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一
马克思在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关注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解放问题，这成为他一生追寻的终极目标。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把现实的人作为人类解放的主线，以宗教批判为前提、以法哲学批判为基础，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批判，推翻旧结论开拓新方向，最终寻找出一条真正能实现人的解放的实践之路。
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只有进行宗教批判才能把人从对现实苦难生活的幻想中抽离出来，将对神灵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实的人上来。虽然费尔巴哈破除了宗教的神秘外纱，否定了宗教神学把人划归为精神对象的思辨方式，认为宗教是人自身异化而成的幻象产物，但他通过感性直观理解世俗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只是“抽象人”的合理解释，他所定义的人是具有“类”本质的“自然人”，并没有从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经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加深对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思考，因此对人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社会性”的高度。
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宗教的根源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3。人不是抽象孤立的、由主观感觉探知的存在物，而是生活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中的对象性存在物，创造宗教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神所呈现的异化力量来源于国家和社会，人的世界是宗教产生的根源，宗教是落后国家制度和混乱社会秩序的投影，是现实社会矛盾深化的产物。作为特定产物的宗教一经出现就成为统治阶级用来精神慰藉的手段，向人们提供了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仅输出有利于特权阶级控制人们思想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宗教世界里的虚假幸福一方面为现实生活中正在经历苦难的人提供精神鸦片式的虚假安抚，一方面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愿，让他们坚信此刻的困苦和艰难是上帝的安排，是鬼神对他们的不满和惩戒，人所创造的宗教利用这种异己力量实现了对人的压制与反控。
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把人从宗教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必须要实现彻底的宗教批判，实现人精神意识上的解放。首先要否定宗教的掩盖性和颠倒性。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1]3。宗教的本质是“现实的人”自我意识自我感觉的异化，更深层次上是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衍生的矛盾激化产物，宗教的出现掩盖了异化的真相，颠倒了人与宗教的主客体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为维护私有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成功凭借宗教的异化力量实现了对民众的精神控制，运用其“创世”地位压制一切反抗欲望，让宗教掩盖在充满欺骗性色彩的政治外衣下，成为上层统治者输出本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型工具，迫使人们沉沦在无穷尽的精神控制中，心甘情愿地承受压迫和剥削，成为被现代国家制度驯服的忠诚奴隶，麻木面对现实世界、无心思考现实处境、无力获得现实幸福，更无从追寻人的本质实现自身解放。
其次要批判宗教的虚幻性和麻痹性。宗教的出现加深了虚假世界对人们的精神麻痹，困于现实社会的苦难和不公，人们去往宗教神学的幻觉处境里寻求安慰，企图通过精神上的快乐与满足达到“镇痛”效果，即使这种在虚假世界中获得的幸福是短暂的，麻痹药效过后的现实苦难仍然存在，但人们依旧自我麻醉把宗教世界看成是避难所，将宗教作为唯一的精神寄托。“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4，使无助的人沉溺在虚假的幻境中无法自拔，被上位者营造的假象禁锢，失去救赎自己的意识和能力，无法真正回归现实生活。
最后要彻底揭露宗教的面目，实现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幸福。批判宗教的终极目的就是抛却幻想，引导人们从虚假的世界中脱离出来回归现实生活，关注社会现实和异化问题，成为理智的人。以正确的视角看待和认识世界，不再把解脱的希望寄于神而是把眼光从神的世界聚焦到人的世界，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切实行动来建立属于自己的现世幸福。因此，马克思尖锐地揭露宗教的社会根源和异化本质，对宗教的彻底批判就是对苦难现实社会的主动抗争，宗教批判是人们挣脱精神压制的基础保证，是实现精神解放的必要条件，是进行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在英、法等国纷纷通过工业革命促进社会发展，逐步跻身现代社会时，德国受到了反革命浪潮的影响，跟不上其他国家的步伐。虽然此时的德国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发达国家，但德国的哲学并没有停留，反而是先于英国的经济和法国的政治发生变化，成为部分国家的国家哲学和政治理论。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种错位是造成德国人无法解放的核心所在，如果说英国、法国实现人的解放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实践改造，那对于落后的德国而言，目前要做的就是对不符合自身发展状况的法哲学进行抨击。黑格尔等人坚持哲学的思辨，他们认为“绝对精神”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现实社会中的人仅仅是在观点、理念统治下的被支配对象，市民社会和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从属于政治国家、不具有权力的衍生物，“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2]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彻底地颠倒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的关系，否认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重要作用，以概念解读的思辨模式变相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反映德国资产阶级要求的德国哲学，一方面将资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归纳为抽象的精神活动，另一方面将广大群众看成毫无目的、计划的精神材料，”[3]根本无法解决好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问题。因此，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抓住现实的人这一主线，重申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崇尚绝对精神加深人本质的异化，是脱离现实世界的抽象思维，坚持对法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4]。如果哲学仅仅以抽象的理论形式存在而不与现实问题结合，那么哲学将不具备批判现实的功能，更不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力量。要让哲学成为为历史服务而不是单纯理性思辨的哲学，摧毁现实黑暗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让哲学真正成为革命性的武器，从现实生活出发唤醒人们摒弃奴役意识、奋起反抗，这样才能触及到德国现存问题的核心，实现以推翻特权阶级统治为目的解放自身的革命。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德国现存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不满，深刻层次上更是对英国、法国现有制度的超越现代性批判。以超前哲学世界观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和最高形式政治理论而存在的德国法哲学，由其他国家指导完成的政治制度在马克思看来也是一种虚假的解放模式，根本达不到本质意义上的人的解放。现实生活中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展现的民主成为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君权神授”思想的武器，“人民主权”只存在于制度层面的政治话语之中，“人民”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却得不到保障。在崇尚民主制度的社会形态下，占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依然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是被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群体，“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物、货币和资本的奴隶，他们的所有言行举止都受到私人利益的驱赶和控制。”[5]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解放并不能实现全体人的解放，而是统治阶级特权阶级的解放，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只是“人权”形式上的实现，现实生活中政治名义上的平等与实际的不平等产生巨大的矛盾，人民的实践活动对社会生活和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却不得不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悲惨生活。因此无论是德意志封建制度对人的剥削压迫，还是英国、法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形式政治民主都是对人自由的限制和束缚，旧制度和新制度本质上都是对特定阶级特权的维护，试图让一部分人代表所有人，让特权阶级的个体本质成为人的类本质，这是德国和现代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只有让哲学摆脱理性思辨的束缚，从现实生活出发真正认识到人和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工具和推动社会革命的坚实精神力量，才能号召人民推翻腐朽专制的政治制度、摘除人权的幌子，追求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运用哲学武器对一切束缚人自由和解放的制度进行批判，扫除一切阻挡人类解放的现实障碍，这既是德国人解放的路径，也是全体人民解放的路径。
宗教批判让人们从认清虚幻世界的假象回归现实生活，哲学批判阐述了思辨法哲学困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弊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了德国的解放不仅仅是让人们破除被宗教神学控制的精神枷锁，也不仅仅是发泄对国家制度和法哲学的不满，宗教批判、哲学批判是德国解放之路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德国人的解放归根结底是人的解放。“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11实现人的解放不能仅停留在理论批判阶段，应该在客观的现实世界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只有在实践革命中运用满足实际需要的理论作为武器，通过社会革命消灭一切宗教和阶级，才能在理论解放的同时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为此，马克思开始了实践批判。
首先，马克思阐述了德国可以进行革命实现彻底解放的可能性。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此时的德国正处于旧制度的现实痛苦与新制度的抽象痛苦之中，以封建制度的本体伪装上现代文明国家的外表，成为兼具旧制度野蛮实质和现代政治文明表现的结合体。同时，德国的历史是各个时代混合交织的产物，联邦内的阶级斗争复杂，“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1]14德国的解放需要进行彻底的革命，从最底层开始把旧制度连根拔起，需要把革命的高度和水平提升到现代欧洲国家普遍的层次上，这样才能在摒除旧制度弊端的同时跨越现代社会国家制度的障碍，从而一步到位完成政治解放并超越政治解放。
其次，马克思以德国的现实情况为依据阐述了自己对于谁来实现人的解放问题的思考。此时德国社会各阶级间虽然存在局部性的斗争，但是他们并没有以极端的手段来争取本阶级的利益，反倒普遍以平庸为荣，一些阶级因为自身的软弱性和利己性，无法引导人们完成反对封建旧制度的革命，显然这些阶级都不具备成为德国革命领导主体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实现德国的解放事业需要符合条件的特殊阶级来完成，“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1]14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的确立，资产阶级加深了在政治、经济领域等多方面的统治，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前的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盛行和工业化水平的逐步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工人逐渐沦为无产者，而凭借雇佣劳动获取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却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社会解体使处于被统治状态的无产者逐渐联合成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出现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领导力量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否定方面的特殊阶级在现代社会国家中遭受着最深重的苦难和压迫，因此是最具有革命热情和革命决心的力量，他们深知如果不消灭一切压迫阶级就无法获得解放，在只能依靠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想要摆脱被压迫的境况就必须带领人民推翻剥削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进行最彻底的社会革命，如果不能给深埋普遍苦难中的无产阶级以解放自身获取自由的出路，那么这将不是彻底的革命也不能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目标。
最后，马克思思考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18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希望所在，而德国要想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迈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需要强大的革命力量还需要运用好哲学的理论武器，将革命力量与理论力量相结合。“哲学只有通过政治领域才能成为现实，也才能消除自身的缺陷；
政治领域的斗争必须依靠哲学的指引。”[6]哲学精神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获得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获得解放头脑获取自由的智慧。同时，马克思观察到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让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并形成等级差异，造成社会动荡加剧人自我异化的程度，因此，彻底实现人的解放摆脱束缚就应该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创造私有财产的异化劳动。为了消灭私有财产，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通过阐述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现状，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局。只有走共产主义道路，通过财富共有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异化劳动给人带来的种种对立，才能实现对人劳动本质的追求，让劳动重新成为人自由有意识的活动而不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让人实现真正的解放。因此，作为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应该在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带领人民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特权统治，运用哲学的理论武器，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分层，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消灭劳动异化带来的种种对立，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有可能成为现实，人类的解放就指日可待，人的解放事业的实践就可以成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和实践批判三重维度出发，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以革命者的姿态把全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融入自己的毕生事业，并为之不懈奋斗，展现出了崇高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品格，具有重大意义。在今天，只有深刻理解人的解放思想的理论价值，全面认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共产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解放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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