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辉 孙善根
〔1.宁波大学图书馆（信息中心） 浙江宁波 315211〕
（2.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成立，随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分会。为提升民众文化素养，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1935年举行了一场全国读书运动，各省市分会对此积极响应，围绕各自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近年来，学人陆续注意到这场全国读书运动，纷纷对其展开研究。现有成果多从整体、宏观的角度考察了全国读书运动的缘起、过程及结果①，个别学者选取全国读书运动的一个面相展开研讨②。而关于读书运动在各地开展的详细情形，尚未有个案研究出现。当时，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规定，在举办全国读书运动，发起读书竞进会期间，各省省会要相应举办读书运动周。对此，该协会浙江分会积极筹备，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1935年4月，浙江分会成员在杭州举行读书运动周，切实推进民众阅读风气的养成。本文拟以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图书馆馆刊等出版物为主要依据，考察1935年杭州市读书运动周诸项活动开展的时代背景、经过及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实效进行评价，探求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大众的阅读状况，从而丰富中国近代阅读史的研究。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于1934年3月25日在上海中华学艺社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选举出理事。3月29日，召开首次理事会议，推举陈立夫为理事长，朱家骅等14人为常务理事。4月14日，召开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该次会议讨论了各地分会成立事宜，并议决，选派陈布雷等9人③担任浙江分会筹备委员[1]。同为筹备委员的叶溯中因调往南京工作，请辞委员职务，经陈立夫批准，由许绍棣接替叶溯中之职[2-3]。经召开三次筹备会，共计征得会员140人。1935年3月8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浙江分会正式成立。大会在杭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举行，会员许绍棣、郭任远、项定荣、陈训慈等98人到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罗霞天、浙江省政府黄华表、浙江省教育厅徐泽予出席指导。筹备委员会推举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许绍棣主持大会并代表总会致辞，介绍浙江分会的成立宗旨和筹备成立经过。许绍棣认为，“文化的建设，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条件”，国人放弃文化运动，导致革命理论失去重心，这是国民革命失败的一大原因。建设文化的路径，“第一是发扬光大我们先人固有的文化，第二是吸收融化外来的文化”。基于以上言论，许绍棣进一步提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浙江分会的成立宗旨，在于使国人“各负起新文化建设的责任，完成革命过程中的重大使命”。根据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会章的规定，各省市分会应设立评议部、干事部两部。干事部方面，在这次会前已由总会任命许绍棣为浙江分会干事长，项定荣、刘湘女为副干事长，刘子润等20人④为干事，负责筹备组织干事部。许绍棣致辞后，省党部、省教育厅代表亦先后致辞，随后全体人员就评议人数设置展开讨论，决定设评议19名，胡健中等19人⑤被选为分会评议部评议[3-4]。当日晚六时散会。会后，许绍棣将成立大会经过情形及评议选举结果呈报总会以备案[5]。21日，分会召开了首次干事会议，成立干事部。除正副干事长外，干事部下设登记、编审、总务三股，每股各有一正一副两名主任。从浙江分会工作报告来看，浙江分会还成立了出版、教育、新闻、美术、戏剧、电影、体育、电播、音乐9个事业委员会，以助力浙江文化事业建设[6]。
自成立以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积极推进中国文化的建设工作。1935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决定发起全国读书运动，时间定于当年4月8日至4月21日[7]。为鼓励读书，造成好学风气，提高文化水准起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读书竞进会，吸引青年入会，阅读指定著作，读毕后安排考试，最后以读书札记和考试成绩综合评判阅读效果，对表现优秀者给予奖励。读书竞进会第一期时间定为1935年4月1日至9月底[8]。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规定，各省省会要在读书竞进会期间举行读书运动周，以扩大对于读书运动的宣传[9]。对这一规定，浙江分会及时作出响应，在杭州推出读书运动周。早在1935年3月18日，浙江省立图书馆第十三次馆务会议就讨论了“筹备举行读书运动周”等议案，此时浙江分会或已有举行读书运动周的打算[10]。4月12日，浙江分会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召开第二次干事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纲领性文件《读书运动周办法大要》，并在分会成员中指定了运动周各项活动的负责机构或负责人[11]。《读书运动周办法大要》正式确定了读书运动周的宗旨、日期、开幕仪式和活动方式。举办读书运动周，宗旨在于“唤起社会读书求知之兴趣，业余读书之习惯”。日期定为4月22日（周一）—28日（周日），为期一周。读书运动周开幕式将于4月22日上午九时在浙江省教育厅举行，由主席报告读书运动周宗旨。开幕式还将邀请各学校各社会教育机关及各重要机关代表参加，聘请名流演讲[12]。读书运动周主要开展图书展览、读书论文比赛、幻灯和电影放映、学生代表茶话会、学术讲演等活动。4月19日，浙江分会在东南日报社图书室召开第三次干事部会议。该次会议五条讨论事项中，有四条与读书运动周有关：第一，学术讲演的具体日程，由分会评议、出版事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安排，幻灯及教育电影日程由分会干事、电影事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安排；
第二，聘请马寅初、郭任远、寿毅成三人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第三，开幕式当天，在《东南日报》推出读书运动特刊；
第四，函请杭州各大报社在读书运动周期间推出特刊，撰登社论，扩大宣传[13]。杭州市读书运动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经浙江分会干事部两次开会讨论和二十余日的精心筹备，1935年4月22日，杭州市读书运动周正式开始。当天上午，在浙江省教育厅举行读书运动周开幕典礼，典礼由干事长许绍棣主持。马寅初、郭任远、寿毅成三人受邀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讲[9]。其中，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马寅初博士介绍了中国经济现状，并劝各人注意经济问题；
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博士从“读书应该选择书本，读书要有系统，要明识是书之纲领，以批评眼光去读书”四个方面阐述读书方法；
中国银行行长寿毅成博士讲题为“读书态度”。杭州一家报纸认为，三位博士“所讲问题均有独到之处”[14]。读书运动周期间，浙江分会主要举办了图书展览、读书运动征文大赛、学术讲演、电影和幻灯放映等活动，以推进社会阅读风气的养成。
2.1 图书展览
图书展览是读书运动周的重点活动之一，由浙江分会委托浙江省立图书馆举办。展期定于4月22日开始，28日结束，展览时间为每日上午九时至晚上九时。所展图书均是书库内各类中西文图书的代表性著作，陈列于大学路总馆阅览室中。与现今不同，当时图书馆实行闭架阅览，采用封闭式管理，读者无法随意进入书库。如需阅读，读者先要填写文献索取单，再由工作人员提取文献交给读者，每次索取的文献数量有限。而通过在阅览室集中陈列、开架阅览的方式，“俾阅览人平时未能轻易入库者，在此时期得饱览馆藏内容之美富”，大量图书同时进入读者视野，有效提升了读者阅读体验。图书展览的具体情形如表1所示。
表1 图书展览日程安排
根据各类图书的特点，浙江省立图书馆在其阅览室墙上悬挂图表，以丰富图书展览的内容。如陈列美术类图书时，张贴“风景美术古物图片”；
陈列乡贤著作时，则悬挂“放大之乡贤遗像及有关浙江问题之图表等”[15]。除以上各类图书外，浙江省立图书馆还陈列了珍藏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和一部分善本[9]，以飨读者。通过以上精心安排与布置，图书展览受到了民众的欢迎，阅览室内“每日参观人数，颇为踊跃”。省立图书馆新民路分馆和省立图书馆儿童阅览室，也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图书展览[15]。杭州市立儿童图书馆、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等处也分别进行了图书展览[6]。28日恰逢周日，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展览迎来参观高潮，“虽细雨濛濛、而参观者较前数日尤为踊跃”。同日，前往杭州市立儿童图书馆“阅览之儿童，亦见拥挤”[16]。原定28日结束的书展，因颇受民众欢迎，特延长一天。据统计，八日内共有两千余人到浙江省立图书馆阅览参展图书[17]。陈训慈认为，图书馆在读书运动中居于重要地位，“养成到公共图书馆读书的习惯，进以发扬社会各界的读书风气，当为读书运动的主要目标”[18]。图书展览的举办，拉近了大众与图书的距离，激发出大众的阅读兴趣和求知热情。
2.2 读书运动征文大赛
读书运动征文大赛，由浙江分会干事部编审股负责办理[11]。1934年11月，浙江省教育厅在杭州创办《浙江青年》月刊，教育厅编审傅荣恩任主编。该刊的定位是“一般中学生之课外读物”[19]。时任教育厅长叶溯中在该刊创刊号《创刊献辞》中说，“《浙江青年》月刊是供给浙江的青年阅读的”[20]。1935年4月，《浙江青年》第一卷第六期出版，该期刊发了读书运动征文大赛的启事。据赛后回顾，征文初定截止日期为5月15日，后因应征者要求，延长至5月底结束[21]。在征文启事中，截止日期明确定为5月25日，征文范围限于省会杭州[22]。考虑到民众文化程度不一，浙江分会针对不同学历层次的人群，指定了难度各异的征文选题。征文大赛具体的组别构成及指定选题如表2所示。
表2 读书运动征文大赛分组及题目
可以看出，三组题目聚焦于两点：一是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二是国际形势。这反映了出题人对于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怀。征文大赛对文章字数有要求，其中，大专及业余组与高中组论文字数以10 000字为限；
初中组以5 000字为限。根据组别和名次的不同，征文奖金的金额也有不同。有关征文的奖金和奖品设置详见表3。
表3 征文奖金（品）设置一览
奖金、书券和其他奖品的设置，无疑对吸引民众参与征文大赛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浙江分会要求应征者在征文篇末注明所用参考书名称。为方便应征者查找资料，浙江分会委托浙江省立图书馆选取有关表2选题的基本参考书，陈列于大学路总馆阅览室，以供参赛者阅览参考[22]。
此次读书运动征文大赛，共计收到投稿42篇，其中13篇应征大专及业余组，18篇应征高中组，11篇应征初中组。其中，以高中组的“最近国际新形势”一题为较多，计有11篇。浙江分会委托胡健中、陈训慈、王鞠侯、施伯华、沈嵩华及《浙江青年》主编傅荣恩六人对投稿进行评审。经过评阅，每一组选出三篇优秀文稿，三组共九篇。九篇文稿的作者及所在单位如表4所示。
表4 优秀文稿作者及所在单位
以上九位作者，均是杭州地区各类单位的职员和在校学生，属于当时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对这九人，浙江分会均给予奖金，以资鼓励。因大赛经费有限，各组第四至六名作者未获奖金，由浙江省教育厅赠送《浙江青年》月刊一年，并由浙江省立图书馆赠送馆刊一年[20]。此外，《浙江青年》还开辟专栏，作为大赛优秀文稿的展示平台。这九篇优秀文稿，原拟发表于《浙江青年》第一卷第八期，因征文评阅耗费时日，推迟至第一卷第九期发表。由于杂志版面有限，仅选取了三组中第一名的文章刊登，其余六篇从略[23]。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大专及业余组周君傭的《中国边疆失地经过与今后之边防》[24]，高中组沈锜的《从地理上经济上历史上所见到的浙江》[25]，初中组叶寿康的《战后德国复兴之经过》[26]。三篇文章所附参考文献，范围均涵盖图书、杂志和报纸，这表明三位作者在写作前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搜集。浙江分会要求应征者在文稿篇末注明参考文献，目的在于“藉此觇知应征者的参考能力，并籍此明白他们平时所注意的读物的种类性质”。从评审结果来看，“有若干篇文字皆有良好参考书之举例”，“虽不能断定他们曾否细细地参阅，然而他们的参考能力无疑地是可颂赞的了”[21]。在读书运动周闭幕词中，许绍棣谈及举行征文大赛的目的，“规定文题，悬奖征文，以练习学生及各界应用读书写成文字的习惯”[27]。
2.3 学术讲演
浙江分会在读书运动周期间，聘请省内外官员和名家学者在杭州各学校、图书馆、团体发表学术讲演。该项活动由陈训慈具体负责[11]。除马寅初、郭任远、寿毅成三人在4月22日上午开幕式中的讲演外，其余学术讲演的讲师姓名及身份、时间、地点和主题如表5所示。
表5 学术讲演详情一览[6,28]
不难发现，这些学术讲演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具体学科知识与读书、治学方法两个方面。其中，著名教育家夏丏尊“中学生的读书问题”的讲演，颇受读者欢迎[28]。夏氏“先讲为什么读书，分趣味修养与实用解说。又讲怎样读书，于涉览序文篇目把握要旨摄取共鸣部分，提出问题等各点，分述甚详。又对于读书的选择，亦多举例。最后则讲对于读书的误解，辟解尤富隽趣”[29]。据分会工作报告记录，所有学术讲演的内容“或为提倡读书风尚，或为灌输科学常识，为运动周中最多精彩之一项目”[6]。“先后参加听讲者，不下七千余人。”[27]
2.4 电影和幻灯放映
电影和幻灯放映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具体负责。读书运动周内，每日分下午二时至五时，晚七时至九时，放映两次。电影和幻灯，白天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放映，晚上则轮流在浙江省立图书馆、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杭州各学校放映。教育电影内容计有络矶山之哺乳类、血液之循环、海滨之鸟、铁路之安全、水之澄清、蚕豆、牧羊、农场、移民、架车共计十种，幻灯内容有读书运动宣传片、显微镜下小生物、人体寄生虫、各地风景片、经济地质片等，共计二百余方[30]。放映电影和幻灯，目的是“引起兴趣及补助读者”，而播放片段中插入的“关于读书的字片，尤有宣导之效”[27]。这些电影和幻灯的内容，侧重于化学、生物、地质等学科，可以增加民众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2.5 学生代表茶话会
读书运动周最后一日，即1935年4月28日，浙江分会于下午二时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招待杭州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两百余人，学生代表主要来自航空、防空、杭高、艺专、宁中、财务、民教实校、高农、之江、警校、医专、女中、安定、弘道、杭师等校。茶话会上，代表们就各自的读书经验，读书如何能发生兴趣，对浙江分会的期望等方面展开交流。黄钟文学社、学校生活旬刊社、浙江省教育厅浙江青年月刊社、妇女旬刊社、青年励志社、浙江省立图书馆等团体向到会人员赠送了各家出版的刊物[6]。举办学生代表茶话会，与杭州的在校学生展开交流，主要目的在于了解青年学生群体的阅读状况。为鼓励儿童读书兴趣，杭州市立儿童图书馆在读书运动周期间亦曾举行茶话会[31]。
一周间，浙江分会不遗余力，通过各种渠道对读书运动周进行广泛宣传。据记载，浙江分会“分函各机关各学校推派代表参加开幕典礼；
分函杭州市报馆于读书运动周中刊印读书运动刊物并撰编社论，以资鼓吹；
在各学校各机关及通街大衢，张贴鼓吹读书之标语多种，以期唤起民众读书兴趣”[30]。这些宣传无疑提升了民众的阅读兴趣与热情。
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浙江分会发起的杭州市读书运动周，虽然只有短短七天时间，但其举办的各类活动，大众都能积极参与其中，这体现出官方机构、团体与民间在文化事业上的一种良性互动。许绍棣在读书运动周闭幕词中说道，“在这一星期中，因本会的活动与各界的赞助，读书的空气弥漫了全市，几个大图书馆益见热闹得‘门庭若市’了。这种热烈的情形并不是本会努力的成绩，而实在是表示社会各界乐意接受智识的一种根本觉悟”[27]。浙江分会于5月8日晚八时在东南日报社图书室召开第四次干事部会议，该次会议记录中载有“总会函为奉理事长谕函励办理读书运动周成绩良好由”[32]一语，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认为杭州市读书运动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杭州市读书运动周之所以受到民众欢迎，是诸多因素合力造就的结果。
其一，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精英阶层对文化事业的大力宣传和提倡。浙江分会会员多为浙江文化界知名人士，如美术事业委员会正主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林文铮，在其4月27日的讲演中从美育角度探讨文化建设。另有民国时期的政界要人或知名学者，如国民党高层要员陈立夫、一代词学宗师夏承焘等，亦在杭州市读书运动周期间发表讲演。这些文化精英通过现场演讲或广播、报纸等媒介，阐释读书运动的意义，分享读书治学的心得体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杭州阅读风气的养成，增加了读书运动对民众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据记载，“此一周间，全市充满浓厚之读书空气，足见感人之深矣”[9]。
其二，浙江分会与各类民众教育机构通力合作，共同推出符合民众口味的活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浙江分会的诸多会员，同时在省内其他民众教育机构任职。与现有民众教育机构展开合作，既节约了人力和费用方面的成本，也满足了相关机构履行职能的现实需要。如浙江分会将图书展览委托浙江省立图书馆举办，正是利用了分会评议、出版事业委员会委员陈训慈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这一便利条件，而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便是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并提供利用；
前文述及，幻灯及教育电影日程由分会干事、电影事业委员会委员董聿茂安排，原因即在于他的另一身份是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长，而电影和幻灯放映恰是博物馆在日常宣教工作中的手段之一。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博物馆等设立宗旨虽有差别，但都担负着民众教育的职能。在读书运动周里，浙江分会根据这些民众教育机构的不同特点，推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有利于传播文化知识，提升民众文化素养。
其三，浙江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民众受教育程度在当时均处于全国前列。随着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以科举制为主要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浙江逐渐成为经济繁荣、文化繁盛、文人荟萃之地。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抗战前夕的浙江社会相对安定，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还是民众受教育程度，在当时均处于全国前列。作为浙江省会，杭州市“文物之盛，在东南仅次于京沪；
学校林立，数逾半百”[20]。因此，在杭州这样文化繁荣、教育发达的地方举办读书运动周，因其相对良好的群众基础，易于在民间引发关注。读书运动周期间，民众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凸显了杭城市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从阅读史视角而言，在杭州市读书运动周里，各项活动都能吸引民众参与进来，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阅读风气的养成。读书运动周结束不久，杭州一家面向青年发行的杂志认为，民众阅读不会因读书运动周的结束而停止：“‘读书运动’是闭幕了！但我们不发傻，我们的读书是不会因这‘读书运动’而中止。”[33]与此同时，已经有人意识到自主阅读的重要性：“‘读书运动’的呼声，最近真是响彻云霄，在这非常情形之下，‘读书’确然是紧要的。不过‘读书’要人家来‘运动’，未免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们最好能‘自动读书’，那么效率才大。”[34]
征文大赛结束后，分会干事傅荣恩曾委托干事部编审股正主任陈豪楚撰写读书运动征文大赛经过。陈豪楚在文中总结道：“大抵浙省学子，习于守成，学科之平均成绩，当不在他省之下，而课外参考研究之风气，则似较见逊色。这种现象，尚不能说是学校教育的美满收获，而犹有待于各校当局的指导与改进，因为我们知道：学校教育的最大目的，在训练学生以自动参考研究的能力，俾将来离校以后，得以继续研究发展其所学。如果仅责令学生以死读课本为能事，那样的教育，怕不是造就社会人才的宗旨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共起读书，尤其希望在学校中的学生青年努力读书。但是所谓读书，不是单纯的死读课本，而是希望他们能活泼地作自动的研究与进修。”[21]
从上段引文不难看出，读书运动周的活动组织方认为，浙江省各级学校的学生具有相当的考试水平，但对于知识的进一步参考研究，他们的能力还比较薄弱。若想扭转这样的局面，则有待于学校教育的指导和改进。读书不是为了培养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而是要造就具备自主学习与探究能力，并可投身社会实践的人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1935年，日本逐步对华北五省展开蚕食鲸吞，中华大地领土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亡成为爱国人士的共识。而从社会史视角来看，杭州市读书运动周，乃至全国读书运动，虽然标榜“民族复兴”，由于未能紧密结合救亡、民主的时代主题，尽管场面热闹，对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却属有限。什么是真正的读书运动？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最好的读书方法是什么？时人对此有如下一番思考：真正的“读书运动”，是应该和“社会性的实践”打成一片。读书不是为享乐，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实践而读书”。也只有“实践”，可以去印证书本上的知识，正确书本上的知识！最好的，最有效的读书方法，是和实践连系起来，投身于革命的阵营[35]。
当时的革命阵营，即是抗日救亡的阵营。在此背景下，最好的、最有效的读书方法，乃是读书与实践相结合，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七七事变后，在蔓延的抗日烽火中，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及其各省分会无形解体[36]。虽说浙江分会与杭州市读书运动周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但读书运动周中各项活动的开展，客观上促使民众多读书、读好书，推动了阅读风气的养成，仍不失积极意义。同时，这场读书运动周期间对阅读的提倡，对各类图书的展示，亦可为当今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地方文献征集等工作提供参照，只是此点已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倘有余暇，可另撰文讨论。
注释：
① 此类研究，在论文方面，有史春风：《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读书运动研究》，《东岳论丛》，2012年第3期，第50-55页；
仝愔：《民国时期的读书运动探究》，《河北科技图苑》，2015年第6期，第41-43，60页；
刘平：《论“民族复兴”话语下20世纪30年代的读书运动》，《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64-74页；
王楠楠：《改造国民的新尝试：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读书运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申爽《制造“读书界”：文化政治视阈下的民国“读书运动”再考察》，《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6期，第54-57页。专著则有王余光主编，许欢著：《中国阅读通史 民国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出版。该书第九章第三节介绍了全国读书运动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阅读热潮。
② 如刘平：《1930年代的“读书运动”对当代阅读推广的启迪》，《图书馆》，2017年第5期，第65-69页。该文探讨了读书运动过程中举办的各项活动对当今阅读推广的参考价值。
③ 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上，陈布雷、郭任远、罗霞天、胡健中、叶溯中、林风眠、胡毓威、陈训正、李培恩9人被选为浙江分会筹备委员，当中多人随后正式加入浙江分会。
④ 刘子润、陈豪楚、傅荣恩、邱尔、蔡威廉、朱苴英、张彭年、娄子匡、韩祖德、王冠青、程一戎、王守伟、李楚狂、董聿茂、胡承枢、方慧珍、徐宝山、俞雍衡、洪炽昌、黄萍荪当选为干事。
⑤ 这19名评议为胡健中、许绍棣、罗霞天、林风眠、郭任远、王世颖、陈训慈、项定荣、蒋坚忍、刘湘女、方青儒、李培恩、林文铮、陈布雷、徐泽予、李朴园、张强、叶溯中、周至柔，多为当时的政界要人或文化界人士。
⑥ 学术讲演各讲师身份，主要依据林吕建主编《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纪念册》（见于《民国文献类编·文化艺术卷（876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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