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的演变
论文导读：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问题，历来是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客观依据，是一切外交战略策略的出发点。从矛盾关系的分析上看，他认为，经过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在内的历史较量和发展，列宁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矛盾以及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有的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有的则发展演变了。关键词：领导人，外交战略，演变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问题，历来是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客观依据，是一切外交战略策略的出发点。“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进行战略谋划的一个优良传统。纵观新中国 50 多年的外交史，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提出了相应的外交战略，为新中国一步步登上国际大舞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以战求和，提出“三个世界”划分 当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打开国门，艰难的跻身于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时，面临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禁运和强加于我国的许许多多不平等条约。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要走向世界，洗雪近百年来的外交耻辱，就必须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图，毛泽东针锋相对的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新中国坚定不移的执行维护民族利益的和平独立外交方针。
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是“另起炉灶”，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外交关系。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有步骤的把“屋子”打扫一下，然后再“请客”。在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中间，中国明确宣布“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在具体外交事务中，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针锋相对，争取外交战略的主动地位，鉴于美国扶植蒋介石集团，公开干涉我们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反抗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以致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与此同时，我们团结和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为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我国政府不失时机的进行了“抗美援越”。这些做法，粉碎了资本主义企图扼杀新中国的阴谋，其结果以资本主义的失败而告终，达到了以战促和的目的。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50 年代末开始，中苏矛盾和冲突逐渐激化，1966 年 3 月，中苏两党关系中断。此时，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霸权主义的出现，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1974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 月，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美苏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了更稳妥的现实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三个世界” 的划分极大的鼓舞了全世界中小国家人民的斗志，同时“三个世界”理论也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最积极的变革。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同一大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大洋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改善了同西欧各国的关系。正是这种外交策略，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了它们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我国达到了一定的外交目的后，在时机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同意同美国会谈、建交，使得关闭了 23 年的中美关系大门被开启。毛泽东“以战求和”战略，为中国能够获得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并为对外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创造了条件。
二、邓小平：以谈讲和，提出世界两大主题 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事物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70 年代后期，各国正在充分利用第三次科学技术带来的机遇发展经济，国际局势总体趋于缓和。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为了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适时调整了外交战略。80 年代初，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持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对世界局势作客观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
1984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首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构想。“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1985 年3 月 4 日，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说：“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合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具有
丰富而深厚的理论内涵。从经济上看，科技革命引起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各国生存发展的攸关问题，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导致了和平与发展潮流的出现。从国际力量对比上看，他明确指出，现在是和平力量在总体上压倒了战争力量，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是有希望的。从矛盾关系的分析上看，他认为，经过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在内的历史较量和发展，列宁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矛盾以及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有的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有的则发展演变了。形成了当今时代的两个最突出的矛盾，这就是“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而且明确指出发展问题是核心。正是在这一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科学结论。面对苏东剧变和国内的“八九风波”，邓小平当时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也正是在于他把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建立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发生改变的这一正确的立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