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高标国士魂
李宪堂 《 中华读书报 》（ 2015 年 02 月 11 日
15 版）
在中国现代史上，傅斯年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可等闲放过的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参与创办了《新潮》杂志，组织、指挥了五四运动的学生大游行，在历史的潮头浪尖上风云一时；他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殷墟发掘和明清大库档案的整理，以身作则倡导科学的研究精神和方法，亲手提拔、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以其忘我的工作热情和卓越的组织能力极大地推进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他在抗战胜利、北大复员之际以舍我其谁的气概艰难自任，于泥沙翻涌的混乱局面下一举奠定了北大的朗朗乾坤，1949 年初，赴台任台大校长后，在专制铁幕日渐沉重的肃杀氛围里一柱撑天，捍卫了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从而以一个实干的、富于牺牲精神的教育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抗战期间他以书生报国自矢，左右舆论，指点时政，炮轰孔祥熙，痛砭宋子文，以区区一介国民参政员赶走两任行政院长，从而积极地影响了抗战的局势和进程。他兼擅文理，通贯中西，为人、为学无不淋漓畅快，包举天下的气概与洞彻幽微的识见，传统的体贴功夫与科学的实证方法、情感的蓬勃热力和智性的清明条理、嫉恶如仇的风骨与人性自然的温情，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使他作为传统文化所哺育的一代大师而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对傅斯年的学术研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起步，而马亮宽先生就是少数几个先驱者之一。在本书面世前，以先后出版了《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
（博士论文）等专著，本书是作者在长期积累基础上的集成之作，称得上是有关傅斯年研究的名山之撰。
马亮宽长期工作于傅斯年的故乡。他是怀着推扬先贤的虔敬心和使命感、以一种“同情”态度从事研究的，多年来兢兢业业，“升天入地找东西”，唯恐有憾于古人。据笔者所知，马亮宽先生从 1988 年开始对傅斯年进行专题研究，20 余年来，曾赴北京、天津、重庆、广州等地拜访傅斯年的亲属故旧和学生门人，并先后四次去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全面查阅了存放于台湾中研院、“国史馆”等处的傅斯年档案，因此本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资料的翔实可靠上。正是由于通过深入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充分引用了尚未公开的原始档案，作者得以在众多材料参伍比对的基础上揭示和还原历史真相，如为证明傅斯年抗战时期曾是国民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智库成员，有权参加“星期座谈会”，作者就引用了傅斯年、陶希圣、王世杰等人的书信手稿，而这些都是尚未公之于众的第一手档案资料。
当然作者并不是要提供一套关于傅斯年生平行状的流水账。通过张弛有度的轮廓勾勒、详略得当的细节点染，作者揭示了傅斯年性格的各个侧面，凸显了其生命的各种原色，把一个有血有肉的傅斯年呈现在读者面前，高揭了一代国士的傲骨和风标：他一生大气磅礴，无往而不利，所孜孜以求只在于宏扬文教、振起国风民气，从来没有为一己之私而奔走经营；他手眼通天，深得最高统治者赏识，却坚持议政而不从政，作为政府的批评者指点江山、挥斥风云；面对势力强大的贪腐之徒、盘根错节的文化汉奸，
他如雷霆动于九天之上，以不共戴天之决绝口诛笔伐，绝不妥协、宽贷；对于困顿穷厄的亲朋故旧、孤苦无助的后生学子，他如春风起于幽谷之中，以古道热肠的温情手拉心援，毫不迟疑、计较；他可以在蒋介石面前高跷二郎腿侃侃而谈，也会在母亲因家庭琐事生气时长跪不起；他是天才的学问家，凭数量不多的著述便跻身于一代宗师之列，却同时在现实事务中举重若轻，所向无敌。胡适曾称他这位得意门生是“一个力量的代表”，说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傅孟真先生集〉序》）；罗家伦称傅斯年“代表的是宇宙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去世后蒋介石签发的褒奖令中称他是“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士”。总之，正如史语所同仁挽联中称赞的，傅斯年可谓集才学、风骨和魄力于一身的“五百年名世奇才”，通过马亮宽先生从容不迫的叙述，读者可以真切而充分地领略到这位旷世奇才的气度和风采。
马亮宽称傅斯年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又有浓厚传统意识的知识分子”，并强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对政治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在专制传统支配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发育不良，而且地位尴尬。傅斯年凭借无与伦比的人格力量，以孤标自振的践行试探了在专制体制下一个追求独立的灵魂所能飞翔的高度，所能开辟的空间。因此本书的意义，还在于它以傅斯年为样本、为范例，揭示了一个有理想、肯担承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与历史的多重制约下如何自我定位、自我期许、自我成就。作者起高立远，夹叙夹议，在沧海横流的时
代大环境中，在傅斯年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中，对其思想、理论以及人格与情感展开分析和评说，并着重剖析了处在中华传统与西方文明、传统理念与现代价值的双向撕扯中的傅斯年那令人动容的内在张力与冲突，使读者感到那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就行走在自己身边，从而精神一振，不自觉地反身自求，把批判的眼光投向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或许因此而挺一挺腰杆，隐忍而坚定地踏着先贤的足迹走下去。
从傅斯年去世至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对于 50 年后的我们来说，“现代知识分子”仍然还是一个空洞得几乎没有分量的概念。对于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式、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等问题的探讨，我们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无所建树。从当初为体制所收编集体失语，到今天各自在琐碎的学术研究中放任自流，我们与士人的理想渐行渐远，像失掉飞翔能力的鹰隼安于在泥土中刨食，忘却了先行者以血肉之躯搏击出的天空。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傅斯年，会有所启迪，有所感悟，有所深思。
傅斯年曾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我想马亮宽先生此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为其它相关的专题研究提供资料线索和史实借鉴”，或提出了关于傅斯年研究的富有创见的一家之言，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争论的契机——关于傅斯年，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话要说。可以说，本书不仅是对傅斯年行迹和事业的评传，更是为一代人杰雕刻的
丰碑，彪炳着这位无双国士耿耿不寐的英魂，和以天下为担当的真正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