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悟 森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1400)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征引历史上一系列发愤著书的事例以自我剖白：“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4006这段文字向来被视为史迁“发愤著书”精神的绝好说明，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一方面十分强调发愤抒怀的创作心理，另一方面又极为推重著书立说的不朽精神，这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不同向度恰好都对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流传虽不如唐宋时广泛，但是已经在士人群体(即诗歌创作的主要群体)中悄然远播，尤其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史记》成为文人易得的案头之书。王充在《论衡》中就曾论述司马迁的天命观，张衡也曾赞扬《史记》功臣表的优点，卫飒约《史记》要言为《史要》，高诱引用《史记》文注释《战国策》和《吕氏春秋》，郑玄在《诗谱叙》中褒扬《史记》年表的体例优长，荀悦承认司马迁“幽而发愤”的著述态度。魏晋之际，《史记》更因其卓越的叙事风格和浓郁的抒情色彩备受士人青睐，甚至还出现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并列的“三史”之称。《三国志》记载孟光“尤锐意三史”[2]607(《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孙权“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2]1064(《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晋书》也记载刘躭“明习诗、礼、三史”[3]1676(《晋书·刘乔传》)。此外，记录、宣传史迁生平事迹，注解评论《史记》优长的也不乏其人：皇甫谧《高士传》保存了司马迁与挚峻的交往资料，张华《博物志》也保存了“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1]4001(《索隐》引《博物志》)的生平信息；
而华核、傅玄、韦昭、刘魄、葛洪、杜弢等人更是对《史记》的文学成就和史学成就多有论述。
南北朝时期《史记》进一步传播。南朝邹诞生和裴骃都曾为《史记》作注，梁武帝萧衍敕群臣以《史记》为蓝本编纂《通史》，萧统《文选》也收录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同时文人学者对《史记》的评价风生水起：谢灵运“贵史寄子长，爱赋托子云”(《北亭与吏民别》)以及谢眺“假使班、马复生，无意过此”的评价，即是对司马迁史才的肯定；
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继承了华峤“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的观点；
沈约和刘昭都承认《史记》体例的开创之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更是结合班彪的意见全面评论《史记》“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4]284(《史传第十六》)。《史记》在北朝的传播同样广泛。《魏书》载阚骃“三史群言，经目则诵”，郦道元撰《水经注》引用《史记》原文，《颜氏家训》对《史记》个别字词有所考证，《隋书》载潘徽“犹精三史”，包恺、李密精通《史记》《汉书》。此外，崔鸿、李彪、李谐、高枯等人更是肯定了马迁史才。甚至《史记》彼时远播海外，传至朝鲜和日本：《周书》记载朝鲜“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5]2；
据覃启勋先生考证，“《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6]102。总之，《史记》在汉魏六朝地位虽不及唐宋时崇高，但是已在士人群体中较为广泛地流传，其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都得到或深或浅的认同，从而为其影响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经笔者考证，能证明曾读过《史记》的有张衡、郦炎、蔡邕、曹丕、曹植、左思、阮籍、刘琨、张华、陶渊明等人。而梁鸿、赵壹、陈琳、王粲等人虽然没有材料能直接证明，但是从《史记》在当时流传渐广的情形来看，他们也有接触到《史记》的极大可能性。例如陈琳、王粲是建安七子中人，而曾读过《史记》的蔡邕(“乞黥首刖足，继承汉史”)与曹丕、曹植(论证见下文)，都与建安七子存在明确渊源或密切关系，那么假设七子中的陈琳、王粲诸人读过《史记》，也在情理之中。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剖露的“发愤”精神实是对屈原“发愤以抒情”思想的继承，而屈原“发愤以抒情”思想也正是由于司马迁的阐扬和发展，才加速转化为后代诗学的怨刺传统，从而影响了历代幽愤之诗的写作。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屈原的“发愤”精神。首先，司马迁继承淮南王刘安对屈赋“怨刺”风格的论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7]432其次，司马迁揭示了屈赋怨刺的来源：“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1]3010再次，司马迁又从人性的角度承认了屈原怨刺的合理性：“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1]3010最后，司马迁还充分展现了屈原的政治抱负和直谏精神：“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1]3013司马迁通过对屈原生平的娓娓叙述，对屈赋怨刺特点的反复申明，充分诠释了“发愤以抒情”思想的内蕴，并揭示了屈子之“愤”所含有的讽世与抒怀的二重性。司马迁对屈赋的评价，在楚辞学上意义重大，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诗人和批评家。王逸《离骚序》就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司马迁观点的浓缩，后世诗人对屈骚发愤精神和怨刺传统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阐扬。并且，司马迁在《自序》中申述的发愤著书思想，更是对屈赋“发愤以抒情”观点的深化与总结。司马迁的发愤精神，既是对作者发愤心理的强调，也是对书中怨怼情感的申明。这里的“愤”，既包括讽世直谏之愤，也包括个体遭遇之悲。汉魏六朝的讽世抒怀之诗，正是在讽世之志和个体怨情两方面，实现了对司马迁发愤精神的继承。
东汉时期的发愤之诗多呈现出讽世和抒怀并重的面貌。梁鸿《适吴诗》即在“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的情感抒发中，传达出对“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风气的担忧。张衡也是因为“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1]1356，张衡生活的东汉中叶，是东汉政权由盛转衰时期，政治积弊已久，因此《四愁诗》成为诗人发愤的工具，借以表达忧谗畏讥之情的同时也针砭时弊。到了东汉末期，社会风气更加败坏，因此讽世抒怀诗歌的创作也就更为频繁。郦炎《见志诗》即通过对《史记》人、事的化用，在“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的不平表述中，讽刺了是非颠倒的现状，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忧伤。赵壹《刺诗疾邪诗》的刺世方式更为直接，发愤强度也更加浓烈：
河清不可俟，人寿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8]85
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8]85
前一首，诗人在诗歌的一开头，就以“人寿不可延”的自然规律，比拟“河清不可恃”的无望现实，从而传达出对社会现状的强烈讽刺；
接着诗人在“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满腹牢骚中，具体展现了势利的时代风气。后一首，诗人一开始就描绘了势家腾达、贤才零落的社会现实，最后在无可奈何中发出“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的沉重叹息。赵诗既饱含了批判世态的公正之心，也抒发了身无所用的悲愤之情。
魏晋南北朝的发愤之诗在继承东汉诗歌怨刺传统的同时，由于更为偏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其讽世直谏之志逐渐淹没在个体怨情之中。王粲《七哀诗》，虽然开头也通过“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的表述，透露出诗人对荆州政局的失望，但全诗更多的还是在抒发对失意人生的感伤，因此钟嵘评价王诗“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诗品·卷上》)。曹植《怨歌行》则是通过对周公受成王猜忌故事的吟咏，委婉地传达出自己无端备受猜忌的心曲，从而抒发了心底的郁结之情。嵇康《幽愤诗》更是诉说了身陷囹圄的满腔愤怒，诗歌通过对“母兄鞠育，有慈无威”“爰及冠带，凭宠自放”之成长经历的回顾，表达了诗人“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人生兴趣；
然而“民之多僻，政不由己”的黑暗现实，最终导致“对答鄙讯，絷此幽阻”的悲惨结局。这与《太史公自序》的叙述模式极为相似，即通过对身世的追溯，表明自己的志向，从而表达事与愿违的忧伤。并且，其诗题也体现出对司马迁“幽而发愤”精神的继承。魏晋的发愤之诗，虽偏重个体抒怀，但并非完全没有讽世之志。上述诗歌中“荆蛮非我乡”及“民之多僻，政不由己”的表述，即已传达出幽微的讽世意味，而左思《咏史八首》(其二)的讽世意味更浓。诗人通过对《史记》冯唐典故的吟咏，抒发了自身的郁郁不得志，并表现出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现象的愤怒，而他的愤怒正实现了抒怀与刺世的统一。鲍照诗歌与左思多有相似之处，他也是寒门子弟，其“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拟行路难·其四》)以及“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拟行路难·其六》)，正是对社会不公的嘲讽。左思、鲍照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端皆了然于心，因此他们的愤愤不平，既是对沉沦下僚的嗟叹，也是替贫寒子弟发言。
南北朝诗歌的讽世之志逐渐消退，个体怨情得以凸显。江淹《还故园》一诗即抒发了政治上的失意之情。诗歌一开头就通过“汉臣泣长沙，楚客悲辰阳”的典故，借古寓今地写出了诗人的现实处境；
而屈原和贾谊典故的并用，正是司马迁将其二人合传思维的继承。接着，诗人又描绘了“山中信寂寥，孤景吟空堂。北地三变露，南檐再逢霜”的谪居环境，从而传达出不得志的抑郁心情。无独有偶，孙万寿《远戍江南寄京师亲友》一诗，也同样引用了屈、贾典故，抒发了谪居生涯的怨情。孙诗开篇“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的行文思路，与江诗如出一辙，都是在古今同理的感伤中，映照了诗人自己的失意人生。然而，与江诗通过环境描写传情达意的方式不同，孙诗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抒发了“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的忧愁心理，以及“一朝牵世网，万里逐波潮”的幽愤之情。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例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罔亦少密焉”一语即透露出他对当朝峻法的不满情绪。史迁的不满，虽含有对自己遭遇的感喟，但更多的还是为了表达仁政理想；
孙万寿虽延续了史迁的慨叹，但更多的只是表达对自己身世的感伤。由此可见，司马迁讽世与抒怀并重的发愤传统，到了南北朝时期，其讽谏之志已所剩无多，反而个体怨情越来越彰显。鲁本《与胡师耽同系胡州出被刑狱中诗》也同样继承了司马迁的个体怨情一线，诗人通过“叔夜弦初绝，韩安灰未然”的典故，传达出“相悲不相见，幽絷与幽泉”的悲伤欲绝。诗歌至此，史迁“幽于缧绁”的愤怒已不复可闻，剩下的仅仅是对个人身世的一己幽怨。
汉魏六朝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背景，诗人原本就有着深刻的悲情体验，例如“高台多悲风”“悲风爱静夜”等诗句中屡屡出现的“悲”字眼就是明证。因此，司马迁的“发愤”精神尤其能够触动他们敏感的内心，而他们的诗歌也确实从讽世和抒怀两个方面，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精神和怨刺传统。并且从东汉至六朝，讽世与抒怀并重的怨刺传统，越来越向个体怨情一路偏重，这则是继承中的新变。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所体现的著书立说向度，则是对儒家“三不朽”观念的弘扬与发展。《左传》中记载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精神，一直是中国古代士人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也是古代诗歌常见的精神范式。在“三不朽”精神影响士人的历程中，司马迁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他通过《史记》的写作，在讲述众多历史人生的过程中诠释了“不朽”的内涵，从而加深了士人对不朽精神的体认与实践。与《左传》等编年体史书因事记人的方式不同，《史记》是以纪传体形式展现了众多历史人物波澜起伏的一生，从而揭示了不朽精神的迷人魅力。司马迁热情歌颂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哪怕是以失败告终的悲剧英雄；
而对“碌碌未有奇节”的万石君之流，始终颇有微辞。由此可知，在选择《史记》传主时，司马迁偏重积极有为的历史人物，并通过对这些有为人生的叙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立德建功、泽被后代的人物范本，召唤着后代士人仿而效之。汉魏六朝诸多言志之诗，即反映了诗人们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表现出对司马迁所阐扬的不朽精神之追求。
《史记》记录的众多有为人生，强烈地吸引着锐意进取的建安文人。例如曹操就曾发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言壮语，吐露出积极进取、老当益壮的豪迈心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更是其求贤若渴心理的反映，而求贤行为正表明其追求统一事业的拳拳之心。也正因为建安文人多有锐意进取精神，因此他们一旦壮志难酬，就会无限伤感。陈琳《游览》一诗即表现出对壮志未酬的忧虑：
节运时气舒，秋风凉且清。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东望看畴野，回顾览园庭。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9]135
诗人“闲居心不娱”，因此“驾言从友生”，然而翱戏山川、登高远眺的游览行为，并没有缓解心底的忧伤情绪。在游览的过程中，诗人对“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的时光流逝感触颇深，这与开篇所描写对时节变化的敏锐如出一辙。诗人之所以对自然时节如此敏感，是源于他内心深处对“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的忧虑，而这也正是他“闲居心不娱”的原因。全诗自始至终透露着一层无法消解的隐忧，而这种隐忧正侧面反映了诗人“立德垂功名”的人生追求。
虽然积极有为的建安之音，在正始之后逐渐消退，但并非湮没无闻，而是时常出没于有志之士的诗中。阮籍四言《咏怀·其七》即通过对“姜叟毗周，子房翼汉。应期佐命，庸勋静乱。身用功显，德以名赞”的咏叹，流露出“今我不乐，岁月其晏”的幽微之情，从而在“世无曩事，器非时干”的曲折表述中，抒发了对功德无望的嗟叹。刘琨《重赠卢谌》一诗也是通过对“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等历史事迹的追溯，表达了对“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的深沉隐忧。《史记》描述的众多有为人生，成为汉魏六朝文人借以激励和反观自身的参照，他们以历史人生悲悼现实人生的行为本身，即反映了对不朽精神的追求，对有限生命的珍视。
东晋陶渊明更是因“读《史记》有所感”而作《读史述九章》组诗，在诗中，诗人屡屡流露出对“令德永闻，百代见纪”以及“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的向往，由此可见《史记》不朽精神对其心灵的震撼。即使是闲居之余，陶渊明也会时常感慨“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并追忆少壮之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而如今“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因此“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可见其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郁勃不平之心。在陶渊明“念此怀悲凄”“念此使人惧”的反复抒写里，其渴望建功立德的志向展露无遗。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贯穿了整个汉魏六朝的言志之诗，直到南北朝时期的王褒，还在高声吟唱“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高句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除了上述笼统反映立德建功愿望的诗歌之外，还存在大量通过戎马人生的书写表达建功梦想的诗歌。例如曹植的两首《杂诗》即表达了对于奔赴沙场，征讨吴、蜀的强烈愿望：在“吴国为我仇”的咬牙切齿中，诗人表露了“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豪情壮志；
面对西南的蜀汉敌国，诗人也发出了“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的慷慨之言。曹植对戎马人生的追求，并非仅仅出于对军功的热衷，一方面，他渴望“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实现不朽的人生价值；
另一方面，他也有着作为皇族的忧国精神和天下情怀。与曹植渴望亲赴疆场的胆气不同，后世文人往往是以虚拟之笔，写出了对沙场健儿和戎马生活的遥想，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蓬勃的英雄梦。左思在《咏史八首·其一》中就构筑了这样的梦想：“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9]236左思一生郁郁不得志，更没有征战沙场的经历，因此“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的英勇行为，并非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描绘，而是他对史书中戎马人生的追寻。由此可知，《史记》描述的沙场人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诗人正是通过这纵横驰骋的人生形态之展现，一扫内心的郁郁寡欢之情，从而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张华《壮士篇》则是通过对沙场英雄的倾情歌咏，曲折地传达出对不朽之功的追求：“年时俛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因此这“独步圣明世”的沙场英雄身上，正凝结着张华的功名梦。诗歌至此，驰骋沙场的飞扬人生，已不复呈现往日的忧国之情，而成为纯粹个体梦想之象征。南北朝诗人在歌咏沙场健儿时，往往能够恢复公私并济传统：他们一方面肯定沙场健儿对不世之功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强调沙场健儿忠君报国的思想。例如孔稚珪《白马篇》即是二者的结合：“少年斗猛气，怒发为君征”的同时，也有着“当今丈夫志，独为上古英”的心理预期。而吴均和徐悱也分别写下“为君意气重，无功终不归”(《战城南》)和“归报明天子，燕然石复刊”(《白马篇》)之句，展现了沙场英雄报国、立功的二重性。南北朝诗人对沙场健儿报国立功的深情歌颂，既传达出呼唤英雄的时代心理，也透露了他们对不朽之功的追求。
《史记》呈现的精彩人生，充分阐扬了立德、立功之不朽，从而激励了后代士人为之奋斗。魏晋南北朝诸多言志之诗，都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实现了对《史记》不朽精神的继承。并且《史记》所载人、事，略于盛世而详于乱世，因此戎马倥偬、建立事功的飞扬人生也就频频出现于史迁笔端。魏晋南北朝时局动乱、征战不断，《史记》描述的沙场英雄，往往成为士子崇拜的对象，激发了他们内心的英雄梦，而他们的诗歌正是这种梦想的如实表达。
除了立德、立功的不朽思想之外，司马迁“著书”精神也体现为对立言不朽的重视。而这也深刻影响了汉魏诗人，客观上推动了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和理论探讨的繁荣。在司马迁看来，著书立说既是通郁结之道，又有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化追求，并且他还明确表露了“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真实心声，从而旗帜鲜明地宣布了立言不朽的人文理想。
司马迁的立言不朽精神对曹丕、曹植兄弟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他们对著述事业的倡导，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司马迁的启发。曹丕、曹植兄弟熟谙《史记》，《三国志》就记载了曹丕“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的阅读经历。并且，丕、植二人在自己的书信里，也表达了对史迁“成一家之言”思想的认同。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称赞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10]280司马迁写作《史记》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强烈地吸引着跃跃欲试的曹氏兄弟，激发了他们从事著述事业的梦想。曹丕、曹植兄弟对立言不朽的热衷，促成了魏晋时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和理论探讨的深入。
曹丕《典论·论文》是一篇系统的文学专论，涉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诸多问题。在文中，曹丕充分论述了著作的重大意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1]135曹丕把著述提高到了经国大业的地位，并从不朽的角度出发，说明相较于立德、立功而言，立言所具有的优势。这与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2356的论调所见略同。并且曹丕还对文体进行了分类，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承认了诗歌的审美特性。此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流露出立言不朽思想背后深层的生命意识：“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11]135这与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的生命体悟表现出一致性。曹植也通过诗歌表达了他对立言不朽的思考与追求：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岂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芳。(《乐府解题》曰：“曹植拟《薤露行》为《天地》。”)[12]324
诗人通过天地无穷与人生短暂的对比，通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王者现象的揭示，表明了自己孜孜追求立言不朽的决心，从而体现出对有限生命的珍视。曹植立言不朽的人生理想，也包含着对生死的深刻思考，而他以孔子的文化贡献比拟王业的观点，正是对司马迁著书立说以实现生命价值观点的认同。
由于曹氏兄弟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对立言不朽的倡导，对文学创作的热衷，必然更能造就诗才云蒸的时代风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
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
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4]673钟嵘在《诗品·总论》里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形：“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
平原兄弟，郁为文栋；
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8]1由此可见，建安时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局面。立言不朽的文化理想，也引起了诗人对辞藻的重视，并加深了他们对诗歌技巧的探讨。曹丕就曾称赞徐干《中论》“词义典雅，足传于后”，并承认了“诗赋欲丽”的审美特性；
他自己的诗歌，也往往具有婉转流畅的音韵，《燕歌行》即是突出代表。到了曹植，诗歌的形式美更受诗人关注，“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芳”即表明他对华美词采的追捧。曹植的诗不仅具有和谐的音韵，也多有整齐的对仗，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诗》)等对句；
而他的《白马篇》更是以辘轳体形式，呈现出一气贯注的美感。因此，刘勰评价曹植“下笔琳琅”，相比于保留了质朴特色的曹丕诗歌，植诗呈现出更为华美的风格，从而完成了汉魏古诗向建安诗歌的转型，也开启了六朝诗歌踵事增华的走向。钟嵘在《诗品》中高度评价了植诗，并肯定他对诗歌发展的贡献：“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8]20由此可见，在立言不朽思想的影响下，魏晋诗人追求诗歌形式美的自觉。
此外，《史记》记录的众多立言不朽的历史人生，也同样引起了后世的追慕。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充分肯定了孔子对文化事业的贡献；
在《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中，也对传主的诗赋作品着意记录。这些都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晋左思在《咏史八首》中就曾反复抒写对“着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以及“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的向往之情，陈人祖孙登也曾深情咏叹“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寻”(《赋得司马相如》)的司马相如。汉魏六朝的言志之诗，正是在表达向往孔子圣业和相如文才的同时，传达出追求立言不朽的心声。《史记》展现的历史人生，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一起共同构筑了立言不朽的人文精神，并给予汉魏六朝诗人以巨大影响，从而客观上加速了文学自觉的进程，也促进了魏晋时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和理论探讨的深入。
综上可见，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是蕴含着“发愤”与“著书”两种不同思想的矛盾统一体。这两种思想相反相成，在不同的向度上对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发愤”精神促成了怨刺诗学传统的转化，激发了讽世抒怀的幽愤之情；
“著书”精神加速了“三不朽”文化思想的发扬，推进了积极有为的言志之作。而幽愤之诗与言志之作的交互作用，共同织就了汉魏六朝层次丰富的诗歌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