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孟子》感悟参考范文

再读《孟子》感悟范文国学大师钱穆在《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里写道：“我想举的第一部书是《论语》。倘使要找一部比《论语》更重要，可以用来了解中国文化，又是人人可读的，我想这不容易，在中国没有一个读书人不读《论语》。既然要读《论语》，便连带要读《孟子》。讲孔子讲得最好的，莫过于孟子。读了《论语》有不懂，再读孟子，容易帮我们懂孔子。” 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便是“孟母三迁”“孟母断机”的故事，因此更喜欢读《孟子》。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孔子并称“孔孟”。他致力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被韩愈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为“亚圣”。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思想将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他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民心向背关乎国家的治乱兴亡，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也因此，《汉书》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形成了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形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一方面他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他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认为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他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孟子的另一个哲学思想是“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章句上》)孟子一方面主张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孟子》七篇，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历史文化中。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章句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我固执地认为，那个以秦人言秦事“为民请命”的家乡先贤苟好善之名便是出自于《告子章句下·好善足以治天下》。苟好善(1585－1639)，字若诚，别号海来，醴泉（今陕西礼泉县）药王洞乡仪门村苟家人，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授潞安府长治县令，严明执法，勤政爱民，“察有不便于民者，身先罢除之”。1628年以“丁父忧去任”，百姓遮道攀留，车滞不得发，后仍立祠祀之。服满改令南阳。1634年由知县擢升为御史，有《恤民疏》，言：“秦民不可终弃”；
又奏《缓征疏》，痛切苛捐杂税太多，大声疾呼：“竭泽而渔，非不得鱼，将无鱼。”1639年出知济南府，抗清兵侵袭，壮烈殉国，明室赠太仆寺卿。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继承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和文明积淀，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民胞物与的胸襟，多读书，读好书，坚定文化自信，强化使命担当，为复兴中华文化增砖添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