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宽
中国传统书院起源于唐，经历五代、宋、元、明、清，在清末兴学堂废书院的学制改革浪潮中融入近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继续发挥作用。学界把清末学制改革前的书院称之为传统书院。作为一类重要的教育教学、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机构，传统书院在从唐代到清代13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并传承着独具一格的学术兴趣、道德旨趣、审美情趣，可以称其为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是传统书院在培养人才、发展学术、传承文化、开启民智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具有独特性、思想性、持久性特点的文化理念，是传统书院的灵魂和精髓。这种文化精神体现为“标举道统，存古开新”的弘道精神，“求质求真，兼收并蓄”的问学精神，“修身进德，止于至善”的育人精神，“中正不屈，学术自由”的独立精神，“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务实精神。
自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儒家学者在思考与佛、道两家的关系时，道统一直起着自我归属的作用。而在儒家内部，道统则起着划分学术派别的作用。儒学发展成理学后，道统意识更加凸显。对儒家学说本质的不同理解，引发了朱熹和陆九渊的道统之辩，二人还分别提出了儒家道统的不同传承谱系。朱熹主张的脉络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主张的脉络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陆九渊” (彭永捷：《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也就是说陆九渊不承认伊洛诸公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为了传播道统思想，朱熹一生对书院怀有浓厚情结。他直接创建、修复、讲学、撰记、题词的书院共计40余所。他的学生多有继承衣钵、以传道讲学为己任者。尤其是在禁毁理学的庆元党案期间，他们往往归隐山林，以书院为阵地继续宣传理学，使考亭学派以书院为网洒向更广阔的空间。陆九渊曾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一生钟情于精舍讲学，他最重要的四位弟子，舒璘、沈焕、杨简和袁燮都传道于书院。陆门后学很多人也依归书院，以其作为“景行前修，心厉后学”的心灵归宿。
书院标举道统，但并不因学术门户之见而固步自封，理学大师对生徒提出的学术要求是既要继承学统，传学统于后世，又要好学贵疑，得先贤之真传。理学在南宋具有创新性，大盛于书院。及至明朝，理学陷入保守，书院便转向心学，成为心学传播基地。所以说，道统与创新统一于书院，既严格遵循学派开山鼻祖的论点，又能对新近出现的问题作出学术回应，从而实现学术上的一脉相承和历久弥新。
传统书院非常重视通过不同学派的论战交锋来辨识学术的真伪，对于学术观点异于己者，书院学者能够开门论道，互取优长，完善各自的观点。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和张栻间的“朱张会讲”生动体现出了书院的文化包容性。是年，闽学代表朱熹与湖湘学代表张栻在岳麓书院讲论两个多月。湖湘学派主张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在进德之序上提倡先查识后持养，朱熹则持异议。辩论最终以朱熹接受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查识后持养”等观点结束。两年之后，朱熹的一些观点又发生变化，张栻后来的很多观点则接近于朱熹，可见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书院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师生教学关系上，作为学术权威的老师能够关注学生的想法，为学生提供阐述论旨的平台。黄宗羲讲学于甬上证人书院时，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发挥，不唯司讲者从，不专主一家之说，而要“参伍而观”,“积思自悟”。清代学者符乘龙在其所修的《白鹭洲书院志》中这样描述书院里的学习场景：“乐群敬业，赏奇晰疑。互看会文，摘谬批疵”，这种亦师亦友的学问切磋氛围利于教学相长。不以资历深浅、地位尊卑区分学术高下，而以真假虚实辨明学术本质，这是儒学赋予书院的优良品质。
传统书院十分注重学生品德的培育。乾道四年(1168年)，吕祖谦为丽泽书院订立的学规提出“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亲族，不成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饰非者，不在此位”。吕祖谦要求生徒以孝、悌、忠、信为讲学之本，同志相劝，修身进德。如果行为不正被同志指出后仍旧不思悔改，书院将开除其学籍。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期间，提出“忠孝廉节”的四字校训，并请朱熹亲书于书院讲堂墙壁上以昭示生徒。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开篇即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书院对道德教育的倍加推崇在很大程度上旨在避免官学科举教育引发的道德滑坡弊端，强调在道德和学问上都能显著提高，防止科举走向畸重制艺帖括的歧途。朱熹深入反思科举制度，认为科举之目的应当是申明前代典章制度，而非比拼经义、诗赋、论策。他对即将奔赴临安参加省试的举人们说：“窃惟国家以科举取士，盖修前代之旧规，非以经义、诗赋、论策之区区者为足以尽得天下之士也。”(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传统书院是名儒学者为了弥补官学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不足而创立的民办性质高等学府。与官学相比，书院在教师聘任、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学规制定、生徒选拔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独立性。意见相左的大师可以在不同书院讲学，不同流派书院也依据信守的不同学术理念开设不同课程。为了保护学人，捍卫学术，书院学者甚至能与当权者相抗衡。比如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邹浩因忠言直谏触怒哲宗皇帝而罢官被贬衡阳，行至长沙时，知州下令不得停留。邹浩投宿岳麓书院，师生盛情相迎，邀请登坛讲学。知州得知消息连夜带兵驱逐，书院师生泪送客船绝江而去。书院敬仰邹浩才德，为其建起祠庙，春秋瞻仰、朔望谒拜。
书院能够摆脱权威控制进行相对独立的教学研究活动，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办学经费的自主来源。书院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社会捐助、政府资助三种，而属于书院所有的学田是最稳定的经费来源，使书院从经济层面摆脱了对权威的依赖。另一方面，书院能够成为学术自由领地的文化心理基础是士子隐逸传道的山林文化风范。《论语·卫灵公》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儒家以“道”作为治学的理想境界，天下有道之时，君子出仕为国谋福，反之则隐逸山林著书立说。隐逸护道是士在伦理道德、理想信念与现实、与统治者不和时甘愿选择坚守的洁身自好的一种行为准则。
在明代，以东林书院为代表，包括关中书院、仁文书院、紫阳书院、首善书院等构成的有鲜明学术特色和政治倾向的书院群，开创了书院扭转学术风气、关心天下时政的新传统。讲学东林书院八年的顾宪成主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万历、天启年间，东林师生訾议国政，裁量人物，拯时救世，扬善去恶，深得民心、士心。明代还出现了平民书院，高扬平民儒学旗帜的泰州学派及其据以讲学的仁文、虞山等书院是典型，他们关注“百姓日用之学”，认为“圣人之道”以“百姓日用”为宗旨，只有合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思想学说才是真正的“圣道”。
张栻认为：“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即事即物, 身亲格之，超然会夫大宗，则业进德广，有其地矣。”(张栻：《张栻集》(下)，岳麓书社2017年，第626页)张栻的“身亲格之”就是重践履，务实行，教导学生切身力行，才能“业进德广”。张栻奠定的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精神为岳麓书院坚守千年。到了清中后期，从岳麓书院走出了陶澍、彭俊、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曾国荃等一批治世能才，以至于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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