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源灏，张 娜,2
（1.上海师范大学 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2.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自人工智能诞生以来，研究者们并不羞赧于预言人工智能在未来社会可能引起的巨大变革，赫伯特·西蒙在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学术会议中指出，“现在世界上就有能思考、学习和创造的机器。……在可见的未来——它们能处理的问题范围将与人脑已经应用到的范围共同扩张”[1]20。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前景，它正在参与并建构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从技术维度思考，当前仍处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但从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潜能与发展的可能性来看，能够确定的是未来社会必将面临一个人工智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由弱人工智能介入的生产活动的关键特征在于——将人类劳动排除在具体的生产环节以外，而这俨然与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所强调的人类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悖。换句话说，当前弱人工智能参与的生产活动已经渐渐超越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场域。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于价值产生和传递的重要理论是否真的在现代社会失去了阐释力？同时，由弱人工智能介入的生产活动又会将人类历史推向何处？这都是悬搁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需要人们对此作出思考与回应。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理解和模拟人类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的交叉①它包括生命科学中的生物智能研究、物理学的机械工程研究、心理学的神经计算研究以及计算机学科的自然语言处理、机器深度学习等学科。学科研究。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分期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延续了西方学界将人工智能划归心灵哲学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②西方学界之所以倾向于将人工智能置于心灵哲学的视阈研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人工智能是以研究模拟人类行为为目标，那么对人工智能的高阶反思，就应当回溯到对人的“智能”本性的探讨，即对内的反思，最终就会回归到对“心灵”的研究；
二是心灵哲学的研究分支本身在表达上就借鉴了人工智能科学的话语方式。可详见徐英谨：《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8页。，从术语厘定的角度将人工智能的发展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两个发展阶段，区分这两个阶段的关键在于人工智能究竟是作为一种理解人类心灵的工具还是构成人类心灵本身。如果以艾伦·图灵的工程学面相③图灵在论文《计算机器和智能》中将判断一套人造机器是否具有人类智能的充分条件，看作是其言语行为是否能够成功的模拟人类的语言行为。来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分期问题，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的区别则在于其是否能够脱离人的管理而自行活动。
人工智能在当前生活场景的应用表现为——无人驾驶汽车、拖车机器人在传染病隔离区往返运送医疗物资、医疗机器人照顾隔离区的病患、日本Henn-na服务生机器人等。不难发现，上述人工智能在生活场景中的运用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是专注于解决某一特定问题域的以“嵌入式系统”存在的人工智能，它们尚不具备自我意识，无法离开人类的管理而自行活动，这就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时代还处于弱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
海德格尔通过词源学回溯的方式对人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④海德格尔考察德语的技术Technik这个词，回溯到了古希腊的techne，在古希腊指涉技术的词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不代表着制作也不意味着使用工具进行劳作，而是一种开藏（entbergen）；
在这个语境下开藏与海德格尔另一个经常引用的古希腊语αληθεια，即“去蔽”是一个意思，可以简单理解为“让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总结来说，古希腊的技术不是为了制作也不意味着使用工具工作，而是试图让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在他看来，盲目排斥现代技术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人类真正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和现代技术的关系。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追求使得人们不得不将技术看作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件，虽然技术带给现代社会诸多沉重的“负担”，但现代技术本身同样蕴含着对社会的“救赎”。以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反观人工智能的问题，会发现——由弱人工智能渗透的生产方式是否会颠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应当如何面对可能来临的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这都是摆在当今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人工智能是当下的学术热点和社会民众所关注的焦点话题，人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会从根本上影响人工智能进一步的发展，人工智能对现代生产、生活的介入究竟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末世论宣言”，还是一种作为延续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变革”，或许这又是一个“苦恼的疑问”，面对这样的疑问，人类能做的或许就是立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以对当下发展境遇的反思警惕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未来社会可能引发的“风暴”。
从弱人工智能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应用来看，无论是进行信息处理的嵌入式系统，还是人机组合的服务型机器人，弱人工智能都无法离开人类的管理而自行活动，而仅是专注于解决某一特定问题域的机器智能，它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对人类自身能力的延续。对此有学者指出，根据弱人工智能的上述特征，弱人工智能应当被看作一种可以被人们所掌握的工具性的生产资料，由此弱人工智能的发展则相应地被理解为是工业革命自动化进程的延续。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其理论自反性同样凸显为——假设弱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性的生产资料被人们所掌握，那么人类劳动者则依然处于生产活动的核心地位，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将被进一步削弱，本应被人们所掌握的弱人工智能却反过来支配人们的生活，这不免被看作是异化劳动在当代社会的一种再度复现。
倘若要讨论劳动价值论与弱人工智能生产活动的相容性问题，首先需要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进行阐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者的劳动看作是价值的载体，这就使得劳动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人以自身活动为中介，借助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加以改造和利用，形成符合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即使用价值，它是“经过形式变化而是和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2]211；
另一方面，劳动是人与人的物质交换过程。人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过程生产出满足自身需要的全部产品，因此必须通过相互交换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交换活动的完成则必须依托于一个能够证明各自交换物等值的中介，即价值。借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人的劳动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①劳动的自然属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各种具体形式下人所从事的劳动，即具体劳动；
劳动的社会属性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的关系，它是其撇开了具体形式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如果尝试运用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讨论重新思考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会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面对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时产生了理论解释上的困难，这种困难表现为：
其一，弱人工智能在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已经逐渐超越经典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视域。在手工生产时代，劳动者与工具的关系呈现为一种支配关系。因此，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随着一般的生产知识已经可以逐渐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机器作为“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3]198、“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3]198、作为具象化的人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在社会生产中的使用是必然的，人类社会由此也就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机器生产的优势在于能够对传统生产活动进行整合，从而有效避免因为劳动者自身的因素而导致的生产连续性的中断，人类劳动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予以消解。在机器大生产的时代，机器逐渐成为生产领域的核心，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发生改变，人类劳动获得了新的形式，即“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2]431。在手工生产到机器大生产的转变过程中，劳动者地位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劳动者由传统生产活动中具体环节的参与者转变为维持、辅助和监督机器生产，劳动者逐渐被“排挤”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之外，甚至“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4]341。
弱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的最大特点在于——由弱人工智能渗透的生产活动只需要在人为设定生产目标后就能够独自完成余下的生产任务。与传统由机器大生产相比，它能够在保证尖端生产效率的同时使得参与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在最大规模上得到削减。如新冠疫情出现初期，中国航空界曾将先进战机的设计、研发经验（采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无纸化设计技术等）运用到研发、制造全自动口罩机的过程中，这种由人工智能介入的口罩机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人工生产可能导致的口罩污染问题。此外，这种全自动口罩生产机能够做到一个操作人员同时控制多台机器，充分缓解了疫情初期传统口罩厂因劳动力返乡造成的人力短缺的生产困难。由此可以看出，倘若弱人工智能在生产活动中的效用放大，人类劳动者的作用会被大幅度地弱化，人类劳动由传统生产活动中处于生产核心地位转变为辅助、监督弱人工智能进行生产，而这种辅助作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可能进一步被瓦解。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在物质生产领域的介入很可能演变为无人工厂。当未来无人工厂时代的来临则将彻底宣告人类劳动将被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因此，从当下弱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人类劳动者被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将不再是发生在未来的科幻虚构而是真实的人类命运，这俨然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类劳动在价值生产活动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相背离。
其二，经典劳动价值论无法标识弱人工智能在非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生产活动。按照当前的理解，人工智能的运作基础是算法①一种关于如何解决某一类问题的过程的明确规范，它能够执行计算、处理数据并进行自动推理。，作为嵌入式系统存在的弱人工智能，在非物质生产领域内从事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具备主动学习策略②半监督机器学习的一种特殊情况，学习代理能够以交互的方式查询数据库（通常是人工标注员）。，这种“主动”并非是以机器自我核心为主体进行操作学习，而是以人机协同③人机协同（HITL）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它同时利用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来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在传统的“人机协同”方法中，人们会参与到一个良性循环，在其中训练、调整和测试特定算法。的方式展开。换句话说，弱人工智能是以算法为基础，按照关联规则学习④一种基于规则的机器学习方法，用于发现大型数据集中变量之间的关系。的规则对海量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进而获取新数据点的标签，从而为目标群体推送具有针对性、偏好性的信息数据，并以此进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在部分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以文化创意和非物质文化保护领域为例，弱人工智能能够针对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创意灵感和方案。例如，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广告设计公司的运作模式是设计师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设计。而运用弱人工智能的新型广告设计公司只需要客户提供自己的设计需求、设计者提供设计灵感，弱人工智能就能够凭借其信息筛选、交互能力，借助大数据平台对海量信息进行筛查，搜寻合适的设计元素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设计者，设计者再进行设计作业，这一工作模式能够尽可能地避免设计者进行重复性的修改工作，大幅度提高设计工作效率。此外，弱人工智能还可以对设计者的设计方案在大数据平台进行梯度分析，对方案的相似性和可行性进行预判，使得方案的运作更趋稳定。
另外，在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领域中，弱人工智能也能够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以文物修复为例，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能够在深度学习相关传统工艺所关涉的知识理论的基础上生成一套新的算法，以VR等方式对破损文物进行电子拟像的虚拟修复，并结合对破损文物的质地研究塑形出新的材料配比等，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提供一套完整的修复方案，使修复工作能够更有效地顺利进行。由此可以看出，在未来社会的非物质生产领域中实现全自动化生产也并非是天方夜谭，而这同样也与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旨归相背离。
因此，经典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在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将人类劳动者排除在具体生产活动之外的价值依然能够产生这一问题。一方面，当前弱人工智能的生产过程大都以“嵌入式系统”与传统机器生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它改变的只是原有的生产过程，其所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并未发生改变，即生产出的劳动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有用性（使用价值）并未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所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同样可以用于交换活动，而这种交换活动依然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这一比例或许会由于弱人工智能的介入而发生些许改变，但这并不影响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本身所产生交换价值，而当这种由弱人工智能参与生产的劳动产品在撇去其使用价值之后，依然存在着共同的东西，即价值。
综上所述，根据对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与弱人工智能生产的社会现实的相容性分析，会发现，在未来社会，一旦技术层面的隐患得到解决，人类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性。当机器不再仅仅只是满足于充当生产活动中介，而是致力于成为生产活动中的主体时，人类劳动被替换的时代将会成为现实，而这皆与马克思经典劳动价值所强调的人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一论断产生冲突，由此便产生了各种版本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的声音，即马克思经典的劳动价值论不再能对当今的社会生产活动进行回应。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涉及到另一个关键的基础性问题，即在21世纪的今天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谈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指的仅仅是方法”[5]48。这种方法的内在精神是唯物的，即不依靠概念的主观想象而重视从现实基础和具体性出发考察事情本身；
它又是历史的，不承认任何绝对真理的永恒存在而总是从动态发展着、变化着的当下中寻求暂时真实的“相对”，倘若以卢卡奇的这种分析视角考察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讨论，能够看出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阐释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体现在它能够为批判本身提供一般性的框架，这种框架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各种背离“原初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批判提供了一种审视资本发展的内在视角。如果失去这种内在逻辑，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将完全按照资本的运行逻辑展开，这就陷入了庸俗经济学的桎梏。因此，如果抛弃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立场来分析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就会陷入缺乏内在张力的理论困境。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支撑，其内涵应当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而被不断拓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不断被开辟新内容的可能性空间，同样需要契合不同时代的时代特点为其赋予新的理论内涵。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结合当前弱人工智能时代所凸显出的新的时代特征，并以此重审经典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使其在保留原有批判性的理论张力的基础上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由弱人工智能参与的生产活动的最大特点在于将人类劳动者排除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之外，而劳动价值论则强调人类劳动者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而劳动者则以劳动过程的主体在整个劳动活动中得以显现。劳动者通过劳动以验证自身的存在①这一过程通常表现为将自身感性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灌注于对象之中，并通过对象验证自身的存在。，它表现为：一方面，劳动的目的在于改造自然和自身。劳动者“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2]208。而这个目的就在于验证劳动者自身是对象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工具能动地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与动物被动性地适应、接受环境不同，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与需要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通过劳动者劳动活动验证自身的存在这个双向互动过程将人与动物相区分，进而赋予劳动以人的本质的重要地位。
然而当我们回溯人类劳动的历史，会发现——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在历史上并未真正地出现过。在机器大生产时代，机器的使用本应将劳动者从繁重的劳动负担中解放出来，但是由于资本的增殖本性在生产领域对劳动时间的强制要求，机器的运用非但没有改善工人的生存境遇，反而加深了工人受奴役的程度，“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6]200。历史上的大多劳动都是以异化劳动的形式出现，异化劳动作为一种与人的“对象化劳动”相区分的劳动形式，它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随着私有制的诞生而产生的一种异己的劳动形式，这种异己性表现在——只要对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6]159。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异化的根源进一步追溯至社会分工层面。分工的出现同时产生了分配问题，它使得人们对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生产与消费、享受与劳动的分担成为可能，由于个体诉求的不同、力与命的不同，分配的天平从起初就没有趋向均衡，从而催生了私有制的诞生。因此，“私有制”和“分工”其实是一回事，而“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6]537。此外，马克思还以商业、工业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为例对私有制诞生以来的资本的抽象化态度进行了批判，“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6]529？资本主义首先完成的是——对人类劳动的抽象化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对“对自然本身的数学筹划”，即能够对自然进行量化的描述，这就导致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转变为一种对技术原则的确认，而这同样是商业和工业，即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对人类劳动的抽象化过程是以数学的方式完成的，它使各种具体劳动成为可计量的抽象劳动，而抽象劳动的积累实质上就是货币的积累；
它抛弃了现实的具体劳动的感性差别，从而将人类的感性活动要按照某种均质化的方式被计算，使得人的感性生活所依赖的自然界理所应当被如此这般地计算。基于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实现人类解放的美好期许寄托于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53。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许能够成为一条通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路径，人工智能在生产活动中的介入能够使得社会获得远超于从前的生产力，生产活动不再需要同传统的生产活动相当的实体劳动者，人们或许能够真正从枯燥乏味的、机械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转向从事富有创造性的活动，真正地发挥自身存在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
借助马克思对劳动活动中劳动的分析来考察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会发现：
首先，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满足劳动的对象性要求。其一，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满足劳动活动所需的基本要素①劳动活动的要素包括劳动本身（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当前弱人工智能参与的生产活动是以“嵌入式系统”的形式与传统机器生产相结合催生的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改变的仅仅是原有的生产环节而并未使得劳动对象发生改变，原有劳动对象与人的劳动活动的相容性仍然保持不变。因此，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满足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
其二，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符合劳动的对象性特征，这种对象性体现为劳动是一种指向性活动。人类能够通过劳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向自然界获取使自身得以生存的物质资料，而动物仅仅依据其本能被动地接受客观物质世界的一切进行生存。正如最蹩脚的工程师相较于蜜蜂而言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在头脑中已经预先构筑了行动的目的，马克思以此说明劳动是一种能动的、有目的性的活动。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显然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弱人工智能的运作大都以“输入A→中央系统运作处理→输出B”的方式实现对人类智能的模仿，它以一种既不同于动物直接的本能活动也不同于人类能动的方式被搭建出来。它的全部活动需要人为参与、设置，而人为地参与本身实则已经将目的蕴涵其中。因此，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满足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过程的对象性这一特征。
其次，弱人工智能本身是非对象性的存在。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与人类劳动的关键区分在于——人类劳动具有自主性。弱人工智能尚属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并不具备自主性这一关键特质。弱人工智能所涉及的生产活动都无法摆脱人的因素而独自进行，不同于人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凭借已有的劳动经验结合现有的劳动工具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弱人工智能需要人为为其设定活动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由弱人工智能渗透的生产活动具备对象性的特点，即它是有计划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但是，由于弱人工智能本身是非对象性的存在，即它不能主动地通过生产活动达到塑造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的目的。因此不难看出，虽然弱人工智能无法等同于人类劳动者，但也绝不能将其简单地与劳动工具混为一谈。如果将弱人工智能简单地归结为劳动工具，那么就会偏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活动批判的初衷——即通过分析价值来源中人类劳动的作用以揭露资本家的“铁蹄”对劳动者无情地剥削。
在弱人工智能背景下重新阐释劳动价值论首先涉及的是对人工智能的定性问题。学界关于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有着诸多讨论，比如有的学者将人工智能看作是一种高度复杂化的机器系统、将人工智能理解为一种由相关算法构建的对人类智能的延展认知系统等。这里援引一种思路，即赋予弱人工智能以特殊的劳动者地位，其特殊之处在于在其全部目的在于服务人类本身①这种思路认为将弱人工智能视为物或工具就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其建构方向是资本原则与弱人工智能结合的永续生产模式。因此,只有强调并确立弱人工智能的劳动者地位,才能有效破除资本原则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控制,将弱人工智能强大的生产能力服务于人类自由发展的目的。具体可参阅胡斌,何云峰《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制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不同于人类劳动，与人类通过劳动改造客观世界与塑造主观精神世界的目的不同，弱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者其目的本身就是服务于人类社会本身。这种理解路径能够为解决弱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社会问题提供一种新思路。资本的运行逻辑要求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因此，当有一种生产力优于人类劳动者时，人类劳动者会毫不犹豫地被替代，由此便导致了劳动者的失业危机。在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中，资本家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地占有弱人工智能所创造出的全部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是弱人工智能参与的整个生产流程的所有者。但如果尝试赋予弱人工智能以特殊的劳动者地位，社会就可以通过合法性的手段以征税等方式要求资本家让渡部分由弱人工智能参与生产所得出的劳动成果，并将这部分成果用于对被替代的劳动者的补偿等。在资本不断通过地理大发现、开辟殖民地和建立世界市场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一方面资本逻辑对人的控制、异化和反噬不断增强，人固有的故土诗学空间不断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资本的全球化打破了传统地域、区域的自然界限与共同体的文化界限，无关乎意愿，人们必须共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业火”并为之所转。马克思当时所指认的作为人类本质的劳动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并未真正出现，因此他寄希望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时间得以释放的可能的社会形态，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样可被视为是通向这种美好理想的一种可能性尝试。综上所述，通过将弱人工智能视为一种特殊的劳动者，不但能够再度唤醒劳动价值论在弱人工智能时代阐释效度问题，而且也能够为可能到来的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
每一种新兴技术产生的背后必然伴随着一定的伦理道德争议，虽然弱人工智能尚属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其在现阶段的运用已经使人们基于其便捷、高效而产生一定的焦虑和恐慌，倘若将其视为一种调适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理论与弱人工智能生产现状的可能性的发展方向，必然需要对其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中可能引发的伦理道德争议进行补充和说明，这也是在弱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理论再阐释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外，对这些争议和质疑的声音的反思同样有助于为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发展澄明方向。
首先，涉及不利影响的责任判定问题。例如，2018年3月，在美国加州就曾发生过一辆特斯拉Model X汽车所造成的致命伤亡事故，事故原因就是由于这辆Model X正在自动驾驶系统Autopilot模式下行驶。当传统汽车交通事故发生时，世界各国都拥有一套完整且明确的事故判责体系，对于事故判责的问题并不难解决。但与传统汽车事故不同，由于特斯拉汽车配置了自动驾驶系统的人工智能驾驶员，当处于自动驾驶模式之下所造成的事故发生以后，事故责任的判定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对此如果稍加分析，可以看出存在着三方可能的责任判定方：行驶汽车的人工智能、汽车的实际拥有者以及自动驾驶弱人工智能的开发制造商。作为行驶汽车驾驶员的弱人工智能毕竟不是现实中的人类，即使赋予其特殊的劳动者的属性定位，对其进行事故判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了汽车的实际拥有者以及自动驾驶系统的开发制造商。一方面，当汽车的实际拥有者开启自动驾驶系统并为其设定目的地之后，那就成为了实质上的责任判定方；
另一方面，如果自动驾驶系统能够做到足够精确，就能够在事故发生前有效规避事故的发生。另一个例子，在美国部分医院为医生配备了医学专家诊断系统以帮助医生更好地诊治病人，但是当一名医生如果依赖于医学专家系统进行诊断，如果诊断错误导致医疗过失，医疗责任的归属应当如何解决？虽然目前美国的法律认定“医生有责任理解任何决策背后的推理过程并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接受医学专家系统的建议”[1]862，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应当考虑到其（医学专家系统）不是直接影响患者而是影响医生的行为”[1]862。关于是否采用医学专家系统的建议以及如何权衡使用该系统的风险责任，这对医生来说都是难以抉择的，“如果医学专家系统确实变得比人类诊断专家更为精确，那么不采用专家系统建议的医生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1]862。此处以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和医学专家诊断系统为例想要说明的是，当人工智能参与人类生活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与研发者之间便会产生隐秘的联系，当造成不利的事故影响之后，究竟哪一方该对此承担责任，这是伴随人工智能发展所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其次，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在于其对大数据信息的精准处理，如果没有大数据平台为人工智能所提供的广泛的信息来源，人工智能的信息筛查、处理、交互作用的发挥将会举步维艰。提及大数据，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而知识产权问题在人工智能领域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大数据平台本身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大数据平台本身是一个开源市场，它所涉及的数据量庞大、范围广，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就必须得到保证，否则产生争议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其二，人工智能在诸如数字文化设计以及非物质文化保护领域中可能创造、产生出新的文化、科技成果，这部分文化成果的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以及在后续开放的使用环境中是否应当得到保护等问题亦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各方对此予以考量。
最后，涉及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超载社会，每天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而每个人都拥有个人隐私，人们都不喜欢被他人窥探自己的生活，隐私权则是每个人基本的人格权利。但是，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就是信息源，不论是无人驾驶汽车还是医学专家诊断系统，这都需要建立在对目标群体的广泛信息源采集上，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掌握大量的私人信息数据，人们的生活信息都被“记录在案”。现有云计算的发展水平已经能够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与拟合，大致拼凑出一个人的兴趣爱好、社会地位等。人工智能的云计算一方面能够在帮助公安侦缉罪犯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由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隐私数据被挪用于非公平的商业竞争或者进行勒索诈骗等，这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弱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向人们展现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对现存人类社会的理论、体制等都提出了挑战。正如狄更斯所说：“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8]1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虽然不能彻底改变资本贪婪、无休止地对可攫取利益的挖掘的本性，但是，它却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活动中的生产力水平，依托于这一巨大的生产力优势，人工智能能够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它能够将人们从复杂、单调、机械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人们不再需要从事那些繁重的、机械性的工作，人们能够真正摆脱传统职业的束缚，有选择地从事富有创造性、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工作。有鉴于此，人类社会很有可能加速迈进共产主义社会，摆脱纠缠人类已久的异化劳动，真正实现人类解放。
从当前弱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性质来看，倘若想要彻底发挥出人工智能的生产力优势，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人类劳动与生产活动相脱节的状况，因而如何能够在保证人工智能发挥生产力优势的同时对被替代的劳动者进行合理的劳动补偿，实现双赢，这对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赋予弱人工智能以特殊劳动者的地位以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赢尚属于对这一问题的尝试性思考，这一思考背后所潜藏的理论与实践的可行性问题等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其本身需要契合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其理论内涵，在当下弱人工智能时代，应当尝试赋予弱人工智能以特殊的劳动者地位，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能够对资本原则与弱人工智能结合的生产方式作出说明与解释，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社会再度焕发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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