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道德危机的传统探源
摘要:当代中国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转型时期,一切社会现象既具有当代新特征,又沿袭着传统旧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危机可以从历史传统中找到根源:古代伦理思想没有留下公德基因;传统伦理道德长期为政治统治服务,受政治形态控制,阻断了市民文化;封建经济排斥自由市场,形成传统政治形态与文化伦理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公共道德;危机;传统伦理;专制政治;封建经济
过去一年,因为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广泛讨论,公共道德问题成为了焦点话题。人性为何变得如此冷漠,是因为物欲横流导致道德沦丧,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人们众说纷纭。目下,“见死不救”的现象已经不是个案,普遍存在的公共道德危机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很多人看来,相互交往中充满不信任感,冷漠自私文化充斥各个层面,不守规则、言行粗野已经司空见惯,袖手旁观、见义不为才是理性选择。这一切,既让人们感到不解,更让社会感到无奈。当然,社会现象与问题的缘由总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唯物史观出发,探索公共道德危机的传统根源。
一、传统伦理缺乏公德基因
古代传统伦理是以“家族道德“为基础的,即是以“家”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构建起来的宗族道德观念。而家族道德至多维持家庭或家族关系,是一种私德,而非公共道德,只能维持熟人圈的交往
关系,不适用于现代广泛存在的公共空间与陌生人社会。从这个意义出发,传统伦理就不免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一家族的中心地位
家长制是家族道德的基础。一家之内,家长地位至尊,权力至大,全家听命并服从于家长。古代文人从“家”出发,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都是以“家”“国”为出发点或是以“家”为基础而扩大到朋友圈里和君臣政治关系的伦理规定。除此之外,没有一套在熟人圈之外的社会交往规则。因此,这只能说是一种私德,而非公德。庄泽言先生在考察中西差异时曾指出:“中国与西方有一根本不同点,西方认为个人与社会为两对立之本体,而在中国则以家庭为社会生活的重心,消除了这两方对立的形势。”[1]《论语?颜渊》中有一句:“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常作为社会交往的至理名言被今人引用,以至有人认为《论语》为我们今天的陌生人社会提供了行为规范。这是对孔子的误读。相反,这正体现了家族道德的基础地位与主导作用。因为,一方面,这是以“家”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即使与“家”之外的“陌生人”交往,也应该以“家”里的兄弟关系相对待。即将公共生活家庭化,将外人视为兄弟,才令人称道,值得推崇。另一方面,这只能是一种价值理想与超脱境界,对于许多人来说难以做到,兄弟与外人毕竟不
一样,因此,理想状态总是显得弥足珍贵。
(二“仁义”观念与公德缺失
正是因为家族的重要性,任何利益问题都可以通过家族伦理来规范,通过“家庭集体”来解决,推崇集体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导致个人利益被忽视。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从家庭伦理到个人“仁义”再到“礼制”差别,这一套道德规范导致国民缺乏主体意识和独立性,对于公民自由观念的生长极为不利。学者孙隆基指出:“在儒家文化传统中,‘仁’是儒家的核心范畴,尽管这具有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突出了‘人’的社会价值,但‘仁’又通过等差有序的‘礼’表现出来,因而并未真正把‘人’放到主体地位上,造成了‘个人’的不发展。”[2]
家族本位的文化伦理将人的思想意识局限于家族之中,以血缘深浅、亲疏远近来衡量社会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传统中国人只重视家庭伦理、重视家族私德。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因集团生活之缺乏,而缺乏公共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一句话总括,缺乏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其所以被人看作自私自利多半为此。”[3]“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念致使“公”“私”相互对立,家庭不能很好的与社会相连接。这种文化弊端,一直是有识之士批判的焦点。梁启超便曾批评国人不讲公德,一盘散沙而不知团结协作,并认为这是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
主要原因。“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4]因此,要救国家必须倡导社会公德,从而培育新公民,并在《新民说》中大声疾呼:“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5]二、专制政治阻断市民文化
现代公共道德不同于“私德”范畴的家庭道德,而是一种公共伦理,是一种公民意识,是一种市民文化。它产生于公共领域并服务于公共领域,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然而,不论是传统家庭伦理还是现代公共道德,都是由国家的文化结构决定,而文化结构与国家的政治形态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之所以未能产生公共道德基因,是因为没有市民社会雏形基础上的市民文化基因,而这又受制于传统专制政治。
(一统治权力结构
封建统治者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形如金字塔型的封建权力体系,从国家君主到地主贵族,再到普通民众,层层控制。在地主制经济基础上,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处于金字塔的顶峰,拥有无限的王权,神圣不可侵犯,并制定了一套刑法制度来维护皇权统治秩序。当然,法律不是主要的,封建统治者更擅长使用“德治”教化民众,这就有“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刑罚原则。各级官吏都是皇帝的臣属与附庸,由皇帝任命和派遣,属于“朝廷命官”,一切服从、听命、敬忠于君主,这就像一个大家庭。权
力有无与大小都取决于跟皇权的亲疏远近。因此,身份关系在传统中国也显得更加重要。这又是与家庭伦理结合在一起的,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
(二专制政治思想
在这种政治结构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臣民敬忠于君主,犹如子女孝敬于父母,被称为“忠孝一体”,以至形成“君父权威”及“礼制宗法”等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这些也就成为专制政治的灵魂和思想保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都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皇位世袭制,皇帝去世之后,皇位只能由儿子或家族内人继承。除了起义暴乱而导致朝代更迭之外,一个朝代像一个血缘家族,只有一个“姓”,这也就有所谓的“刘汉”、“李唐”之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一国之主,每一个国民都是“子民”或“臣民”(有时民众更是形容自己为“小民”、“草民”,与家庭一样,父亲可以教训儿子,儿子不能打骂父亲。国家的事务就是皇帝的事务,皇帝可以替民众做主。普通民众也盼望着皇帝或朝廷替他们做主。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6]儒家思想也是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及群
体的自由和权利湮没与皇权之中,形成“普遍奴隶制”,即市民社会被国家所吞噬了,“政治国家成了国家其他一切方面的制度”。“官僚权力体系是社会的核心和本质”。[7]
(三市民文化缺失
在专制政治思想意识笼罩之中,在统治阶级的“道德教化”之下,普通民众难以产生自主独立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个体权利的存在,更不可能产生个体权利意识。即使感觉到利益受损,更多的只是期盼有“青天大老爷”的出现。只有当君主昏庸无度,少数“不安分”的臣属才会篡权夺位,少数“暴民”才被迫揭杆而起。尽管如此,历史上只看见众多的朝代更迭,而不见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正如王亚南指出:“中国二千多年来农民起义不绝于书,但是,中国历朝农民暴动无一不是官僚政治‘竭泽而渔’、‘官逼民反’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到高度水平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之后引起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它始终是农民的,而不是市民的。”[8]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市民文化和公共道德。
市民文化难以产生,也受制于传统“官本位”意识。这是两种对立的文化意识。(需要肯定的是,传统中国的官场文化很发达,《资治通鉴》就是一套很好的统治之术。统治思想家们向民众宣扬要崇官、敬官和做官。一个人的地位高低主要决定于其官位大小。不论财富多寡、文化高低,人们都想走进仕途,以实现人生理想。所以,古代多数文人雅士如司马迁、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曾是朝中官
员。在古代人看来,做官才是正道,并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而不是别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为了“金榜提名”、考中科举、赴朝做官。并激励人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并推崇“学而优则仕”。官位品级还常被用来作为对属下的赏赐。当官不仅是官,也是做人。只有做了官,才有人的地位和尊严;做不了官,就只有做奴才、做牛马。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奴性十足。”这种政治形态和其对应的奴性文化,不可能为市民文化和公共道德提供生长空间。
三、封建经济排斥自由市场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社会公共道德都应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与现代民主法治契约观念相对应,因此,真正意义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道德经济”。当前中国公德危机一方面在于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封建经济结构非常牢固,没有酝育出自由市场和公共空间,自然难以产生公共精神和社会公德。
(一生产方式的封闭性
作为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变化中的开端与基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总是在循环往复中徘徊不前、发展缓慢,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落后。以地主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小农经济结构,决定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
和思想上层建筑。
众所周知,传统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地主制经济和自耕农经济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两种经济形式的消长过程中看,地主制经济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主要经济基础。[9]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农民通过租赁地主土地进行个体生产,形成小农经济。除此之外,古代中国也存在小范围的商品经济,但由于专制王权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商品经济不可能得到发展,自由市场也难以扩大。因为封建专制王权害怕商品经济会冲击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形态的自然经济,以致可能瓦解其统治基础。对于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封建制经济基础,毛泽东曾指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重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来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10]
(二“土地经济”的制约性
传统中国,土地作为唯一重要的资源,是否占有土地被视为权力有为,占有多少土地被视为权力大小,所有人都依附于土地,依附于皇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土地经济”与“土地政治”或“皇权政治”。一方面,这和现代所谓的“资本经济”与“资本政治”是不同的。尽管土地依旧是商品经济中的重要资源,但因为土地的不可流动性决定了其主体地位只能体现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现代
自由商品经济产生之后,具有追逐利润属性的资本取代了土地成为了主要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这也与处于封建社会的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欧,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经济基础除了领主制经济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城市商品经济,并形成了相对应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市民社会。中世纪后期,西欧出现了第一批“自治城市”。他们有自己的经济、财政、税收、政府、法律、法庭,并独立发行货币,对外有宣战权等,只是集体向封建领主购买特许状而已。[11]与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相结合,这种具有典型特点的中国传统封建经济不仅导致生产方式的落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牢固性和封闭性产生了它的制约性,容纳不了自由市场的出现。因此,古代社会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或曰“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除了“国”与“家”,除了一块块土地和左邻右舍所组成的“熟人圈”,人们是看不到、接触不到、更理解不到“社会”的。其他的自治组织、民间团体更是不允许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市民文化和现代公德基因生长的经济和社会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中国步入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道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道德要么准备不足,要么出现异化。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面前,在现代公民社会逐渐发展之际,在面对传统结构之外的“单位”、“公司”、“公共领域”、“社会组织”等现代文明面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道德遗产就显得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尽管
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但是,旧有的血缘—人情伦理和私德观念对现代人依旧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存在于人们的灵魂深处,以致出现“公共生活的私人化倾向”。[12]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12.
[2]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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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02.
[5]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1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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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54.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25.
［11］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第 1 卷） ．上海：三联书店， ［m］ 1957：288. ［12］张晓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重建［m］ ．贵阳：贵州 人民出版社，20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