大的剽牛、喝咒水仪式,并庄严郑重地签下民族团结誓词,盟誓建碑,以志其事,民族团结誓词碑由此诞生。

《民族团结的丰碑》以这一重要历史为叙事背景,抢救性拍摄年事已高的几位当时还健在的参与盟誓建碑并签字的少数民族代表,以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形式重构那段历史,献礼建党百年。该片创作始于2017年10月,前后用时近4年,积累了近6000G的影像素材,于2021年4月最终完成,成片时长39分41秒。为满足和适应新媒体时代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主创团队将《民族团结的丰碑》纪录片精剪浓缩为5分钟版,虽然拓宽了传播渠道,但也容易导致受众对完整史实的了解不够全面。因此,我们同时保留《民族团结的丰碑》纪录片完整版,将原普洱专区各兄弟民族团结盟誓的往昔历史完整记录,留待后人研究学习。

(一)媒介与记忆重构

影像文本在功能和传播效果上均不同于文字文本,尤其在呈现民族史诗、民间记忆等内容时,影像文本具有文字文本不能替代的文献价值和传播效果。尤其在当下的新媒体短视频场域里,视听媒介是历史记忆再现、保存和传播的最重要媒介。在很多纪实类影片,尤其是媒体纪录片的创作中,编导的创作会融合较多的个人主观情感,或者情节走向更倾向于符合某些领导或者甲方的诉求。而《民族团结的丰碑》所遵循的创作逻辑是:记录纪录片中心人物日常的生活状态,用拍摄对象最朴素的话语来重述历史,这是纪录片《民族团结的丰碑》的真实性、客观性所在,以一种“共谋”的姿态达成共通感,从人物冗杂的日常生活状态中,截取具有叙事价值的记忆片段,通过视听语言的方式,接近历史事件,还原历史事件。

公共记忆即特定群体对于公共事件的群体性回忆建构,是社会个体回溯历史的重要预设。而要达成对于此类公共记忆的真实,创作形式的选择,对话场域的建构尤为重要。《民族团结的丰碑》创作中,基于人物的真实维度,选择更有接近性的话语表述,减少解说词的使用频率。肖子生老人在采访中提到与毛主席见面时,毛主席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关心,使他们赴京参观的全国各地少数民族代表尤为感动。回忆和毛主席握手时,肖子生说:“毛主席的手很温暖,比我的手掌大很多”。这种不加任何配乐和解说的单纯口述更能触发观众的共鸣。

(二)口述文本与记忆重构

综合研究之前收集观摩的影像作品不难发现,传统媒体对于该事件的历史还原,更多的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导控的需要,也有对于当事人的采访。但在文本创作的过程中,会对采访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及选择性的删减,更倾向于适应和契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需求,产生模式化的表达,官方叙述场境更注重正向表述,个人叙述场景则更接近事实更能凸显细节。因此,我们创作团队经过上述思考以及观摩官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后,选择在我们的创作中以肖子生为主线人物,立足签字代表肖子生的口述文本,结合对嘛哈南(刀正昌)、李万学、黄桂枢、陈卫东等人的采访,用解说串联,重构代表们盟誓建碑前、盟誓建碑、盟誓建碑后的故事,生发出语言上的意识与想象空间,并将现有的群体记忆和个体记忆重新连接,重现云南民族团结的案例。并观照当下,在誓词碑精神的鼓舞下,阿佤山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进一步强调民族团结在今天的重要性。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不仅谱写了云南民族关系新篇章,同时也彰显了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普世价值和意义,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之后,云南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丰碑,为中国特色正确处理民族问题、调处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盟誓历史是普洱市、临沧市两地,乃至整个云南地方史、党史中浓墨重彩的片段。临沧地处边疆,以往针对民族团结誓词碑的研究及呈现多用图文的方式,参与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盟誓过程的几位建在老人年岁已高,体弱多病,到誓词碑纪念馆开馆仪式这一天,48位誓词碑签名代表仅剩肖子生和李万学,赴京观礼且签字的代表仅剩肖子生1人。剧组对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签字代表所进行的抢救性采访拍摄,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一)丰富的资料佐证

纪录片创作是基于生活的真实性原则展开的,而人的记忆是经过主观筛查留下来的,随着时间推移,个人的记忆编码会被主观意愿删改,出现记忆编码的偏差,就会导致传播过程中解码的偏差。为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客观,首先要照顾到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舆论场的观点,即政府强调意识形态导控的主流舆论场;
其次是族群的中观舆论场和微观层面的个人舆论场。作为民族题材口述史纪录片,还需考量语言编码的异同产生的信息偏差,但在本文中,关注的是影视视听表达层面的人证和物证。

1.人证

人物是影视创作的最核心要素,尤其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相关人物采访,即是“人证”。整部作品主要围绕赴京签字的佤族代表,即本片中心人物肖子生的口述,辅以刀正昌(傣族)和李万学(哈尼族)两位当时还健在的共同签字的民族代表,《碑魂》的作者鲁国华,《佤山魂—肖哥长传奇》的作者陈荣华,《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的联合作者陈卫东,挖掘和梳理民族团结誓词碑重要史料的原普洱市文物管理所所长黄桂枢,以及肖子生的家人李叶美、张叶美、肖炳华、肖炳雄等人的采访,以解说串联,以中心人物向二环人物辐射,形成观点和记忆的多维视角,以证实或补充肖子生的讲述内容。

2.可视化物证

除了重要的人物证明之外,主创团队查询了云南民族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馆的相关史料,寻访了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地的相关学者和专家,对建碑盟誓的时代背景进行详细了解。收集整理大量和民族团结誓词碑相关的文献、音频、视频等不同介质的资料,同时利用好相关的图片和影像和拍摄现场的模型。譬如全片中赴京观礼的高潮段落中,肖子生讲述1950年国庆阅兵盛况时,肖子生站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馆的天安门城楼模型前展开回忆,结合他丰富的肢体语言,剪辑插入1950年国庆阅兵的历史影像,多信源多样态的影像资料补充,丰富了肖子生的口述记忆。

(二)故事化影像呈现

1.内容的故事性

纪录片没有绝对的真实,它的纪实性和故事性也并非对立而不可调和,希拉·柯伦·伯纳德在她的著作《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当中就这个主题对纪录片如何讲故事进行了全面、完整的解释。口述历史纪录片也需要“确定一个清晰的故事为发端,以故事化思路来形成叙事链,把不同口述者的故事进行横向组合”[2],尤其是口述史纪录片,它是一个融合了政府舆论场、媒体舆论场、民间舆论场、个人舆论场的混合话语场域。

题材决定了表达的形式,口述叙事中口述者的讲述状态很关键,《民族团结的丰碑》通过肖子生一行人“赴京前—赴京观礼—盟誓前—盟誓建碑后”的时间线建构故事,基于这个纵向的时间轴,延展重要时间节点的故事和相关人物,肖子生口述中同为佤族的西盟头人拉勐是提及较多的人物,当讲到他们民族观礼团一行人第一次看到火车、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及剽牛盟誓的片段,都是口述者的人生第一次经历,事件本身具备丰富的动态,当过老师的肖子生虽然大病初愈,但整个讲述过程中用丰富的肢体语言,饱满的情绪,感染力十足的叙述,保证了口述叙事的故事性。

2.搬演和做旧:故事化视听表达的需要

视听表达层面,口述历史纪录片有其局限性。对于拍摄对象而言,所述内容大多是过去时态的内容,冗长的人物采访提供的是支撑影片叙事的声音元素,画面层面是比较单一的状态,所以如何在不背离纪录片真实性、客观性的前提下丰富视听语言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媒体纪录片中被广泛运用的技巧是“搬演”,也被称为“情景再现”,即用演员重新演绎过去时空中的故事,搬演的基本前提就是该事件在过去是真实发生的。《民族团结的丰碑》中的搬演是一种基于历史真实的写意表达。作为对过去时空的表现形式,画面做旧是影视创作中常用的技巧。比如在肖子生讲到剽牛盟誓场景时,用一组特写镜头拍摄扮演西盟佤族头人拉勐的演员,只呈现人物局部,头戴包头,手持标枪,嘴里念着祭词缓缓走向水牛,整个段落的画面在后期剪辑中处理为黑白影像,使用胶片做旧效果来模拟因胶片保存久远产生的灰尘和划痕,中近景的影像设计是在拉勐手以下的位置,仅在交代环境的全景里能看到演员的位置和体态,这种处理既提升了影片叙事的节奏,也让口述者和观众回归当时的情境,帮助受众直观的了解历史、亲近历史,增加了可看性。

3.人物与历史的观照

肖子生的家庭背景让他有更多机会站在潮头看时代洪流。作为旧时期沧源县岩帅部落头人之子的他对当时的民族环境、时代背景都有自己的理解,有着对阿佤山生活的真实体验。他不仅是当年第一批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周年庆典的民族代表,还是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字的佤族代表。从偏远的西南边疆阿佤山到首都北京,离开和归来,从“小我”到“大我”,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支撑起立体丰满的人物弧光,也是基于上述考量,团队选择肖子生作为全片创作的主线人物。

口述历史纪录片为庞大的历史躯干开枝散叶,以“影像深描”的方式理清模糊的历史,赋予历史事件多元的视点和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重塑,让以往时空中的历史缩短和现实的距离感。微观层面的个人化命运波动与宏大的历史脉搏交织共鸣,不断加深和延展文本史料的层次性、丰富性。

对于民族题材口述历史纪录片而言,记忆是最内核的问题,不仅体现在记忆是全片内容的主要支撑,还体现在影像对记忆的视听化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在历史洪流中,如肖子生一般引领少数民族团结的传奇人物不占多数,尤其是至今仍然健在的人物。因此,本文以民族题材口述历史纪录片的记忆重构为研究方法,阐释民族题材口述历史纪录片《民族团结的丰碑》,为今后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前期选题、拍摄剪辑、传播宣传提供一定的借鉴,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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