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佳 谢来法
（江苏响水224600）
1939年3月1日夜，日寇海陆空舰队长驱直入苏北灌河口，占领了苏北重镇陈家港。苏北平原、淮海大地相继沦陷。5月，遮天蔽日的蝗虫骤起于西北，飞越灌河，经陈家港扑向地处东南沿海的济南盐场和阜宁、射阳等地，所过之处，田禾绝收，路有饿殍，野有哀嚎之声。农历七月十六日（公历8月30日），黄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特大海啸。北从赣榆县岚山头，南至阜宁、射阳（时属盐城县）、大丰（时属东台县），在160多公里长的江苏海岸地带，大片盐场、农田和村庄顷刻之间被海啸吞噬，淹死黎民百姓数万人，淹死牲畜无数，百姓财产损失无法估量。
这场黄海特大海啸给苏北沿海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由于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最为艰难的阶段，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苏北沿海各地的史料和方志对这场大海啸鲜有记载；
偶或记之，亦仅有寥寥几句。笔者根据多方史料和幸存者的口述进行整理，对这场由风暴潮引发的特大海啸的成因、灾情、善后作一梳理。
对于1939年海啸，江苏沿海的启东、如东、东台的新编地方志与资料中均未见相关记载。海啸发生的南界在原盐城县和大丰县的沿海地区，据原海门市张謇研究会资料：“民国28年(1939)农历七月十六日大海啸，海堤全部漫溢，大丰、裕华基本上挡住了海潮的侵袭，而泰和海堤全部崩溃，农田全部被潮水淹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严重。”
1993年版《盐城县志》记载：“1939年8月30日，海潮暴涨，海堤崩塌，海水西溢百余里。县城以东民房淹没数千间，两千余人及若干牲畜被卷入狂澜。”
1996年版《响水县志》记载：“民国28年（1939年）农历七月十六大海啸。海水漫过海堤到达陈家港、海安集、新荡、李家圩、大有舍等地，水深3尺—5尺，十八日方退。侉套至灌河口一线淹死民众9000余人。”据幸存者口述，响水沿海除海堤多处决堤外，灌河口堤岸也出现决堤，位置在今陈家港镇小刘庄附近。盐场和沿海岸线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为严重。
1999年版《灌云县志》记载：“1939年8月30日夜，黄海发生海啸，加之狂风暴雨，潮头陡高丈余，海堤被冲破，潮水泛滥，殃及南北50多公里，东西30多公里地方。潮水3日始退。沿海居民淹死千余，房屋、牧畜、家具等损失不计其数，70万亩耕地沦为盐碱荒滩。此为灌云地区有史以来的特大灾害。”
2011年版《青岛市志》记载：“1939年8月30—31日青岛市遭受台风暴雨袭击，发生海啸，低洼村庄悉被水浸，沿海农田浸没7000余亩，农作物歉收2260余万斤。市区损失130余万元，即、胶两县损失1200余万元，盐田损失241万元，共计损失1600万元以上。港内五号码头沉没帆船70余只，死7人，127名难民由山东盐务局救济2290元。”
1939年8月20日至9月4日台风路径图
天津地区的受灾情况：《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记载“9月初，大沽与塘沽又发生了海啸，海啸过后，塘沽渔民们离开家，登船避难。”
根据各地地方志等资料记载，这场大海啸波及我国东部沿海近千公里的广大地区，南至江苏盐城大丰，中至山东青岛，北达天津一线，造成数万人死亡。它的重灾区在今盐城市的响水县、滨海县、大丰区，连云港灌云县等临海地区，其中，响水受灾最为严重。
大海啸发生在1939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即公历8月30日。根据美国气象学会的资料，1939年8月20日，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随后不断北上穿过琉球群岛直扑东南沿海。8月30日，到达黄海海面，并贴着海岸线不断北上。8月31日，在青岛登陆。9月1日到达塘沽附近海域。随后台风突然向东，往辽东半岛方向行进。这次黄海特大海啸就是由台风和天文潮叠加引发的。此年农历七月十五，太阳、地球、月亮同在一条直线，太阳、月亮对地球的引力加大，由于剧烈的大气扰动，台风形成的高涌浪导致海水异常升降，同时和天文潮叠加，形成了破坏力极强的气象海啸。
清末民初，在今响水县境内的灌东盐场建场时，曾在沿海修筑从陈家港至套子口近50公里的海堤，因垣商资本家资金缺乏，所筑海堤低矮狭小，一般正高3米，顶宽仅2米左右。1930年，缪秋杰就任淮北盐场稽核所经理，着手整理场产，他敏锐地发现海堤年久失修，千疮百孔，难以抵挡大海潮的冲击，即拨出专款，严厉督促各盐业公司限期完成修堤工程。因修堤费原本不足，加之多有从中贪污中饱私囊者，各公司仅在原海堤上略微加高放宽，敷衍了事，远达不到标准要求，在十排至三圩港海堤段甚至寸土未动。海堤修缮时断时续，直至抗战爆发，淮北盐务机构内迁，各盐商惶恐不安，自顾不暇，修筑海堤从此无人问津。
盐场有谚语云：“夏至水门开，斗子挂起来。”意即雨季来临，产盐进入了淡季，灶民们迎来了难得的消闲时刻。但1939年苏北雨季却姗姗来迟。直到农历七月初八后，东北季风才盛行起来，天空中乱云飞渡，霪雨或下或歇。海啸前两天，东北风越刮越大，大雨如注不停，海潮只涨不退，沿海海堤在汹涌的海浪冲刷下，开始出现裂痕和坍塌，险象丛生。
8月29日，正值黄海大潮汛，盐场家家户户在过“七月半”，烧纸焚香，祭祀先人，祈求平安。对于澎湃的大潮和岌岌可危的海堤并未在意，只有少数渔民发现险情匆匆离开了海边。
深夜时分，台风骤起（约13级以上），海潮猛涨。陈家港和灌东盐场位于苏北沿海的脐部，此时正处在台风登陆的中心。8月30日午后，可怕的风暴潮终于形成，风助潮威，潮借风势，像脱缰的野马直扑沿海大堤。下午5时许，狂风怒号，浊浪如山，涛声似雷，震耳欲聋。忽然，黄昏的大地像被夜色笼罩，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海浪在闪电中跳动着刺眼的光芒，令人毛骨悚然。桀骜不驯的海潮冲垮支离破碎的海堤，腾起一丈多高的巨浪，咆哮着，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直泻盐滩。顷刻之间，盐圩里墙倒屋塌，鸡飞狗跳，灶民低矮的茅草屋、丁头舍和盐廪在海浪的冲刷下迅速垮塌，百里盐滩一片汪洋，无数灶民葬身在无情的海潮中。据当年幸存者回忆，在人们绝望的时候，冥冥中仿佛看到了一条大海船在波涛里颠簸漂荡，人们拼命地呼喊着，争先恐后向大船游去，一阵恶浪过后，大海船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夜，天地如墨，奇寒透骨。灶民连淹带冻死亡者不计其数，攀树、登屋、抱木者亦难幸免。灌东盐场大源公司有近400人在大海啸中丧生。七排二圩8户人家60多人，潮后只剩11人；
七排四圩8户人家仅剩王国安1人；
七排五圩一家13口全部淹死；
十排二圩42人，淹死23人。七排头圩曹大排一家8口，房屋倒塌后爬上盐廪，他眼看盐廪挡不住潮水，在极度恐惧中哭着说，要死全家死一块。他用绳子将全家人拴在一起，结果全部淹死。
海潮轻易漫过灌东盐场裕通、庆日新制盐公司，横扫2家公司40条盐圩，直抵滨淮黄河堆，受阻后激起更大的回头浪，淹死灶民达900人之多。庆日新公司东五圩70余人，只有2人幸存。裕通公司西头圩40多人只剩1人。灶民蔡老爹一家6口试图登上小木船逃命，船刚出盐圩就被海浪掀翻，全家人遇难。
海啸卷起的巨浪还摧毁了灌河大堤。据史料记载，陈家港灌河拐弯处的沙荡村小河嘴的万长友家房屋倒塌后，一家人被海浪冲得七零八落，他爬上了一棵槐树，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十多岁的妹妹被浪涛卷走。小刘庄的刘贵才一家8口淹死5口。冯小二全家7口，只剩下他一个孤儿。陈家港镇区尽成泽国，潮水深处过胸，浅处没脐。因有大片房屋挡住海浪，潮水相对平稳。地主谢家大院地势较高，集聚了几百人避难，所幸淹死人较少。
肆虐的海水冲过盐滩，席卷西进，淹没了张謇开垦的新南、新通棉垦公司，千顷农田毁于一旦。《响水地名·大有镇》中提到，位于盐场边缘的新南、新通棉垦公司在1939年海啸中淹死300人。海潮向西漫至响水县的安宁庄、大有舍一线，到废黄河边才停止了脚步，直到9月2日潮水才渐渐退去。沟壑滩头，尸横遍野，仅李家圩一带死尸堆积就广及300多亩，其惨状见之者无不垂泪。大有舍附近的黄河堆旁陈尸100多具，有的一家数口死后还被绳索拴在一处，数里之外都能闻到尸体腐烂散发出的恶臭味，令人窒息。一名老农实在于心不忍，动员乡邻将那些尸体就地掩埋。当年盐阜知名人士杨芷江目睹海潮为患，浮尸狼藉之惨状，神劳心伤，在催人泪下的捐文中说“屋庐遇浪而摧，人畜随波而逝。昔之烟火万家，今悉荡为平地。野无青葱之色，田满赤卤之痕”。
历史上，响水县沿海滩涂为黄淮冲击的滨海平原，陈家港镇及灌东盐场濒临海边，地势低洼，一马平川，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一旦遇到海潮侵袭，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灌东盐场在铺滩晒盐时，为防海潮，在每条圩子里都砌起一块高出圩面2米至3米的土堆，称之为“救命墩”。在突如其来的大海啸袭来时，“救命墩”挽救了无数条性命。
庆日新公司中六圩与大海仅一堆之隔。1939年8月30日下午，灶民陈长荣冒着风雨走上大堤，看到暴涨的海潮浪浪过堆，破败的海堤险象环生，不由心生胆寒，担心一旦破堤，全圩50多人的性命难保。他是圩子里的主心骨，立即组织人力在“救命墩”上预先埋好风车大杆、木桩、毛竹等，扣好绳索，以备不测。当海啸来临时，他和全圩青壮年顶在风口浪尖，抱着大杆、木桩不放，任凭海潮一浪接一浪冲过头顶。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们躲在他们身后，像“接龙鸡”那样一个接一个地抱着腰。就这样，他们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与风浪搏斗了一夜，使全圩50多口人安然无恙，幸运地逃过一劫。
据新滩盐场干部郁正新回忆，他家在大源公司八排二圩晒盐，那天大潮来临，他的爷爷把全圩人招呼到家中，用石头、绳索把房子扎得牢牢的。当时，他们隐约听到八排三圩的人在盐廪上哭喊“救命”，大约七八分钟后，盐廪化塌，哭喊声戛然而止，这条圩子里的人全部跌入大潮，淹死大半。他爷爷说，“房子如果倒塌了，老人、妇女和孩子就没命了。”他挺身冲入海浪中，冒着被卷走的危险，捞取随潮漂来的木板、网具、箩筐等物，围在茅草屋四周，以抵挡海浪的冲击，保住了全圩人的性命。只有他的小叔为捞一个木箱掉下“救命墩”，被海潮冲走丢了性命。
大源公司六排四圩耿开秦一家10口淹死4口，眼看3岁的孙子耿玉喜危在旦夕，他急中生智，抱起孙子冲上“救命墩”，放进了大水缸，大家轮流扶着漂动的水缸一夜没合眼，才救了这个孩子一条命。
裕通公司中七圩灶民杨立本在大潮袭来时，慌乱中爬上一个盐蒿草堆，浑浑噩噩随浪漂流，当漂到李家圩时，觉得身体奇痒难耐，一看自己浑身爬满了几十条蛇，吓得他连拍带打，费了好大劲才抓掉了蛇，后来每提及此事仍心有余悸。
裕通公司东三圩灶民蔡长家落进汹涌的海潮后，拽住一根木头，他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死死抱住木头不放，靠年轻力壮和顽强的意志，随潮淌了几十里，直到大有舍才落滩，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
靠近陈家港的大有晋公司和大源公司头排至四排盐滩因地势较高，海啸袭来时，大部分灶民提前离开了盐圩，冒雨撤到陈家港街上及附近农村，得以躲过海啸浩劫。
海啸过后，盐场沟壑滩平，满目疮痍。灶民们无衣无住，缺水缺粮。吃的是以小蟹、盐蒿、霉豆饼。喝的是野外“牛脚坑”里半淡半咸的雨水，卫生无从谈起。盐场偏居海滨，穷乡僻壤，生存环境极度恶劣，本来就是疟疾、风寒、霍乱等传染病的多发区。时值炎炎夏日，“瘪罗痧”（民间对霍乱的土称，当地百姓中又叫“盘灾”）之疾首先从盐圩里出现，这是一种病死率高的烈性传染病，人一旦染上此病，即会出现上呕下泻，严重脱水，肌肉痉挛现象，能在数小时内死亡。当将病人抬到陈家港医治时，为时已晚，基本来不及抢救。不久，“瘪罗痧”迅速爆发开来。
陈家港人口密集，居住拥挤。海啸过后到处垃圾，遍地粪便。白天，乱哄哄的苍蝇嗡嗡叫肆虐无忌；
夜晚，遍野丛生的蚊子叮得人难以入眠。镇上的水井全部毁坏，人们只能吃灌河又苦又咸的“阴阳水”，霍乱很快在陈家港迅速蔓延。那些天，陈家港几乎每天都有四五个得“瘪罗痧”死亡的人。有的家庭有人死亡，请人帮忙安葬，结果帮忙的人也被传染上了“瘪罗痧”。其传染之快，烈度之强，让人不寒而栗，所谓“朝发夕死”的传闻绝非妄言。港北一姓刘的孩子先是头痛发热，腹部绞痛，随后上呕下泻，用中药、针灸、艾熏均无济于事，旋又传染家人，3天后，一家人全部死于非命。
陈家港街上港南的周崇德大药铺，港北的姜四爹中医门诊人满为患，在缺医少药的时代，患病求医的难度可想而知。港南谢久香得了“瘪罗痧”，昏迷了1个多月，在姜四爹的精心治疗下，好不容易才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而许多人却没有那么幸运，终因医治乏术而接二连三地死去。最初，人死了还有棺材入殓安葬，后来死人越来越多，就用席子一卷匆匆掩埋。灌河西岸的大德、大阜等制盐公司最多一天死亡人数竟达二三十人。公济公司中头圩的运盐河堤上，一个月就隆起二三百座新坟。这场瘟疫夺走了陈家港市区300多条性命，大街小巷里招魂幡飘动，冥纸乱飞，坟茔荡里旧坟未填又添新坟，灰烟弥漫经久不熄，哀哭之声数日不绝，其凄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
海啸灾难发生后，当年9月29日，伪海州盐务局给汪伪财政部的呈文详细叙述了潮灾情况：
陈港地区，四面围滩，尽成泽国。近圩廪最高处水深三尺，远者水深数丈……据本港地区调查所得，受灾户1292户，倒塌民房5994间，难民6178人。庆日新盐场无一余盐，灶民溺毙315名。
灌南县堆沟港：沿途公路全被冲毁，地方存盐500吨，淌化约300吨，民房倒塌十分之八，计500余间，淹死灶民100余名。
灌云县燕尾港：公济公司码头冲毁，堆存盐1300余吨全部淌化，民房冲毁十之八九，淹死数人。
中正场（今连云港市台南、徐圩盐场），灶民死伤约有30余名，各圩房屋全毁，维计3000余间，制盐工具等漂劫一空。
板浦场（今连云港市台北盐场），房屋倒塌570余间，损失盐斤7560吨。
临兴场（今赣榆县青口盐场），损失盐斤996吨。
1941年的《盐务年报》载，“（民国）28年8月杪，即旧历七月半汛，风潮为灾，盐区化成泽国，淹淌各场圩坨存盐竞达780万石之巨，圩堤池滩冲毁殆尽，灶舍晒具悉付东流，灶民葬身鱼腹者千五百名之多，诚属空前之浩劫。四场（济南、中正、板浦、涛青）灾情比较，尤以济南场（灌东盐场）为最惨重。”在这场海啸中，灌东盐场是苏北沿海损失最重、淹死人最多的地方，该场有110条盐圩万余口人，而惨遭厄运丧生大潮的就达1300多人。
大潮过后，阜宁、兴化等县曾发起救济灾民的募捐。汪伪政府也搞了所谓的赈灾济民，伪海州盐务局筹集了专款救灾，但在发放中经层层克扣，到了灶民手中已所剩无几，成杯水车薪。陈家港盐区每人仅领到二三十斤粗粮和霉豆饼，另有10张芦席，用以搭建栖身棚舍。至于筹款修理海堤成了一纸空文，导致第二年苏北沿海再次遭到风潮水灾的祸害。灶民们走投无路，被迫背井离乡，四散逃亡。穷凶极恶的日寇和伪盐警合谋，将裕通公司399名灶民卖到东北挖煤当苦力。在日寇的血腥统治下，这些灶民大多成了客死异乡的冤魂，到东北解放时只有56人断断续续返回了家乡。
灌东盐场隶属于淮北盐场，兴起于清末民初，原名“济南盐场”，因济销淮南盐产之不足而得名。其下辖大源、大有晋、裕通、庆日新等7大制盐公司，年产原盐750万石以上，号称“淮北巨擘”，所产之盐销往湘鄂皖赣及江浙诸省，历史上有“江淮盐仓”之称。自从日寇占领了淮北盐场，日本兴亚院即在上海成立了华中盐业股份公司，在陈家港成立分公司，并设海州出张所，开始有计划、有步骤掠夺淮盐。1939年海啸浩劫发生后，灌东盐场遭到重创，以致数十年经营毁于一旦。“存盐之淌化，灶民之死亡，泥工之毁坏，商家之破产，予盐业生产力以重大打击。”（日伪《复兴海州盐业计划》）此时的灌东盐场沟平滩淤，残垣断壁，裕通、庆日新2家公司被迫宣布破产歇业。然而，日寇对此次海啸却视而不见，全然不顾各盐业公司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实情，对大批灶民的死亡不屑一顾，反而在灌东盐场实行野蛮统治的“军管理”，用刺刀相恫吓，大肆掠夺各盐坨码头的堆陈盐斤，从陈家港港口运回日本。
日寇为加快掠夺淮盐，满足国内之需，获得对淮盐的最大榨取，还趁大海啸之机，耍尽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地通过收买、借贷或参股等，向灌东盐场各公司掺入大量资本，以恢复盐产，使得大源、大德、大阜、公济、大有晋等公司全部沦为汉奸资本和敌产，盐务主权尽为日人控制。从此，日寇掠夺淮盐变得明火执仗，肆无忌惮。据统计，在陈家港沦陷的7年间，日寇共从陈家港、堆沟港、燕尾港、连云港掠夺淮盐达77.7万多吨，“军用盐”27.7万余吨。
1939年黄海特大海啸，席卷了苏北沿海。盐城、连云港境内100多公里海岸的堤坝被冲毁，海水深入内陆30多里。
灾难过后，地方乡绅最早开始组织赈灾自救。阜宁县著名士绅杨芷江奋力组织救灾募捐。杨芷江早年曾出任北洋政府多个高位，清正廉洁，刚正不阿。1930年厌倦官场，辞职回乡务农经商。面对海潮留下的满目疮痍，杨芷江和另一位做教师的乡绅汪继光跑到内陆几个未受灾的县去募捐，最后用船拉回来600担高粱、玉米。但是，个人的力量应对大灾是杯水车薪，当地百姓急切需要政府组织赈灾和修复堤坝。
1939年，抗战形势险恶，大片国土沦丧，侵华日军准备进犯长沙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此时自顾不暇，灾情由县里上报之后，久无音信。眼看人民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杨芷江等地方士绅决定去省政府上访。当时代理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兴化打游击。杨芷江就带着一群乡亲坐着船，赶到兴化去找这位韩主席，请他拨款修复海堤。韩德勤一开始不允，杨芷江一行滞留兴化5个月。最终韩德勤碍于乡谊、舆论和杨芷江这位旧官僚的面子，答应拨款20万修堤。20万元本是个充裕的数字，但是，工程图纸一出来，韩德勤就说可以改低一点，省点钱，大笔一挥划了一道红线，把堤截短了几分。到了省里委派的督建大员手里，为了贪钱，又在图纸上大笔一挥划一道红线，截短了几分。到了包工头手里，又要贪污，再划一道红线，又截短了几分。三道红线之后，用到工程上的钱大约只有10万，建成的堤比一般的大潮位还低。当地百姓讥讽此堤为“韩小堤”。杨芷江为此再次上书韩德勤，韩批复“应毋庸议”。第二年又来大潮，把“韩小堤”冲毁了。
1940年10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东进苏北，不久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随黄克城东进的八路军某部供给部长宋乃德出任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慕名拜会了盐阜名流杨芷江。为不至“桑田坐看成沧海，庐舍行间痛别离”的海潮再现，杨芷江提出了“发还民枪，以安民心；
兴筑海堤，以定民居；
创办盐场，以纾民困”3条建议，宋乃德予以支持，决定在阜东海边兴筑拦海大堤。
宋乃德照
不久召开了阜宁县参议会，宋乃德就把修堤的议案提交民主决议，不料被议员们否决。老阜宁县是个面积很大的县，后来还分出了四五个县。所以阜宁内陆部分的议员们代表各自地方利益，并不支持筹款修堤，认为工程只对沿海地区有利，却要全县所有人摊钱，并不公平。这意见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得不到一致的决议，县政府无权开工修堤。参议会从下午开到半夜，第二天接着开，终于达成了妥协的方案：政府以发行公债的方式筹款，并且以政府收入来还，无须向人民摊派收费。工程由政府与当地士绅共组委员会，执行修堤。决议结果出来后，宋乃德立刻上报，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新四军领导均极支持。大家都明白，能否领导当地百姓把这个海堤修成，决定着人心向背。有了民心才有根据地的稳固。
在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上，宋乃德提出发行100万元公债，以盐税作抵的修堤动议。当时，抗日民主政权刚建立不久，财政非常困难，此议案遭到一些人的责难。宋乃德慷慨陈词，力排众议，说服不同意见的人，使该方案得以通过。然而，日伪顽竭力破坏公债发行，一时谣言四起，阜宁城内甚至传出新四军待不久，要卷款开溜之说，造谣惑众，蛊惑人心，导致公债发行仅售出10万元。尽管公债发行受阻，但宋乃德对兴筑海堤毫不气馁，亲自担任修堤委员会主任。为了不误工期季节，决定海堤工程如期开工。
1941年5月15日，万余民工开赴黄海滩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海堤工程破土动工。工程开工的第三天粮食就告急。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闻讯后，急调军粮救急，及时解决了民工的粮荒问题，保证了海堤工程的进行。但是别的谣言又来了。征集民工的时候，盛传新四军是抓壮丁，所以只征集到1000人。随着工程慢慢进展，民工也拿到了不错的报酬，才有了一两万人。为了对民众负责，也因地方人士的监督，工地上民工每天的施工量和报酬价格都公开明示，所有的民工都由工程委员会直接雇佣、发钱，不经过包工头。这些措施都保障了工程透明度，杜绝了腐败。
宋公纪功碑（现存于盐城新四军纪念馆）
北堤短，只用了20天就竣工。真正的考验在南堤。那时已经到了6月，天气变了，淫雨、酷热、瘟疫开始了，大家都倾向于停工，秋天再续建。宋乃德急了，工程一停，前途莫测，时局的变数太多了，必须一鼓作气完工。其时宋乃德得了疟疾，却执意骑马赶往工地说服大家继续开工。这个发着高烧的北方干部感动了当地百姓，大家顶着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抢修南堤。
越来越长的大堤，也引起了侵华日军的注意。日军出动飞机频繁在海堤上空侦察盘旋，制造紧张气氛。日军还派出特务，潜入抗日根据地，在海堤上展开暗杀行动。在滨海县公安局1985年编印的《公安工作大事记》中有一段记录：“在驻堤过程中，我驻堤领导人陈振东、陈景石、丁欣等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完工前两天，工程副总指挥、区长陈振东被敌人绑架，砍断双腿投入海中淹死。被土匪暗杀的干部群众还有很多。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派出部队担任武装警戒，消除了修堤民工的恐惧心理，使工程进度得到了有力保障。
1941年7月31日，阜宁县南北两段大堤合龙，全长45公里的海堤全面竣工。是年农历七月中旬大潮，比1939年海啸水位还高，持续时间还长。在汹涌滔天的海浪冲击下，大堤却坚如磐石，岿然不动。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然无恙。阜宁百姓感念以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全力筑堤的功绩，把他与筑范公堤的北宋名臣范仲淹相媲美，将此堤称作“宋公堤”，并把宋乃德筑堤的事迹刻在宋公碑上。杨芷江说：“范公已往宋公继，拜罢先贤拜后贤。”一块石碑，也把民心和抗日根据地政府牢牢地贴在了一起。事后，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这样描述：“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百姓办好事的。连一些曾对我们抱怀疑或抵触情绪的士绅也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向我们靠拢。”
盐阜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从南到北一条龙，不让海潮入阜东。从此再无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的民谣。宋公堤和宋公纪功碑像凝固的史诗记录了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治海筑堤、造福人民的丰功伟绩，这一壮举将光耀千秋，与日月同辉。
主要参考资料
1996年版《响水县志》、1993年版《盐城县志》、1999年版《灌云县志》、2011年版《青岛市志》、1992年版《江苏盐业史》、1988年版《江苏省灌东盐场志》、2004年版《新滩盐场志》、1994年版《革命战争中的淮北盐场》、《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连云港文史资料》、《响水县文史资料》、江苏盐业档案馆资料、新四军老战士和当地部分老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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