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禅茶与佛教中国化之关系*

施由明 张高丽

禅茶,就是以演绎茶艺和品茶帮助坐禅或通过品茶悟禅、参禅,所以,茶还是那杯茶,为参禅、悟禅而饮或品就成为禅茶。否则,就是一杯普通的茶:文人以别样的方式品饮为文式茶,道教人士为修道而品饮为道茶,市民随意而饮为市民茶等。

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的需要,不断地吸收中国文化而调整其义理、仪式、修行方式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过程完成于隋唐时代,以禅宗的形成标志。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过程始终没有结束,源自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在不断地适应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的时代需要做调整,呈现出带有中国特色并带有不同的时代特点的中国佛教。本文赞同前者的观点,唐代中期,中国禅宗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初步完成,宋元明清至今的佛教就是中国佛教。

禅茶产生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禅茶产生后助推佛教中国化,从而对佛教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关于佛教中国化

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因为异域的文化必须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才能得以传播与传承;
在其适应中国特定环境而调整、改变自身的同时,也是其影响中国文化、中国人与中国经济、社会等的开始。

对于源自印度的佛教经历了怎样的中国化历程,自近代以来,许多学者满怀浓厚兴趣地研究,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花了大力气去研究,如梁启超先生撰写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著作,汤用彤先生撰写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等著作,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学者撰写了著作和论文等。

学界对于佛教中国化的普遍共识是: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复杂、动态的过程。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依附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而传播,同样,中国人在最初也只是将印度来的佛教看成是与道教一样的一种道术而已。魏晋时代,玄学流行,佛教与玄学合流,即佛教借玄学而诠释其教义,从而使佛教被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所接受,佛教由此在中国稳步发展,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并在隋唐时代进入到独立发展的阶段,到唐后期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南禅宗。到宋代时,北禅宗衰落,南禅宗也就成了中国的禅宗。

关于南禅宗的形成,本人赞同许多学者的共识。公元661年,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惠能(638—713)做出两首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即惠能认为,菩提本来就不是什么树,明镜也不是什么镜子,本来就是虚无的,哪里会染上什么尘埃!即心净便无尘,若心中有尘,尘是本心,便不畏心中尘!这两首偈子将印度的禅(思维修、静虑)与中国道家思想融合起来了,虚无、空、放松身心便是切合点,标志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的形成。

惠能在韶州传教,弘传“顿悟”法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行住坐卧皆可悟禅。惠能培养了一批弟子,著名于后世的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菏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五人。从青原行思门下传分出三派: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从南岳怀让门下传分出临济宗、沩仰宗;
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佳话:一花开五叶。后来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派、杨岐派,形成了所谓“五家七宗”,标志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形成。

(二)禅茶的形成

禅茶不是什么特殊种类的茶,如上所述,茶还是普通民众喝的那杯茶,但僧人和文人将品茶或饮茶与特定的环境结合,感受在特定的环境中,如安静、寂静、清幽、空灵、美丽而超脱尘俗等的环境中,品茶能达到的那种让心灵安静、宁静、从容淡泊、放下一切而产生的那种愉悦感,即所谓“禅悦”,身心轻快安乐的美感!僧人在这样的美好感受中,更容易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修行目的。另外,饮茶能令人不寐,提神醒脑,助僧人禅修,也是僧人遇上茶便放不下的原因。

1.饮茶之风在北方铺开是禅茶形成的前提

正因为僧人在特定环境中品茶能达到提神醒脑和“惮悦”之境,当僧人遇见茶,他就放不下这杯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是由中国北方往南方传,而中国的饮茶之风恰恰相反,由南方向北方铺开,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唐前期,佛教和佛教中的禅修盛传于北方,如在东汉末年,外籍僧人安世高翻译了大量谈禅的经典作品,介绍了一系列修禅方法,但饮茶之风在北方尚未铺开,遇见茶叶的僧人极少,所见,只有唐代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艺术传》所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单道开只是把将茶叶与紫苏制成的饮料当作保健品而已,如同他服“小石子”,尚且还谈不上品茶悟禅或悟佛,或以茶助修炼。

唐代中期,南方的茶叶已更多地销往了北方,北方僧人有机会遇见茶叶并发现饮茶的好处,这就有了唐代中后期人封寅在《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的记载: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颇多。

封寅记述了北方禅门饮茶的缘起和传播的最初缘由,也谈到了饮茶风俗在北方铺开的大致过程,以及唐代中后期北方饮茶状态,即唐代后期北方城、乡已普遍有饮茶的风俗,销售茶叶的店铺也多,并且有专门煎茶卖的茶店。

从封寅所述可知,唐代中期的开元年间(713—741)北方禅僧已遇上茶了,并开始以茶助禅修了。

唐代封寅所记,与唐后期杨晔在《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唐大中十年即856年)所记北方茶俗形成的历程大致相同,杨晔的记载是:“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唐代建中年间即公元780—783年,这已是唐代中后期了。

正因为饮茶之风在全国形成,即封寅所说“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也即杨晔所说“建中以后盛矣”,禅茶才可能形成。因为只有包括僧人在内的社会各界都普遍饮茶或品茶,才有可能普遍地形成一种饮茶习惯。

2.禅茶形成于南北僧人以茶体悟禅悦

唐代中后期饮茶之风在北方铺开后,北方较多的僧人可以发现饮茶对禅修的好处,而唐代中后期南方由惠能及其弟子们的弘传,禅宗在南方较广泛地铺开,禅僧们在饮茶风气浓厚的南方,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现将禅与茶结合、在茶中体悟禅悦是那么美妙!

禅僧皎然(约720—约803)的一些品茶诗,标志着禅茶的形成,特别是那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把饮茶的禅悦之境写得那么美妙:“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他在《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中又写道:“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在《饮茶歌送郑容》中写道:“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常说此茶袪我疾,使人胸中荡忧虑。日上香炉情未毕,乱踏虎溪云,高歌送君出。”在皎然笔下,茶中有禅的空灵、虚无、脱尘的境界!皎然手中的这杯茶就已经是禅茶了!

仅仅皎然手中的那杯茶是禅茶,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在与他同时代及此后的许多僧人手中,那杯茶都已经是禅茶了,即以茶悟禅、在茶中体悟禅境。

与皎然同时代的百丈怀海(约720—814),作为惠能的三传弟子,他不仅仅是以茶悟禅,还规定寺院要种茶、制茶,及以茶供佛,培养了更多嗜茶如命的弟子,使禅茶文化更广为发展。

在皎然、百丈怀海之后,寺院种茶、饮茶、以茶助修持、以茶体悟禅悦,成为寺院僧人们生活内容、生活情趣和修行手段。从而,有了晚唐时代天童咸启禅师(大中元年至大中十三年即847—859住持明州天童寺)“且坐吃茶”的机锋禅语和赵州从谂禅师(778—897)“吃茶去”公案。到晚唐五代,禅茶已盛行各寺院,也就可想而知了。

晚唐五代被前蜀主王建封为“禅月大师”的贯休(832—912)写道:“柴棚坐逸士,露茗煮红泉。”其禅诗中诸如“红黍饭溪苔,清吟茗数杯”“茶烹滴滴泉”“茶烹绿乳花映帘”“松声冷浸茶轩碧”“嘴红涧鸟啼芳草,头白山僧自扞茶”等诗句,说明茶已是他修行悟禅生活中的重要伴侣。

晚唐五代著名诗僧齐己(约860—约937)在《尝茶》中写道:“石屋晚生烟,松窗铁碾声。因留来客试,共说寄僧名。味击诗魔乱,香搜睡思轻。春风川上,忆傍绿丛行。”茶不仅是齐己的生活情趣,已是他修行的重要媒介了。

3.禅茶形成于文人们在茶中感悟禅境

唐代中后期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已没有盛唐时期征战沙场的豪迈气概,而是走向了享受生活、走向寻求心灵愉悦的生活情怀,此时,北方已普遍喝茶,禅宗也广为传播,他们爱上了茶又爱上禅的境界,因为在空灵的环境中品茶可达到禅所追求的那种忘却自我、虚空而愉悦的心灵境界,这种境界让许多文人沉醉。

如“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为天宝十年(751年)进士,一生行走在仕途,是一个爱茶人,从其诗中可知,还是一个爱禅的人,他的一些诗清秀纤丽,颇有禅意,在《与赵莒茶宴》中写道:“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茶禅境界的沉醉,在竹下,在蝉声中,与友人静静地品尝着紫笋茶,时而望一眼那斜斜的树荫,尘世的各种思虑都洗尽了,这种茶境与禅境令人不忍离去,真愿永远长留。这首诗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文人士大夫们的一种审美追求。

再如唐中后期著名文人顾况,至德二年(757年)进士,这是一个仕途颇为顺畅的士大夫,但也对充满禅意的境界津津有味,在《过山农家》中写道:“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
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这首诗虽没有写品茶是多么有味道,纯粹是描绘某个茶村景色,却满是茶禅的味道,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情趣趋向。

再如唐后期著名文人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进士,他的《西山兰若试茶歌》代表了他对茶禅的情怀,同样,他的《尝茶》表达了他对茶禅境界的追求:“生拍芳茸鹰觜芽,老郎封寄谪仙家;
今宵更有湘江夜,照出霏霏满碗花。”在清冷的月光映照下的湘江上,端上一碗煮好的香茶,在湘江上,在月光中,细细地品尝,这种境界如梦如幻,清虚空灵,茶中有禅,禅中有茶,令人沉迷!

在唐代中后期和晚唐五代,如上述三位的文人很多,在特定的环境以茶为媒介体悟禅境,是禅茶形成的重要缘由。

4.禅茶形成于僧人与文人诗词唱和及品茶娱情

从唐代中后期以来,文人和僧人就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们共同品茶娱情、诗词唱和,如颜真卿等《月夜啜茶联句》、皎然《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齐己《谢中上人寄茶》《谢人惠扇子及茶》等,文人们与僧人们在一起品茶娱情,共同感受品茶所能达到的美妙境界,或僧人向文人与文人向僧人叙述品茶的美好感受,感谢赠茶,禅茶便在僧人与文人品茶娱情及诗词唱和中孕育产生,即茶在这些文人与僧中手上已不仅是一种饮品,更重要的是感受“禅悦”境界的媒介。

到晚唐五代与宋代,文人与僧人的交往就更加紧密,所谓“禅僧士大夫化,士大夫禅僧化”,很多禅僧都是文人出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如以“且坐吃茶”法语对日本影响很大的五代宁波天童寺的咸启禅师,及宋代对日本影响大的宁波雪窦重显禅师及虚堂智愚禅师等,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从而对日本宗教界和茶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禅僧们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表明了很高乃至深厚的文化素养。同样,很多文化素养高的士大夫们都崇信、礼拜禅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北宋大文豪苏轼,一生好佛,以居士著称,留下了许多与寺院禅僧交往的作品和佳话。

无论是禅僧士大夫化还是士大夫禅僧化,即俗人变禅僧或禅僧变俗人,都离不了茶,茶就是他们享受生活乐趣、感受这禅的愉悦的手段及交往的媒介,形成了所谓“禅悦之风”,风靡一时。

禅茶在僧人与文人的交往中得到传播与深化。

唐代中后期经过惠能的弟子和若干传弟子们,即禅门弟子几代人的传承、发展,到唐代末年,以坐禅为主要修行方式的北禅宗衰落了,而以行住坐卧、吃饭睡觉皆可悟禅的简便修行法为主要修行方式的南禅宗成了中国的禅宗,也即中国式佛教。

在中国式佛教的发展过程中,禅茶助推了佛教中国化。

(一)禅茶助推禅宗开支散叶

作为中国式佛教的禅宗,从唐后期开始分支立派,到北宋时期“五家七宗”的形成。

在禅宗不断开支散叶并走向活跃的过程中,禅茶助推了禅宗的发展,表现在茶助推了禅宗在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活跃。

最具代表性的是临济宗“吃茶去”公案,“吃茶去”成为临济宗悟禅悟佛与修行的口头禅,表明禅茶在临济宗修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云门宗第四世、有“云门中兴之祖”之称的宁波雪窦寺重显禅师(980—1052),一生以茶为伴,以茶助修禅,在茶中体悟禅境,并以茶为茶诗、为偈颂,表明禅茶在云门宗修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雪窦重显在《送新茶》中写道:“元化功深陆羽知,雨前微露见枪旗;
收来献佛余堪惜,不寄诗家复寄谁?”

被日本曹洞宗奉为祖庭的宁波天童寺,从南宋初年的建炎三年(1129)始,由高僧宏智正觉住持,直到1157年示寂。宏智正觉禅师让曹洞宗大放异彩,他创立的默照禅与禅茶结合,僧人们不仅种茶制茶,更主要的是以茶助修行,以茶悟禅,以茶助推默照禅的运用,及以茶说禅,在茶中体验禅悦,形成了明州等地无茶不禅!四方僧俗到天童寺修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修禅中心,日僧道元在天童寺修禅归日本国后,建立了永平寺,奉天童寺为曹洞宗祖庭,使曹洞宗在日本广为传播[9]。

宏智正觉禅师留有一些禅茶诗,在《津禅人出化盏橐乞颂》中写道:“吃茶去语落诸方,聚首商量柄杷长;
相席是渠能打令,同尘输尔解和光;
舌头狤獠明无骨,鼻孔累垂暗有香;
盏橐成来圆此话,侬家受用恰平常。”卷8,P92)这首诗写得有点深奥,但表达了饮茶的美好!

总之,五家七宗与茶都有着很深入的关系。

(二)禅茶成为佛门修行生活的重要内容

唐代中后期(780年后)怀海禅师主持江西奉新百丈寺期间,折中来自印度的大小乘宗派的戒律,制定了《禅门规式》(《百丈清规》),使得禅门的运行有序化和禅僧的修行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寺院的管理程式化,使佛教中国化更加完善并达到新高度,其制度、其程式、其仪规等吸收了儒家和道教的一些思想理念,是中国智慧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晶。

正是怀海的《百丈清规》第一次明确地将茶制度化与规范化,应用于禅门修行生活中。如应用于禅门待客、奠祭、法事、议事等,每项步骤、每项举止等如何用茶,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禅茶成为佛门修行生活的重要内容。

从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到宗赜编集《禅苑清规》,再到元代德辉编集的《敕修百丈清规》,禅门无处不茶。据竺济法先生的不完全统计:8万多字的《敕修百丈清规》中共载“茶”字325个,“茶汤”65处,“请茶”21处,“吃茶”15处。茶已融入禅宗的骨子里了。

关于禅门清规中有关用茶的规定,即如何以茶待各、如何在佛事用茶、如何用茶祭奠、如何在议事中用茶、修行生活如何饮茶等,已有诸多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要特别指出的是,禅茶对助推佛教的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

由上可知,禅茶对佛教中国化即形成中国式佛教是富有贡献的。

一是禅茶,即以茶参禅、悟禅,及以茶修行,使源自印度的不品茶、饮茶的佛教,适应了中国人,特别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调的需要,让文人士大夫们与禅僧们都沉湎于茶与禅,通过演绎茶艺和品茶,体悟禅境,助推了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传承不衰。

二是禅茶乃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佛门中人不仅以茶娱情、以茶悟禅,还以茶为媒介,制定修行的规矩,如制定茶规茶礼,按规定的程式和规矩饮茶,以茶表达佛门礼仪等,从而使禅宗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禅茶茶艺表演

①可参见竺济法《〈百丈清规〉集佛门茶事大成》(载《中国茶叶》2011年第9期),段红、彭明瀚《〈百丈清规〉与禅门茶事》(《载《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黄奎《禅门茶礼与佛教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25日第2版),刘朴兵《略论〈百丈清规〉中的禅茶制度》(载《农业考古》2013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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