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的惊世之现
对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意义。历经3年探测，已获重大成果。它不仅确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识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痕遂使4700年前的人文社会景观凸现眼前，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引发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古代文明的诸多现实回应与理性思考。
一
陶寺，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南隅。这次陶寺古城址的发掘自2001年春天开始，迄至2003年秋天，已获得重大成果。3年来，共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钻探面积30多万平方米。发掘位置介于襄汾县陶寺村与中梁村、宋村、沟西村、东坡沟村之间。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作出推测和判断：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墓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的“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另外，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
从陶寺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所有成果，都具有重要价值，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都是划时代的。
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都遵循了一个规律，即从“部落联盟”进入到“国家文明”。而酋邦制则恰恰正是这一飞跃式过渡中的中间环节，它既具有一定的部落联盟的痕迹，同时又更具有国家的特点和性质。陶寺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实物与资证。
二
尧文化是文明的果实，文明是社会的结晶，社会是历史的寒暑表与脚步声。而从科学的意义上作考察，人类社会有文字以前的一切历史都必然和必须是经过考古佐证和文化与文明的产物。陶寺考古的意义正是于此。它以自己独到的发掘和发现，不仅证明了山西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根祖之源，而且也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赓延至今的最古老和最优秀的人类文明。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华根祖在河东，华夏文明看山西”。
华夏文明看山西，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和时代命题。我们在提出和回答这个重大命题的过程中，不仅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热情，而且也始终保持了冷静的理性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们说“华夏文明看山西”，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山西才有华夏文明，而只是从特定的视域出发，给予山西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充分的理论诠释与合理的历史定位。作为历史唯物论者，我们对任何历史的评判与诠释，都应当以事实为根据。而正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设论作了极有力的确证和支持。这就是陶寺考古的新发现和尧文化的丰富遗存。
显然，我们现在再说“华夏文明看山西”，无疑要比几年前更自信和更有理据了。因为陶寺考古发掘已以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最早、最有根据和最完整最庞大的社会文明遗迹就在山西。
陶寺文明遗迹作为文明国家的序幕和起源的历史见证，其重大意义有二：
一是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作了考古确证，将中华民族有考古成果资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500年以上，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中华文明纪年之始的传统做法，遂使5000年中华文明从此得到了初步的考古证明。
二是证明了中华民族不仅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这5000年尚是一环套一环，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在过去，所谓“三皇五帝”，也都只是民间传说，甚至只是神话传说。这就使5000年中华文明有一大半悬了空，得不到史迹证实，一度时期国际上一些学者只承认中国有2300年的文明史。陶寺考古发掘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对尧及尧的时代的都邑和墓葬遗址的发掘，寻获了当时的大量文物遗存，从而使尧、舜、禹的时代不再是传说，而是成为了确凿的历史。从尧的酋邦制时代到夏，大约700年左右，夏、商、周三代，大约1800年左右，从共和元年至今，大约2300年左右。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是4800年左右，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以确定。陶寺考古的意义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如若单从文明史的久远程度上看，在世界范围内起始于公元前2000年以上的并非绝无仅有。像两河流域文明，就起源于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文明，就起源于公元前3100年；印度古文明，就源于公元前2400年；希腊（爱琴海）古文明，就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这些古文明都与我们中国的古文明上下相差无几。但无一例外的是，所有这些古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发生了断裂，也都早已成为失落的文明。而只有中华文明从萌生至今不但未曾有过丝毫的断裂，而且一直在环环相扣、步步相衔的丰富和发展中延续至今，迤逦绵亘了5000年之久，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像我们今天所尚袭的文字、历法、礼制，我们今天所遵从的道德规范和审美矩度，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尧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雏型。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尧的时代就开始形成并经过不断发展而来的。
在陶寺考古发掘中，大量遗存都在为这个事实提供着极为有力的佐证。特别是文字、礼制、城墙、宫殿、祭坛、器物、仓储、“王墓”、“观象台”等，都是极为罕见的文物瑰宝，也都是我国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最丰富的发现。这些遗存，不仅在有力地资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而且也在显豁地阐释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坚定的前进步履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对于此，从陶寺考古发掘中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丰富的尧之都邑文物证实了《尧典》中的记载大体上是准确的、可信的。这也进一步反证了陶寺考古的巨大价值与重要意义。
三
从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一种判断：当时的经济和文化已经相当发达。那宏阔的宫殿建筑，那高大的观象台，那十分考究的墓葬礼俗，那非常高超的工艺技术、铸铜技术、缫丝技术、砺玉技术、镟木技术、制陶技术等，都在有力地证明着其社会经济的空前进步和发达。特别是朱书文字的出现，就更显示了文化与文明的突破性历史进程的莅临与实现。
其实，直至今天我们所沿袭的许多东西早在尧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它们不仅滥觞于尧，而且也首创于尧。如历法、地理、开会、教育、讨论、提案等。《尚书?尧典》上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时成岁”。这就是说，早在尧时，就已经测定了一年中四季循环的周期约为365．25日，这样累积三年就相差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要出现一个闰月，通过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大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并与春、夏、秋、冬四个自然季节相谐合、相一致。尧不仅测定了一年为十二个月，而且以庄稼成熟的物候气象作为划定年的标志，《说文》上说：“年，谷熟也。”其所言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传统上把中国称为“九州”，这也是由尧划定的。《汉书?地理志》上说：“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在尧时，令禹平治洪水，分天下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到舜时，又从冀州分并州、幽州，从青州分出营州。以后的中国地理划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扩充或变更的。
《尚书?舜典》云：“舜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实际上，舜办教育不仅是受到尧的指令的，而且也是得到尧的支持的。尧还与舜一起战于丹水之浦，亲和南地苗民，更其蛮俗，发展生产。尧在这个过程中，亲自厘定九族，这也是一个沿袭至今的称谓。所谓“九族”尧规定为：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和玄孙。这是对建构宗法制度的一项重大贡献。
当然，对于尧和尧的时代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尚在于精神上、作风上、品格上的淳正与崇高。尧一生俭朴、辛劳、勤政、廉洁，他每遇重大事情都要召集大家商量，集取众人智慧；他选贤任能，襟怀宽广，不仅不嫉妒比自己能干的人，而且采取禅让制，使贤才得以重用和施展。所谓禅让，就是通过考绩衡德而主动让贤。尧以舜为贤而让之，即为例证。
《尚书》上说：尧为了让位而四处访贤，先是考察鲧，四岳认为“试乃可已”；四岳推举舜，尧说“我其试哉”，且亲召舜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尧的大度与无私，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唐太宗李世民在其《帝京篇序》中也捺不住感慨颇深地说：“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
的确，尧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开明、物事贤达、世风淳正、人交佳懿的时代，这主要渊源于尧之自身的清廉、慧达、勤政与贤明。尧一生辛勤，绝无私欲，一心为民造福，毫无个人芥蒂。他不仅尊贤尚才，作风民主，而且虚心纳谏，广开言路，乃至专门在府邸门前立了一根“诽谤木”，真诚地求之若渴地欢迎来自任何方面和任何人的批评与建议。这“诽谤木”后来演变成了华表，成为君王乐于闻过、虚心纳谏的象征。天安门前的华表的本真涵义也正在于此。其源概出于帝尧为政之范也。
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及其丰富的出土文物，不仅确证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幕远在4700年前的轮廊清晰的贤能的帝君形象与昌明的时代景观。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样都是深刻的和巨大的。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更是山西人民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因为陶寺在山西，尧都在山西，那个虽然逝去了但永生着的贤能帝君与昌明时代在山西。
（作者时为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为太原市委书记）