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山
（开封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入的是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1］，属于政治文本。该书中英文版的出版发行受到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该书中存在着很多很有特色的数名结构短语，其英文翻译策略值得研究。本文拟对该书中特殊的数名结构短语进行类型分析，再利用赖斯的文本类型翻译论，对其英译策略进行探究。
（一）数名结构的概念与构成形式
数名结构，顾名思义，就是“数词＋名词”的复合结构，如：“一人”“两日”“三餐”等。从广义上说，数名结构不仅包括“数词＋名词”，还包括“数词＋量词＋名词”，如“四张纸”“五支笔”等，以及“数词＋形容词”与“数词＋动词”的形式，如“六精准”“两确保”等。数名结构短语的音节以双音节和四音节为主，为了便于行文与发音，往往在此类数名结构中间加一个“个”字，使形容词与动词名词化，如“六个精准”“两个确保”等。
（二）数名结构的分类
“三国”“四季”“五官”等双音节词语呈标准的“数＋名”结构，这一结构在古代汉语中就有，其中的数词与名词均为单音节词。多音节数名结构的词语可分为几种情况：其一是具有“数＋名”结构，不含其他语素，只不过其中的数词或/和名词为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这导致整体的数名结构的词语为多音节词语，如“二十四史”“五壮士”“十八铜人”等；
另外几种多音节数名结构的词语中，不只包含数词和名词两种成分，还有其他语素。
根据所包含语言成分的类别，数名结构可分为“数＋名”“数量名”“数形名”等几种类型。“数＋名”结构由数词与名词构成，此处不再赘述。“数量名”结构就是数词与名词中间加上一个量词，这是现代汉语中最常见的数名结构形式，如“一个人”“两本书”“三架飞机”等。“个”是最常用的量词，不仅可以修饰具体名词，还可以修饰抽象名词，甚至是名词化的形容词和动词，如“两个文明”“四个全面”“四个服从”等。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此类数名结构比较多。“数形名”结构的主体是“形容词＋名词”，“形名”结构的词语前面加上一个数量词，就构成“数形名”结构，如“一棵大树”“三栋高楼”等。需要指出的是，“数形名”结构大多包含量词，但如果有两个或多个“数形名”结构的词语并列或作对比，就可以省略量词，如“两大人、一小孩”“一好人、一坏人”等。还有一类特殊的数名结构，其构成为“数名名”，即一个数词后面有两个名词，数词与第一个名词构成一个数名结构，用于修饰另一个名词。此类结构往往是一个固定搭配，如“两面派”“五粮液”“八仙桌”“万花筒”等。
根据语言成分能否发生变化，数名结构可分为固定结构与可变结构两种。固定的数名结构属于固定搭配，其中的“数名”成分，尤其是数词，不可发生变化，专有名词就属于这种结构的词语，如“三国”“四风”“五行”“八股”等；
可变结构是指数名结构中的“数名”成分可以发生变化，如“三餐”“四晚”“五日”“八脚”等。一般来说，数名结构中的数词可以改变，表示后面的名词在数量上发生变化，但固定搭配中的数词不允许改变。
还有一类特殊的数名结构，其构成为两个 “数名”并列，即“数名数名”，成为一个固定搭配或者表现为一个四字复合结构的成语，如“一国两制”“三皇五帝”“四面八方”“万事万物”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数名结构，很多都属于此种类型。
一般的数名结构词语的英译策略很简单，即采取“直译”法，例如，将“三国”英译为Three Kingdoms，将“五行”英译为 Five elements。政治文本中的许多数名结构，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其构成成分尤其是名词成分具有特定性，即具有特殊含义，因而往往用引号，表示其为专有词语，数名成分不可轻易改变；
另一方面，其中很多数名结构的词语不能直接翻译，必须采取“意译”法，或者在直译后面加上注释，否则，读者很难理解其真实含义。本文研究聚焦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带引号的专有数名结构的词语。
（一）概况
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92个文本以及书后索引中，我们收集了46个专有数名结构。从一到十这些数词中，最常用的为“二”“三”与“四”。当后面加上量词“个”时，“二”就会变为“两”，因为汉语不用“二个”而是用“两个”来表示事物的数量。较少出现的数词为“一”“五”“六”“八”“九”与“十”，没有出现含有数词“七”的数名结构的词语。该书中还出现了含有数词“百”与“万”的数名结构的词语。这46个专有数名结构的词语如下：
“一个中国（原则） ”“一带一路”“一国两制”“不搞 ‘一中一台’”；
“两不愁”“两个大局”“两个巩固”“两个确保”“两个维护”“两个文明”“不搞 ‘两个中国’”“两个一百年”“两规”“两廊一圈”“两学一做”；
“三保障”“三步走”“三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股势力”“三会一课”“三农”“三期叠加”“三去一降一补”“三权”“三通”“三位一体”“三线”“三严三实”；
“四大考验”“四风”“四个服从”“四个全面”“四个意识”“四个自我”“四个自信”“四好农村路”“四位一体”“四种危险”；
“五位一体”；
“六个精准”；
“八大行动”；
“九二共识”；
“十大合作计划”；
“百县万村”。
（二）分类
从所含音节的数量或字数来看，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46个专有数名结构中，有30个为四字结构，占比为65.2%，如“两个文明”等；
还有少量的二字结构、三字结构与多字结构，如“两规”“三保障”“四好农村路”等。从所包含的结构成分类型来看，在这些专有数名结构中，“数＋名”结构最多，占到一半，如“三权”“四风”等；
其次为“数量名”结构，占到41.3%，其所含量词大部分为“个”，如“四个全面”“两个一百年”等；
“数形名”结构只有4例，如“四大考验”“四好农村路”等。此外，专有数名结构还可分为单一结构与复合结构。单一数名结构是指该结构中只包含一个数词与名词，如“三农”“四个自我”等；
而复合数名结构中一般都包含两个“数名”搭配，多为四字结构，如“一国两制”“三会一课”“百县万村”等。此类数名结构占到26%。
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是德国翻译功能派理论的奠基人。其代表作为《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在该书中，她提出了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即文本类型理论（text－typology）。该理论以对等论为基础，构建起一种基于原语语篇和目标语语篇功能关系的翻译模式，可帮助译者确定实现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的对等程度。
（一）赖斯的文本分类
赖斯将文本划分为三类：内容性文本（the context－focused text）、形式性文本 （the form－focused text）以及呼吁性文本（the appeal－focused text）。她指出，内容性文本强调表述功能 （depictive function），形式性文本强调表达功能 （expressive function），呼吁性文本强调劝说功能 （persuasive function）［2］25。内容性文本以清晰表述内容为主要目的，其主要作用是交流信息、传播知识和发表意见，该类文本主要包括新闻报道及评论、商业信函、仪器设备操作指南、教育类著作、条约、公文、报告、论文、专业性作品等。形式性文本中，审美部分作为信息部分的补充，其分量甚至大于信息部分。作者所选择的文体本身就是文本的意义，可产生一定的美学效果。形式性文本主要包括散文、小说以及所有形式的诗歌等文学作品。呼吁性文本的显著特征在于，在以某种语言形式传达信息时，总是基于某一特定的视角、带有明确的目的、产生一定的非语言效果。此类文本中，呼吁成分占主导地位。此类文本主要包括广告、宣传文章、辩论文章、讽刺文章等。
（二）赖斯的翻译方法论
从翻译原则上看，内容性文本强调完整地再现原文本内容的每一个细节；
形式性文本强调遵循形式规则中的相似性原则和保持原文本的审美效果；
呼吁性文本强调对原文本的忠实，对原文本的忠实意味着要取得作者意图得到的结果，为此，必须保留文本内在的呼吁成分［2］41。这些理论更加清晰的表述是，内容性文本的译文应当传递原文的全部指称内容或概念内容，必要时，可使原文的意思显化（explication）。形式性文本的译文应当传递原文的美学观点和艺术形式，翻译时应当使用“认同”（identifying）法，即从原文作者的视角看问题。呼吁性文本的译文应当使读者产生预期反应，翻译时应当使用“归化”（adaptive）法，以取得同等传播效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数名结构颇具“中国特色”，即多为四字结构，其形式类似于成语。很多专有数名结构看似构成相同，其实，它们所属的文本类型并不同。我们需要根据其文本类型，来选择翻译策略。
（一）“显化”法
如前所述，内容性文本的主要功能是传递文本内容、交流信息、传播知识和表达意见等，报告、公文均属于此类文本。内容性文本的翻译要求忠实、准确地再现原文本的内容，也就是说，将原文的全部指称或概念内容向读者进行传达，使之显化。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一些专有数名结构的短语，例如 “一带一路”“两个一百年”“三会一课”等，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数词＋名词”的结构形式对其进行翻译，而要将其内涵向读者解释清楚。“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为 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后来，“一带一路”均被翻译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缩写为 BRI），这一翻译突出了“合作倡议”这一点。“两个一百年”后面其实跟着“奋斗目标”四字，该目标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被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该数名结构的短语翻译为the Two Centuries，而应译为 the Two Centenary Goals，将“两个一百年”作为“奋斗目标”的定语，这样才能解释清楚。“三会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制度，具体是指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我们不能将其译为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cture，而应将其所指内容全部译出，即the system of holding Party branch general meetings，meetings of Party branch committees，Party group meetings，and Party lectures［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需要采用此类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的专有数名结构短语占到34.8%。
（二）“认同”法
形式性文本的形式本身更为重要。翻译时，要将原文本所具有的审美效果和艺术形式传递给读者，使其认同原文作者的艺术表现形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很多专有数名结构的短语，例如“两廊一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四个意识”等，可以直接按照“数词＋名词”的结构形式对其进行翻译，保留其原文形式。“两廊一圈”是指“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中国和越南两国于2004年达成一致，决定建设。其译文为the Two Corridors and One Belt。“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提出，它集中概括了我党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和根本依据。其译文为the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s。“四个意识”是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早提出来的。其译文为the Four Consciousnesses（英译本专门在文后对其进行了如下注释：maintaining political commitment，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general picture，following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and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equirements［3］。这样做，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四个意识”的含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需要采用此类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的专有数名结构短语占到47.8%。
（三）“归化”法
呼吁性文本不仅以某种语言形式传达一定的信息，而且带有特定的视角和目的，希望读者产生预期反应，希望取得同等效果。广告、演讲、指示、批示等均属于此类文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有一些专有数名结构的短语，例如“两学一做”“三严三实”“四个自信”等，也不能简单地采用“数词＋名词”的结构形式对其进行翻译，而要将其中的呼吁性信息向读者传达清楚，使他们了解行动目的和要求。“两学一做”是指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这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是对每个支部、每名党员的具体要求。我们应将这些要求翻译得具体、明确。译文为：the requirement for all Party members to have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Party regulations，and related major policy addresses，and to meet Party standards［3］。“三严三实”是指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它是每名党员干部都要遵守的行为规范。译文为：the observance of the Three Guidelines for Ethical Behavior and Three Basic Rules of Conduct［3］。“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该数名结构的短语，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翻译为the Four Confidences，而要译为have full confidence in the path，theory，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需要采用此类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的专有数名结构短语占到17.4%。
汉语中，数名结构的短语不计其数。政治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名结构的短语。对这些专有数名结构短语的翻译，不能按照传统的直译与意译两分法来进行，而要根据其所属文本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需要准确地再现原文全部内容和揭示那些数名结构短语的含义的，可用“显化”法；
需要保留原文审美形式且可以直接用 “数词＋名词”结构形式来翻译的，可用“认同”法；
需要传达文中的呼吁性信息，使读者易于接受、产生预期反应的，可用“归化”法。总之，在政治文本翻译中，只有采用合适的理论和灵活的策略，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