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洁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虽然学界并没有明确回答马克思的思想中是否关涉生态问题，但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看来，作为马克思从青年到晚年坚持的唯物论观点包括一般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前者涉及了社会存在与生物的、物理的存在的关系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因此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后者则强调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形态再生产中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力量，因而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1]因此包含着深刻而又系统的生态思维方式。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区别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在给予伊壁鸠鲁哲学极高的评价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和革命性超越，开启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实现了思想上的自我深化。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子论代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唯物主义。前者是否定偶然性存在的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后者肯定偶然性的存在并且承认人的自由，从而是一种凸显了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唯物主义非决定论。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一种极小的不能再分的具有不同形态和大小的数量无限且不生不灭的物质粒子，原子存在于虚空之中并可以通过直线运动彼此碰撞造成漩涡运动并构成万物，因为否定了外在的精神动力的作用，所以漩涡运动受因果必然性的决定，从而导致了一种机械决定论。伊壁鸠鲁在继承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子偏斜理论，伊壁鸠鲁指出，原子在虚空中由于自身重量下落，一些原子在下落时发生偏斜与垂直运动的原子碰撞，这种由偏斜引起的碰撞是无序的，因此体现着偶然性。
其次，必然性和偶然性反映出不同的自然观。必然性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自然观。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唯物主义实际上只看到世界统一于物质（原子），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只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从而消解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使人类只能被自然界的枷锁所束缚，正如生态中心论者认为，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来看，人类既不是内在价值的唯一承担者也不拥有比非人存在物更重要的价值，最终要求人类完全受制于外在必然性。这一点遭到了马克思的明确抛弃。马克思给予了很高评价的体现着偶然性的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非决定论哲学为自由留下了一席之地，为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解放提供了逻辑起点。
最后，通过对原子偏斜运动的深层探究，马克思认为只有具体的独立的个人通过打破必然性突破所谓的“定在”才能实现自由。马克思认为的“定在”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原子应该给予否定的定在，就是直线。”[2]马克思称之为“原初的定在”。第二种是原子本身并由此推论至其他原子（因为原子本身并无质的不同）。偏斜运动既是原子对直线运动直接否定的结果，又是原子同其本身、其他原子发生关系的原因，充分体现着偶然性，“通过偏斜，形式规定显现出来了，原子概念中所包括的矛盾也实现了……伊壁鸠鲁应用了排斥的一些更具体的形式。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在社会领域里，那就是友谊。”[3]原子通过偏斜所引起的排斥成了原子之间结合形成万物的动力，对于人类来说，要想实现自由就要打破必然性摆脱“定在”，独立的个人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从而形成社会关系，进而和整个自然界发生关系。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所体现出的偶然性引申出来的自由还是一种“抽象的个别性”，“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光。”[4]“定在中的自由”体现了马克思的自然观的萌芽，人要摆脱自然的限制来实现自由，但摆脱自然的限制不意味着离自然而去，人类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也不能超出自然规律所划定的边界，就像原子属于直线，直线包含原子一样，人类的原初状态就是和自然融为一体，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独立个人要通过对个人和自然的否定来实现自由，这种自由是在“定在”中的自由，是现实的自由。实际上，马克思已经触及了“两个和解”的理论，即人与人本身和解与人与自然和解，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行了详细阐发。
在工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同时，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同自然、同自身相异化，只有消除异化进入“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对自然的双重和解，进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范围由于“类”而扩大。人类既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对象发生关系，又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与对象发生关系；
既是与单个独立对象发生关系，又是与某一类对象中的一个发生关系。动物不能理解“类”的存在所以只能以单个个体的身份与单个对象发生关系，也就是只能通过本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人与其活动对象之所以呈现出二重性是因为在人与其对象的活动中具有目的性，即人的实践活动总是能动地以实现自我的诉求为目的与自然发生关系。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界时刻进行物质的和精神的联系。
首先，人类生存、生活离不开自然提供的物质条件。从生存意义上讲，自然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作为肉体的人首先就无法生存。从生活意义上讲，自然不仅给人的肉体生存提供生活资料，而且还给人类劳动提供生活资料。人类在能够稳定的生存之后就会进行“对象化活动”以生产人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时，人才开始与自然建立有机联系。也就是说，实践是生成人与自然有机联系的基础，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将随着人类实践史的发展而发展，从人类依靠本能到自觉地创造使用劳动工具，自然变得越来越属人化。在这个角度上“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5]
其次，人类对自然进行规律和美的把握。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仅在于受目的性支使、为了实现自我诉求的改造自然界的活动，还有以概念为中介把握自然规律和美的规律的活动。自然不仅仅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还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动物、植物、石头、空气、光等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类正是通过对这些存在进行规律性的把握而形成了诸如动物学、植物学、光学等理论，紧接着在不断对自然进行规律性把握之后，人类慢慢形成了对自然物是否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价值判断，即不同于改造自然界以适应自身发展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审美活动。马克思认为，作为现实的科学的起点的自然界并非一个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客观体系，因为人类及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演变的阶段性产物，整个人类历史归属于自然史，自然科学当然也包括人的科学，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二）作为生态危机表现的异化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阐释揭示了人同自然异化的现象。“异化”是指同自身出现差异直至反对自身、否定自身。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述的异化理论有这样四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同劳动对象之间的异化；
二是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的异化；
三是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四是作为前三种异化之结果的人与人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集中表现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资产阶级对利益有着近乎疯狂的狂热追求，由此引起了生态危机。从劳动工具角度来看，自然可以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自然本身就是人，并且，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身就是自然，劳动者同自身的劳动产品异化就是同自然界相异化，因为自然界是劳动者的劳动对象的提供者因而也是劳动产品的提供者。并且，在人的劳动过程中，本来应是人自由创造的劳动异化为被强迫的劳动，本来应是人“无机的身体”和“精神的无机界”的自然成为人们贪婪索取和无情剥削的对象。人只剩下单纯的肉体生存需求（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比动物的本能活动还要贫乏）时，除了这一目的外其他的都成为手段，自然仅仅成了人满足自身肉体生存的工具。人的劳动不是合规律、合目的性的劳动，维持生存成了唯一目的，规律也从自然规律变成了资本家赚取利润的规律，生态问题也因此凸显。
（三）共产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统一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为了最大限度地摄取利润，资本家一方面对自然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与不计后果的污染，自然力被大幅度的透支。一方面对劳动者进行惨无人道的压榨与剥削，劳动者们为了满足生计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并且没有什么空闲时间来进行自由活动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自然界与人类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如此挑战，马克思认为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对立境况的解决；
才能实现自然的人道主义与人的自然主义的统一；
才能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6]。
首先，“异化劳动”导致了人与自然相异化。在这种异化状况下，人们不能合乎理性地使用、公平地分配来自自然的生产资料，人们为了利益都尽可能多地占有生产资料，而私有财产越多的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能力就越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才可以理性地从自然之中获取生产资料，才可以理性地分配生产资料，这使得人与自然和解得以实现，自然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和确证本质力量所必需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只有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并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和解实际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共产主义实现了人与人的和解，主要是利益的和解，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这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按照意愿进行生产，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进行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得以复归，最终实现了人与人的和解。
其次，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7]。马克思在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是以劳动为中介的，并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自然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劳动是这样一个过程：人类主体使用劳动工具对自然客体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中进行确证，以此在生产劳动产品的同时实现自我。而由于异化劳动，一方面自然界作为劳动产品的提供者同人相异化，一方面人只将自然界视为获得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才能复归为人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人本质性力量的对象化的活动，才能使人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变革自身，才能因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具有属人特征，自然才得以由于人的劳动进入人的社会，才能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人的自然才能由于为对象化活动提供对象因而成为人的存在。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消解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而实现了“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实现了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与《手稿》中所展现的生态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和价值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8]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即人与自然是一个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有机体。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指导。
首先，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实现人与人的联合。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指出，人只有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从而结成社会关系才能与自然发生关系，这里的人和“生命共同体”中的人都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人，因此既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人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掌握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的自然，才能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创造条件，即只有实现人与人的联合才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体”。
其次，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以实现“两个和解”为目标。一方面，人要与自然和解。要消除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要求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条件下与自然进行合乎理性地交换，人不能脱离自然界生存也不能脱离自然规律生产，人对自然的开发要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否则将破坏自然环境引起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人要与人自身和解。资本家追求利润破坏自然、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实际上都是资本奴役人的结果，是人与人自身的对立，只有进入“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与人自身的和解，在实现人与人自身和解的过程中就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在进入“真正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就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博士论文》和《手稿》中的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不仅回答了人与自然何以和谐共生的问题，而且回答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真正的共同体”何以实现的问题，为我们实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和和谐共生、共同发展树立了正确的自然观，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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