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通江湖泊演变及其影响效应研究进展

姚仕明,胡呈维,渠 庚,柴朝晖,栾华龙

(1. 长江科学院 河流研究所,武汉 430010; 2.长江科学院 水利部长江中下游河湖治理与防洪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10)

百年来,受自然变化、湖泊围垦、工程建设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江中下游100余个通江湖泊大量淤积、萎缩消失和受到人为阻隔,目前面积在500 km2以上的湖泊仅有洞庭湖、鄱阳湖(两湖)仍与长江保持自然连通。鄱阳湖、洞庭湖作为我国第一、二大淡水湖(图1),在长江流域洪水调蓄、水资源调节、湿地保护、生态系统维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调蓄洪水和保障供水居功能之首位,是安澜长江和绿色长江的前置条件。

图1 长江干流与洞庭湖、鄱阳湖的位置关系示意Fig.1 Pos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stream of theYangtze River, the Dongting Lake and the Poyang Lake

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两大通江湖泊冲淤情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江湖关系也相应调整,对洪水调蓄功能发挥造成显著影响。一方面,受人多地少和对湖泊功能认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两湖在一段历史时期被大规模围垦,湖泊面积急剧减少,湖泊洪水调蓄功能下降,洪涝灾害危害程度不断加大;
另一方面,以三峡工程为骨干的众多干支流控制性水库建成运行,其在发挥巨大的防洪、发电、航运的综合效益的同时,对水沙的巨大调节能力使得长江中下游河道由中沙河流变为少沙河流,引起两湖冲淤情势以及江湖关系持续变化[1],给长江防洪形势带来影响[2]。

随着长江上中游干支流控制性水库的联合调蓄,两湖水文情势发生显著改变,一些水资源及水生态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在水库蓄水、泥沙拦截、清水下泄以及下游河床冲刷等的影响下,长江中下游干流中枯水期同流量水位下降,长江对两湖形成“拉空”之势。如鄱阳湖与长江干流之间的水力坡度加大,湖水出流加快,导致湖区水位下降,枯水期大幅提前,同时频繁出现极低水位。洞庭湖荆南三口河道分流量继续保持下降趋势,断流时间提前,断流时段延长,中枯水流量时水位降低。两湖枯水情势的加剧给湖区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同时,洞庭湖与鄱阳湖(两湖)在长江洪水调蓄以及水资源调节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百年来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使得两湖冲淤情势以及江湖关系发生了显著改变,对两湖洪水调蓄以及水资源调节等功能造成显著影响。因此,需要对洞庭湖和鄱阳湖水沙输移规律、冲淤演变规律及其对洪枯调控功能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于促进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长江大保护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上述3个方面当前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并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未来研究应加强的内容,以期能为该领域未来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江湖水沙输移规律是江湖水沙交换变化和江湖关系演变的核心。长江与洞庭湖关系变化直接体现在荆江三口与长江水沙交换量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荆江裁弯、葛洲坝和三峡工程等人类活动较强的时间节点,荆江三口分流分沙呈现明显阶段性变化。例如,三峡工程运行之前,荆江三口分流分沙总体上呈逐年减小的趋势。1956—1966年,荆江三口分流分沙比分别为29%与35%;
而1999—2002年,则分别减小至14%与16%,且三口每年的断流天数也逐渐增多。三峡工程运行以来,荆江三口分流比有所下降,分沙比有所上升:与1999—2002年相比,2003—2007年三口分流比由14%减少为12%,三口分沙比由16%增加到18%[1,3-4]。随着长江干流来水来沙的变化,长江干流与洞庭湖的泥沙交换也受到影响[5-6]:长江干流至洞庭湖的平均净输沙量在1950—2000年、2002年、2004年分别为86×106、16×106、0 t/a。而2006年,洞庭湖往长江干流的净输沙量达14×106t/a[7],长江与洞庭湖的泥沙交换情况出现了转变。同时,洞庭湖四水(湘、资、沅、澧)来沙也大幅度减少,2007—2016年,洞庭湖四水来沙量仅为多年平均来沙量的29%[1]。随着三峡水库蓄水运行,洞庭湖区泥沙沉积量大幅下降,对减缓洞庭湖的萎缩起积极作用。

鄱阳湖的水沙主要来自赣江、信江、抚河、饶河与修水(简称“五河”),部分年份长江出现倒灌鄱阳湖的现象。2007—2016年,“五河”的年径流量变化趋势不明显,但年均输沙量约为多年平均值的48.3%[1],明显减少,其中赣江减少最多。鄱阳湖出湖沙量在1988—2000年约为720万t,而2001年后约为1 500 t,入湖年均来沙量小于出湖年均输沙量[8],这种现象可能与近年来鄱阳湖区和入江水道采砂及江湖水体交换过程变化有关。

总体而言,近年来两湖水沙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长江干支流水库群尤其是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的调蓄,使长江中下游径流过程变化较大,主要表现为枯水期流量增加、中水期延长及洪水期洪峰流量减少,进入江湖系统的泥沙量不断减小。两湖水系来沙量原本并不大,汇入长江干流的沙量因两湖的调蓄也相对较小。如今,随着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运行与水土保持工程的不断实施,预计进入江湖系统的沙量会继续减少。

通江湖泊在世界各大洲广泛存在[9-12],其冲淤演变与地貌变迁是所在流域水沙输运的综合结果,是对生态水文、湖区泥沙淤积与洲滩演变等环境因素变化的响应。对通江湖泊冲淤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掌握通江湖泊的自然演变特征,为进一步预测江湖冲淤及江湖关系的变化趋势奠定基础。

泥沙的入湖沉降,以及在水流的动力作用下形成的二次再悬浮,再塑了湖盆地貌,引发湖盆冲淤变化和洲滩演化[13]。湖泊中输移或沉积的泥沙,一部分来源于湖岸的侵蚀与崩塌,另一部分则由入湖地表径流从流域内所挟带。两者相比,后者对湖泊淤积和演变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前者则是湖盆本身泥沙的再分配,对湖泊沉积的影响甚小。

江湖冲淤及江湖关系的演变是自然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时,气候变化、水沙作用、泥沙淤积与地质构造沉降等自然因素是导致江湖冲淤演变的主要原因,而不同学者对自然原因中不同因素对通江湖泊演变的影响程度存在分歧。对于洞庭湖来说,梁杏等[14]从构造地质学的角度,跨越地质历史的多个时期,经过实地测量,认为洞庭湖区目前正处于构造沉降阶段,构造沉降是影响近代洞庭湖演变最主要的因素,而李春初[15]认为水沙过程是当前影响洞庭湖演变的主要原因。随着近几十年来江湖采砂、湖泊围垦、下荆江系统裁弯、控制性水利工程的建成运行,人类活动对江湖冲淤演变及江湖关系变化的影响日益突出[16-19],两湖冲淤格局发生了多次调整[20-27]。三峡工程建成运用使得进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沙量大幅减少[28-30],如2013年以来,宜昌站输沙量仅为自然条件下的2.6%。此外,由荆江三口进入洞庭湖湖区的泥沙也大幅减少,加之四水来沙量也逐渐减少,进出洞庭湖区的泥沙基本相等,未来湖区将呈微冲微淤趋势[1]。

目前针对通江湖泊冲淤演变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包含沙量平衡法、水沙数值模拟和遥感图像解译法,其中沙量平衡法及遥感图像解译法运用最多。沙量平衡法主要利用出入湖控制站的水沙实测资料分析湖区冲淤随时间的变化[8,23,31-32]。例如,姚仕明与卢金友[33]分析了三峡工程运用对洞庭湖泥沙沉积率的影响;
朱玲玲等[23]采用输沙量法计算了两湖区淤积量,采用实测地形对比分析了两湖区泥沙冲淤分布特征;
刘晓群等[31]根据地形冲淤与输水输沙量分析,研究了2003年以来东洞庭湖的冲淤状态。

遥感图像解译法主要结合已有资料和遥感图像分析通江湖泊大尺度演变过程。例如,姜加虎等[34]利用1974年和1995年洞庭湖湖盆地形的测量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洞庭湖区泥沙冲淤与洲滩变化,认为洞庭湖湖盆的泥沙淤积强度随高程增加而逐步减弱,表明洞庭湖泥沙淤积量并非线性增长。吴桂平等[35]利用鄱阳湖1980年、1998年和2010年实测水下地形数据对近40 a来鄱阳湖冲淤时空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0—1998年间,鄱阳湖主湖体及湖湾区域淤积现象显著,该现象主要由该时段内水土流失加剧造成;
1998—2010年间,湖盆淤积范围明显减少,主要原因在于流域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和水库建设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对于不同入湖河道及洲滩区域,由于其地理位置、水文条件的不同,冲淤情况也有所不同。余姝辰等[36-37]利用多种历史地图与遥感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清末以来洞庭湖区通江湖泊面积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洞庭湖面积从1896年的5 216.37 km2减少到2019年的2 702.74 km2,面积萎缩率达48.19%。从不同时期面积萎缩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为断崖式下跌萎缩期,年均萎缩达139.05 km2,20世纪60—70年代为快速萎缩期,年均萎缩21.66 km2,而1980年以来湖区面积基本稳定,年均萎缩仅0.13 km2。

综上所述,两湖冲淤演变是自然条件与多种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阶段,自然及人类活动中的各种因素对两湖冲淤演变的影响权重也有所差异。只有对不同特征阶段两湖冲淤的自然和人为影响进行有效识别,才能对百年来两湖冲淤格局的演变规律有更加清晰的了解,而这依赖于对百年来两湖自然条件下演变过程的了解。但20世纪50年代之前,即自然因素占主导的阶段,两湖冲淤过程缺乏系统的资料,而在这之后,人类活动的加剧又使得两湖冲淤过程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研究仍缺乏有效手段掌握资料匮乏时期两湖的冲淤演变规律,也无法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湖冲淤演变过程中剥离出各种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亟待开展相关研究。该问题是阐明通江湖泊冲淤演变的多因子联合驱动机制以及预测两湖未来冲淤趋势的重要基础。

4.1 两湖水沙情势变化

水沙情势的变化是通江湖泊演变趋势分析的基础,预测湖泊冲淤变化需提前弄清水沙条件的变化趋势。国内外众多学者基于水沙实测资料,采用统计学分析法(如趋势分析方法、突变点检验方法及周期诊断方法)对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历史和现状水沙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38-53]。例如,朱玲玲等[54]分析了不同时期内荆江三口分流比变化的诱发因素,并基于时段控制因子预估了荆江三口分流比的变化趋势,认为三峡水库的调度方式会对分流比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流量下分流比出现趋势性变化的可能性较小。邴建平等[55]利用TFPW-MK和MK趋势分析法研究了鄱阳湖与长江干流水量交换年际变化趋势,从流域来水差异、三峡水库调度以及湖区水位容积变化方面研究了驱动江湖水量交换效应变化的机制。张范平等[56]采用统计分析法、趋势分析法、MK非参数检验法和Modet小波分析法分析了鄱阳湖1953—2013年水位年内变化特征、年际变化趋势、极值变化、突变特征及其周期性,研究表明鄱阳湖水位在多年尺度上呈现微弱的下降趋势,自2003年以来下降幅度较大,并多次出现极低枯水位,湖区水位变化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周期特性。

此外,敏感性分析、相似年法、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多元回归法或数值模拟法等方法常被用于定性或定量地研究某一要素对两湖水沙情势变化趋势的影响[57-59]。总的来说,目前针对鄱阳湖和洞庭湖水沙变化趋势的研究,主要基于已有的水沙实测资料,对水文情势数据时间序列进行趋势分析、突变点检验、周期诊断、频率分析等。尽管已有研究在上述方面取得了有益的成果,然而,目前研究采用的统计学手段只能研究水沙情势在较短时间的变化趋势,难以对长江干支流水库群联合调度和两湖中上游控制性水工程影响下两湖未来较长时间尺度的水沙变化趋势进行预测,而该问题决定了能否在较大的时空尺度对江湖冲淤演变趋势进行精细化模拟。

4.2 两湖冲淤演变趋势

目前关于通江湖泊冲淤演变趋势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关注通江湖泊整体在未来较长时间的演变规律;
二是关注通江湖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整体或某些局部区域的冲淤演变趋势[60],如湖泊尾闾或入江水道的演变趋势。目前,第一类研究关于通江湖泊冲淤演变趋势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如对于洞庭湖,较多学者认为洞庭湖最终将走向消亡。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区域性的现代地壳形变构造趋于沉降,洞庭湖不仅不会消亡,还会扩大[61]。产生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前人研究两湖冲淤演变时所采用的数据以及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前人研究两湖冲淤时多基于历史泥沙淤积数据,部分学者采用了不同时期地图中的水域面积资料或不同年份遥感数据进行水面提取。此外,由于现在尚未形成湖泊边界统一定义,对湖泊面积的量化也存在差异。人为因素如水土保持以及江湖关系演变等也都将对两湖宏观演变趋势的判断产生影响[37]。

关于第二类研究,有不少学者采用数学模型,对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运行后两湖的冲淤演变进行了预测。例如,卢金友与朱勇辉[62]采用一维水沙数学模型,研究了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运用后洞庭湖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洞庭湖区将逐渐淤积,但湖区淤积速度将不断减慢。胡春宏等[63]利用一维江湖河网水沙数学模型,预测了洞庭湖未来100 a的变化趋势,研究预计三峡及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联合运用100 a内,洞庭湖累计淤积泥沙10.36 亿m3,年平均淤积泥沙约1 036万m3。长江科学院采用江湖耦合水沙数学模型模拟了鄱阳湖未来50 a的冲淤演变,研究发现:鄱阳湖湖区呈现逐年淤积的趋势,至50 a末累积淤积体积约1.01亿m3;
通江水道呈现逐年冲刷的趋势,50 a末累积冲刷0.63亿m3。通江水道的控制站湖口站近年来年均水位受长江干流水位变化的影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汛后蓄水,这也是通江水道总体冲刷的原因。另外,近年来鄱阳湖挖砂现象严重,挖砂对河道冲淤变化也起了一定作用(图2)。

图2 鄱阳湖冲淤计算断面布置与计算结果Fig.2 Layout of calculation sections and calculationresults of erosion and deposition for the Poyang Lake

由于通江湖泊各区域常呈现不同的冲淤态势,通江湖泊宏观上的冲淤演变不能反映局部情况。例如,由于西洞庭湖、东南洞庭湖来水来沙条件以及地形地貌特点的不同,湖域内不同区域的泥沙冲淤时空分布会有较大差异。目前,西洞庭湖已基本达到冲淤平衡,近年泥沙淤积主要发生在河道,而东南洞庭湖是洞庭湖泥沙淤积的主要场所,但淤积率也呈逐步降低趋势[32]。因此,对湖泊冲淤进行较为细致的分区刻画显得尤为必要。

由上可知,现有研究已从整体与局部角度对通江湖泊冲淤演变趋势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现有研究对于通江湖泊演变趋势预测大多关注湖泊整体冲淤总量和冲淤速率,对于湖区冲淤演变时空差异及分布格局变化规律研究较少。

5.1 对洪水调蓄功能的影响

长江中下游通江湖泊的调蓄能力与中下游整个区域的水安全密切相关,在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般利用调蓄量(一段时间内进、出湖泊水量之差)来表现通江湖泊的调蓄能力[64-67]。然而目前研究中的调蓄量指标都含有经验系数,其插值的准确性和理论依据存在不足,若要更准确地计算两湖调蓄量及三峡水库对其的影响,需要构建合理的江湖水位-流量关系。

湖泊调蓄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泥沙淤积程度、湖泊围垦、入湖洪水特征以及湖泊出口水位等。对于过水性湖泊而言,湖泊调蓄实际上属于河槽调蓄,调蓄量相当于河槽调蓄量。由于通江湖泊的出口与河道保持自由连通状态,因此,湖泊对洪水的调蓄作用与水库区别明显,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湖泊不同于分蓄洪区的空库待蓄,调蓄量远小于湖泊容积,特别是高洪期,通江湖泊的湖容已被前期来水接近充满,用于调蓄的湖容大小更多地取决于湖水位的可能涨幅;
其次,湖泊调蓄的出流不可控,这一点不同于水库,通江湖泊的调蓄能力取决于水流能否顺畅流出湖泊,若湖泊出流不畅,则洪水可以更多地滞留湖内,即表现为调蓄能力较强[68]。

近年来,影响两湖调蓄能力的主要因素即为长江上游一系列干支流水库的建成运行。特别是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后,水库调节造成干流水沙变化以及河床不断冲刷[69],已对两湖冲淤及其对洪水的调蓄功能造成影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近年来两湖的调蓄能力开展了相关研究[70-74]。例如,张振全等[72]基于1954—2010年洞庭湖对不同时段洪水的调蓄作用研究了洞庭湖调蓄能力的变化规律。王冬等[73]研究了洞庭湖来流与三峡水库不同调度方式之间的关系及三峡水库蓄水对长江与洞庭湖水力要素的影响。邴建平[75]采用水动力数学模型和动湖容模拟调节,研究了拟建鄱阳湖枢纽及其与三峡水库联合调控对江湖水情的调节效应。

5.2 对枯水情势的影响

洞庭湖与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水资源的重要来源,两湖水量约占长江大通站径流量的47.9%[27]。近年来两湖冲淤以及江湖关系的调整,对两湖的枯水情势产生了显著影响。洞庭湖和鄱阳湖出入湖水量均有所减少,其中汛后水库群蓄水期减少较多,而枯水期径流量增加。洞庭湖和鄱阳湖中枯水期平均水位均有所降低,两湖枯水期更是呈现提前、延长和加剧的态势[42,76]。对于洞庭湖,荆江三口分流量进一步减少,河道断流时间延长,从而导致地区过境水资源量进一步减少,水资源问题突出[77-79]。

两湖枯水情势主要受到气候变化、三峡水库运行引起的水沙条件变化,以及湖区取用水、采砂等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当前对鄱阳湖枯水情势发生的主要原因,尚无较为一致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三峡水库的调蓄造成长江干流流量减少是鄱阳湖水位降低的主导因素,长江来水减少是造成鄱阳湖秋季异常低水位的主要因素,且这种影响随着长江上游干支流大量水库群的投入运行变得更加严重[80]。还有学者认为鄱阳湖湖区水位降低主要受气候变化影响。如Ye等[81]研究表明长江流域的气候变化是造成鄱阳湖枯水期提前的主要原因,而三峡水库的运行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只是使得这一现象更为显著。还有其他学者认为采砂是当前鄱阳湖枯水情势严峻的主要原因。例如周建军等[82]研究表明鄱阳湖的基本自然特征并没有改变,鄱阳湖大量采砂已经破坏了入江水道的自然水力顶托机制,这是鄱阳湖连续出现极低水位的原因。

对于洞庭湖来说,三峡工程的年调节将使其对洞庭湖水情的影响成为常态。尤其是汛末蓄水时段,上游来水减少将使洞庭湖水位提前消落,洲滩湿地出露时间变长,多次出现接近历史同期最低水位的枯水,水库运行对洞庭湖的影响再一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许多学者也在长江干支流控制性水库运用以来的背景下,研究洞庭湖区枯水情势的变化。代表性成果如胡春宏等[24]采用一维江湖河网数学模型,对未来洞庭湖枯水期水位趋势进行的研究。研究采用1991年典型来水过程(平水年),分别计算了未来不同年份、七里山水文站和南咀水文站水位。计算结果表明:

(1)对于年平均水位,三峡及上游控制性梯级水库群联合运行50 a末,七里山水文站年平均水位比1991年实测年平均水位低2.19 m,比2012年计算水位低1.14 m。

(2)对于月平均水位,三峡及上游控制性梯级水库群蓄水阶段的9—10月份湖区水位降低最为显著,2052年9月份和10月份七里山水文站计算得到的水位结果比1991年同期实测的水位分别降低4.05 m和5.68 m,比2012年计算同期水位分别降低2.34 m和1.27 m。

总的来说,上述研究成果虽然可以较好地揭示三峡水库运用后两湖水情变化及其洪枯调控能力的变化,但仍存在3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当前对于湖泊洪枯调控能力变化的研究多为定性或部分定量,缺乏两湖一致性的量化指标研究;
二是长江干支流控制性水库运行较长时间后,两湖洪枯调控能力的变化与两湖未来的冲淤情势密切相关,而难以准确把握未来两湖冲淤情景,导致目前难以对长历时两湖的洪枯调控能力进行准确预测;
三是两湖未来冲淤情景与其洪枯调控功能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尚不明确。上述不足均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

随着以三峡工程为核心的长江上游水库群的建成运行,三峡水库下游江湖水沙情势发生了显著改变,引起两湖冲淤及江湖关系调整显著,这对河道防洪、航运、水资源利用等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长江中下游两大通江湖泊——洞庭湖、鄱阳湖水沙输移规律、冲淤演变规律及其对洪枯调控功能的影响3个方面,总结了当前两湖演变与影响效应方面一些代表性成果。但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给这几方面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今后应结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自然和人为影响下两湖演变机制量化揭示。两湖冲淤演变是自然条件与多种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阐明百年来两湖冲淤格局的演变机制有赖于对不同特征阶段两湖冲淤的自然和人为影响因素进行有效识别。因此,今后研究应建立有效方法,反演与还原两湖自然冲淤过程,阐明资料匮乏时期两湖的冲淤演变过程,对各种自然因素对两湖冲淤演变的影响进行有效识别,还原人类活动加剧时期两湖的自然冲淤过程,在此基础上,阐明人类活动对两湖冲淤演变的影响机制。

(2)两湖未来长历时、大范围冲淤情势变化趋势预测。现有成果已从整体与局部角度对通江湖泊冲淤演变趋势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精准预测长江和两湖上游梯级水库群运行引起的水沙变化研究还不够,今后研究需要借助大时空尺度精细化的通江湖泊二维水沙数学模型,对通江湖泊演变趋势进行长时期精细化模拟。需要重点突破从以往两湖泥沙淤积总量预测到淤积时空分布格局变化预测的技术“瓶颈”。

(3)两湖演变对洪枯调控功能影响的指标化评估。长江干支流控制性水库运行较长时间后,湖泊调蓄能力的变化与湖泊未来的冲淤情势密切相关,而现有研究对未来两湖冲淤情势的研究不足,这也导致了目前无法对长历时两湖的调蓄能力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测。此外,现有研究缺乏表征湖泊洪枯调控功能变化的有效指标,湖泊洪枯调控功能与未来冲淤情景的定量关系尚不明确。因此,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两湖未来冲淤情景的精准预测,研究能够表征湖泊洪枯调控功能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洪枯功能表征指标与两湖未来不同冲淤情景的响应关系,厘清两湖未来冲淤情势对洪枯调控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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