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
摘要：伊斯兰文明观强调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的融合，既反对唯信仰主义也反对唯科学主义，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离不开两个标准：一个是价值理性，即体现宗教信仰诸价值实体的理性；另一个是科学理性，即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由科学技术知识来定义的理性。西方世界的文明观强调的是技术理性（或称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和以它为基础的商品主义实际上操纵着现代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导致了价值理性的丢失和传统道德的解体。
关键词：文明观；理性；技术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4）02-0062-07
伊斯兰文明观，指伊斯兰文化实体对人类文明的见解和界定，它强调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的融合，既反对排斥科学知识的唯信仰主义，也反对背离宗教信仰的唯科学主义。《古兰经》说：“我将在四方和他们自身中，把我的许多迹象昭示他们，直到他们明白《古兰经》确是真理。难道你的主能见证万物还不够吗？”（41：53）许多伊斯兰学者（包括科学家）常常引用这节《古兰经》经文来阐明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的关系，认为伊斯兰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的并行不悖。
事实上，这节《古兰经》经文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人类和宇宙自然都是安拉创造的奇迹；第二层意思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有些科学知识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才会了解和掌握的），人类应该越来越坚定自己的宗教情怀，越来越自觉地服从安拉的法度，从而构建起一个既富有崇高信仰又讲究科学精神的文明和谐的社会。
由此可见，伊斯兰文明观同伊斯兰的宇宙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探讨人与自然或宇宙的关系时，伊斯兰首先认为，人同自然界的万物以及宇宙间的天体一样，都是由造物主安拉创造的，都体现着安拉的意志。对人及其行为的认识不应该脱离宇宙这个既博大精深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宏阔背景。安拉不仅创造了宇宙、自然、人类这些可以观察的现象界的事物，而且还创造了天使、精灵这些非现象界的存在物。整部《古兰经》，从其最广泛、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赞美和敬畏造物主安拉的神圣而又宏伟的诗篇。故且不谈天使、精灵这些非物质形态的存在体，人类能观察或触摸到的万事万物，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物本身，不如说是安拉创造力的证明，是证明其创造力的物化的意象群或符号群――“真主创造天地，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14：32）；“他创造了许多园圃，其中有蔓生的和直立的果木，与果实各别的海枣和百谷，与形同味异的橄榄和石榴”（6：141）；“他曾以太阳为发光的、以月亮为光明的，并为月亮而定列宿，以便你们知道历算”（10：5）；“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以免大地动荡，而你们不得安居。他开辟许多河流和道路，以便你们遵循正路”（16：15）；“他展开大地，并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和河流，他把每种果实造成两性的，他以黑夜覆盖白昼。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13：3）；“他就是任两海自由交流的，这是很甜的淡水，那是很苦的咸水；他在两海之间设置屏障和堤防。他就是用精水创造人，使人成为血族和姻亲的”（25：53-54）；“我以昼夜为两种迹象，我抹掉黑夜的迹象，并以白昼为明亮的，以便你们寻求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恩惠，以便你们知道历法和算术。”（17：12）《古兰经》之所以用大量的语句来描述大自然和大自然的奇观（有的内容甚至被反反复复地强调），为的是打开人们封闭的视界，激活他们看、听、记、思、解诸感官的功能，促使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关于天地领域的思考和探索，引导他们去发现深藏在宇宙背后的奥秘，从而更加深信安拉的独一无二和大仁大慈。安拉在创造万物上所展示出来的智慧以及穆斯林对安拉创造力的叹服很自然地构成了伊斯兰宇宙观的主旋律。在这一宇宙观的指导下，穆斯林不再驻足于虚浮于现象界表层的经验世界或被其物质形态的五彩缤纷所迷惑，而是将认知的触角伸延到这些表象的背后，去感应一个至高无上的、统领万事万物的终极存在体，一个宇宙间盛衰荣枯、消长沉浮的最终动因。
除了直接跟天文、地质、生物、化学、医学和海洋学等科学领域相关的内容外，《古兰经》中也有不少经文采用了省略的形式。这种省略的形式往往因其在诠释上的开放性、多义性而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激发人们用心体察和思辨的作用――“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10：101），“对于坚信的人们，有许多迹象；在你们自身中也有许多迹象，难道你们看不见吗？”（5l：20―21）许多经注家遵循《古兰经》提供的这一思路，试图阐释一些看似晦涩神秘的经文。例如，著名的“意见派”教法学家哈桑?巴士里曾认为，《古兰经》第79章1-5节中“急掣的”“轻曳的”“奔驰的”“先驱的”和“决策的”隐喻天体的运动。根据他的提示，穆罕默德?阿萨德将这五节经文翻译成：
看看那些刚刚升起就迅速沉落的星星，
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中轻稳地移动；
时而以静穆的姿态飘逸地浮游，
时而以争先恐后的速度相互追赶。
它们无一不执行着造物主的命令。
正如马里兹?卢斯文在《世界中的伊斯兰》里指出的：“整个宇宙被伊斯兰视为体现神性的偌大而又复杂的比喻或隐喻。这里有两个方面必须强调的；一是存在的各个方面都构成整体的一部分，而且每一个被感知的单个的物体实际上是一个更全面、更统一的体现神性的现实的一个象征；二是这种现实的整体性不是人类所能完全理解，因为人类的认知结构中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这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其实也存在于人类的艺术领域。例如，有人说，现代雕塑家苏泰的作品，一个个孤立地看似乎是从经验世界的外墙上剥落的碎片，而合在一起看则更像是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当然，人类在艺术方面所展示的“创造力”是极其有限的，是绝不能跟造物主相提并论的；这种有限的“创造力”归根结底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摹仿力。正如柏拉图将艺术创作的灵感说成是来自“神的召唤”一样，人类往往借助于艺术性的摹仿挣脱现实的锁链，打开接近神性的秘密通道。
的确，被创造出来的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逻辑内涵和精神价值，对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讲，足以阐明隐匿在其背后的神秘而又伟大的力量。德国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批判现代西方科学至上的理念时指出：“不要因有一星半点的科学知识而不信上帝，不要忘记那句格言：‘在科学里一知半解的知识使人放弃信仰，完整的知识使人返回信仰。’”在认识论上，他认为，终极真理不属于经验的世界，只属于上帝，而自然和宇宙的一切东西则可以被看成是指向上帝的一个巨大的密码系统；作为宇宙本原和统领宇宙万物的真正的存在实体是无法通过单纯的经验来把握的，它永远退居于无穷无尽的外观的后面；人只有超越出普通的感性与理性，达到一种更高的形而上学的境界，才能感悟到上帝存在的真实性和他的无所不能。他还认为，尽管科学知识往往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有限的，而感到目标迷乱和精神匮乏，感到自己时时刻刻都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由于有了自由与超越，人的有限性就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有限性。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时，就在有限中分享了无限，他能超越自己的有限而把这种有限填进上帝的无限中去，使之具有全新的内容”。他说：“由于滥用科技，今天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今天的意识只能用三个否定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基本认识的缺乏和对不确定的茫茫未来的彷徨和苦闷。”
然而，在伊斯兰世界，绝不会出现滥用科学技术、从而导致历史传统分崩离析的现象。因为在伊斯兰看来，来自经典的知识和由经典指示并由此延伸出去的知识是获得正信的先决条件，是走上信仰之路的第一步；而且拥有科学知识的信仰者的地位要比没有科学知识的信仰者的地位更高――“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58：11）换句话说，按照经训所指示的方向来从事各项科学研究不但是一种美德，而且是升华信仰、使之不断充实的唯一途径。无怪乎历史上诸多的伊斯兰学者既是经注家、圣训学家、教义学家或法学家，又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或医学家等。例如，拉齐（al?Razi，865-965）是阿拉伯世界杰出的医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医学界的权威一直保持到17世纪。他认为真正的医学还必须容纳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内容。在宗教信仰上，他强调造物主、宇宙的灵魂、原质、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同为无始的五大原理，认为通过某种特殊的感觉可以认知造物主的实在。其代表作有《精神治疗》《哲学的途径》和《形而上学》等。麦斯欧迪（al-Mas’udi，？-957）生于巴格达，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为了考察地理和历史，同时宣传正教，他将毕生的精力用于旅行，足迹遍及波斯、埃及、叙利亚、印度、中国、马达加斯加等地。他指出，历史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问，“假若没有历史，那么各种学问早就泯灭了。因为一般学问家是无常的，不能永生在人间，但历史能把他们的才华的产品记载下来，而使过去和现在之间常保持联系；历史能把古人的主张和过去的事件不挟偏见地告诉我们”。生于巴士拉的伊本?海赛姆（Ibn Haitham，965-1039）是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医学家。他是在托勒密之后第一位对光学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最先解释了眼睛的构造并对视觉的作用作了精确说明，对折射、反射、双目视觉、透镜聚焦、虹、抛物柱面镜、球面镜、球面畸变、大气折射等方面的理论也有卓越的贡献。在哲学上，他坚信宇宙统一论的真理性，认为世界上的万物包含着安拉所赋予的本质属性，正如整体等于各分子结构的总和一样，也如概念等于其内涵的总和一样。其主要著作有《物影论》《光学理论》《测量原理》《论人与世界》和《论理智的本质》等。白鲁尼（al-Bairuni，973-1048）以学识渊博而著称，其研究领域涉及物理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宗教学和哲学诸方面。除了阿拉伯语外，他还精通土耳其语、波斯语、梵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他认为，宇宙和自然的始因是创造万物的神，而自然界固有的物质力量又推动着事物朝前发展。他提出了宇宙以太阳为中心的假设，批驳了“地球不动”说，探讨了地球以地轴为中心自转的理论，并对地球的经纬度作出精密的测量。另外，他还对自然选择的作用、有机体的进化等作了不少假定。其思想对中亚和东方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古代遗迹》《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和《矿物学》等。而被阿拉伯人称为“领袖级长老”的伊本?西纳（Ibn Sina，980-1037）10岁就能背诵《古兰经》全文和大量的阿拉伯诗歌，18岁精通数学、医学、天文学和伊斯兰教义学。他认为至善至美的安拉是必然的存在；安拉是第一因，世界是其结果；存在于时间之外的永恒的安拉和展现时间持续性的物质世界是统一的。其著作有《医典》《治疗论》《知识论》《指要与诠明之书》等。像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还有伊本?图菲勒（Ibn Tufayl）、伊本?鲁西德（Ibn Rushd）、曼苏尔?法赫米（Mansur Fahmi，）、哈桑?哈斯奥特（Hassan Hathout）等等。
伊斯兰认为，人类文明应该由两个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一是宗教信仰带来的道德上的升华，二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上的进步。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作为人的存在所必需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指导，后者是前者的印证；后者的积累是前者的加固，前者的加固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人们对后者探索的热情。正如穆罕默德?库特卜指出的，“毫无疑问，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本身就是一个崇高的目的，值得人类追求和为之奋斗；这是文明的最终目标。不过，伊斯兰不满足于单纯的心灵净化，而且始终接受一切文明，因为这种文明在今天引起普遍的兴趣，并被一些人称之为生活核心。只要这些文明不排斥信主独一，不阻碍人们弃恶行善”。这里所说的“一切文明”，指的就是由科学技术带来的各种物质文明的形态。他还指出：“伊斯兰并不排斥人类所取得的科学发明的成果。穆斯林应该利用一切良好的科学成就。穆圣说：‘学习科学是一条法规。”
由于伊斯兰文明观主张在“认主独一”的前提下，发展科学与经济，因而，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或称之为“文明度”）便是用两个标准来衡量的，一个是价值理性（即体现宗教信仰诸价值实体的理性），另一个是科学理性（即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由科学技术知识来定义的理性）。这种平衡的视觉可以说是伊斯兰文化所固有的。虽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但他所言的“两种东西”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法则和伦理法则，不包含完整的信仰价值实体。
正是因为完整的信仰价值实体的缺失，在西方，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已经或者正在沦为技术理性（或称工具理性）的奴隶，技术理性和以它为基础的商品主义实际上操纵着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导致了历史传统的解体。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把这种现象称为“理性的暴政”，因为它试图把人们禁锢在狭隘的职业领域和以享乐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市场，剥夺他们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理性的暴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堕落的必然产物和一大标志。在它的阴影下，价值、意义和规范等符号系统的运作处于瘫痪状态，包括宗教在内的人文精神日趋衰落，超越性思考被迫让位于非人格化的意识形态和技术理性权威；而且这种理性权威将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排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侵蚀甚至消弭着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哲学狂人尼采曾宣布“上帝死了”，其结果是支撑西方人精神大厦的支柱又一次遭到重创，使许多人沦为无所归依的迷途羔羊。柯林伍德在其《自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19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应用科学和技术已开始构成对人类自身价值的严重威胁，“我似乎发现，自然科学在转眼之间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它把整个欧洲变成了野蛮人的荒漠之地”。
的确，当西方人所崇尚的技术理性挣脱了信仰价值实体的制约时，它便像一辆没有制动装置的车，狂野而又盲目地凭借着自身的内驱力朝前发展，从而使社会的伦理规范就其本体论而言失去其现实意义，使西方文明陷入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与冲突之中，使西方的文明成为受技术控制和奴役的文明，使西方人沦为经济动物和商品的玩偶。但当技术理性意在毁灭作为西方文化本质部分的信仰价值时，它堂而皇之地将人当做宇宙的主宰力量，企图建立起一个不需要神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就像帕特里克?怀特《人类之树》中的斯坦?帕克所做的那样。斯坦?帕克说：“我不能向上帝祈祷，因为这是毫无用处的。”他在父亲留给他的一块土地上建起自己的独立王国――一个不需要任何信仰的、以他个人为中心的王国。
此外，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究竟能不能为人类创造一个合理和谐、公正正义的世界，从启蒙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欧洲哲人都思考过这一问题。近代欧洲历史上第一位对技术理性提出质疑的是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维科认为，自然是神的活动的直接结果，因此，要理解自然界中所发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过程只有借助于神而不能离开神。在他所处的17和18世纪，科学主义者们企图把自然科学的逻辑程式移植到人文精神领域，从而建立所谓“人文科学的自然系统”；到了19世纪，法国作家左拉曾据此提出“文学自然科学化”，他在《实验小说》中大声呼吁文学家们建立起一种“由科学支配的文学”。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开始旗帜鲜明地讨伐技术理性，认为逻辑经验主义也好，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也好，都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它们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调和的，最终必然导致对这个不合理社会的“顺从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都尖锐地指出，欧洲启蒙主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知性野蛮发展的历史”，其目标指向绝对不可能是人类理想的精神境界。正是这种被叫做“野蛮主义”的技术理性垄断着当代西方人的文明。霍克海默尔在《工具理性批判》《批判的理论》《社会哲学研究》等著作中强调，传统理论的观点是科学主义的观点，它只从现存的经验事实出发，导致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使历史的创造从主体转到客体方面，忽视了人的价值和作用；这种观点所采用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它是以现代的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它只能走向客观主义和“顺从主义”。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实际上并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是工具理性统治力量的膨胀和人的本性的异化，其结果使文明变成了一种类似“绞刑”的恐怖力量。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和《社会批判论集》等著述中指出，现代西方的所谓“工业文明”扼杀了人的主体价值，使人变成了单纯的“原子”；盲目扩张的物质生产由手段变成了绝对的目的。他说，尽管我们很想知道什么是人以及什么才算是人类社会的合理结构，但我们目前仅仅知道人不应该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是不合理的。这种以“否定”现有的社会秩序为特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采，是克服人的异化，达到人性复归的唯一办法。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也毫不留情地抨击技术理性，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演变成一种威胁人类生存和摧残人类文化的力量；它在增加人的存在本身所具有的冒险性的同时，剥夺了人们对真理本质的认识，对精神性的自我存在的认识。
有一位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理性（简称“理性”）作过这样的评价：西方自近代以来，“随着去圣渎神、人世还俗的世俗化趋势的展开，理性之剑杀死了上帝。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其实质就是理性代替信仰。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这就把‘自我’理解成一个理性的规定。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为知识统治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人的意义世界正是在这种理性的张扬中被埋葬”。他认为，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科学理性的扩张极大地危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在以往，人们对大自然充满一种敬畏和神秘的感受。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特别是实证科学和近代技术的兴起，人类掌握了一些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有效手段，从而逐步取得了支配地位，使自然界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从此以后，自然界开始变成被人们操纵的对象和被人类利用的工具。人本身变成了中心。其文化后果就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技术至上的泛化。法国学者埃吕尔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技术变成自律的，它制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具有自身规律，排斥一切传统。这种自律技术行为像一个专制者，把文化改变成一个庞大的、整体性的整体’。技术的自主性意味着原本作为人的自我肯定手段的技术变成了目的本身……‘信息社会’的来临，把人们抛入了一个所谓‘数字化生存’的境况之中，它意味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种生存方式无疑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非人性的方面。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征服，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水资源匮乏、核威慑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出现，把当代人类推向了严重的生存困境。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理性不仅成了把握自然界的有效方式，而且也变成了审视人生的有效手段。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被用来证明人类历史，于是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需要指出，当人类自我反省仅仅基于理性视野的话，那么自我发现的只能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无法彰显人对动物性的超越，即德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启蒙精神对人的肯定，何以孕育出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类的生存格局，因此，理性精神支配下的人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塑造，从根本上说只能使人向物的层面不断沉沦。它不仅诱发并强化了人的贪欲，而且提供了满足这种贪欲的手段。市场化主要提供动机，工业化则提供手段。市场化的契约关系和对知识的需求，以及建立在投入与产出权衡基础上的效益观念，都属于理性精神的需求。然而，市场化的实践后果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道德疏离。因为市场化对物质利益的肯定有可能使功利追求遮蔽人的道德追求……从整个世界的范围看，西方近代理性精神的扩张带来的是对异族文化的殖民统治。它一方面借助于文化进化论的理性预设为其文化扩张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利用科学技术的军事化来为这种扩张准备必要的物质手段。结果造成了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直到今天为止也未能找出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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