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程陶
（1.广西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广西 桂林541001；
2.昆山新动力科技创新研究院，江苏 昆山 215300）
在以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核心要素的驱动下，全球经济开始呈现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特征，世界迈入新经济变革的新时期，数字经济成为新经济变革的重要标志。相关统计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45万亿元大关，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 比重约40%。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凸显其稳固、支撑宏观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基于互联网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积累了海量应用场景和行业数据，正聚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竞争优势。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于2016年印发，标志着我国已正式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区域，长江经济带因其具备交通、资源、产业、人力、区位等相关要素综合优势，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黄金航道”，依托数字经济的势能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关系国家全局发展的必由之路。
2.1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等11 个经济实力强劲的省市及地区，宛若一条“巨龙”盘卧于中华大地。
当前，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经济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呈现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产业规模日益庞大、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入、数字人才不断增多的良好态势，但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复合型数字人才缺乏、数字安全面临威胁等问题尚存。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区，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连结点，这座城市正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积极调整产业发展格局，确立培育附加值高、产业链长、环境友好的产业集群的关键定位，数字经济因其绿色发展的特性成为重庆秉承绿色发展理念的最优选择。2018年，重庆市统计局进行了全国领先性、创新性的探索，研究制定了《重庆市数字经济统计报表制度》，并经国家统计局批复于2019年开始试运行；
2019年，重庆市成为国家授牌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1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重庆市数字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
2022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2022-2025年）》，在数字经济建设发展之路上，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中的先锋者，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数字发展新模式。
2.2 四螺旋理论的科学性
国内的人才发展研究工作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从已有研究中发现，在人才发展工作的研究中，三螺旋理论已普遍应用，研究认为以政府、企业、学校为代表的3 类主体之间既独立又互动[1]。但目前研究者大多局限于各类专业人才发展过程中所必然涉及的市场主体进行问题分析及归纳，人才服务机构这一主体被纳入研究范围的研究较少，且将专业人才定位至数字人才的研究也并不多。因此，本文将人才发展工作细分至数字领域，依托三螺旋理论研究基础，拓展为四螺旋结构，突出加强利用市场机制，以数字人才服务中介机构为抓手，依托市场化的途径加强数字人才资源合理配置；
突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产业体系数字化进程，为数字人才资源要素价值化进程提速，助力数字人才市场朝着双向化流动、多途径发展转变。围绕数字人才开展的研究，在三螺旋理论基础上新增机构一环，将有利于厘清传统视角下政府、企业、学校三大主体之间在人才发展工作领域内的互动关系，寻找数字人才流转效率、发展质量、市场活跃的新切入口，并以培养满足社会未来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数字人才为目标，探索长江经济带人才培育路径。
我国经济已全面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也不断发挥其“主力军”的建设作用。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业、通信业和互联网的收入总规模突破10 万亿元，平稳向好发展态势明显，产业韧性持续增强。迅速扩大的数字经济市场打开了就业创业的新空间，成为新时代稳就业的“生力军”。
3.1 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源同步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与作为产业发展第一要素的人力资源同步发展，是发达国家和城市的重要经验。一方面，人力资源不断驱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深化发展对人力资源要素提出更高的数字化要求。自2020年起，长江经济带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武汉、重庆、成都、贵阳为代表的城市正依托数字经济赋予的新动能和新活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源的链接程度。
数字人才伴随数字经济发展而诞生，成为人力资源要素中细分人才类型的新标签。《中国ICT（信息通信技术）人才生态白皮书（2019）》将数字人才的定义延伸至拥有ICT 专业技能和ICT 补充技能的就业人群。从产品与服务价值链供应端的数字化转型角度出发，数字人才分为六大类：数字战略管理、深度分析、产品研发、先进制造、数字化运营和数字营销。职能分类对应于数字产品与服务价值链供应端的各个环节，通常包含战略制定、研发、制造、运营和营销5 个基本环节[2]。
依据《重庆市数字经济统计报表制度》中数字经济要素基础中的二级指标“数字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的划分，共包括数字经济从业人员、数字经济领域高端人才、高校数字经济领域本科以上在校生3 项三级指标。
在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源同步发展的同时，“数字”成为人才分类的一个新维度，数字人才应运而生。新兴事物的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矛盾，机遇和挑战也必将共存。
3.2 数字人才机遇与挑战并存
数字经济催生新经济新业态，创造新职业新岗位，新动能新活力持续蓄势聚力。相关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人才缺口已突破1 000 万，在全行业、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程度深化推进过程中，我国数字人才需求缺口必将持续加大。
目前，全面打造数字人才新格局的具体措施仍有待完善，数字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部分从业人员技能水平不高将直接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增速。因此，推进我国数字人才发展工作刻不容缓。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典型区域的“排头兵”，数字人才需求庞大，除加大相关人才供给之外，长江经济带的东中西部在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赛道选择，也对数字人才发展工作的区域差异性提出要求。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新形态、新模式、新趋势（2021年）》显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是数字人才需求的主战场。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以重庆市为例，2017-2020年数字经济（以软件产品及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为统计数据）与数字人才（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行业为统计数据）的发展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2017-2020年重庆市数字经济与数字人才发展趋势
由图1 可知，近年来重庆市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数字人才需求日益增长（其中2019年受疫情影响数据明显下降），随着各地数字化发展战略的推进，重庆数字人才发展工作或将面临新的挑战。2021年，重庆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7 300亿元，同比增长15%，数字产业发展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带来巨大的人才缺口。重庆“满天星”计划显示，未来重庆将重点在中心城区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人才引培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人才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推动力量。从人才全生命周期理论来看，数字人才发展离不开“育、引、流、用”四大环节。其中，数字经济时代，“流”才而非“留”才成为新格局中区别于传统的重要一环。除政府、企业、学校外，还要提高对机构类主体的重视程度，以应对未来几年数字人才缺口激增的情况。依据重庆的样本数据及相关情况，本文以四螺旋理论模型（见图2）为研究基 础，围绕长江经济带数字人才发展工作提供相关建议。
图2 四螺旋理论模型
4.1 多方发力：打造数字人才政产学研全闭环培育机制
深入分析数字人才发展及应用全流程所涉及的市场主体，从政府、企业、高校、人力中介机构人才培育闭环中的各协同主体异质性视角出发，发挥四方优势，加强数字人才在各市场主体中的流动性，以共同培育适应中国未来高质量多场景发展的数字化管理人才、数字化应用人才、数字化专业人才为目标，探索加大数字人才培育力度的新路径[3]。
①政府加快顶层设计，出台创新评价的数字人才引才政策。全方位多角度制定引才政策，提高留学人员归国就业创业率，优化数字经济领域内人才结构，追求数字人才“数量突破”的同时兼顾“质量提升”。建立以年薪收入为标准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人才评价体系，制定标准化数字人才评价机制。
②企业开发激励机制，形成人尽其才的用才机制。采用灵活用人制度，鼓励人才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自主尝试探索数字技能类评价职业（工种）范围、数字技能岗位等级、数字技能评价标准规范、数字技能人才评价方法。
③学校及各类研究所完善培养制度，加大数字技能育才力度。鼓励国内高校院所开展数字人才新型培养方案的研究，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优先选择长江经济带上数字经济典型发展城市开展培养试点工作，联合各环节协同主体搭建产学研协作职业培养平台，大力培养复合型、实用型软件和信息服务人才。
④人力中介培训机构发挥各环节间“粘合剂”的作用，以市场应用为导向，搭建数字职业技能复合培养与交流的成才平台。积极调研市场需求，紧跟岗位及社会发展进程，提高数字人才供给及数字企业需求的匹配度，以提升人才应用率和流动率，最大限度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同效应。
4.2 多措并举：完善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探索灵活就业用工新模式
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以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的各阶段人才发展特性为基础，围绕各地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数字人才需求为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人才服务工作。针对长江经济带上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数字人才工作开展阶段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制定工作方案。起步阶段，提升数字人才培养意识，增强城市数字转型的创新动力；
发展阶段，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速度，加大高校人才数字能力培养力度；
成熟阶段，打造数字人才培养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在提高人岗精准匹配效率的同时注重推动区域内人才的流动。四螺旋理论模型涉及的4 类市场主体，应精准自身定位，确立自身服务机制，完善数字人才在各发展阶段、各市场主体间的服务保障机制。政府作为四螺旋理论模型中较为特殊的一环，其作用贯穿数字人才的全生命发展周期，须发挥主导作用，扮好引领、监督的角色，探索数字人才灵活就业新模式。在我国人口结构形势日益严峻之时，政府须提前预判数字人才的缺口与供给差距，探索让人才流动起来而非传统经济模式中让人才留存下来的新路径，开展人才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同时，探索新型劳动关系，强化新就业形态下的权益保障机制，在保证人才劳动保障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充分提升人才资源的应用效率，最大化发挥高技能数字人才的价值，为数字经济稳中求速创造新可能[4]。
4.3 多地协同：构建长江经济带人才生态系统，发挥数字人才协同效应
构建长江经济带人才生态系统[5]，是充分考虑当下数字人才较之于普通人才在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差异，推动数字人才积极合理流动的必然选择。在要素资源优先的情况下提升利用率，实现数字人才与人才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发展循环，促进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健康发展。
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严重，充分立足人才结构现状，积极发挥数字人才要素优势，发挥好数字人才的强大协同效应将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进入新征程助力。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女性创新创业大赛，打造长江经济带数字人才库，开展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积极调动多要素优势，实现资源在产业链上的灵活流动，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
人才服务机构应积极响应中央构建“一盘棋”协同发展新格局、实施“一揽子”聚才育才计划、搭建“一体化”共享共用平台的号召，依托数字化平台为数字人才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服务。一方面，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不断助力高精尖人才技能提升，实现为人服务；
另一方面，加强自身“粘合剂”作用，实现数字化平台数据应用最大化，服务政府、企业、学校等人才需求主体单位，并推进各需求主体间人才要素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发挥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要素的重要作用，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