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营造推进新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农村社会正经历着历史性变革。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强力推动下，传统农村社会的“乡土性”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本的农村行政化主导的治理方式不能满足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农村社区创新治理有利于激活农村活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是新时期解决我国城乡二元发展困境、实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乡村文化在凝聚村民力量、增加村民的认同感、提升居民参与融入度和构建社区共同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弱化的文化引领与农村社区治理困境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内外力量的冲击下，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级政府为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对新时代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在不断寻找新思路、新模式，努力完善共建共享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全面发展。但是，在这样一个融合多种文化的居民聚集的农村社区，以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的文化建设却滞后于农村社区经济、制度建设，并未形成具有独特性的文化理念意识来引领农村社区治理。
（一）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不高
陈宗章提到：“良性的社区参与，能够增强邻里互动，融洽邻里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从而提升自我认知，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社区人’身份；
能够有效地协调社区中各类利益群体的关系，摆脱现代性极端发展的‘紧箍’，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
能够促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的发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遵循基本的行为准则。”的确，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是衡量一个社区的综合治理水平和成果展示的重要指标。然而，目前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由于管理者对村内文化建设的忽视，缺乏对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引导，同时，村民对整体的文化认同感较弱，导致农村社区治理存在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居民的社区各项活动参与度不高。其次，在每次的社区活动中参与人员的数量有限，参与人员较为固定，活动的波及范围较为狭窄，居民参与率较低；
再次，参与人员的结构不够合理，以老年人为主，中青年人较少，女同志占多数，男同志占少数，对于儿童与青少年的活动以小学以下儿童和婴幼儿为主；
最后，志愿活动参与人员较少，自愿参与意识较弱，对于社区公益建设的愿望不强。
（二）社区文化共同体的意识较弱
伴随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快速流动，农村居民身份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乡土性较强的农村社区，具有高度封闭性、同质性的“熟人型社会”的架构被打破，体现文化共同体凝聚力和黏合力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团结互助意识不断弱化，逐步演变为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较强“弱熟人型社会”。曾经对乡村治理、凝聚村民力量、促进团结互助发挥重要作用的家族宗族治理体系完全被取代，构建农村社区文化共同体的传统民俗、礼仪日渐没落，使得社区的文化共同体意识缺乏一定的生成基础，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融入性都较为薄弱。社区，对于居民而言，只是一个家庭“居住性的场所”，而没有“共有”和“共同”的意识，并没有真正地融入社区，缺乏主人翁意识，没有将自己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人来真正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和建设过程中。居民之间逐渐趋于孤独和冷漠而原子化，在日常的生活中较多地表现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和处事方法，他们内心深处并未认识到：“这是我的社区，我的家园，在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我有关，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参与、去关心”“社区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居民间应当互帮互助、守望相助”。同时，长期在外的农村当地居民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多样化的文化选择引起其家乡地域文化的淡化，使其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弱化。
（三）居民对社区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不强
在传统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村委会作为最基层的政府管理组织，担负着整个村的行政、服务、经济、管理等各种职能，协调多种利益主体，化解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几乎村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由村委会来决策和管理解决。村委会的角色严重错位，从一个基层自治组织变为一个行政性组织，村委会与居民之间形成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居民在这种体制下，作为一个被管理者的角色，对村委会在社区事务上的各类决策和管理一般都是服从态度，形成对村委会的一种依赖，其结果导致了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受挫。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政府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努力打造“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提倡农村社区多元主体的参与性。然而，村委会长期的行政化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对其居民自我管理、自主参与社区自治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必要的培养和引导。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提高居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教育事业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建设，对村内文化建设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致使居民自身尚未形成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充分行使居民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识和能力，严重地抑制着村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这些都致使现在农村居民没有充分意识到居民才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缺乏主动参与意识，未能积极承担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对社区内的事务漠不关心，除非事关自身利益。
二、 文化冲突与共同体组织被解构
文化引领的弱化导致居民认同感、归属感不强，不能主动参与社区治理，而其深层次原因是农村社区在变迁过程中面临多元文化的冲突，现代性的张扬使私人空间日益膨胀，共同体组织面临被解构的危机，文化建设滞后发展。
（二）农村社区的变迁与多元文化的冲突
传统的农村以血缘、地缘为基础村民聚集而形成，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关系亲密、守望相助有着家族共同体的特性。每一个宗族（或家族）内部都有着一整套基于其自有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体系之上的宗族管理体制，承担着整个家族的自我治理功能，对家族内部成员和事物进行有效的管理，成员都必须遵守并以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并对集体具有高度认同感，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内外力量的冲击下，农村社区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严格的户籍制度被取消，乡村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向开放式发展，第二三产业也逐步在农村得到良好的发展，农村居民的身份、职业向各阶层分化，人口社会高速率流动，传统农村走向现代城镇化。农村打破了原先宗族式的形态，原本延续了几千年的“熟人社会”逐渐经历着“半熟人社会”和“弱熟人社会”的转型发展。
在这样一种高速的发展和流变下，农村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变迁。農民接受到的来自各地的思想文化的交汇，使得农村文化领域出现各种多元文化相互冲突的现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文化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来自城市文化的碰撞和冲击。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注重时间、效率和创新，呈现的是一种快节奏的竞争式形态，知识更新快，独立进取，创新意识强。而原先农民的勤劳本分、生活安逸、思想保守，家族文化共同体认同感较强，时间和效率观念较弱，创新创业意识不强，这些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广大农村也被卷入全球化的大潮，城乡一体化又相当程度上加速了农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平等、竞争和一些“拜金主义”等利益至上的观念都在逐步浸染着农村。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观念被逐步瓦解，村民追求平等、民主的发展，“重义轻利”的传统转变为追逐个人利益。
（二）现代社会文化的理性化发展
曾经“熟人社会”的农村，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开放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家族共同体文化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性思想所碰撞，致使维系传统农村社区的文化资源流失。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中，人们生活在一种以血缘、地缘和亲缘为基础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稳定的熟人型社会结构中，村与村之间有严格的地域性划分，城乡间人员的流动性不足，村民之间关系亲近、彼此熟悉，也就伴随着高度的信任感。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呈现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所有的个人主义、多元化、开放性和法治化的理性原则。
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使得相互间紧密的亲缘关系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有机团结也不断弱化，使得人们渐渐走向疏远、走向陌生化。人们更注重“个体主义”，强调身份的平等，公私分明，更加关注的是个人的切身利益与权益，而并不是农村社区整体的公共利益。社区应是在私人空间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公共空间，但现代性所张扬的主体性，却促使现代人的私人空间以膨胀的态势挤占了公共领域和空间，形成一种对抗性的冲突和矛盾[3]。所以，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理念的支配下，基于情感与合作而形成的共同体组织被解构，居民之间逐渐趋于孤立、冷漠和陌生，相互间的熟悉度和信任感逐渐降低，家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不断退化。现代理性的发展致使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生活中，居民的主动参与精神和责任意识比较淡漠。
（三）农村文化建设的滞后性
1923年，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在《社会变迁》一书中首先提出“文化堕距”概念。奥格本认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物质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变迁速度往往是很快的，而制度与观念等部分的变化则较慢，这就产生了一种迟延现象，由这种迟延产生的差距即文化堕距。奥格本所讲的文化堕距现象在我国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在不断追求经济物质的发展进程中，农村村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GDP都显著提高，农民的吃、穿、住、用和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然而，在农村经济建设的大步前进下，整体文化建设与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较为缺乏，体系不健全，切实满足村民生产需要的技术、法律等题材的教育培训较少，群众缺乏参与文化活动的氛围，一些封建迷信的落后文化活动盛行等现象普遍存在。
而导致农村文化堕距现象长期存留的原因大概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国家治理倾向于经济建设。1987年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也都较多地围绕农村经济建设而展开，而文化建设却并没有得到与经济建设同样的国家政策倾向。二是县、乡、村各级领导的忽略。虽然近年来国家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多部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文件，但在农村的实际发展建设中并没有按照上级党委、政府部门的要求将文化建设真正纳入新农村建设体系。不少县、乡、村领导狠抓经济建设而轻视甚至忽视文化建设，并未真正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思想认识不到位，出现社会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偏差认知，导致对于文化建设事业的财政投入不足，发展滞后。三是专业人才的缺乏。各乡镇都应设有文化宣传站，定期为村民组织开展文化活动，挖掘培育农民文化骨干。然而，不少乡镇的文化站形同虚设。专业工作人员较少甚至没有专业人才，有时工作人员还需负责非文化管理业务，无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事业，并没有真正发挥农村艺人文化骨干的作用，没有切实地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对于农村的文艺人员和团队，大都是自学成才、自娱自乐，缺乏专业人才的指导和培训。
三、 文化营造与推进新农村社区治理
文化营造是新农村社区文化的培育过程，通过文化培育提升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引导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通过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升社区内社群社会资本，凝聚和团结社区力量，共同行动，达到推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目的。
（一）加大对农村社区文化教育的投入
真正调动农村居民参与到社区基层治理，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需要促进农村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化和农村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彻底改变村民之前对于村委会管理的依赖和“等靠要”的错误想法。农村社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低于城市社区居民，要想让农村居民转变思想观念，有序地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必须加大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宣传力度，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配备，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鼓励有志于发展教育事业的教师和企事业单位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质量的同时逐步普及高中教育，使更多的农村青少年儿童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农村下一代整体的文化水平和素质。同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需求的成年居民，提供各式教育，扩大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的范围。多途径开展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各年龄段人群的受教育水平，让他们更好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增长见识、开阔视野，逐步转变其旧有的、落后的、保守的思想观念。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要适当简政放权，确立正确的角色定位，在日常的管理中注重对农村居民主人翁意识和有序参与治理素养的培育，有意识地引导广大居民的参与性行为，促使村民迫切希望参与社区管理。农村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村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也逐渐得到提高和培养，能够更加积极地主动参与农村社区基层治理，为农村的发展献计献策，共同推进社会的发展。
（二）以文化力量凝聚居民，重建农村社区共同体
共同体的形成基于一种对社区的治理、生活行为、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认同，而文化具有凝聚、融入、协调社区居民的心理和行为的功能，恰恰是共同体重建和维系的纽带。重建社区文化，就要建设一种具有公共性的能够得到广大居民认同的社区公共文化。这种公共性文化可以是农村传统文化的升华，也可以是注入新时代的价值观，即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弘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1.要充分挖掘农村社区的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于户籍人口的凝聚力较强，而对于外来人口能够让他们进一步了解社区传统文化，增加对社区的认同感。所以，挖掘弘扬传统文化，有利于充分发挥文化的聚合力，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村庄的伦理价值，维护村庄道德秩序，推动共同体的重建与维系。社区要加强对农村公共性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居民提供文化活动的公共领域，促进居民间的沟通交流，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和亲密度，共同培育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社区特色文化。社区要恰当地利用传统文化节日，通过庆祝传统节假日的各种活动，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性，有力地将社区居民融入到社区。
2.要大力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增强居民的凝聚力。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为社区的共同思想基础注入新的时代元素，提升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通过传播、教育和渗透等多重有效途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深入地被居民所认可、接受，并逐渐转化为一种信仰，形成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社区家园意识。通过开展一些如“家风家训”“最美志愿者”“十大文明杰出模范”等活动，充分调动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居民对社区文化、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的认同；
发动建立各行业自律规范、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学生守则等道德自律规范，推进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道德实践，以共建诚信的方式增加社会信任资本。
（三）组织开展各类文明创建和文化娱乐活动
要想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提升居民的融入感，增强居民间的信任度，促使居民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组织开展各类社区文化活动是最直接的有效途径。利用信息化建设，通过对社区居民的走访调查居民的基本信息、需求意愿、兴趣爱好，建立社区大数据实现智能化治理。在此基础上，组建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社会团体组织或者俱乐部的形式，以趣缘凝聚社区居民，使原本陌生的居民以趣缘相识，加强彼此间的交流沟通，建立亲密和谐的邻里关系。其次，在对大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开展各种类型的文艺表演、课堂学习、评比赛事活动、外出活动和志愿活动等，满足社区居民对精神文化建设的多样性需求，使居民的尊重感、认同感得到提升，以此逐渐增强“社区人”和“社区家园”的意识，主动地融入社区。同时，社区在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时，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改变社区活动参与人员有限和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通过在社区公众平台发布消息、楼道街道粘贴通知、动员村民组长和楼道组长告知居民等多种途径，让更多的居民知晓社区活动，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扩大社区活动的覆盖人群。
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广泛的居民参与，使得社区居民人与人之间的“陌生”被逐步打破，再度向“熟人型社会”转变。社区居民（包括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对社区事实认同感、情感认同感、行为认同感得以提升，统一的价值观和共同体意识得到塑造，调动其对社区事务的主动参与性，切实行使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权利与责任，最终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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