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若峥 王晓东
德里达的名字几乎代表了解构，他一生致力于解构思考，但在他的后期研究中政治是一个明确的重要主题，因此德里达思想通常以20世纪80年代末陆续发表的政治哲学著作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解构是一种异质性与不断变化生成的过程，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在研究方法、重点和时间顺序方面存在些许差异，但这并不能武断地得出他思想彻底转变的论断。德里达的后期思想究竟是彻底的转向还是其解构理论的延伸，理清德里达前期与后期关键思想的微妙变化及复杂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探究这个问题。那么他的早期思想是否有一定政治指向，为何后期会直接进入政治主题，前后时期的思想差异如何，德里达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会对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
纵观德里达思想进程，确实存在一次较为明显的主题转变，以1987年德·曼事件和德里达的两部著作《论精神》《心灵，他者的发现》为界限，大致可以划分为前期的形而上学解构和后期的伦理、政治思考。由于要找出德里达前后时期思想在何种程度上有着怎样的关联，故将德里达的前期思想又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以《论文字学》的发表为界限，在此之前，德里达主要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此之后，则是通过对文学哲学界限的探讨，发展了解构的重要思想——延异。在德里达早期的这两方面内容中可以探索隐含的政治、伦理向度，挖掘德里达与政治的迂回联系。
（一）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论文字学》的发表，德里达的主要作品几乎都在针对传统形而上学，这一时期是他质疑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的阶段。德里达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海德格尔和尼采影响，尤其是前者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拆解，但他认为海德格尔没有坚持对本体论思想的反叛，所以德里达倾注大量精力论述不在场对于在场的重要性、未来对于现在的重要性等问题。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核心就是本原的“在场”问题，这种由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构建起来的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强调本原的完满性、同一性，由此建立了二元对立结构，例如真理与谬误、同一与差异、实体与虚无甚至声音与文字、男人与女人、中心与边缘等两级结构。德里达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主义，在他看来这些两级概念并不是平等独立的，这中间存在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排斥、统治以及边缘化。德里达的解构并不是二元结构的转换，而是对二元结构的颠覆。德里达认为转换只是树立了新的中心和权威，且仍然停留在二元论结构内，而解构要做的是拆解后的重新思考。显而易见，解构形而上学并不是要摧毁形而上学而是建立对传统哲学新的视角和解释，因为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本原问题的质疑，实际上是对本原或者形而上学可能性的解构。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本原的同一性、完满性和在场性是其无须思考的前提，差异、缺陷和非在场均外在于本原，德里达的解构就是要思考这个前提的可能性。诚然，德里达在思想渊源上深受海德格尔的启发，其解构策略上则基于结构主义的技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套人为的符号系统，人为了掌握外界世界同时也使外界进入认识领域而创造的能指与所指的符号体系，它的产生是任意的、武断的。人的生存无法跳出能指与所指的语言结构，也有学者称为语言的牢狱。这与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交流、表达的工具有着鲜明的对立，这种符号系统语言观以符号的客观存在性批判语言神授的逻各斯中心论的语言学。索绪尔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思想家希望以语言哲学及语言理论反对古典形而上学思维。德里达肯定了索绪尔的差异原则，但他认为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仍然以语音为中心，并没有彻底逃出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可以通过他对普通语言学中在场的语音中心主义的清理加以理解，德里达要清理的是文字对言语的从属地位、声音对文字的优先性以及永恒在场问题，然后再解构文字。
首先，他用文字颠覆语音中心主义，这一时期的德里达解构的重要主题就是声音的特权。德里达对于文字的解构并不是在语言学的意义上进行的，而是在哲学层面上展开的，是基于存在论角度解构文字。从《书写与差异》开始，德里达就反复探讨文字问题，而《论文字学》一书则全面展现了德里达对文字的解构。德里达考察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文字的压抑，是结合柏拉图为源头的类似的文字观。柏拉图在《裴德诺》中表达过写作会对心灵在逻各斯中的呈现造成掩盖，而索绪尔则是直接将文字外在于语言。索绪尔认为从语言的本质上说，文字与语言（langue）无关，言语（parole）才是语言学（linguistique）的核心［1］在索绪尔看来langue指社会成员共有的语法体系，parole指说话人对语言的具体使用，linguistique指以言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本文的外文单词均统一为法语。。索绪尔将文字看作是言语的形象表达，认为文字从外部入侵了语言，是对语言的中断。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给文字以道德色彩和等级划分，即文字似乎是败坏的、边缘的。德里达说：“与表音—拼音文字相联系的语言系统是产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系统，而这种形而上学将存在的意义定义为在场，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充分言说的时代，始终给对文字的起源与地位的所有自由思考，给整个文字学加上括号，对它们存而不论，并因为一些根本原因对它们进行抑制......”［1］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9页。他要“表明文字的暴力为什么没有降临到无辜语言的头上”［2］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0页。，文字的暴力是对索绪尔的反讽，文字的这种暴力是因为文字与语言从一开始就发生关系，这种关系被德里达表述为“正当性的意义出现在神话般的轮回效果中”，也就是说语言具有正义的优先性，文字只是在不断地入侵语言的轮回中。这里所提及的“暴力”“正义”问题以及对文字给予的伦理色彩与后期德里达政治伦理思想中的“暴力”和“正义”自然不是同一概念，但由此也能看出在其早期理论中已经触及一些政治哲学相关的主题。而且对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中突出语音、压抑文字的论述，德里达将其解释为欧洲人种中心主义在作祟，说明在其哲学指向上还是会包含政治、伦理问题。
其次，在抬高文字位置后，德里达又对在场性的文字进行解构。德里达仍然将问题投掷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历史中，古希腊以来就将文字服务语言的技术性与逻各斯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场的真理原本与语言联系在一起，而现在成为文字与在场真理的结合，能指层面的文字与所指结合，文字成为能指，成为逻各斯的在场。德里达质疑的是将文字替换言语的做法，实质是树立了又一个中心，是语音中心主义结构下将文字与逻各斯结合。德里达要注意的正是这种膨胀的文字学，这里他还分析了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层面提升文字学的地位，以此来颠覆欧洲人种中心主义。这一时期的德里达指出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有着某种必然联系。虽然当时的德里达并没有对这一层面展开论述，却为后期的解构思考留下一个思考点。
（二）延异思想的发展
在《论文字学》之后，从1968年法国哲学年会上《论延异》［1］Différance 收录于Marges de la philosolhie， Minuit， 1972. 由此，德里达正式使用延异术语。的演讲到《丧钟》发表，这是德里达超越文学，以哲学解释文学的阶段也是其解构的核心概念——延异思想的发展时期。德里达的延异并不是首创性的，还是受到海德格尔的差异思想影响，但更为直接的还是受索绪尔语言学的差异概念的启发，德里达的延异思想是对索绪尔差异原则的超越和突破，延异思想仍然是与结构语言学的批判联系起来。德里达关注书写，因为在他看来，书写总是处于延异之中：它总是延迟着到场，在它内部蕴含着区别、差异。这样，他将语言看作是一个差异系统，以差异替代中心，以差异弱化本原，但这并不意味着德里达要扶植一个新的中心，而是发现祛中心化、祛本原的延异（différance）。这个词是德里达创造的，是基于法语差异（différence）一词，从法语读音规则上说，两个词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但转换的字母a，却使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差异，进而思考这种产生“差异”的“差异”，即汉语翻译的延异。这种“差异”的“差异”强调的是事物自身内在的异质性，也就是与其内在的异质成分的差异。它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的在场、同一、共时的反对，它要突出的是被压抑的距离、差异和历时。德里达的延异是时间上的延宕和空间上的分延，他要统一时间与空间，历时与共时。事物自身的异质性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前提，这是事物生命力和多样化的可能，否定异质性将走向灭亡。这与德里达后来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以致德里达的政治哲学被称为延异政治，后期他对自己延异思想的解释也加入了政治哲学意蕴。
按照德里达常见的说法，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他通过一种替补（supplément补充、增补）逻辑来诠释延异。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中，延异与替补是互相阐释的两个重要概念。对于强调在场的传统西方思想而言，替补一直是对中心的替补。替补的出现意味着中心的缺失，有着次生的、补充的、附加的特性的替补，在替补了中心的同时又拆解了中心。德里达写道：“无限的替代过程不断对在场造成伤害，它始终铭记这重复的空间和自我的分裂。”［1］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德里达精心选择了卢梭的经典文本展开他哲学性的解读，发现卢梭文本中的逻辑悖论，即卢梭对写作或文字存在一种矛盾态度［2］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使其陷入一种中心主义的思想困境，由此入手，德里达发现卢梭在写作中的替补策略。例如德里达发现卢梭在《爱弥儿》中关于“母爱的替代”与《忏悔录》中“危险的替补”的矛盾，前者中卢梭强调母爱是不可取代的，而后者中卢梭又对华伦夫人有着母亲般的依赖和特殊的爱欲。德里达解构的阅读往往通过联想和隐喻，激活原有文本，加之其跳跃的思维让他的整个论述过程自由发散，他对卢梭作品的文本性阅读后，还是回到了他所关心的替补问题。他看到卢梭在经历了种种母亲的替代之后，“母亲”在根本上的欠缺，使母亲本身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替补，这个词也成为替补链环，而德里达实质上质疑了这种链环的起源或初始。因此，无限的替补链环代表着在场的自身同一性的延迟，原始的在场无法完成自身同一，总是需要反复替补后再回到自身，也就是在场不再具有完满性和同一性。起源和终点，只有在替补链环中的补充再构建。同样，时间意义上的当下同样需要其他的时间维度，通过过去或未来的差异维度来定义自身。因此延异与替补的含义也必须通过它们之间的互释游戏才能被更充分地理解。德里达解除中心、起源，理性逻辑在他看来是隐喻的替补，他以解构的修辞性阅读对抗形而上学传统。
面对形而上学对差异与替补力量的抑制，德里达从西方传统哲学预设的原初入手，通过延异与替补的互相诠释对其进行解构，即延迟到场、内在差异这样的延异游戏结合上替补逻辑。延异与替补其实都是指向在场化、同一化、对象化的传统形而上学，德里达把海德格尔的此在思想，索绪尔结构主义的预设的结构中心等，进行彻底的解构与颠覆，使它们本身置于一种延迟到场，成为替补。但这种全新理解并不是解构的全部内容，他的重要意义更为深远，因此他的延异与替补继续延伸至不在场的绝对他者、未经现在的绝对过去，以及那即将来临的绝对未来。这种解构的伦理思想与时空观在其后期政治哲学中成为正义、民主、弥赛亚性等问题的理论基础。这似乎是其解构思想的延伸、水到渠成的论述，即使德里达后期论述主要围绕政治问题，也体现其解构思想的一以贯之而并非其哲学思想的转向。
如上述提到的划分，从1987年开始，《法的力量》等政治性质的著作相继问世，德里达开始关注当代民主政治、正义及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理解和分析德里达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与整体思想的复杂关系，要结合当时的世界政治背景和西方政治哲学语境。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的霸权地位日益明显，福山、科耶夫等思想家以及多数主流思想都流露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全球一体化的实现以及人类历史就此终结等思想。面对民主政治的趋同化，德里达不仅看到了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困境还从存在论角度反思这种制度的起点。此外，20世纪80年代德里达的解构思想面临前所未有的指责，例如福柯等人批评解构理论只局限文本而不进入政治伦理的现实领域，这使他进入关注度较高的政治问题内，以其政治哲学的观点回应当时的各种质疑。德里达由对本原同一性的解构延伸到政治同一性的批判，除了回应现实政治问题外，主要还是在于借此丰富和发展他对在场的、同一的形而上学的解构。
“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语言、哲学话语或者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1］Entretiens avec Derrida, par Didier Cahen. Paris: In Digraphe, No.12, décembre 1987.转引自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03—604页。德里达在苏塞克斯大学的一次座谈中曾说过他所做的一切都与政治问题直接或间接相连。哲学思想确实潜藏着某种政治可能，德里达也许是基于这一层面，认为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发生过转向，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从一开始就关注政治和伦理问题。尽管进入政治主题，德里达依然坚持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式对抗，这种对抗在他后期进入政治领域后即是对西方人种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一样，他对现代政治哲学的解构依然是其解构策略的延续运作，在批判某种政治哲学思想后，找出其思想形成过程中所隐含的理论预设和基本逻辑并对其可能性进行否定后加以重构。德里达后期对政治问题的论述，能够折射出其解构思想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是对在场的更加重视，另一方面是对延异思想的进一步补充。
（一）事件政治——在场性的解构事件
20世纪中期，欧洲哲学经历了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又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裂变，但在整个过程中，社会政治事件似乎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场域。与此同时的法国也经历了二战后难民问题、1968年五月风暴、左翼政党的壮大，存在主义对法国政治影响日渐弱化，而开始了对欧洲倡导的理性、自由、民主概念的反思［1］麦克·里拉：《德里达的政治哲学》，载《思想文综》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就是德里达的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而他的解构策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践。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也曾表达过德里达对形而上学中心主义的解构在政治上表现为欧洲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新格局，以及人类中心论的批判。正是在具体的政治事件的反思进程中，德里达早期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思想与其政治思想互相指向、互相论证，在解读政治事件的基础上建立了事件政治。因此，德里达的“政治哲学既是对解构主义对当代各种政治事件的批判，又是他的解构策略的一种政治实践，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哲学的散播性、碎片性、在场性、零散性、游击性和事件性”。［2］高宣扬：《论德里达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24卷。德里达对于事件的关注、对在场的重视，呈现出其后期思想的微妙变化，这也是德里达为摆脱解构主义抽象或“缺席”的思维定式所做的尝试。
德里达在早期强调书写文字自身内部的差异性问题时就显示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对，对于象形文字的书写系统他认为是“完全被我们西方人所压制”［1］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Seuil, 1967, p.288.，书写文字“自身主体的不在场”［2］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Seuil, 1967, p.265.所产生的差异化运动蕴含着无限差异化的可能，也意味着文化差异的合理存在。一方面，在德里达的政治思想中，将事件看作文本，再通过文本差异来揭示政治的任意性。恐怖袭击也被看作是解构性事件，当“911”事件发生时，他就事件后果做出如下表达：该事件的后果具有多种可能性，甚至也具有多种不可能的可能性［3］德里达2001年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与座谈。。德里达认为该袭击针对的是以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为意义符号的强权世界，这并非一次恐怖袭击而是文明冲突或者更多层面的事件，在德里达看来，这种事实的结构性事件中隐含着差异的可能性。“事件”对于德里达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与其伦理思想中的“他者”相似，德里达认为“每一他者作为整体他者……对于我是不可接近的、神秘的和超验的”［4］Jacques Derrida, Donner la mort, Galilé, 1999, p.110. 原文中tout autre comme tout autre,由于语法上使用了单数形式，结合上下文语境，第一个tout翻译为每一个，第二个tout翻译为整体。，事件也具有不可预测性，而这种不可预测也预示着事件的多种可能性。在德里达流变的时空观中，政治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呈现出流动多变的特性。另一方面，德里达也将政治文本看成是政治事件并以边缘化视角进行解读，揭示政治中的在场性。例如，西方国家常以《人权宣言》中的“人权”为由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蓄意干涉，而“人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德里达看来这要拿到具体的事件中才能体现其实质，仅凭一系列抽象符号就代替了在场的作用未免太过霸道。政治就是这样以不可预见的方式介入私人或公众领域，使社会中的个人受到威胁的可能，承受被随时驱逐所在领域的危机。德里达以文本差异对抗政治中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事件性政治的实质就是揭示当代政治的霸道性质。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针对西方“完美民主”德里达指出：我们不得不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有如此之多的人生活在暴力、不公、饥饿、排外和经济压迫之中［5］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他认为结合发达的科学技术，当代政治以其任意性更加随意地加强对个人或国家的干预及管制。当代政治具有越来越强的在场性和任意性，可以干预、操控事件，以加强其权威性。德里达反复强调政治事件的在场性，是为了激起对政治的在场的反思，政治事件的本质只有在场发生时才能把握。通过对在场事件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多种可能性的分析，呈现出在场事件的转化的可能以及对未来的诸多影响。这些都传达了他在政治哲学中对在场问题新的理解。
（二）延异政治——差异中的敌友政治
德里达将语言符号看作持续性、延展性的差异化系统，后期他将视野超越语言范畴投射到政治领域，符号与意义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多元异质性文化创造，符号本身的差异性带动文化、政治的差异化思考。此时，德里达的延异思想更多的是反思国家、个人界限外的差异化过程。对于政治的基本概念的思考，敌友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德里达巧妙地抓住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这一文本，在对其中的敌友政治解构的过程中，阐发他的别样的友爱政治。二者的核心分歧就在于对敌与友的划分，在此基础上探究政治的本质。施密特主张找出能使政治最大限度地区别于其他领域的本质性因素，对政治进行本原性的还原。如道德中的善恶、经济中的盈亏等均不属于划分政治的标准，施密特给出政治的本质在于划分敌友，其划分对象便是他者，对他者的敌友划分是独立且对立的。在这一划分基础上，施密特将政治概念根植于敌对中，通过敌人来理解与其对立统一的朋友概念。在明确了敌友问题后，施密特进而将这一概念引入生活世界，展现了敌对性如何体现在人类生活中。对于这种非敌即友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政治概念，德里达展开了他与施密特的对话。德里达如何拆解敌友政治的二元基础？如何找到我与他者之间除敌友关系外的其他可能？如何建立自己的延异政治？
德里达的延异思想不断发展和超越，他对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曾说：“延异指的是宏观的普遍差别，而差异指的是微观的差别。只有承认差异的普遍性，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种微观的差异，不管是文化、民族、语言方面的，还是人种方面的差异。从地球上有生物的时候起，延异就开始存在了，那是一种生/死或存/亡的关系。在很早以前，在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在动物界里，这种关系就形成了。延异现象是伴随着生物和生命的产生而产生的，它超越了‘人类’与‘动物’的界限，超越了各种文化、哲学与传统的界限。”［1］德里达、卢迪内斯库：《明天会怎样》，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28—29页。德里达的延异更强调差异化和非对立的异质性，这与施密特敌友划分中的联合或分裂、统一或对立完全不同。虽然德里达将施密特看作最后一位伟大的政治形而上学家和欧洲政治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位发言人［2］汪堂家：《汪堂家讲德里达》，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55页。，并且赞同施密特将政治的本性定义在敌友关系基础上，但他主张政治上化敌为友，强调政治应该成为友爱的政治。德里达首先解构的是施密特的敌友界限，他从西方哲学史出发，指出施密特的敌友政治是《理想国》“公敌”与“私敌”问题的延续。施密特在界定敌人上认为“……在潜在意义上，只有当一个斗争的群体遇到另一个群体时，才有敌人存在。敌人意味着公敌……”［3］施密特：《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也就是说，在施密特的敌友政治中，敌人被划分为公敌和私敌，而真正的敌人是公敌。对于朋友的划分施密特似乎没有这么明确的公私之分，而且友谊更多是存在于私人领域。施密特本人也承认两个概念间的不对等，私人情感与公共领域确实不是同一层面的对立。德里达认为“我对那些具体的带有对立性质的差异也质疑。我想坚持的观点是，延异并不是对立，甚至不是辩证的对立。延异包含有与他者相同的意思，不能只强调延异所包含的差别和不同的那些方面。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从这个表面上抽象的解释中找出指责所有提倡社团主义的理由”。［4］德里达、卢迪内斯库：《明天会怎样》，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29页。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敌人可能是私人情感上的朋友，朋友与敌人的界定发生反转。如果敌友界限上出现模糊，那么以明确敌人为政治本质因素的敌友政治就陷入难以自洽的困境。施密特无法保证政治领域中敌友关系的纯粹性，敌人与朋友间的模糊界限使它们的划分不断延异。施密特没有从现实层面考虑敌友之间是否有转化的可能性，这在德里达看来是不能把握政治本质的。因为全然抛开现实，仅凭敌对性来确立政治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直寻找敌人，也就是说对我而言他者要么化为朋友要么归为敌人，抹去了他者的他异性是对他者的暴力，也是非正义的［1］朱刚：《敌对的抑或友爱的政治？——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以及德里达对他的解构》，“西方政治哲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1年。。德里达认为以民族、国家这样的公共领域为基础区分敌友不够彻底，应该将公共领域的差异推至个体之间的差异，才能建立面向未来的差异政治。
德里达又以政治哲学中较为边缘性的友爱问题来思考敌友政治，他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兄弟关系的友爱观念是划分敌友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我与他者的友爱政治和我与他者的敌对政治实际上是同源的。“谱系学的纽带从来不是纯粹实在的，它是被设定的、被构造出来的……暗含着一种象征的话语效果。”［2］Jacques Derrida, Politiques de l’amitié. Paris: Galilée, 1994, p.114.德里达质疑这种兄弟关系、血缘纽带为自然基础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法律规范、民主政治都是以一种比喻意义上的博爱为基础，实际上还是一种同化或者排斥他者的政治。“如果，名称与概念或事物之间，距离的游戏引起了作为政治策略的修辞效果，那么，我们今天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3］Jacques Derrida, Politiques de l’amitié. Paris: Galilée, 1994. p.83.德里达想建立的是一种超越兄弟关系，充分肯定他者差异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这种面向他者的无限友爱的政治相较于以西方传统思维为根基的政治而言，是一种尚未到来的别样政治。
进入后结构时代，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一些激进思想家，如福柯、利奥塔、德勒兹等对既追求科学性又保守封闭的结构主义进行抨击，认为结构主义实质上是逻各斯中心论的最后的维护者，他们走向更具批判性、游戏性的解构主义，并将解构思想延伸到政治伦理领域。尽管解构主义思想阵营内部也有这激烈的思想对抗，但德里达的差异思想及解构理论成为后结构时代差异政治、微观政治的思想基础，他影响着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我们不能以传统政治哲学的框架去理解德里达的晚期思想，当他的解构策略实施到政治事件中并超越哲学范畴以更广阔的视野揭示当代政治时，他就开始给政治以全新的概念，但并不是构建一套新的理论、范式，而是在多学科、多领域交叉下对政治的重新思考。德里达的政治思想对于认识政治概念、反思政治的方法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
德里达的政治面向隐含于前期的解构思想中并在后期的现实运作中成为显指，面向政治的德里达对哲学文本解读有着政治性的关注同时也以政治逻辑发展哲学思想的内涵。德里达解构政治哲学的目的和策略是比较明晰的，只是他的拆解式的思考让具有同一性思维定式的大众难以理清。他的事件政治、延异政治让人警惕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单一思维向度，引导人们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德里达既不是突然转向了政治哲学，也不是其早期思想中就树立了政治意向，而是解构思想作为一个持续发展变化的过程最终进入政治领域，这是解构思想一脉相承的发展结果。就德里达整个解构思想发展看来，解构理论与解构实践不可分离，政治问题是其展现解构理论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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