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 100072）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在随后的大约四个月时间内，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沦陷。日本为方便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同时，也为掩盖其侵略行径，于1932年3月1日，扶植溥仪建立“满洲帝国”，至此，东北三省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在伪满洲国期间，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了严酷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确定日语为伪满洲国国语，并在教材中灌输“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等概念，其教育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教育实践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皇国观”强制灌输给当地民众，不仅阻碍了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的正常进程，更为严重的是目标直指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妄图在思想上同化、泯灭中国人民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从而使东北人民完全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安顺良民，使东北地区亦成为其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进程，但为实现其国家富强、赶超列强而制定的“雄飞海外”“开拓万里波涛”的现实目标，却又因日本天皇制政治、江户时代武家军国政治的历史和尊皇主义的传统信仰等因素，而逐步使其走上了军国主义发展的道路。
所谓军国主义，是为日本近代创建的“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通过拥戴天皇为军事统帅、国家元首和宗教权威，利用天皇的‘神圣’权威凝聚全国之力，以对抗西方列强、侵略亚洲邻国，并将岛国日本改造成为‘大陆国家’”。该体制“最大的特殊性是政治的主权者、军事的最高统帅——天皇，同时是宗教的绝对权威”，天皇即是日本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又是社会赖以存在的“精神实体”，这样每个日本国民都将个人、集团乃至社会与天皇连接成为一体，达成《教育敕语》中所说的“克忠克孝亿兆一体”“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目的。由此，日本成为“皇国”，日本国民自然也成为“皇国民”，同时，将加强武力和教育国民，作为实现皇国日本“宣扬国威宸翰”的两件同等重要大事全力实施。
所谓“皇国观”教育，就是进行“国体”教育，所谓“国体”即为近代天皇制，为维护天皇制，以培养效忠于日本天皇的臣民而进行的教育是为“皇国观”教育。为达此目的，首先，日本政府在1868年4月公布的国策纲领《五条誓文》明确提出关于教育的目标——“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从中可以析出的逻辑关系：通过学习西方“求知于世界”而达成“振皇基”的目的，一方面凸显出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日本实现民族崛起的目标、抑或说是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目标在于重振皇国。随后，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军人敕谕》《教育敕谕》等道德规范，“到明治二十三年，我国政事、军事、教育分别具有了钦点宪法的性格，通过《明治宪法》《军人敕谕》《教育敕语》三大支柱，确立了近代天皇制国家构造及天皇制国家观”“宗教权威‘天子’的教典是《教育敕语》……。”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培养国民“皇国观”的思想意识，尤其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标榜天皇是为道德的化身，要求国民、尤其学生朝晚习诵，以效忠天皇和为天皇献身为最高的精神追求，即“教育培养‘义勇奉公’的国民，以达到‘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强化了以天皇为核心和象征的军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凸显出日本近代教育沦为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对内高压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
除了上述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制度外，日本还通过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天皇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明治政府为了把“忠君爱国”精神贯彻全国，于1880年开始修改《教育令》，其中明确出现了“尊皇爱国”的字句，同时通过小学修身课加强对皇国观念的宣传，为强化“尊皇”观念，1883年出版的《小学修身书》中写道：“应以孝行父母之心尊敬吾之皇上。以孝事君即为忠。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应常于内心祝愿皇室永远繁荣。我之君，千代八千代，小石成岩石，直至生苔。”1891年11月17日，制定了《小学教育大纲》，更是向小学生灌输“国体”思想，天皇即为“万世一系”的神，使日本国民心中从小就树立起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了加强“皇国之道”的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最终还于1936年设立了“文教审议会”，决定对“关于国体观念的彻底和振兴国民精神的重要事项”进行调查和审议，提出：为实现“八纮一宇的肇国精神”，必须确立把学校变成“国民训练的场所”，使日本教育完全被纳入到军国主义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的体系之中。
此外，为了实现军国主义“皇国观”教育目的，日本政府还经常举行一些效忠天皇的活动，如向天皇、皇后的“御像”礼拜等，并于1881年6 月，文部省公布《小学校节日大祭日仪式规程》，利用各种学校仪式强化天皇的宗教性，使“皇国”观念得到最大限度的普及。《教育敕语》颁布以后，明治政府又于1891年6月、1893年5月和1900年相继制定了规程，对学校奉读《教育敕语》的仪式作了规定，随后，大正初年（1912），政府要求各级学校建造“奉安殿”，专门供奉《教育敕语》和天皇、皇后的“御真影”，以供学生瞻仰。“就这样，通过学校仪式和学生上学、散学时对‘奉安殿’行礼的方式，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将天皇、《教育敕语》与‘国体’难以形容的‘价值’刻入学生的脑海里了。这是一种比通过对《教育敕语》进行语义解释，让学生对《教育敕语》里写了些什么，‘国体’是什么等进行理性的认识和理解更有效的‘理解’方式。”
总之，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国家教育系统就将明显带有军国主义天皇制色彩的“皇国观”强制灌输给国民，不仅使日本全体国民最终成为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炮灰，而且，也为日本近代政府在殖民地、占领区展开同化当地居民的“皇国”奴化教育和思想控制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曾经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简明精辟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妄图用武力征服中国人民，更要在精神文化方面彻底奴化中国人民。中国东北地区自九一八事变起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为稳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统治，对东北民众实行了严密的思想控制，企图在精神层面磨灭东北民众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其所推行的“皇国”文化奴化教育在东北地区产生的重要影响甚至远超使用武力的军事征服。
（一）各级学校教育机构的整顿与重建
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文化统治的方针首先从插手各级各类学校的重建开始。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前，早在日俄战争日本侵占大连之后，日本就已经开始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兼顾的侵略政策，尤其重视精神文化、思想层面的严密控制。1905 年，也就是日本侵略旅大的第二年，所谓的“关东州”民政局正式颁布了《关东州公学堂规则》，广谕“州民”：“皇国民教育的本意，即谨遵《教育敕语》的旨意，奉行和体现至诚尽忠的精神，培养出真正的皇国民。”而且，为推行其所谓的“皇国观”教育，日本于1904年甫一踏上旅大地区就创办了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等公立教育机构，利用公学堂向中国孩子教授日文，同时也不断完善教育管理系统和教育监督体制，有效地保证日本殖民者在大连等地推行的“皇国”教育，迫使所有学生“修炼皇国之道，贯彻奉谢皇恩的诚心”，要无条件遵从天皇，并能为天皇献身，从而粉饰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盗行为，灌输了日本侵略有理的观念。
与此同时，随着日军逐渐控制了南满铁路及其周边地区，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开始设立学校，到事变前夕，亦即1930年已成功设立学校373所，在校学生达91272人，学校的学生除日韩侨民外，大部分是中国民众子弟，学校所用教材以亲日思想为主，教导学生努力成为优秀的“皇国民”，为日本的帝国利益奋斗。
总体来说，日本奴化教育的范围仅限于其控制的“关东州”和南蛮铁路沿线地区。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整个文化教育系统主要由奉系军阀建设，经过张作霖父子的长期努力，东北地区文化教育水平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仅就高等学校而言，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高等学校已发展到30余所，并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制体系，适应着社会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认为如果要在该地区殖民统治得以长期有效地维持，必须注重人身与精神的双重征服，也就是加强对“新殖民地”的民众实行奴化教育。因而，1932年伪满政权成立后，随着东北地区局势逐渐稳固，日本侵略者以伪满傀儡政权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奴化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开始对东北原有教育设施和资源进行有目的地整顿和破坏，全盘控制东北教育，美其名曰为所谓的“建国大业”培养“人才”。
虽然伪满的奴化教育方针确立于1937年正式公布的“新学制”，但在此之前，日本的奴化教育方针已具雏形，教育方案及其内容随时局变化而略有不同，但其本质核心无不体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及其“皇国观”奴化教育的殖民性质。1932年，日本侵略者颁布了《关于改废教育命令法规之件》，要求“凡是省发布重要之教育命令或改废法规时，务须事先请由本部核准后再施行”，并于1933年再次发文强调了这一规定，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对于殖民地民众精神控制的重视。
为将中国东北变成永久性殖民地，使东北人民完全置于日本侵略者奴役之下，完全泯灭民族性，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事变后，日伪统治者首先从学校开始进行整顿，勒令各地区大、中、小学校停止授课，校舍和校址或被封闭、占用，爱国师生遭到严酷镇压和迫害。仅以小学为例，“在1929年，东北有小学1300余所，学生74.7万余人，日军侵占东北后，东北小学生的数字连续5年低于九一八事变前。特别是1933 年，小学生降到了50万人之数”，东北教育系统可谓一片狼藉。伪满政权建立后，为显示日满“亲善友好”、笼络人心，更为控制民众思想、培养得力的“建国人才”，使其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奴隶，日伪政权逐渐改变了残酷镇压的教育控制模式，将恢复沦陷区各级各类学校作为重要工作，建立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适应奴化教育需要的“皇国”学校。于是，有资料显示“截至大同二年（1933）六月底止，全国小学已开学者计9128所，学生507539人”。但是，事实上这一时期由于日伪当局一直针对教育领域采取高压政策，教育水平始终无法提高，学校教学设施极为简陋，学龄前儿童入学率极低，相应的文盲率居高不下，至1937年，失学率甚至高达70%以上，从而使东北文化孤立并远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日本侵略者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其割裂中国东北与其他地区联系、孤立东北的目的。
（二）从“王道教育”到“皇道”教育：奴化教育方针的确立
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民众进行殖民地教育，主要以“皇国观”“王道主义”作为奴化东北民众学生的主要核心教育宗旨，宣扬所谓的“建国精神”。关于东北的教育问题，“我将教育最终的支持点，求之于‘教育即国民教育’的根本原理……我满洲国的教育，由此根本理念出发，并非是为造成普通常识丰富的个人，亦非是为造成一般知识深蕴的人，而是‘造成满洲国为实现其历史的使命所必要的满洲国民’。满洲国教育由此原则出发，按满洲国独自之国情而构成之。如此达到满洲国历史的使命，乃是教育理想”。那么，伪满洲国历史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伪满洲国究竟是为什么而“建国”，因此而形成的教育理想又是什么呢？1936年，伪满政权颁布的《关于建国精神普及彻底之件》中曾有明确说明：“为令遵事查我国教育以建国精神彻底普及于国民，而资其实现为本义。即以各族协和与友邦日本一德一心以完成王道政治，安定国民生活，实为教育之根本目的” ，这里的关键词“民族协和”“一德一心”“王道政治”很显然是说伪满政权控制下的民众教育的目标在于东北民众与日本侵略者应该“同心同德”以完成所谓的“王道政治”，这也是伪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历史使命”。而所谓的“王道政治”，则无非是在“日满两国不可分”的条件下，以日本为主导，“进而言教育之普及，则当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为世界政治之模型”，建设“共存共荣”的“东亚新秩序”。
随后，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归国之际，又把天照大神“请”到伪满洲国来，当成伪满的“建国神”进行祭祀，并宣称“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蒸蒸日跻隆治。仰厥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祝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祗承有孚无穷”，也就是说伪满洲国与日本一样是为“天照大神”“日本天皇”庇佑下的“皇民”，伪满国民应该“尽厥崇敬”，为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效忠，无疑这种教化将东北民众教导成对日本人俯首帖耳的“良民”。
为了完成教化东北“良民”的目的，同时也为避免殷勤东北民众的警觉，日伪统治者绞尽脑汁，决定首先以中国封建传统意识的核心体系——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为其掩护，提出为实现“王道政治”而实施相应的教育方针，亦即所谓的“王道主义”教育方针。日本侵略者将“王道”这个词用在教育上称之为“王道教育”。关于“王道教育”，1932年日本关东军就曾在《对满蒙方案（第四次方案）》中规定：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念。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中，对当时伪满洲国的“王道教育方针”，又做了进一步的规范：“我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王道精神首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际间之协调，而树人类相爱之基础。……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苦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使内而重仁义，尚礼让，务实去伪，崇俭戒奢，外而亲仁善邻，无诈无虞，守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希望借此达到“在使全国深切体会一德一心，不可离之日满关系，并取法日本，以东洋精神中心之基本道德观念及实业教育为主”。也就是说，这所谓的“王道教育”无非是为到达以日本人为中心的“五族共和”“日满两国不可分”的目的。日伪统治者为宣传所谓的“王道教育”，甚至动用飞机分撒传单，宣扬所谓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等欺骗东北人民的谎言。而且，日本为合法殖民占据东北地区，还篡改中国历史，《满洲国协会创立宣言》中公然宣称：满蒙之地，本来不属于禹贡九州，有时为肃慎之故土，有时为高句丽之旧居；
随后辽、金、元、清相继盘踞而抗之，……使此地成为各民族之乐土，以期共存共荣。从而，凭空捏造日本对东北发展的“功绩”，宣扬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建设与开发”，以此掩盖其对东北侵略的罪行。
可以说，上述这些日伪统治者的政策极大加深了东北教育的殖民地性质，使东北教育彻底沦为日本对殖民地奴化统治的工具。经过日伪统治者多年的经营，到1937年，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秩序基本趋于稳定，于是，日伪当局于1937年10月颁布了代表“新学制”的《学制要纲》，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的殖民地教育制度和教育核心宗旨。同时，根据“新学制”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召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必须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方针”，要求在校学生要与日本侵略者“一德一心”，忠于日本天皇。这里的“东方道德”“忠孝之大义”显现出来的奴化思想倾向更为明显。众所周知，近代日本向来标榜其为近代亚洲、东洋精神和道德的代表，这里提到的“东方道德”对应着上文提到的“东洋精神”，显而易见要求东北民众应将日本代表的“东方道德”用以“陶冶德性”，所谓的“忠孝之大义”结合1934年溥仪第一次访日回国的《回銮训民诏书》可知，溥仪将日本说成“深维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认为自己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从而要求伪满民众与大日本帝国“一德一心不可分”，也就是说，所谓“忠孝之大义”，不仅要对伪满统治者以尽“忠孝”，更应为与溥仪“同为一体”的日本天皇尽忠“以报皇恩”，更有甚者，甚至试图让东北人民忘记自己的祖先，而去承认所谓的“天照大神”是东北人民的始祖。由上述可见，日本侵略者无耻且巧妙地将中国传统道德与日本天皇联系起来，将其曾经宣扬的“王道”教育转换为向天皇尽忠的“皇道”教育，从而企图培养出供日伪统治者随意驱使和宰割的亡国奴。当时受到日伪当局上述教育统治政策的影响，东北沦陷后出现的大批汉奸走狗大多出自日伪当局创办的各类各级别学校，而且，一些青少年参加了“爱路少年队”，保护日伪铁路，帮助伪满当局收缴武器、说服家长交出枪支，更多东北的青少年学生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中国人。
伪满时期，日伪统治者的文化统治给东北地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恶劣影响，采取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诸如为推广和宣扬奴化教育，利用了传唱奴化教育歌曲、成立“满映”电影公司播放奴化电影等手段。其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最重要手段和内容就是涉足教育领域，将原本神圣不可亵渎的教育变成了侵略中国的有力武器和工具。为此，日伪统治者炮制了一整套旨在推行奴化教育统治的教育方针，同时也出台有一系列为此方针服务的政策法令，并设立相应的教育管理机构自上而下全方位地为之保驾护航。尽管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的奴化教育方针，随着时局的变化，其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核心却始终保持一致：通过不断加强行政干涉的程度，对东北民众全面贯彻实施日本“皇国观”教育，使其在麻痹和同化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日本的“皇道”文化，诱使当地群众从精神上、肉体上成为日本国永远的顺民、奴隶。日伪统治当局长期施行奴化教育政策的结果，使东北人民陷入没有追求、没有知识、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愚昧境地，给东北地区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和影响。
首先，由于历史原因，东北地区的教育原来就比中国其他地区落后，日伪统治者的文化教育政策使东北地区的教育体系又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学校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而且，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也无法与九一八事变前的规模相比。奉天省的大、中、小学全部关闭竟达6个月之久。仅就小学而言，1931年7月，东北小学校数为11595所，1933年7月，东北小学校数为9128所，而且，东北在校小学生人数连续5年低于九一八事变前水平，截至1936年，小学生的就学率仅为23%。可以说，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极大降低了东北民众的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拉大了东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知识文化差距。
其次，日伪时期长期奴化教育严重损害了东北地区青少年的思想。由于青少年与成年人相比，其世界观尚未成形，思想可塑性极强，因此，要使东北民众成为日本的逆来顺受的顺民和奴隶，就只有对青少年人群进行奴化教育和思想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民族意志，这对于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通过对日本侵略者思想控制和奴化东北地区政策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可以看到日伪当局如何处心积虑地针对东北青少年人群的心灵和思想进行奴化和摧残。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青少年学生接受的完全是日本“皇国观”培养和教育，每天都要背诵“建国精神”、《回銮训民诏书》，每日也必须向伪皇宫方向、日本天皇的方向遥拜多次，教育内容也是“国民道德”“日语”等，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也大多围绕上述这些主题。长期的奴化教育致使东北青少年身心受到双重摧残，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日满一体”“神国日本”等观念，产生了日本神化、民族自惭的情节，从而陷入了迷茫、无知、无求、混沌的绝境，磨灭了东北民众的反抗意识和民族精神，甚至一些被奴化教育腐蚀的青少年最终成长为日伪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和汉奸。
总之，日本在东北地区统治的十四年间，对于中国人民、东北人民既是一部屈辱的侵略史，也是一部充满血泪的殖民教育史。研究这段历史，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利于清楚认识奴化教育的严重性与危害性，改变对日本在伪满时期奴化教育中国青少年历史的错误认知。只有尊重历史，认识历史，才能以史为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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